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增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

    朱继东

    〔摘要〕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仅再度泛滥，而且呈现出问题越来越严重、危害越来越巨大的趋势。而国外的和平演变攻势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相互呼应，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变得空前复杂。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加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等国际问题的研究，站在时代高度、运用辩证思维、拓宽全球视野来科学判断我们所处时代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准确分析当前的挑战、机遇与任务，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

    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平演变；自由化思潮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4-0017-11

    在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1〕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不受侵害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包括指导思想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道德秩序的安全等内容。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多次警醒全党要警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邓小平更是一次次强调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攻势不仅没有在苏东剧变后停止，而且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后越来越猛烈，成效也越来越得到凸显；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近些年来不仅再度泛滥，而且呈现出问题越来越严重、危害越来越巨大的趋势。而国外的和平演变攻势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相互呼应，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变得空前复杂，使得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因此，我们应该以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抓手，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等国际问题研究，才能有效增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

    一、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

    虽然杜勒斯最初提出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矛头是对准苏联，但毛主席却敏锐地觉察到了其巨大危害性，并一直在关注和思考。而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发生，使他更深感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之大。1958年11月14日，新华社编印的第2513期《参考资料》上编发了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上的演说全文，毛主席专门就此作了批示，并指示将这份材料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希望能引起广大领导干部的警惕和思考。在新华社同年12月28日播发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他再次提到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并指出：“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2〕1959年1月28日，杜勒斯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供的一份证词中指出：“我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和野心。”毛主席剖析了杜勒斯的证词本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使用腐蚀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得以复辟，而达到使用战争的办法达不到的侵略目的。1964年1月12日，他在题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3〕此后一直到逝世，他都一直非常关注美国的和平演变策略并高度警惕，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和此有着密切关系。

    作为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邓小平对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也一直有着深刻认识和比较高的警惕性，尤其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使他更深刻意识到和平演变的巨大危害性。1989年9月，他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4〕同年11月，他再次强调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5〕把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比作“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警醒，也引起了全党的警惕。而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他又一次警示全党：“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6〕今天看来，他的这种担心不仅很深刻、很重要，还是很有远见性的。

    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从二十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是历届美国总统所主抓的重点工作之一。曾在1953年出任美国总统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了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大学生，总量可以达到一万人之多。我甚至草拟了一封给布尔加宁（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想邀请数千名苏联学生到这里来，费用由我们来支付，并且由苏联人自己决定是否邀请同等数量的美国学生去他们的国家。”对于为何如此“大方”的目的，他也毫不隐瞒：“一批新人有朝一日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就是这一代。”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就是美国争取的这一代人的代表。1989年9月，当时仅仅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访美，美国政府竟然以一个独立国家元首这样的极高规格来接待他，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以及前总统卡特等众多政要都专门会见了他。而叶利钦更是在访美期间大肆攻击、诋毁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张幸福的乌托邦支票”，大力赞颂资本主义是那么“繁荣向上”。他自己后来也承认，从那时起“我已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7〕。1995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谈到苏联解体时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8〕1998年夏，他再次指出，同中国交往的一个最大好处是给美国提供了在公开以及私下场合督促中国的领导改变方向的一个重要手段。一些美国官员和学者也认为，市场化与民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要鼓励、引导中国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就必然会导致中国出现支持西式民主的力量。可见，美国一直在绞尽脑汁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这一切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警醒。

    虽然提的次数不是很多，但江泽民、胡锦涛也对和平演变问题有着高度的警惕。1989年12月，江泽民就指出：“国际敌对势力妄图从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打开缺口，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演变。”〔9〕1991年4月，他又指出，腐败现象同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有着密切关系，并反过来又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进攻我们的口实。

