在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中构想合作行动
谢新水
〔摘要〕张康之的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著作，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模式——合作行动。我们所处的时代被人们称作风险社会，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危机事件频发已经是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条件下，探寻集体行动的新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致力于理论创新的著作，在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中探讨了合作行动，并对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做出了全新构想。作者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呈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后，人的共生共在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迫切性程度很高的基本主题，需要通过人的合作行动去破解这一课题。这是一个宏大的、独创性的思考，切中了我们时代的课题。无论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治理模式以及人的生活模式、行为模式的建构，都具有启发意义和指导性价值。
〔关键词〕全球化；后工业化；人的共生共在；合作行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5-0077-09
思想的敏锐性总超前于时代并指导着社会的发展。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正逐步进入一个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时代。考察这个时期的诸多文献可发现，探讨和论述人类合作的文献日益增多。这一现象反映了学者和思想家对迎面走来的新时代的认可、向往和追求，并试图引导社会平稳而快速的发展，从而造福于人类。由于对这个新时代的把握和认识具有很高的难度，一些文献仅表达了批判性意见，只是对工业社会的竞争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冲击所引起的困扰进行了批评，能够引导人类改变信念和行为去适应新时代的文献不是很多，能够指导这一新时代正确前进的文献就更少。可喜的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收录的张康之先生的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以全球化、后工业化为背景，针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特征，在对人类的命运思考中构想合作行动，切中了我们时代的课题。这是一个宏大的、独创性的思考，为解决全球化、后工业化过程中的合作行动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答案。
一、人的共生共在正在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关于合作的研究成果中，有一些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如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行为分析及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所著的《合作的进化》一书，一度被誉为经典之作。该书的主题是合作的产生和进化。他的研究集中在人类“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中产生合作”这一主题上，通过计算机模拟研究，他发现：支撑既定条件的合作的最简单的策略是早已存在于人类社会古老习俗中的“一报还一报”。很多人认为，这一策略的发现，“为我们了解个人、组织和国家间合作产生和进化提供了积极的前景，其结论在社会科学的诸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1〕这一研究确实有其创新之处，但是，对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治理模式建构而言，《合作的进化》的研究成果很难说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方案，根据“一报还一报”的原则很难促进合作行动的兴起和推动合作治理的形成；根据“一报还一报”的对抗性原则来设计合作治理，显然也会让人为难。
哈佛大学法学院朱迪·弗里曼的著作《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在中国“软法”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著作指出：“美国的协商、契约和合作治理方式是在等级和对抗性的正式法律规则背景下兴起的。因此，‘合作出现的背景是建立管制底限的默认规则。共同治理也是在多元政治文化背景下出现的，藉此我指的是美国的私人团体是高度组织化的，而且资源相对丰富，所以，它们能够在立法和管制过程中发挥有力的作用”。〔2〕从这一观点可以看出，在美国，所谓的合作治理是存在于西方竞争治理体系的夹缝中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合作治理方式在等级和对抗性的正式法律规则背景下生存艰难。可以说，不改变工业社会形成的治理观念，在竞争性治理体系中，在西方政治民主的格局中，合作治理模式是难以建构的，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更看不到希望。因为在两党对立的政党政治格局中，正如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所说：“这两个集团构成社会实体，形成国家，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就是战争、永恒的战争，而国家仅仅是在表面和平的形势下，两个成问题的集团之间的战争继续进行的方式。”〔3〕
从研究方法来看，所有对于人类合作的研究都需要首先在人的层面做出突破。因为人类要适应一个新时代，首先要在观念上做出改变，合作是人的合作，人是合作的主体，合作是人的互动，合作行动是人的行动，合作行动是否成功，取决于人。所以，研究合作行动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何以要参与合作行动？如果社会科学没有或不能对这个根本问题做出让人信服的回答，并使其逐步成为人类共同接受的观念和行动指南，人类的合作就是盲目的、感性的和偶然的，不可能在人类社会已经呈现出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作为一种行动模式出现。当然，在解释人何以参与合作的问题上，科学的研究要根据人类当下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特征来分析，决不能建构泛化的或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否则理论必然会缺乏科学性、指导性和现实行动力。
《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突破了既往研究的思路，在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中，以开阔的视野，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与合作行动密切攸关的研究主题：在我们的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中，人的共生共在是一个最为基本的社会主题。〔4〕张康之先生把人的共生共在问题放在当下人的生存境况中来认识，从全球化后工业化条件下人的生存境况中来考察这一时代课题，提出了人的共生共在正在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时代主题。
