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性思维视域下的西方民主话语：表象、本质及其批判
〔摘要〕深刻反思西方民主话语，既要从话语结构层面揭示它的虚幻性，又要从话语本质层面揭示它的内在逻辑。近代以降，随着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民主话语被赋予以资产阶级政治话语为核心的正确性与真理性。现时代，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的笃定并非仅是意识形态的现实选择，更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确定性思维的必然结果。因此，仅从民主的本质与历史揭示西方民主话语的真实性，并不能彻底批判它的虚伪性。只有在审省西方民主话语确定性思维的基础上，才能揭示其模糊性本质及其广泛传播的现实路径，进而阐明模糊性在民主话语的体系构建与话语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正当性与比较优势。深刻反思西方民主话语的确定性思维，是批判西方民主话语和破解西方民主转型思维的有效切入点，有助于增强当代中国的民主话语自信。
〔关键词〕民主话语；政治话语；确定性思维；模糊性本质
〔中图分类号〕D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3-0061-06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委托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公正话语研究”（17WTA018）
〔作者简介〕亓光，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徐州221116。
批判西方民主话语，应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彻底反思。理论反思主要是揭示民主的科学内涵及其社会相关性、阶级性、历史性与相对性的本质，而实践反思则集中于揭露西方民主政治的虚伪性表现。这两种反思虽然本身都是正确的，但两者之间缺乏连贯性。随着近代西方政治话语的滥觞，民主才被认为具备了一些正确性、真理性、核心化的语义要素，而这些要素的基础是确定性思维，其再现实化的产物就是西方民主的具体形态。这种批判方式虽然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却较少考量话语的现实性与亲和力，因此效果越发有限。为了全面检视西方民主话语，不仅需要反思民主的本质属性、基本逻辑、顶层设计、发展阶段等，而且需要关注其内在思维的本质与影响。利用政治话语的批判思维不但能够从根本上解构西方民主话语，而且能够避免这种解构内含的理论理性与现实激情间的矛盾。在审省民主话语的确定性思维的基础上，揭示它的模糊性本质，进而阐明民主话语的真实性、正当性与比较优势，不但能够巩固既有批判性成果，而且有利于对民主实现形式多元化的理论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谋求更加积极主动的话语空间。
一、确定性思维支撑了西方民主话语
任何对政治生活问题有所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政治概念常常具有不确定性。经过认真的学理性审省，一部分概念仍然存在着无休止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概念就具有了本质存疑性，而本质存疑概念往往就是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作为政治理论核心概念之一，民主的本质存疑性直接体现在它可以表现为不同甚至对立的观念，且具有明显不同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在西方哲学的思想传统中，本质存疑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它无法精确化，而前者仅仅是后者的不成熟状态。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解释人类社会的概念在本质上都是存疑的，但并不一定是模糊的。这就涉及到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背后的确定性思维，即真民主的唯一性与民主话语的确定性的理论判定，而其集中体现在西方民主话语之中。
众所周知，确定性思维植根于西方哲学传统，核心问题是“真”（真理）与“确定性”（关于真理的知识）的相互关系。“对希腊人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存在本身，认为思想和存在共属一体，因此，思想是对存在（自身）的开放，思想是存在（自身）的完整性的构成，是存在自身的敞亮。在思想向自身的开放过程中，存在便会给出自身。存在给出自身，即存在意义的澄明。思想向存在开放的意义即在于此”。〔1〕因此，古希腊人虽然创造了不同的思想流派，但在追求确定性方面却异乎寻常的一致，柏拉图的核心主张就可以概括为“实在与表象、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构成了所有事物的原型，事物之所以是其所是乃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古希腊哲学孕育出的这种对确定性和本质的追寻和把握的模式，奠定了西方哲学后继的发展模式”。〔2〕在一定意义上，这正是“苏格拉底无知”的真义，即反对人以自己的真信念来确定真理。
在确定性思维下，虽然人们对于民主是什么无法得到一个准确无误、确定无疑的定义，但是可以在不断认识中拥有关于民主是什么的知识。这就是确定性民主话语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如果以前者为标准，那么第二种知识就是模糊的，民主的语义就是模糊的；反过来，如果以第二种知识为标准，那么民主的语义则可能是明确的，而第一种知识则是无意义的。具体而言，确定性思维从三个主要方面支撑了西方民主话语。
其一，它是一元论民主语义的哲学证成。历史表明，人们在面对民主这一术语时，不会认为其无法理解，而是力图克服对民主概念认识中的模糊性。正如诺齐克所言，“某些评价性真理没有关于评价性概念的本质的完全真理那么复杂，可以通过诘问法首先获得，一直保持它们的稳定性。”〔3〕据此，很多学者认为民主的语义是一元的，它的变化并不意味民主概念本身是模糊性的。这种对民主的一元论知识自信的本质是“将标明在具体的历史行为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也就是与某一种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与人所改造的自然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具有具体性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4〕即便很多人都承认民主这个概念的历史及其与之有关的一些争论特别是意识形态性的分歧，但是他们依然主张此种争论与矛盾中的解释分歧不应该成为认定民主概念是模糊性的依据，而仅仅是说明民主在不同认识框架中——虽然各个框架都以正当性与确定性为目标，但对正当与确定的理解后果存在不同看法——各有千秋，甚至只有在这种解释分歧中才彰显了民主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政治概念。由此，西方学者大多认为凡是主张民主具有模糊性的观点都等同于在否定民主，而这种否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专制独裁的真相及其扭曲的意识形态。
