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贾康

    〔摘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它不是搞所谓新计划经济，而是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之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对冲下行因素，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我们急需在改革中间解除供给抑制，削减供给约束，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做到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改革红利；供给学派；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4-0005-0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5年底进入中国政策话语体系后，一直是政界和学界的热词。中央决策层明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针，体现了我国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和经济工作思路。

    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

    需求和供给是经济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我们经验比较丰富、做法比较成熟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它以抽紧或者放松银根对总需求刺激或者抑制来实施反周期操作，但在理论和经验总结上却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供给管理的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定向调控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实施难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当前，国内经济的突出问题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视角看，需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也因此从依靠分工与合作的采集、狩猎以满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状态，一路走向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社会。其间，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创新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每一代产品创新，都可以在中国很快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出于对于国内供给品的鱼龙混杂、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去大量出手购买马桶盖、电饭煲等家庭升级换代产品。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并非以完全竞争、自动解决全部结构优化问题的条件下，政府不得不去处理引导持续优化的政策供给和激发潜力释放的制度供给的复杂问题。

    其次，从经济调控实践经验总结视角看，政府如何合理实施供给侧管理的问题完全无法回避。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当局是以区别对待、把握重点的措施，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汽车注资。给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直在努力，以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结构化应用，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为优化结构而不遗余力。所以，我们在实践方面必须给出这样一个清晰的总结，政府无法回避供给管理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再次，从我国的基本国情看，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是经济社会转轨的客观需要。我们在“三农”问题、区域协调、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建设、“补短板”、优化结构等等方面必须突出重点。而且特别是要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经济新常态，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所以，我们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从中国的现代化转轨升级的客观需要出发，深刻地认识供给侧结构改革。

    二、廓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

    此前，舆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有两种误解，一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行需求紧缩，二是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搞新的“计划经济”。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的选择新概念，而是实现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转轨创新。它不是否定需求侧的意义与作用，不是简单套用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一个系统工程。它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之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构造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实现追赶赶超的超常规发展。

    所谓“守正”，就是要充分地认识、尊重、适应乃至敬畏市场规律。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了通盘的资源配置中市场要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认识突破。那么，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充其量从全局来说是辅助性的，但这并不能就认为，有这样一个“守正”之后，简单地搬用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经验以及我们过去已有的一些经验，我们就可以一路顺风地实现现代化了。我们现在面临实际的考验，就是一定要以成功的创新来针对中国的特定国情约束、特定的矛盾问题、特定阶段上的一个一个挑战，“出奇”地来继续我们的超常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当然，这种“守正”之后的“出奇”也是非常复杂的，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我们别无选择。处理得好，理性的供给管理会给我们一系列支持超常规发展的支撑力；处理得不好，所谓供给管理是有可能以改革之名而走入歧途，甚至倒行逆施的。

    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以改革为龙头、结构优化为关键，攻坚克难地解放生产力的一种长期行为。在中国，当下步入“新常态”，“新”已明朗而“常”未实现，面临矛盾凸显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前车之鉴的潜在威胁，我们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

    三、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供给侧的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及管理这五大项。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项，在一个经济体实现中等收入水平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表现出它们对于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度，但其后却会转向衰竭。

    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我们似乎也出现了上述迹象。前些年，我国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支持着中国一路快速成为世界工厂。同时，在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形成了物质利益驱动的生机勃勃的超常规发展。引进外资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出我们本土的原始积累过程，并且发展到民间资本十分雄厚的今天。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这几年，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的综合成本急剧抬高，环境资源约束日益明显，且频频引发矛盾冲突，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五大要素前三项都出现了它的支撑力明显滑坡的问题。

    因此，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引领中国进入“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五大要素后两项的潜力释放——以科技提供第一生产力和以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这也就是中央现在已经明确表述的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的核心所在，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对冲下行因素，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而针对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我们急需在改革中间解除供给抑制，削减供给约束，提高供给质效，做到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第一，合理地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及人口结构。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的“放开两孩”政策调整出台的基础上，还应继续动态推进，后续优化举措。同时，将以计划生育重点针对体制内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并进一步改写为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另外，促进人口流动、适当吸引移民也应当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