如果，我们用“当下”这一概念来表达人的生存的时间条件和其他条件，那么，“当下”就是对现时代人的生存时间和空间的概括，包含了人的生存条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生活的规定性、各种矛盾与冲突、社会发展趋势所形成的压力等。当下，全球化、后工业化正在成为时代洪流，这一洪流中包含了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是当下人的生存的基本境况。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当下人要面对的社会环境，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基本社会特征。两者构成了人类必须正视的人的共生共在这个时代主题的基本背景。
张康之先生深刻地指出：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是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已经发生了巨变的“脱域化”过程，是一个全面改变、摧毁农业社会结构和改变农业社会人的生存境况的过程，是塑造工业社会的组织和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对“旧制度的大革命”。其中，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化对农业社会政治方式和经济方式的改变；科学技术发展对农业社会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以及通过多种方式形成的综合力量对农业社会人的观念的改变。同样，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方式得以确立和应用；现代公民权利体系得以建构，一些发达的民族国家通过资本、文化和战争殖民方式形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形成了所谓的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这是理解这一社会运行的基本前提。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而实现的是资本入侵、掠夺和暴力征服，其目标是利益获取、争夺或侵占，这是一个血淋淋地改变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达尔文主义思维将生物世界的竞争观念泛化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竞争观念和行为充斥到了人的思维和所有组织方式中，同样也反映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形成了这样的社会境况，那就是，“为了个人的生存而去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和机会，这一点一直是近代以来的这个社会的基本原理，并被扩大到了组织和民族国家，从而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冲突”；〔5〕而且“征服和统治至高无上”。〔6〕毫无疑问，这些冲突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依然存在，并会在全球化过程中继续放大风险，从而形成很多威胁人类作为“类”的生存问题。
《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的创新性还在于，它发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呈现出了不同于人类曾经所经历的社会的新特征——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一社会特征是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的“两个面相”，也是这个新时代的“基因”。张康之先生指出，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当下人的生存境况，是当下人要面对的社会环境，也是当下人的发展条件。辩证地看，是人创造了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又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作为人类生存的境况施予人，所以，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他们所创造的时代的洗礼、磨砺和打造。人的这一生存境况意味着“一方面，人的生活和活动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的；另一方面，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其实就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7〕这是对全球化、工业化社会的深刻理解。
在最新研究合作的著作中，《超级合作者》是哈佛大学数学与生物学教授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的专著，被誉为“是一部洞悉人类社会与行为的里程碑式科普著作”，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合作”而不是“物竞”才是“遗传变异”产生的新策略，他认为合作是继突变和自然选择之后的第三个进化原则，生命的起源来自于合作。这是与达尔文主义相反的观点。此外，他提出了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博弈、群体选择、亲缘选择等五种合作机制。〔8〕确实，诺瓦克对进化论做出了突破性贡献，提出了让我们耳目一新的观点。从他的观点可以推断出，既然人类的生命起源来自于合作，那么，人类就是超级合作者，从而为人类为什么要继续合作找到了理由和根据。但是，从社会发展的意义来看，从问题的时代性来看，诺瓦克作为一个将数学应用于生物学的先行者，他解决问题的视角是独特的，当然也是有局限的。
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个过渡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工业社会所造就的人类的自利性思维、确定性思维、同一性思维、竞争性思维等等，都是蕴含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中的滞后于新时代的要素。这样的治理模式导致人类社会难以驾驭这一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从而“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而把人类引向了风险社会，也正是由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社会驾驭能力，即人类驾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开始在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从而让世界呈现给了我们‘危机事件”。〔9〕在这一社会巨变过程中，危机事件频发和人类治理模式滞后所导致的解决危机能力的不足，形成了激烈的矛盾，人类面临生死攸关的新挑战。因此，人的共生共在正在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这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在全面分析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环境后所得出的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也是一个切中了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课题，为“人何以要参与合作的问题”找到了新答案。