其二，它维系了民主的语义和意义之间的机械二分法。這种观点并不认为民主的语义唯一性与理念多样性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即后者并不会影响前者，因而也就不会因为民主的观念差异而导致民主的意义模糊。19世纪英国政治家布鲁厄姆勋爵曾指出，民主这个术语毫无模糊之处，而且与君主政体和寡头政体明显不同。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一百年，英国政论家考克斯却指出，人们常常认为民主有多重不同的含义，当美国、英国、俄国人都提到民主时，他们所表述的并非同一个对象。事实上，它们始终是一个东西，只是存在的层次不一样罢了。在这里，民主是一种确定性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制定是为了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权威的政府”。〔5〕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在概念上被形式化了，即并不是对民主术语意义与实践加以讨论的观念产物，而是在人们心目中与适当和正当性的评价相关的抽象认知。简言之，民主术语的多义性并不影响民主概念的统一性，因而民主术语的“模糊”并不等同于民主概念是模糊的。
其三，它强化了作为理想政体类型的民主理解。与上述两种观点相比，体现确定性思维的更为主流的做法是将概念与术语进行区分，其主要对象集中于民主（概念或术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有模糊的现象产生以及如何理解这种模糊现象。如果从日常话语或理想意义上看，民主概念的语义是清楚的。而在现实中，解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解释主体的意识形态背景的差异性存在的事实就会使民主概念的实际意义与理想意义相互分离，民主的实际意义越多，它在学术与政治话语中即形象意义上的模糊性就越大。事实上，人对自治和一致决定的指义是模糊的，关于它们的观点很难归于一种理想类型，甚至何种理想类型会被考量也很难做到。正因为我们无法按同一的理想类型与所有术语联系起来，所有民主术语的历史始终是晦暗不明的。为了捍卫西方民主话语的一致性和独占性，西方民主论者一方面承认如果不将民主概念的语义与那些在民主政治发展与存续过程中本已存在或逐渐形成的政治价值目标（如自由、平等等）相区别就会造成理解民主的泛化；另一方面，他们却坚决否认这种解释的泛化等同于民主在本质上是模糊性的。对此，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人们对于民主可以有意见、见解的不同，甚至是不同意识形态下的不同解释，但是即便不同的解释的数量再多，真实的、正确的民主语义却只有一个。哪怕真实的、正确的民主语义还没有确定或被认可，但只要人们具有理性就会意识到它是存在的，进而理解民主在语义上就不会是模糊的。
总之，在确定性思维的支撑下，西方民主話语创制了一整套政治性标准，该标准是衡量政体文明性、政治统治合法性、政治制度正当性、政治价值先进性、政治行为正确性的“唯一标准”。这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西方民主滥觞的后果，而确定性思维业已成为西方哲学思维与资产阶级利益诉求有机结合的理论范式。
二、确定性思维支配下的西方民主话语的根本问题
民主是“一种镶嵌在相互对抗的各种理论中充满争议的概念”〔6〕，而确定性思维就是要将民主语义的争议解释一元化。其不但从理论上强化了西方民主实践的权威性，而且淡化了西方民主话语的模糊性问题。但事实上，超越日常话语层面理想意义下唯一真实的民主语义似乎从未确定过。萨托利曾指出“争论肯定不是关于词语的争论，但它是以词语作为手段来进行的。词语是我们的争论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如果观念会造成后果，词语肯定也会造成后果，因为观念之手带着词语的手套”。〔7〕在现实中，确定性思维支配下的西方民主话语并没有真正澄清民主的真义。
毋庸置疑，人们从不会为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民主达成一致，而是在现实利益的选择中完成妥协，这是考量西方民主话语模糊性的出场语境。哈贝马斯指出，“这个生活世界始终都是参与者的背景，这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背景，参与者凭着直觉就可以把握住它”。〔8〕问题在于如何在术语实际运用或具体存在的意义上将模糊性从多样、冲突的界定标准中剥离开来。为此，西方民主引入多数人原则，以民主运行的基本原则来支撑解释民主的明确语义，这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下，某个（组）定义在相同意义层面上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即正确、权威或合法的。那么，这个模式就是民主话语的真实意义。从形式上看，这似乎不再强调绝对唯一，但坚持相对唯一也是有效的。然而，为民主找到一个相对唯一的定义不难，但是在具有同一意义的定义与行动之间，却很难实现一致性。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或赞同一种相对唯一的民主定义，但是他却并不需要运用它；反之，任何人也可以践行某种民主行为，却未必与自己所赞同的民主定义相吻合。易言之，我们无法穷尽定义和行为的种类，也就无法确定哪一种是相对多数的（即便它看上去是多数的）；而定义上的相对多数也未必与行为上的相对多数相一致。由此，那些抽象理论话语中相对多数的定义与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而产生的制度、体制的相对多数的行为模式之间更加缺乏一致性。不难发现，主张以多数主义的相对唯一来确定民主话语的真实性在现实中也难以实现。
当我们严肃对待以正确性与真实性的标准以及在这种标准下产生的诸如西方民主这样的标签并以此作为民主的终极话语时，现实就会让此种设想出丑。将民主割裂为一些看似精确的元素、原则或指标，并不会让民主变得更加清晰，而只能使其变得更加模糊甚至难以沟通、不可理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试图论证正确含义可能性的企图都不免会远离实际，而否定民主话语的模糊性则体现出了不断强化的意识形态性。