    而苏联解体则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到了中国，再加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全球化、市场化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等领域的对外交流越来越多，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随着网络在二十世纪末、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成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最主要的战场之一，我们的反和平演变斗争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1998年12月，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始终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任何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行为，都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不论这些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来自哪里，我们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坚决把它们消除在萌芽状态。”〔10〕要求全党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旗帜鲜明地反和平演变，表明了他对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分裂活动的高度警惕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更是鲜明指出：“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构成现实的威胁。”〔11〕就是提醒全党要警惕和平演变的巨大危险，并且把和平演变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大现实危险并列在一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胡锦涛对和平演变的巨大危害也早有体会，并且态度鲜明。早在1989年3月初，拉萨发生严重骚乱后，刚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就指出，这是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有计划、有组织和有预谋的活动，实质是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政治斗争，也是国际敌对势力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组成部分。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虽然很少明确提出反和平演变，但在一系列讲话中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2004年9月，他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12〕不仅指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同时也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2007年，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13〕这表明他在思考如何才能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而这一点对做好反和平演变斗争非常重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仅有助于加强反和平演变斗争，而且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是向全世界宣扬中华文明和我们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对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了。早在2004年12月，他就指出当时面临的两大挑战：“一个是如何在对外开放的多样化社会里，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统领意识形态，一个是如何消除负面文化或者说劣质文化的影响，有效抵御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各种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14〕这里所强调的两大挑战都和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有密切关系，不仅直面挑战，并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守土有责来应对好这两大挑战。2012年12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特别强调：“我们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存在完全的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同西方国家的斗争和较量是不可调和的，因而必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西方国家不论从国际战略格局上来说，还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都绝不会希望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与发展的。而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搞垮我们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指出了反意识形态渗透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提醒全军对此要有清醒认识，这同时也是对全党、全国的提醒。在“8·19”重要讲话中，他在谈到我们党为什么要始终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时指出，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这里的思想文化渗透就是意识形态渗透，提醒全党要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后来，他又提醒全党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内外环境更加复杂，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制造思想混乱等问题，从旗帜、道路和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强调了反意识形态渗透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要求，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捍卫好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二、旗帜鲜明反对错误思潮 坚决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旗帜指引方向，旗帜引领道路，积极、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是树立旗帜、引领方向，也是事关新时期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成败的关键性问题。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就是警示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同样如此。我们要是非分明、敢于亮剑，旗帜鲜明反对错误思潮、坚决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少领导干部过分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工作，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明显存在着说起来清楚、做起来不清楚的现象，这也是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杂音、噪音不断甚至西方错误思潮一度泛滥的重要原因。我们常常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但这绝不是说其他工作都不重要了，可以一俊遮百丑了。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毛主席当年把不问方向、不问路线的人比作“倒骑毛驴的张果老”，虽然面朝东方蓬莱，但路走错了，永远都到不了目的地。曾有人问邓小平，长征中都做了些什么？他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这短短三个字，道出了旗帜、道路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因此，习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也标志着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再次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大分化和大调整之中，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大潮冲击下，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通过各种手段、方式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使得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甚至暗流涌动，也注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面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认真研究、科学应对坚决抵御，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不仅是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我国国内一些错误思潮也时有出现，其危害巨大。有的宣扬“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军队国家化等西方错误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企图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否定我们党的领袖和历史，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试图否定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些错误思潮严重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造成了比较大的思想混乱。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单位和一些人那里，党的意识淡漠了，党性原则讲得少了。有的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根本不当一回事；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宣传思想阵地不为党服务，甚至为错误思潮的传播提供舞台、阵地；有的宣传思想工作者不愿意甚至不敢坚持党性原则，面对错误思潮不敢表明态度甚至助纣为虐……这也警示我们，如果不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和积极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如果在坚持党性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明确观点和立场，如果面对有人宣扬错误思潮和西方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不能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击和抵御，那就是政治上不合格，就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就丧失了作为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资格。

    由于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力度、强度、广度，西方错误思潮对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侵蚀危害性巨大，党的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面对西方错误思潮的暧昧、放任甚至间接、直接的支持态度，再加上党的一些高级理论工作者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者认可甚至大肆宣扬这些错误思潮，不仅导致了广大党员、群众的思想困惑甚至混乱，而且导致了国家政策乃至决策被误导，过于强调市场经济，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导致盲信市场、迷信市场、大肆私有化等错误思潮泛滥，并引发了信仰迷失、道德滑坡、权钱交易、贪腐横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等不少问题，使我们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正如邓小平所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15〕“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16〕“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17〕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反对错误思潮、坚决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当年所批判的怪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18〕我们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更不能东西摇摆、左右迎合，一定要立场坚定、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主动发声，明确反对、勇敢揭露、有力回击一切错误思潮，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坚决抵御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对敢于碰硬、敢于批评、做得正确的同志，各级党委首先要支持，而且要公开支持。不要认为这些同志给自己惹了麻烦，这样想是不对的。对这些同志要表扬，符合条件的要提拔重用。我们讲立场坚定、保持一致，不能只是一句空话。