二、合作行动成为集体行动模式的必然选项
集体行动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选择的对抗自然界、外在挑战和整合内部力量的行动方式。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由于人类生存境况的变化，改变了人类集体行动的前提。在新的历史时代，只有以新的集体行动模式去使人的共生共在成为可能。在严格的学术审视下，张康之先生指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中，人们的行动既受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规定，也受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性所界定。面对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唯一的选项就是合作行动。”〔10〕这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给当下人的集体行动模式的方法性提示。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合作行动是当下人在选择集体行动模式时不得不接受的选项呢？我们可以从书中发现强有力的新答案。
在宏观意义上，民族国家正在遭遇挑战，合作共同体正在形成。我们知道，在人类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主义和民主国家逐渐得以产生，并成为全球性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解构了家元共同体，将陌生人结成国家共同体（张康之先生在与张乾友合著的《共同体的进化》一书中将其命名为“族阈共同体”），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组织形式的过渡。国家共同体的缔结与发明，为工业社会人的组织和生存提供了想象框架，以一种新的集体行动的方式，实现了对人和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这是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文明成果。但是，竞争文化和自利文化导致了人类恶的行动的彰显，致使一些民族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和繁荣而采取各种方式剥夺其他民族国家的生存机会，侵犯其他民族国家的权利，不断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类悲剧。尽管民族国家为人类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一些民族国家却成了“恶”的代名词，国家霸权、意识形态对抗和战争成为民族国家与生俱来的“恶”和“害”。此外，在管理方式上，民族国家通过人为设立的国界，将人固定和区分，制造了人为的封闭边界，制造了国籍身份……民族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人类的樊笼。同时，它在国际社会制造对立，导致了剥削、掠夺、战争、恐怖。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民族国家本身也对人类生存构成了一个威胁。
《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揭示，全球化替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和后工业化替代工业化不仅仅属于概念改变的范畴，而是一种行动。它不是资本世界化和工业化的简单延伸，它所发生的方式和后果都与前者不一样，这种行动会对工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组织、行为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做出全面改变。可以看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商品流通和旅游越来越普遍，移民剧增，难民对国家边界的冲击持续不断，跨国企业、欧共体、G20、金砖国家和自贸区的建立，正在使民族国家的边界变得模糊，而互联网将整个世界轻易地链接在了一起。可以看到，这些冲破民族国家边界的新事物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所产生的力量决定了国家主权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淡化和衰落。如果说工业化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建立，那么，全球化将逐渐成为化解国家主权甚至民族国家的力量，并推动国家转型为合作共同体。与之相随，公民权也会在国家主权淡化的过程中开始分裂，多国籍和无国籍的人将逐渐增多，一个新的“后国家时代”正在萌生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恐怖活动、打击毒品交易等活动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国家间无可回避的合作行动。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人的共生共在成为当下人亦即全球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时，合作行动成为唯一选择。否则，人类就要接受他们最不希望接受的问题——种的灭亡问题。当然，这些变化会逐渐加深的，这些变化也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各种不同的力量将通过不同的方式为人的合作解开诸多枷锁，因此，“展现全球化的前景，要么国家走向消亡，要么国家转化为一种合作共同体”。〔11〕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民主政治慢慢走向末路，合作政治正在形成。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在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民主因素是需要被考察的，因为民主政治一直被西方国家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方式普遍推广，民主的概念已经被人类接受并汇集成为了所谓的“民主洪流”，民主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目前依然可以看到，民主政治依然是被人类认可的整合民族国家的重要政治方式和政治工具，也是现代国家普通认同的政治生活方式，“被认为在人的权利实现方面最为成功的路径”。〔12〕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是竞争性的。“竞争性民主制的合法性产生于自由、平等和无记名选举中的多数人选票；这种制度的规则之所以显得有些道理，其来源是一种现代人特有的世界观和自我理解……其基础是贝克尔所谓的‘伦理主观主义……根据这个观点，只有那些所有人所意欲的规范才是有效的规范”。〔13〕确实，正是这种符合伦理主观主义的普遍认同的政治模式，造就和稳固了现代国家。