历史终结论从提出到破产的历史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民主话语揭下神秘面纱进而走下神坛的历史过程。在这里，西方政治学者也试图捕捉西方民主话语中的“难以捉摸之处”，通过多元民主论的话语重构重塑西方民主话语的魅力。然而，彻底的多元化必将以牺牲西方民主话语的支配地位为代价，这是其所不能接受的。因此，重塑西方民主话语的基本主张是：在特定历史阶段，民主的实现是存在一定的中心方式的，而这样的中心方式又应由若干核心话语要素所解释与构成。例如，达尔在提出多元民主论时坚称“把某些能够证明民主过程的标准作为正当的假设更加充分地阐述出来，应该是可能的”。〔9〕那么，“标准”的核心话语要素就是靠近民主化的核心区域，而对这些话语要素持保留甚至否定意见就必然是滞后化、边缘化的，即所谓的“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是各种不同文明体系的共同政治追求；民主化依然是世界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10〕从形式上看，这种观点具有合理性，以核心与边缘的程度性差别，取代了正确性与错误性、真实性与虚假性等性质上的绝对二分。但是，关于民主，清楚无误的核心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这看似是一个常识问题，但常识恰恰就是最难以言说的东西。确定性思维再次显现，而模糊性并非被消除了，而是被遮蔽得更深了。我们认为，“核心”与“边缘”在话语分析中本身就是一组模糊性判断，这里的“核心”不过就是某个概念的普遍用法中的一种经常性重复，或者说核心语义。这种经常性重复具有描述共同性的作用，却不能发挥辨识具体性的价值。换言之，具有某些核心语义，人们可以判断这是对某个范畴的解释（如，民主）；反之，人们运用这些核心语义却不能说明某个解释是特定范畴的。以动物学为例，猫、狗、天鹅都具有一些普遍的特征，即动物的特征，因此都可被称为动物；但反之，人们掌握了动物的一般特征后，却只能停留于判定动物，而不能以此辨别某个动物是猫、狗抑或天鹅。进而言之，即便你掌握了具体特征——如狗的一般特征，也无法判断这是藏獒、哈士奇、泰迪等狗的具体类型。尤为重要的是，它们既属于狗也属于动物，而且并无核心与边缘之别。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民主话语所强调的核心意义，或者民主实现形式的中心方式，就缺乏合理性依据。可见，西方民主话语的模糊性并不影响它的实现，反而是确定性、真实性、核心化的解释禁锢了民主的真正语义进而限制了民主实现形式的丰富化。
我们认为，不论确定性思维的表现形式如何变化，只要将西方民主话语置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就会发现，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才产生了谋求正确性、真实性和核心化的诉求。忽视这个基本语境，也就无法理解确定性民主话语的范式。在历史上，很多西方民主理论家虽然也曾指出民主的一般含义是人民主权，普遍认知是一种现代政府形式，但是他们也承認人民主权的解释是大相径庭的而且现代政府形式并不止民主一种。此外，民主在西方还时常表达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待新生问题的方法论、一种参与公共生活的思维倾向，即理智与感性、才智与规划、说服与强制、渐进发展与革命跃升的平衡思维。由此可见，民主是一种真正的模糊话语现象，词典编纂与百科全书中的民主只是一种学术史中的启蒙，而缺乏民主话语的现实感。
当然，民主具有共性。共性是政治的属性之一，寻求共性则是话语沟通的基础，这是民主作为一种模糊性话语现象而仍具有话语分析意义的根本原因。但是，作为底线标准的共性一旦成为衡量民主的高阶标准甚至终极目标，这些共性因其局限性就不得不沦为一种话语游戏的霸权规则。然而，这种霸权在话语逻辑上是脆弱的。如果存在一种永恒的民主真理抑或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相对的民主真理，那么这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任何人对民主真理的占有只能是一种发现而且是偶然发现，这立刻就与西方民主论者所主张的西方民主的必然性之间存在着本质逻辑的矛盾。当然，很多人也从历史、人性、民族甚至气候、地理等角度证明西方作为民主归宿的必然性，但这些因素本身也多有复杂性和变化性，反而否定了民主是一种客观真理的可能性。
此外，作为客观真理的民主，是否已经“确定的”完备了，是一个不可证明的问题。这也就说明了西方民主是民主的登峰造极之作进而主张以西方民主作为确定性民主话语的典范从理论到实践都在陷入空前危机之中的原因。在确定性民主话语的思维逻辑下，对抗、强制特别是不同主体——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社群、国家等——在永无止境地争论与征服才是民主话语的根本特征，那么基于这种西方民主话语的普世价值、世界伦理、人权高于主权等一系列学说都将归于虚无且自我矛盾。正如恩格斯所言：“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11〕由此可见，即便民主话语存在一定的共性，它们也只是民主理念的部分共同特点，并不足以支撑和构成现实的民主，即操作中的民主。总之，西方民主话语的模糊性逐渐显现之处，正是西方民主话语的实际存在之处。
三、在批判确定性思维中扬弃西方民主话语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质疑西方民主似乎就是在挑战民主本身，西方民主业已成为衡量一个人或国家是否正常的基本标准。那么，指出西方民主话语的模糊性本质并非是“文字游戏”。对此，我们认为，应该正确对待模糊性。承认民主话语的模糊性并不会影响民主话语的价值，反而能体现民主的古代价值与现代意义的有机统一。在一定程度上，确定性民主话语的范式将民主概念降低到了几乎无须理性分析的程度，而模糊性思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直面西方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性、不同政体国家的对抗性，客观对待民主作为“一种虚伪的、意识形态的手段”，为重新思考民主制应当如何行事这样的说明性问题或规范性问题提供一个积极的争议。