    我们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一些人理想信念不坚定，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再加上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态势和新问题，国内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凸显、西方错误思潮再度泛滥等带来的冲击，给我国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课题、新机遇。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只有意识形态工作坚强有力，人们才会彻底明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和方向前进，才会真正焕发出攻坚克难的精神伟力和创造活力，才能把社会各阶层的人团结到一起。因此，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讲人民性，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坚决克服有些地方意识形态工作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做到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变中求团结，在多样中谋共识。要不断坚定我们的价值自信、民族自信，坚决反对盲目迎合西方的西化、奴化思维，引导全党全国人民高举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旗帜去全面深化改革。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但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仅靠宣传思想部门是不够的，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一定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阅看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学者发表的文章，带头把住本地区本部门媒体的导向、学者的言论，带头批评错误观点、错误理论和错误倾向。同时，要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意识形态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经济、教育、科技、政法以及其他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各部门，要加强同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的沟通和配合，自觉支持宣传思想战线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参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斗争中，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能也不该作旁观者，要发出统一的明确信号，形成一呼百应的态势，从而形成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良好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面对错误思潮兴风作浪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必须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打响、打胜一场对错误思潮的反击战，广大党员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一切错误思潮，对那些执迷不悟、顽固不化者要毫不手软、严厉打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时刻都应该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以身作则教育、引领人民群众正确看待历史、认清现实，坚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敢于、善于同一切错误言行进行坚决地斗争，确保意识形态领导权、主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同时，我们应该在适当时机，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原则，像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败得失进行深入、深刻总结，既要充分看到我们的伟大成就和经验，也不回避问题和失误，早日作出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验和人民检验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什么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坚持的，什么是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应该停止的，什么是应该纠正的……再一次统一全党的认识，增强全党的团结，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增强道路自信、政治自信，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实现“中国梦”，沿着正确的道路进一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同时，建议党中央应该根据时代发展的实际将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提法改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并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内容写入党章，长期坚持、绝不动摇。并且，一定要有邓小平当年那种深刻而清醒的认识，要认识到当前思想战线以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尽快、坚决纠正右的、错误涣散的倾向和问题。右的错误思潮危害巨大，放任下去就会严重危害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必须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打响、打胜一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右倾错误思潮的反击战，广大党员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行，对那些执迷不悟、顽固不化者要毫不手软、严厉打击。并且，广大党员干部时刻都应该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以身作则教育、引领人民群众正确看待历史、认清现实，坚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敢于、善于同一切错误言行进行坚决地斗争。必要时对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进行一次彻底摸排，对不合格的干部坚决撤换，绝不能让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窃取这些重要领导岗位，确保意识形态领导权、主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三、加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国际问题研究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

    观察问题有没有国际视野，考虑问题有没有国际理念，研究问题讲不讲国际主义，判断问题讲不讲国际意识，是对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领导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大兴学习之风、增强工作本领的客观需要，更是抵制和平演变、保障国家安全的时代呼唤。因此，要深刻认识到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加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等国际问题的研究，站在时代高度、运用辩证思维、拓宽全球视野来科学判断我们所处时代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准确分析当前的挑战、机遇与任务，是我们党领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社会仍然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大的历史时代。这一判断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根本问题，关系到党的前进方向和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与全部战略、策略如何确立和制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甚至关系到党和国家兴废存亡等关键问题。如果否定了我们对时代的这个基本判断，就意味着现有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立足的历史合理性、正当性和必然性，相当于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历史必要性。正因为当今人类社会所处的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大的历史时代，我们才作出判断：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仍是当今时代的本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不断创新仍然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并且，从总的形势来看，首先在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在西方强国都有所复兴，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西强我弱”的态势在短时期内也不会有根本性变化。而为了转嫁危机甚至借机扩张势力，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正加紧进行着新一轮瓜分世界特别是资源的争夺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都将变得更加深刻、错综复杂，甚至在一定时期和一些地区会尖锐和激化，世界的动荡将可能进一步加剧。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绝不会改变，中华民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选择也绝不能改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绝不允许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它们现在千方百计对俄罗斯的遏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努力来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第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抓手建立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有效、长期机制。国家安全委员会应下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研究和办事机构，从顶层设计上统筹和研究党和国家的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安全发展战略问题，制定国家安全的相关政策、对策等。同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为依托，积极加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为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提供决策参考；第二，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有时候存在的外交问题严重影响甚至统领国内问题的不正常现象。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等因素影响，我国的周边形势和国际形势变得日益复杂。而由于在以翻译人员为主的外语人员主导外交工作的格局下，对国际国内的安全问题缺乏通盘、周密考虑，外交上的被动常常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不满，其负面效应有时候非常巨大。因此，应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心，统筹党政机关的研究部门，对接和紧密联系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安全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解放军总参谋部等相关部委、单位，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进行统筹安排，大胆使用有战略思维、决策魄力的人才来领导外交工作，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有时候存在的外交问题严重影响甚至统领国内问题的不正常现象，让外交工作更好地为国家的整体安全战略服务；第三，再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加强反和平演变斗争。应突出强调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重提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19〕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充分、深刻认识到当前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做好长期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思想、组织等多方面的准备；第四，重新倡导和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国际主义是共产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实行国际主义是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应尽义务。我国现行宪法第24条明确指出：“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20〕但由于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国际主义讲的比较少，导致一些同志在我国外交工作中仅仅强调“韬光养晦”而忘记“有所作为”和党的十七大报告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庄严承诺。因此，党和国家应该重新倡导和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对人民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党更应该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团结和凝聚更多、更强大的同情、认可、支持和帮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力量，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在全世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尤其是随着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查韦斯领导的统一社会主义党和普拉昌达领导的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等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政党成为所在国家的执政党，在中国以外通常被称为毛主义的毛泽东思想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甚至坚定信仰，就连美国、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大国也有不少毛主席的“粉丝”，有的“粉丝”讲起毛泽东思想还很专业、很深刻。并且，不少人和政党是从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开始喜欢上中国，这也预示着毛泽东思想必将在国际上拥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和更重要的国际地位。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并称之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21〕，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正是因为此后一直坚定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我们党才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这是对一些企图诋毁、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的有力回击。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当我们坚定地坚持和科学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党和国家不断进步和取得成就的时候；当我们僵化理解、故意淡化甚至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必然会走弯路、错路甚至会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灾难，也会在国际上失道寡助。因此，我们在制定国家战略以及对外交往中，要打好毛泽东思想这张牌，通过宣扬毛泽东思想赢得更多的国家的信赖和支持，并让更多人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了解、学习甚至信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好感、信任甚至向往。这就要求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不仅要认真以此指导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要在对外交往中时刻牢记、积极宣扬、科学运用。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大分化和大调整之中，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态势和新问题，再加上国内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凸显、资产经济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等带来的冲击，给我国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课题、新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科学应对。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工作做得最早、成就最多、影响最大的，并且至今仍然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引领者。早在苏联解体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不少学者开始从苏联发生的变化中分析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出了一些有预见性的建议、理论。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并团结了国内外不少研究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专家、学者。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确定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总结苏东演变的原因、教训以及原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等，跟踪研究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的情况，研究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中的经验和问题、对策等，并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新动向、新思潮、新问题和提出新建议、新对策、新理论。经过20年的努力，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不仅出版了众多研究成果，举办了众多研讨活动，而且编辑出版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等系列研究刊物，给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也向全世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还有生命力吗？”“社会主义将走向何处？”等事关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成为全世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力量的中心。