然而，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民主变成了话语霸权，这就意味着它本身陷入了民主的悖论，并因此而走向没落的方向，因为民主的霸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民主了。另一方面，竞争性民主只是维护精英们的利益的，“公民公众只要仅仅被看作是竞争各方的战利品，他们就很难被推动去参加民主过程，或至少去仁慈地容忍它”。〔14〕可以看到，20世纪后期以来，当代议制转化为反民主的代理制以后，民主蜕变为利益集团对社会的控制方式，遭到了人民的普遍反对，参与冷漠和操作控制是西方民主政治失败的普遍症状。尽管理论界建构了“参与民主”理论，希望完善已有的民主制度，却无法扭转西方民主走向末路的趋势。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难以按照工业化过程中的民主方式来整合社会了，更不要说用它去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面对民主的迷失，《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提出，从民主向合作的过渡将成为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发展的必然政治趋势，也就是说，从民主政治向合作政治的转变将为人类找到符合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因为“在从民主政治向合作政治过渡过程中，将会释放出巨大的反体系力量，将会突破既有的各种各样的障碍，进而为我们开拓出一条走向未来的道路”。〔15〕可以预见，走向合作政治将是民族国家终将选择的道路。
在微观意义上，合作行动者正在形成。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诸多因素支持人成为合作行动者，成为合作行动模式的主体和支持者。
其一，合作是人行动的出发点。与工业社会中的自利的人不一样，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人正在成为合作的人，合作是人的行动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目的。《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指出：“显而易见，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所施予人的压力却出奇地把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再也不可能独自生存，而是需要把自己的生存寄托于他人同样能够生存下去的前提下。这就是人的共生共在。”〔16〕正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人的行动的出发点。这将使人发生一个重要改变：合作行动将使人变为一个道德的行动者。这将会改变人不相信他人的行为可以适应道德判断的旧有观念。当然，作为一个道德行动者，合作行动中的人将采用道德理性来实现自我利益并关注他人的利益，也将在自我利益的实现路径上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理性判断。不难想象，这将对工业社会自利人的观念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行动模式产生巨大的冲击。
其二，人的合作身份和角色获得的主动性。在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中，人的基本身份和角色是公民。公民权是人的权利的出发点，是政府组织管理行动的出发点，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出发点，因此，公民的角色在人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但是，全球化最终会将民族国家的公民转化为公众或者网民。这一行动结果源于民族国家的弱化和网络社会的形成。在网络社会，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参与每个国家所发生的公共事件，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汇聚为一股参与社会治理的网络力量。目前而言，很多国家在主观愿望上希望无视这股力量，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样的态度不能长久。因而，社会治理的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势在必行。
就人的发展而言，公民的身份和角色正慢慢脱离工业社会的国家和社会为人设定的轨道，人可以通过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和各种组织体系去选择身份，或者通过合作行动去获得或去证明自己的身份，从而形成自己所希望的角色。张康之先生指出：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理解人们的身份和社会角色，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获得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17〕可以预见，“全球化是一场在根本性质上不同于以往各种各样的改革的社会变革运动”，〔18〕终将对这个时代的国家特别是人的身份和角色进行重新塑造。由于合作文化的存在，“合作的社会将会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吸纳到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将会使每一个独具个性的人都在合作治理中找到合适的位置”。〔19〕这就会促使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围并主动选择合作行动模式。
其三，人的合作能力的增强。人的共生共在的目标能够提高合作者的能力。“合作者的意愿是否包含着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内容，对合作行动的性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20〕可见，在合作行动中，人的合作能力的增强首先是因为人合作意愿的增强，可以说合作意愿的增强与合作能力的增强是同步的。当然，这一结果中所包含的对比逻辑是针对工业社会中竞争性的人的。在工业社会的公共领域中，竞争性思维和竞争行为导致了人在集体行动中能力的削弱。但在一个新的时代，由于人的合作理性的获得，在合作的社会中，人的道德理性将得以张扬，而人的合作理性对合作利益的形成和分配有巨大价值，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促进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并形成合作文化。毫无疑问，合作文化在促进人的合作能力的不断提升方面将体现出巨大的力量。
所以，为了共生共在的目标，放弃协作行动，选择合作行动，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集体行动模式的必然选项。
三、寻找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合作行动支点
在思索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建构方面，《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坚定地判断说，“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共同行动是以合作行动的形式出现的”，〔21〕合作行动是决定了人类命运的行为模式，是人类社会实现根本性的转型从而走向合作社会的起点和动力。一旦人类走进了合作的社会，就会发现，“在合作的社会中，合作治理将是这个社会的基本治理特征”，〔22〕也就是说，合作行动是人类未来发展无法回避的选择。