否定西方民主话语具备正确性、真实性与核心化的共性特点并不能等同于凡是认为民主具有一定话语共性的理论或主张都要被看作是有违事实的。在现实政治话语中，西方民主话语就具有这种事实上的“共性”。基于政治话语分析对模糊性的界定和用法，我们是从不同之人产生不同之解的角度来看待和比较民主究竟是一种精确性话语还是模糊性话语。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某些正确性的原则以及这样的原则能够找到具体相应的“正确性”典型，那么在具体语境中接受“民主并非是模糊的”的判断与在普遍语境中坚持“民主是多种意义”的判断就是有机统一的关系。在这里，二者协调统一的关键在于“语境-话语”的关系性。具体的、现实的、个别的语境对应精确的话语，而普遍的、历史的、一般的语境对应模糊的话语。毛泽东在分析民主时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语境-话语”观，其早年在批评流行于边区的民主价值论时就指出“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12〕我们认为，离开语境的精确性与模糊性，西方民主话语的确定性和模糊性就无从判断。即便如此，也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阶级状况和社会政治环境相对明确的前提下，才能在民主话语的价值选择上找到一定的共同性，明确实现形式的差异是必然的，而这也应是民主话语的核心命题。由此可见，西方民主话语的“自信”、推广甚至强迫传播必定要在社会形态层面完成社会同质、价值同源、文化同类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民主理念上的话语共识。脱离这些严格限定的语境条件，而孤立地探讨西方民主的普适性，既不科学，又无可行性。即便对西方民主话语而言，它的思维和传播方式的相对优势也终将消耗殆尽。
在较为严格的语境条件下，各种社会背景都是借助意识形态的方式渗入民主话语之中。在民主话语与本质性语境之间，还存在着以意识形态为基本载体和主要形式的表象性语境。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种独立介质，意识形态吸收并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既使得本质性语境有效地避免直接的攻击，又为特定民主话语提供充分的解释性保护。而在意识形态所提供的解释性保护中，正确性、真实性、核心化等才有了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所有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3〕但现实问题在于，仅仅批判意识形态作为介质的扭曲性或者把某种民主话语归咎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能充分解决民主话语的模糊性问题。这就需要在具体分析中将本质性语境-意识形态语境-民主话语的三维关系厘清，这就需要政治话语分析的思维、理论和方法论。
至此，我们都是从话语建构层面对民主的语义应以模糊性为标准进行分析。事实上从话语传播角度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以正确性、真实性、核心化为标签的民主话语，其在建构和传播的过程中是割裂的。换言之，这一话语的建构是内生过程，是从话语主体所处的具体政治语境中，将诸多现象抽象为一定的价值符号、制度标准与行为规范等核心话语要素，其之所以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具有较高的认同度，是因为这些核心话语要素是相同政治语境不同政治主体所共享的，特别是在占有话语权地位的统治阶级经意识形态改造后，这些话语要素与进步、真理、普遍、至善的评价性判断相互绑定，由此产生了一定的话语自信。这类话语自信本身虽然也并非是真理的，但是从阶级社会的历史属性与地缘政治的政治话语实践的具体需要看，其存在具有相对稳定的持久性。然而，正是因为阶级社会的政治属性是世界性的，政治话语实践的地缘属性也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种特殊的话语自信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必然要面对“普遍化方式的选择悖论”，即“将心比心的方式”或“以己度人的方式”。前者要求任何特定的话语自信在谋求普遍化的时候，应：尊重和理解其他特定的话语自信，并在其他特定的话语自信出现松动或者替代选择时，要恪守话语干涉边界，以客观参照物的形式存在。后者则希望某种特定的话语自信在谋求普遍化的过程中，应：建立以本身为标准的话语正当性的尺度、原则与实现路径；在与其他特定的话语自信产生矛盾时，将自身置于他者之上；且可以采取以维护本身为目的的任何措施改变、改造甚至瓦解其他话语自信，或在其他特定的话语自信出现松动或者替代选择时主动干涉与强制实现趋向与本身的话语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前者看作为一种“消极性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模式，而后者则是“积极的性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模式。那么，积极性的意识形态的民主话语才符合民主实践多元化的客观真相。这也是西方民主话语必须要从价值、模式、理念、制度体系等角度不断寻求对手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认真对待西方民主在话语建构（现实民主语义的抽象化）与传播（抽象化语义的再现实化）的模糊性本质，必然会对民主话语的建构与传播提出更高要求。这种要求主要是意识形态性的。无论其民主话语的虚幻性是否能够被人们普遍认清，对意识形态扭曲民主话语的支持者和批判者而言，確定性与模糊性的争论都不能停留在主观臆测中，而需要对民主进行不断而具体地政治话语分析。特别是对模糊性民主话语的诉求而言，更需要对其基本理论与类型进行深入论析，这正是彻底批判西方民主话语确定性思维危机的目标与未来。
总之，无论如何建构民主、怎样实现民主，对民主的理解终归难以达到所谓的真理状态。只要民主以术语即语言的抽象表达形式的方式存在，它就始终要存在于追求恰当性的激流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民主话语的变迁可以概括为一个消极意义的术语升华为一个近乎被完美化的概念的历史。虽然这并非是语词的功劳，但对民主语义的探索却应是达成这一结果的助产士。历史证明，“在一个习惯于将世界的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视为通则的话语世界中”〔14〕，我们绝不能一味聆听空洞的民主赞歌，更不应盲目追求玄奥的民主真理，而应还原西方民主话语的模糊性以及它在对抗模糊化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意义，进而为西方民主话语及其体系建构奠定批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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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林毅.西方化反思与本土化创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当代内涵〔J〕.政治学研究，2018（2）.