    第二，积极地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统一市场建设的要求。比如重庆地票制度的试点，应该更积极地扩大试点范围。积极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有关精神，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积极总结借鉴重庆等区域以“地票”制度处理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农民在农地“占补平衡”框架下分享城镇化红利的经验。全面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租赁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探索农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应充分重视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环境下形成的“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土地制度改革经验，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框架和流转制度过程中形成兼顾国家、单位、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第三，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一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适当降低国家持股比例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二是积极发展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是在政策性融资机制创新中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开发性金融、农村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服务体系；四是依托存款保险制积极发展一大批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产品，健全小型、微型企业融资体制；五是依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实现市场化定价的方针，择机在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临门一脚”——放开存款利率上取得突破；六是以显著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三板），并推动“大资产管理公司”建设；七是提高金融业稳健性标准，积极稳妥地推进银行业实现《巴塞尔协议Ⅲ》，防范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牢牢守住发生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八是加强金融业监管，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九是做好准备适时实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设计实施可行的教育、科技改革方案，破解“钱学森之问”。依照科研规律重视“人的因素”发挥，释放科研创新的潜力，特别是在创业创新一线的这些人、这些研究者、创业者自觉自愿积极发挥他们内在的潜力。一是培育创新文化，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鼓励质疑、批判和冒险的精神，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二是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多元化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提升创新绩效；三是充分遵从科研规律，以激励有力、制约到位、分配合理、管理科学的制度规范，调动全体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使科研投入的绩效水平得到提高。

    第五，在配套改革中，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主要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承受阵痛来淘汰所谓的落后和过剩产能。一是以自贸区为标杆，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减少准入控制，同时改革监管方式，优化服务，推动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标准化改革，建立覆盖所有法人、自然人的全国性信息信用系统，执行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以此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二是适度降低中国社保缴费率，同时加快推进实施基本养老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步伐；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可结合调入国资经营收益等机制。三是进一步清理收费，降低企业实际综合负担特别是税外负担，在深化财税改革厉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应注重彻底切断行政审批与收费之间的利益关联，分类重建收费管理的体制机制，将“准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尽快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者付费”性质的收费、基金应在基金预算中加强成本核算与信息公开，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收费应打破垄断、增强竞争、压低负担水平，对“红顶中介”、设租寻租所强加的企业负担，更应结合反腐倡廉来有效消除。

    第六，实质性地改造政府行政架构，像模像样地推出大部制和扁平化的有力度的改革。以法治化、系统化、标准化、信息化、协同化、阳光化为指针，结合“大部制”改革内在逻辑，职能、机构、编制协调联动，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一是大力提高行政法治程度，建立严格的行政审批事项准入制度，防止边减边增、先减后增。二是顺应大部制改革前景，动态优化设计、择时启动行政审批的国家标准化工作。三是积极落实“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政府职能优化再造工作，可先形成部际联席工作框架，动态对接未来的大部制机构改革和流程优化，发改、国土、城乡、交通、环保、产业、财政等都必须纳入“多规合一”综合体系。四是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信息数据库及在线行政审批平台，提高政府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五是积极推动行政审批业务流程再造，提高系统性与协同性。六是深化收费制度改革，以破除各类收费的“收、支、用、管”一体化为核心，彻底切断行政审批与收费之间的利益机制。七是对社会中介组织作合理培养引导，促进竞争，提高素质，正确地行使其承接政府转移功能之作用。

    第七，积极地推进投融资方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机制创新。未来几十年内将需求激增的健康养老产业，仍存突出结构性供给矛盾的教育，以“住有所居”为目的的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保障性住房供给，各类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体育需求的设施建设与产业开发，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公共工程项目，都应充分注重以有限的政府财力通过PPP机制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放大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资本、社会资金合作供给，并提升绩效水平。

    【责任编辑：刘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