从分析的角度看，在社会治理方面，工业社会拥有系统而完整的整合方式——包括民族主义、国家、主权、权利、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和官僚制组织体系。经过系统的整合、制度化和组织化，形成了工业社会控制和管理社会的政治体系、组织体系和文化体系等，构成了工业社会的协作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对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人类凭着工业社会形成的协作体系所提供的治理能力是很难适应的，“无法应对”的结果是这一治理支撑体系会慢慢瓦解。张康之先生指出：“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做出了定义，那就是既有的制度、集体行动模式以及认识世界的方式都不再适用，因而面向未来的行程需要从一个全新的起点出发，我们面向未来的社会建构需要在一个全新的视野中去发现路径和寻找方案。”〔23〕而在路径和方案的选择上，因为“协作系统的失灵却使合作成了无法拒绝的替代模式，协作的式微和合作的兴起成为具有必然性的客观趋势”。〔24〕因而，合作行动将成为合作社会必然要选择的治理模式。
从方法论上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思考未来社会建构的问题时，仅仅做出了这种简单的颠倒显然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抛弃工业社会以来的社会建构逻辑”。〔25〕因此，该书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下俯瞰人类社会的未来，根据时代的发展趋势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目的，设计了人类社会未来的治理模式——合作行动。进一步地说，如果合作行动是唯一适应后工业社会的行为模式，并可以社会化为一种治理模式，那么，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促使人类采取合作行动，并形塑合作治理模式的支点在哪里？也就是说，什么因素才能够促进人类自愿地采取合作行动呢？
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仔细思考《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的分析框架。通过阅读可以发现，本书的主要意图是，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重新审视这一新时代人的境况，重新界定社会的性质，寻找关于人的新定义，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希望通过人的合作行动去破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一课题。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一个利己主义的社会，市场、民主政治、选举行动或是政府组织间的协作体系的建构，都是立足于人的自利性假设之上的。在这样的社会，抛开利己主义的思维来建构合作的社会治理理论是艰难的，如果没有找到合作行动的支点，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合作行动就只能是乌托邦。
站在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发展这一高度上，将人的共生共在确定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中的关系到人类命运的目标，立足人类社会的现实和面向未来，思考并解决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是张康之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可以说，从人类的共生共在的宏观角度来理解人类合作，并利用这种新的理解来应对走向后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困境，是一个全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是一个宏大的、独创性的思考，切中了我们时代的课题。无论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治理模式以及人的生活模式、行为模式的建构，都具有启发意义和指导性价值。也就是说，人的共生共在是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支点，其全部奥秘都包含在合作行动之中。
当然，对人类来说，这一支点还需要以重新认识社会和人来作为支撑，需要我们对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和人做出新的认识。张康之先生指出：“自从18世纪后期出现了‘社会这个概念之后，人们一直是把社会当作一个实体性存在对待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6〕正是因为这种对社会的误解，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将人定义为原子化的个体，将人视为利己主义者，将人视为单向度社会的异化产品。此外，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还将人视为机械社会的组成部分。在这些有关人和社会的假设前提下所形成的社会观念，都不利于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更不利于人类对合作社会的构想。因此，重新审视“社会”概念也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重要任务。与以往学者们对“社会”的定义不同，张康之先生指出：“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的空间，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27〕这一新的定义发现了“社会”的两个新特点。
其一，社会是人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表面上看来，是人组成了社会，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构成了整个世界社会。但是，如果这样去定义人和社会的关系，所看到的就只是人和社会的机械对应关系。张康之先生对社会的新定义认识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和社会的新关系，他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出发，超越了机械的、静止的社会认识论，也超出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对人和社会关系的认识，看到了社会和人的互动关系，不再将社会视为固定不变的机械组合，而是将人的生活和活动视为社会的构成要素，将人的行动视为社会的构造活动。这种全新认识将改变人和社会关系的观念，为合作治理打下认识论基础。这是任何读者在学习和理解这一概念的过程中都不能忽视的重要一点。