（责任编辑：陈果）
〔关键词〕民主话语；政治话语；确定性思维；模糊性本质
〔中图分类号〕D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3-0061-06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委托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公正话语研究”（17WTA018）
〔作者简介〕亓光，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徐州221116。
批判西方民主话语，应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彻底反思。理论反思主要是揭示民主的科学内涵及其社会相关性、阶级性、历史性与相对性的本质，而实践反思则集中于揭露西方民主政治的虚伪性表现。这两种反思虽然本身都是正确的，但两者之间缺乏连贯性。随着近代西方政治话语的滥觞，民主才被认为具备了一些正确性、真理性、核心化的语义要素，而这些要素的基础是确定性思维，其再现实化的产物就是西方民主的具体形态。这种批判方式虽然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却较少考量话语的现实性与亲和力，因此效果越发有限。为了全面检视西方民主话语，不仅需要反思民主的本质属性、基本逻辑、顶层设计、发展阶段等，而且需要关注其内在思维的本质与影响。利用政治话语的批判思维不但能够从根本上解构西方民主话语，而且能够避免这种解构内含的理论理性与现实激情间的矛盾。在审省民主话语的确定性思维的基础上，揭示它的模糊性本质，进而阐明民主话语的真实性、正当性与比较优势，不但能够巩固既有批判性成果，而且有利于对民主实现形式多元化的理论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谋求更加积极主动的话语空间。
一、确定性思维支撑了西方民主话语
任何对政治生活问题有所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政治概念常常具有不确定性。经过认真的学理性审省，一部分概念仍然存在着无休止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概念就具有了本质存疑性，而本质存疑概念往往就是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作为政治理论核心概念之一，民主的本质存疑性直接体现在它可以表现为不同甚至对立的观念，且具有明显不同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在西方哲学的思想传统中，本质存疑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它无法精确化，而前者仅仅是后者的不成熟状态。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解释人类社会的概念在本质上都是存疑的，但并不一定是模糊的。这就涉及到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背后的确定性思维，即真民主的唯一性与民主话语的确定性的理论判定，而其集中体现在西方民主话语之中。
众所周知，确定性思维植根于西方哲学传统，核心问题是“真”（真理）与“确定性”（关于真理的知识）的相互关系。“对希腊人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存在本身，认为思想和存在共属一体，因此，思想是对存在（自身）的开放，思想是存在（自身）的完整性的构成，是存在自身的敞亮。在思想向自身的开放过程中，存在便会给出自身。存在给出自身，即存在意义的澄明。思想向存在开放的意义即在于此”。〔1〕因此，古希腊人虽然创造了不同的思想流派，但在追求确定性方面却异乎寻常的一致，柏拉图的核心主张就可以概括为“实在与表象、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构成了所有事物的原型，事物之所以是其所是乃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古希腊哲学孕育出的这种对确定性和本质的追寻和把握的模式，奠定了西方哲学后继的发展模式”。〔2〕在一定意义上，这正是“苏格拉底无知”的真义，即反对人以自己的真信念来确定真理。
在确定性思维下，虽然人们对于民主是什么无法得到一个准确无误、确定无疑的定义，但是可以在不断认识中拥有关于民主是什么的知识。这就是确定性民主话语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如果以前者为标准，那么第二种知识就是模糊的，民主的语义就是模糊的；反过来，如果以第二种知识为标准，那么民主的语义则可能是明确的，而第一种知识则是无意义的。具体而言，确定性思维从三个主要方面支撑了西方民主话语。
其一，它是一元论民主语义的哲学证成。历史表明，人们在面对民主这一术语时，不会认为其无法理解，而是力图克服对民主概念认识中的模糊性。正如诺齐克所言，“某些评价性真理没有关于评价性概念的本质的完全真理那么复杂，可以通过诘问法首先获得，一直保持它们的稳定性。”〔3〕据此，很多学者认为民主的语义是一元的，它的变化并不意味民主概念本身是模糊性的。这种对民主的一元论知识自信的本质是“将标明在具体的历史行为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也就是与某一种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与人所改造的自然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具有具体性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4〕即便很多人都承认民主这个概念的历史及其与之有关的一些争论特别是意识形态性的分歧，但是他们依然主张此种争论与矛盾中的解释分歧不应该成为认定民主概念是模糊性的依据，而仅仅是说明民主在不同认识框架中——虽然各个框架都以正当性与确定性为目标，但对正当与确定的理解后果存在不同看法——各有千秋，甚至只有在这种解释分歧中才彰显了民主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政治概念。由此，西方学者大多认为凡是主张民主具有模糊性的观点都等同于在否定民主，而这种否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专制独裁的真相及其扭曲的意识形态。