    除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等也纷纷加大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力度，其推出的一系列成果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一起成为广大领导干部了解世界、判断形势、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到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到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斗争已经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我要弄清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和平演变的外部因素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部因素的结合，戈尔巴乔夫正是在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一步步带领苏联走上了亡党亡国的歧途。无论是在什么年代，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永远是第一位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注重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但绝不能看美国脸色做事，更不能以美国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答应不答应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判断标准，而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奉行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敢于、勇于、善于反对霸权主义，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因此，今天我们更要紧绷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这根弦，把国内国际这两大斗争结合起来。正如邓小平在1987年所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22〕我们今天一定要继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以此作为判断一名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于那些不敢、不愿甚至反对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领导干部要坚决不提拔、不重用甚至不使用。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仅当前依然存在，而且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会继续存在，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充分准备。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很多言行就是为了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的和平演变相互呼应、相互配合，最终引导中国走上全盘西化的邪路。我们还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当年胡耀邦、赵紫阳“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23〕的时候，幸亏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仍然健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仅是党外斗争也是党内斗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不仅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要充分认清境内外以及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鼓吹的“军队国家化”、“去意识形态化”、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言论、思潮反党、反社会正义的本质，不仅要不为其所误导，而且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旗帜、方向、道路问题上坚定不移，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作出最鲜明、最正确、最直接、最深刻的回答，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同时，对那些已经钻进了我们党内，打着共产党旗号欺压百姓、出卖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利益代理人、卖国贼等败类要坚决查处、严厉打击。只有如此，才能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认识、理解和认同，牢记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敢于同国内一切敌对势力作坚决地斗争，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坚持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条正确道路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N〕.人民日报，2016-04-15.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C〕.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562.

    〔3〕毛泽东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99.355.

    〔4〕〔5〕〔6〕〔15〕〔17〕〔18〕〔22〕〔23〕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325-326，344，380，194，47，195，211，324.

    〔7〕〔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M〕.东方出版社，1995.166.

    〔8〕〔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M〕.新华出版社，2008.380.

    〔9〕〔19〕江泽民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6.100，248

    〔10〕江泽民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6.260.

    〔1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人民出版社，1993.1652.

    〔1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318.

    〔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人民出版社，2007.34.

    〔14〕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和实践〔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299.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364.

    〔2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C〕.人民出版社，1987.586-587.

    〔21〕刘少奇选集：上卷〔M〕.人民出版社，198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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