其二，社会是人的行动形式。如果我们看到了社会是人生活和活动的空间，那么，我们就会重点关注在社会中生活和活动的人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行动状态。这样一来，在社会的构成上，我们就会关注人的行动和社会的关系，从而改变以往对社会和人的关系的机械论认识。张康之先生指出了社会的构成和目的：社会无非是人的行动的形式，而人的行动则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28〕这需要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时代的发展来看，不同时代的人的生活和活动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在此意义上，社会作为人的生活和活动空间，作为人的行动的形式的有机组合，永远处在一种变动的不定型的行动状态。另一方面，社会的目的需要由人的行动去加以诠释。其实，社会本身没有目的，社会的目的来源于并取决于人的行动的目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基于人的行动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假设，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从而社会的目的就是蕴藏在人的行动中的合作行动。
我们认为，“人的共生共在”是人类合作行动的支点。没有这个支点，人类认可和参加合作行动的难度会大大提高；没有这个支点，合作的社会将难以形成；没有这个支点，合作治理将难以成功。可以说，《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为人类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应对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中的发展问题找到了钥匙。对于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人类来说，这一支持合作行动的支点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为了完成这样的目标，张康之先生进而重新定义了人的概念。
在《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中，张康之先生对人作出了新的定义，实现了关于人的认识论转向。张康之先生指出，后工业社会对人的理解，要超出工业社会所有的哲学思考所提供的答案，因为我们处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是什么的问题应当被转化为‘人应当怎样。即人应当怎样做才能使包括生命在内的完整存在成为可能。”可以说，从对人本身的探索和审问转化为对人的行动的求索，这是张康之先生的发明。对于这一新问题，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合作”。这就是他对人做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定义。他的独创性的思考，为我们理解后工业社会的人指明了方向。
张康之先生以乐观主义的心态宣布合作的“新人”已经降生。他认为：“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它不仅成为人的消失的条件，反而意味着完整的人的回归。”〔29〕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社会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人的发展而言是一次重要的机遇。但是，机遇的取得取决于后工业过程中我们对人的哲学思考，那就是要超越工业社会中原子化的人、自利的人和单向度的人的局限性和碎片化状态，而是要在人的共生共在的客观要求中使人回归，从而成为完整的、“合作”的新人。
张康之先生呼唤合作的人苏醒。“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恰恰要呼唤人，让人复苏，而不是把视线过多地投入制度模式、社会结构以及那些非人的社会构成要素。”〔30〕进一步地说，改变工业社会以来的人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人需要放弃工业社会以来的确定性思维，放弃对同一性的追求，因为它们导致了人的行为的形式化和人的工具化。最为重要的是，张康之提出了把握“新人”的二个要点：第一，关注人的观念、想象和目的。“只有从人的观念、想象以及目的这些方面入手，才能真正把握人的行动和正确地规划人的行动”，〔31〕即从关注人差异性出发去规划人的行动。第二，理解人的行动的体系性。由于社会是由人的行动构成的，因此，特别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作为单个的人的行动者几乎无法存在，每一个行动者都是由多人构成的一个行动体系。在这样的行动体系中去认识人就更需要在人的具体性中去把握人。〔32〕也就是说，人只有在整体性的思考社会行动的时候才能形成行动的体系性，进而实现人的完整性。
张康之先生强调了人的合作行动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在对人做出定义时，应突出强调人的行动，而且，这种行动是合作行动。合作行动不仅定义了人，而且包含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内容”。〔33〕以人的共生共在为目的的合作行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会排除工业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搭便车现象。由于每一个人都是行动者，“自我也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出现的，始终在合作行动中在场，再也没有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区别。”〔34〕这就要求合作者完全告别利己主义思维和利他主义思维。张康之先生指出：“对于人的共生共在而言，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主张有着同等的破坏力。人的共生共在不允许任何利己的冲动引发破坏效应，也不赞成任何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冲动而去刻意地让人做出贡献，特别是不允许一切非理性的奉献”。〔35〕从理论上讲，这就切除了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治理模式的支点。
有了“人的生共生共在”这一坚实的支点，顺理成章，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合作行动的基石也就建立起来了。因为，在人的共生共在的目标的引导下，“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将以合作关系的形式出现”。〔36〕这种合作关系会在社会意义上促进人类行为方式和集体行动模式中的合作行为普遍化，从而打破工业社会的官僚制组织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并形成非控制导向的合作制组织。同样，在合作关系的建构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型信任将得到自觉的建构，基于道德的制度将会作为合作行动中的规范出现……这些因素将交织成合作治理的基石。从这些分析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到合作行动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中的建构价值。
当然，任何一种正确的思想都只是为社会发展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而在所指示的道路上，社会发展能否走上正轨，将最终取决于人类对先进思想的接受状况。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将对人类的行为进行约束和催促，这就是所谓的时代潮流的力量所在。我们期待“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目标能够早日成为我们社会的共识，并有着更多在这一目标下的实践方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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