其二，它维系了民主的语义和意义之间的机械二分法。這种观点并不认为民主的语义唯一性与理念多样性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即后者并不会影响前者，因而也就不会因为民主的观念差异而导致民主的意义模糊。19世纪英国政治家布鲁厄姆勋爵曾指出，民主这个术语毫无模糊之处，而且与君主政体和寡头政体明显不同。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一百年，英国政论家考克斯却指出，人们常常认为民主有多重不同的含义，当美国、英国、俄国人都提到民主时，他们所表述的并非同一个对象。事实上，它们始终是一个东西，只是存在的层次不一样罢了。在这里，民主是一种确定性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制定是为了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权威的政府”。〔5〕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在概念上被形式化了，即并不是对民主术语意义与实践加以讨论的观念产物，而是在人们心目中与适当和正当性的评价相关的抽象认知。简言之，民主术语的多义性并不影响民主概念的统一性，因而民主术语的“模糊”并不等同于民主概念是模糊的。
其三，它强化了作为理想政体类型的民主理解。与上述两种观点相比，体现确定性思维的更为主流的做法是将概念与术语进行区分，其主要对象集中于民主（概念或术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有模糊的现象产生以及如何理解这种模糊现象。如果从日常话语或理想意义上看，民主概念的语义是清楚的。而在现实中，解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解释主体的意识形态背景的差异性存在的事实就会使民主概念的实际意义与理想意义相互分离，民主的实际意义越多，它在学术与政治话语中即形象意义上的模糊性就越大。事实上，人对自治和一致决定的指义是模糊的，关于它们的观点很难归于一种理想类型，甚至何种理想类型会被考量也很难做到。正因为我们无法按同一的理想类型与所有术语联系起来，所有民主术语的历史始终是晦暗不明的。为了捍卫西方民主话语的一致性和独占性，西方民主论者一方面承认如果不将民主概念的语义与那些在民主政治发展与存续过程中本已存在或逐渐形成的政治价值目标（如自由、平等等）相区别就会造成理解民主的泛化；另一方面，他们却坚决否认这种解释的泛化等同于民主在本质上是模糊性的。对此，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人们对于民主可以有意见、见解的不同，甚至是不同意识形态下的不同解释，但是即便不同的解释的数量再多，真实的、正确的民主语义却只有一个。哪怕真实的、正确的民主语义还没有确定或被认可，但只要人们具有理性就会意识到它是存在的，进而理解民主在语义上就不会是模糊的。
总之，在确定性思维的支撑下，西方民主話语创制了一整套政治性标准，该标准是衡量政体文明性、政治统治合法性、政治制度正当性、政治价值先进性、政治行为正确性的“唯一标准”。这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西方民主滥觞的后果，而确定性思维业已成为西方哲学思维与资产阶级利益诉求有机结合的理论范式。
二、确定性思维支配下的西方民主话语的根本问题
民主是“一种镶嵌在相互对抗的各种理论中充满争议的概念”〔6〕，而确定性思维就是要将民主语义的争议解释一元化。其不但从理论上强化了西方民主实践的权威性，而且淡化了西方民主话语的模糊性问题。但事实上，超越日常话语层面理想意义下唯一真实的民主语义似乎从未确定过。萨托利曾指出“争论肯定不是关于词语的争论，但它是以词语作为手段来进行的。词语是我们的争论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如果观念会造成后果，词语肯定也会造成后果，因为观念之手带着词语的手套”。〔7〕在现实中，确定性思维支配下的西方民主话语并没有真正澄清民主的真义。
毋庸置疑，人们从不会为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民主达成一致，而是在现实利益的选择中完成妥协，这是考量西方民主话语模糊性的出场语境。哈贝马斯指出，“这个生活世界始终都是参与者的背景，这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背景，参与者凭着直觉就可以把握住它”。〔8〕问题在于如何在术语实际运用或具体存在的意义上将模糊性从多样、冲突的界定标准中剥离开来。为此，西方民主引入多数人原则，以民主运行的基本原则来支撑解释民主的明确语义，这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下，某个（组）定义在相同意义层面上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即正确、权威或合法的。那么，这个模式就是民主话语的真实意义。从形式上看，这似乎不再强调绝对唯一，但坚持相对唯一也是有效的。然而，为民主找到一个相对唯一的定义不难，但是在具有同一意义的定义与行动之间，却很难实现一致性。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或赞同一种相对唯一的民主定义，但是他却并不需要运用它；反之，任何人也可以践行某种民主行为，却未必与自己所赞同的民主定义相吻合。易言之，我们无法穷尽定义和行为的种类，也就无法确定哪一种是相对多数的（即便它看上去是多数的）；而定义上的相对多数也未必与行为上的相对多数相一致。由此，那些抽象理论话语中相对多数的定义与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而产生的制度、体制的相对多数的行为模式之间更加缺乏一致性。不难发现，主张以多数主义的相对唯一来确定民主话语的真实性在现实中也难以实现。
当我们严肃对待以正确性与真实性的标准以及在这种标准下产生的诸如西方民主这样的标签并以此作为民主的终极话语时，现实就会让此种设想出丑。将民主割裂为一些看似精确的元素、原则或指标，并不会让民主变得更加清晰，而只能使其变得更加模糊甚至难以沟通、不可理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试图论证正确含义可能性的企图都不免会远离实际，而否定民主话语的模糊性则体现出了不断强化的意识形态性。
历史终结论从提出到破产的历史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民主话语揭下神秘面纱进而走下神坛的历史过程。在这里，西方政治学者也试图捕捉西方民主话语中的“难以捉摸之处”，通过多元民主论的话语重构重塑西方民主话语的魅力。然而，彻底的多元化必将以牺牲西方民主话语的支配地位为代价，这是其所不能接受的。因此，重塑西方民主话语的基本主张是：在特定历史阶段，民主的实现是存在一定的中心方式的，而这样的中心方式又应由若干核心话语要素所解释与构成。例如，达尔在提出多元民主论时坚称“把某些能够证明民主过程的标准作为正当的假设更加充分地阐述出来，应该是可能的”。〔9〕那么，“标准”的核心话语要素就是靠近民主化的核心区域，而对这些话语要素持保留甚至否定意见就必然是滞后化、边缘化的，即所谓的“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是各种不同文明体系的共同政治追求；民主化依然是世界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10〕从形式上看，这种观点具有合理性，以核心与边缘的程度性差别，取代了正确性与错误性、真实性与虚假性等性质上的绝对二分。但是，关于民主，清楚无误的核心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这看似是一个常识问题，但常识恰恰就是最难以言说的东西。确定性思维再次显现，而模糊性并非被消除了，而是被遮蔽得更深了。我们认为，“核心”与“边缘”在话语分析中本身就是一组模糊性判断，这里的“核心”不过就是某个概念的普遍用法中的一种经常性重复，或者说核心语义。这种经常性重复具有描述共同性的作用，却不能发挥辨识具体性的价值。换言之，具有某些核心语义，人们可以判断这是对某个范畴的解释（如，民主）；反之，人们运用这些核心语义却不能说明某个解释是特定范畴的。以动物学为例，猫、狗、天鹅都具有一些普遍的特征，即动物的特征，因此都可被称为动物；但反之，人们掌握了动物的一般特征后，却只能停留于判定动物，而不能以此辨别某个动物是猫、狗抑或天鹅。进而言之，即便你掌握了具体特征——如狗的一般特征，也无法判断这是藏獒、哈士奇、泰迪等狗的具体类型。尤为重要的是，它们既属于狗也属于动物，而且并无核心与边缘之别。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民主话语所强调的核心意义，或者民主实现形式的中心方式，就缺乏合理性依据。可见，西方民主话语的模糊性并不影响它的实现，反而是确定性、真实性、核心化的解释禁锢了民主的真正语义进而限制了民主实现形式的丰富化。
我们认为，不论确定性思维的表现形式如何变化，只要将西方民主话语置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就会发现，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才产生了谋求正确性、真实性和核心化的诉求。忽视这个基本语境，也就无法理解确定性民主话语的范式。在历史上，很多西方民主理论家虽然也曾指出民主的一般含义是人民主权，普遍认知是一种现代政府形式，但是他们也承認人民主权的解释是大相径庭的而且现代政府形式并不止民主一种。此外，民主在西方还时常表达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待新生问题的方法论、一种参与公共生活的思维倾向，即理智与感性、才智与规划、说服与强制、渐进发展与革命跃升的平衡思维。由此可见，民主是一种真正的模糊话语现象，词典编纂与百科全书中的民主只是一种学术史中的启蒙，而缺乏民主话语的现实感。
当然，民主具有共性。共性是政治的属性之一，寻求共性则是话语沟通的基础，这是民主作为一种模糊性话语现象而仍具有话语分析意义的根本原因。但是，作为底线标准的共性一旦成为衡量民主的高阶标准甚至终极目标，这些共性因其局限性就不得不沦为一种话语游戏的霸权规则。然而，这种霸权在话语逻辑上是脆弱的。如果存在一种永恒的民主真理抑或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相对的民主真理，那么这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任何人对民主真理的占有只能是一种发现而且是偶然发现，这立刻就与西方民主论者所主张的西方民主的必然性之间存在着本质逻辑的矛盾。当然，很多人也从历史、人性、民族甚至气候、地理等角度证明西方作为民主归宿的必然性，但这些因素本身也多有复杂性和变化性，反而否定了民主是一种客观真理的可能性。
此外，作为客观真理的民主，是否已经“确定的”完备了，是一个不可证明的问题。这也就说明了西方民主是民主的登峰造极之作进而主张以西方民主作为确定性民主话语的典范从理论到实践都在陷入空前危机之中的原因。在确定性民主话语的思维逻辑下，对抗、强制特别是不同主体——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社群、国家等——在永无止境地争论与征服才是民主话语的根本特征，那么基于这种西方民主话语的普世价值、世界伦理、人权高于主权等一系列学说都将归于虚无且自我矛盾。正如恩格斯所言：“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11〕由此可见，即便民主话语存在一定的共性，它们也只是民主理念的部分共同特点，并不足以支撑和构成现实的民主，即操作中的民主。总之，西方民主话语的模糊性逐渐显现之处，正是西方民主话语的实际存在之处。
三、在批判确定性思维中扬弃西方民主话语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质疑西方民主似乎就是在挑战民主本身，西方民主业已成为衡量一个人或国家是否正常的基本标准。那么，指出西方民主话语的模糊性本质并非是“文字游戏”。对此，我们认为，应该正确对待模糊性。承认民主话语的模糊性并不会影响民主话语的价值，反而能体现民主的古代价值与现代意义的有机统一。在一定程度上，确定性民主话语的范式将民主概念降低到了几乎无须理性分析的程度，而模糊性思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直面西方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性、不同政体国家的对抗性，客观对待民主作为“一种虚伪的、意识形态的手段”，为重新思考民主制应当如何行事这样的说明性问题或规范性问题提供一个积极的争议。
否定西方民主话语具备正确性、真实性与核心化的共性特点并不能等同于凡是认为民主具有一定话语共性的理论或主张都要被看作是有违事实的。在现实政治话语中，西方民主话语就具有这种事实上的“共性”。基于政治话语分析对模糊性的界定和用法，我们是从不同之人产生不同之解的角度来看待和比较民主究竟是一种精确性话语还是模糊性话语。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某些正确性的原则以及这样的原则能够找到具体相应的“正确性”典型，那么在具体语境中接受“民主并非是模糊的”的判断与在普遍语境中坚持“民主是多种意义”的判断就是有机统一的关系。在这里，二者协调统一的关键在于“语境-话语”的关系性。具体的、现实的、个别的语境对应精确的话语，而普遍的、历史的、一般的语境对应模糊的话语。毛泽东在分析民主时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语境-话语”观，其早年在批评流行于边区的民主价值论时就指出“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12〕我们认为，离开语境的精确性与模糊性，西方民主话语的确定性和模糊性就无从判断。即便如此，也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阶级状况和社会政治环境相对明确的前提下，才能在民主话语的价值选择上找到一定的共同性，明确实现形式的差异是必然的，而这也应是民主话语的核心命题。由此可见，西方民主话语的“自信”、推广甚至强迫传播必定要在社会形态层面完成社会同质、价值同源、文化同类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民主理念上的话语共识。脱离这些严格限定的语境条件，而孤立地探讨西方民主的普适性，既不科学，又无可行性。即便对西方民主话语而言，它的思维和传播方式的相对优势也终将消耗殆尽。
在较为严格的语境条件下，各种社会背景都是借助意识形态的方式渗入民主话语之中。在民主话语与本质性语境之间，还存在着以意识形态为基本载体和主要形式的表象性语境。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种独立介质，意识形态吸收并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既使得本质性语境有效地避免直接的攻击，又为特定民主话语提供充分的解释性保护。而在意识形态所提供的解释性保护中，正确性、真实性、核心化等才有了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所有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3〕但现实问题在于，仅仅批判意识形态作为介质的扭曲性或者把某种民主话语归咎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能充分解决民主话语的模糊性问题。这就需要在具体分析中将本质性语境-意识形态语境-民主话语的三维关系厘清，这就需要政治话语分析的思维、理论和方法论。
至此，我们都是从话语建构层面对民主的语义应以模糊性为标准进行分析。事实上从话语传播角度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以正确性、真实性、核心化为标签的民主话语，其在建构和传播的过程中是割裂的。换言之，这一话语的建构是内生过程，是从话语主体所处的具体政治语境中，将诸多现象抽象为一定的价值符号、制度标准与行为规范等核心话语要素，其之所以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具有较高的认同度，是因为这些核心话语要素是相同政治语境不同政治主体所共享的，特别是在占有话语权地位的统治阶级经意识形态改造后，这些话语要素与进步、真理、普遍、至善的评价性判断相互绑定，由此产生了一定的话语自信。这类话语自信本身虽然也并非是真理的，但是从阶级社会的历史属性与地缘政治的政治话语实践的具体需要看，其存在具有相对稳定的持久性。然而，正是因为阶级社会的政治属性是世界性的，政治话语实践的地缘属性也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种特殊的话语自信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必然要面对“普遍化方式的选择悖论”，即“将心比心的方式”或“以己度人的方式”。前者要求任何特定的话语自信在谋求普遍化的时候，应：尊重和理解其他特定的话语自信，并在其他特定的话语自信出现松动或者替代选择时，要恪守话语干涉边界，以客观参照物的形式存在。后者则希望某种特定的话语自信在谋求普遍化的过程中，应：建立以本身为标准的话语正当性的尺度、原则与实现路径；在与其他特定的话语自信产生矛盾时，将自身置于他者之上；且可以采取以维护本身为目的的任何措施改变、改造甚至瓦解其他话语自信，或在其他特定的话语自信出现松动或者替代选择时主动干涉与强制实现趋向与本身的话语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前者看作为一种“消极性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模式，而后者则是“积极的性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模式。那么，积极性的意识形态的民主话语才符合民主实践多元化的客观真相。这也是西方民主话语必须要从价值、模式、理念、制度体系等角度不断寻求对手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认真对待西方民主在话语建构（现实民主语义的抽象化）与传播（抽象化语义的再现实化）的模糊性本质，必然会对民主话语的建构与传播提出更高要求。这种要求主要是意识形态性的。无论其民主话语的虚幻性是否能够被人们普遍认清，对意识形态扭曲民主话语的支持者和批判者而言，確定性与模糊性的争论都不能停留在主观臆测中，而需要对民主进行不断而具体地政治话语分析。特别是对模糊性民主话语的诉求而言，更需要对其基本理论与类型进行深入论析，这正是彻底批判西方民主话语确定性思维危机的目标与未来。
总之，无论如何建构民主、怎样实现民主，对民主的理解终归难以达到所谓的真理状态。只要民主以术语即语言的抽象表达形式的方式存在，它就始终要存在于追求恰当性的激流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民主话语的变迁可以概括为一个消极意义的术语升华为一个近乎被完美化的概念的历史。虽然这并非是语词的功劳，但对民主语义的探索却应是达成这一结果的助产士。历史证明，“在一个习惯于将世界的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视为通则的话语世界中”〔14〕，我们绝不能一味聆听空洞的民主赞歌，更不应盲目追求玄奥的民主真理，而应还原西方民主话语的模糊性以及它在对抗模糊化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意义，进而为西方民主话语及其体系建构奠定批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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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