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姑娘》：如何以身体指代城市
内容摘要：《上海姑娘》是张弦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11期上的一篇短篇小说，又名《甲方代表》，讲述的是一位上海姑娘白玫，投身到中国工业战线中去并改变了人们对以往上海印象的故事。借鉴“社会身体”的观念，我们可以从对白玫身体的构建上，发现作者为上海这一城市在时代洪流中形象的转变所作出的努力。
关键词：上海 《甲方代表》 身体 “社会身体”
对于十七年时期的“城市文学”这一概念，张鸿声在参考德国学者谢尔普的城市叙事（1989年）和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文学赋予城市意义”（1996年）等学者的观点后得出以下结论：“1949-1976年这一时期的城市题材，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但仍属于整体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体现，它必然存在着对城市的某种想象与表述。”[1]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文本中找到合适的样本并据此分析其所代表的城市形象，是完全有意义的。
《甲方代表》是张弦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11期上的一篇短篇小说，又名《上海姑娘》，讲述的是影片一位上海姑娘，投身到中国工业战线中去并改变了人们对以往上海印象的故事。
1956-1957年的“双百”方针给文艺界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从1956年第6期开始，《人民文学》开始陆续刊登一些问题小说和反映情感题材小说，《甲方代表》也同样带着鲜明百花文学的特点，文章充满了生活气息，对主人公上海姑娘也进行了大量的外貌描写，并且高度赞美了“她”作为女性的美丽，这在建国后到此前都是极为难见的。文章虽然是紧紧围绕上海女技术员“老白”白玫来写，生动地反映了她的认真、仔细、温柔、敏感等一系列具有女性性征的性格特质，实则是将“上海”与“姑娘”的捆绑，通过对白玫的误解-理解-敬佩这一系列过程，表达了对上海形象从旧到新的重塑。
一.旧上海：“不好的成见”
在文章中，“上海”，尤其是“旧上海”承担着相当负面的形象设计。其本身的半殖民性造成了它一方面经济畸形却又发育的相当良好，建国后上海成为了新中国当之无愧的经济重镇，而由于其半殖民的历史，经济上对比其他城市的极度发达，使上海又蒙上一层不良形象。
奥尼尔在《身体形态》中提出了“社会身体”这一概念，他认为历史上人们习惯与将国家/民族等与人的身体之间形成链接，以身体状态来比喻整体的状态。在《甲方代表》中，作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将二者链接，在文章的前半部分，将上海与上海姑娘紧密捆绑在一起，是让上海姑娘与上海的不良印象完全符合，已完成城市到具体的人的转化。
首先出现的是大段对女性美丽的细致描写，这样描写在此之前是很难一见的：
“她非常美，头发梳着特殊的花样，脸娇嫩而秀丽，眼睛上长着长长的睫毛，笑起来，露出雪白的牙齿。……即使不听她们刚才的讲话，我也差不多可以从这样的脸型和装束上判断出来：她是上海人。”[2]
百花文学与此之前鲜明的品格之一就在于对于外貌，尤其是女性美丽的大胆描写，在这一段落里，白玫作为女性的美丽被毫无保留的体现出来，但是这种美丽在作者笔下是有所保留的——并不是对美丽本身，而是对这种美丽的态度。因为从这种面容看来，“她是上海人”，拥有着上海人的“娇嫩”、“秀丽”、“长长的睫毛”和“雪白的牙齿”。这里并非是一个中性的判断，实际上在十七年时期，对女性“美丽”的判断并非在于相貌上的令人愉悦，而在于女性所展现出的“非性”的力量，在于一种去性别的、男女无差别，准确地说是女性隐藏本身的性征特点而表现出的一种像男性一样的豪爽、充满力量，从而能更直接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因此，这里在一大段对女性美丽的描写之后并由此判断出“她是上海人”显然多少是带一点贬义，至少是有一点轻蔑在内的。而随后，作者又对这种判断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作者开始毫无掩饰地揭露面貌美丽与令人存在成见的上海之间的关系。或许在今天看来这种关系令人难以理解并且需要一定程度的說明，而在十七年的语境中，这是无须解释、不证自明的，“美丽”是不可信、不值得被珍惜与保护的，有利于生产与劳动的才是时代所需要的美丽。在此处上海女性的美丽在于“爱打扮”、“爱时髦”，最重要的在于“不爱干活”，劳动，为当时不喜欢美丽甚至是憎恶美丽提供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得通的原因。
“接着，她们就在洗脸房里，走廊上，大大方方地抱怨起这里的一切了，又是不方便哪，又是太挤了哪，总之不满意。……（听到她们说的这些话）我总会突然地生起气来，这个地方是我的——不是故乡，而是劳动的地方，是要长远住下去的，是最应该爱护的。”[3]
作为“革命后”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劳动”的意义有着多方面的考量，它“承担的不仅是伦理的正义性，也是政治的正义性;不仅发展出对所有制关系的变更要求，也发展出对国家政权的新的形态想象”[4]。在当下的建设与未来的想象的不同画面交错中，张弦自然不会放弃对“人”尤其是“劳动”的关注，在当时的语境下，劳动使人获得尊严，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这一段中，张弦完成了一次置换，将“故乡”的逻辑设置在“劳动的地方”之下，这也即意味着，劳动，是比故乡更值得眷恋与热爱的。
由此种种，在上海姑娘进入叙事环境的最终，得到的是这样一种不说自明的值得玩味的结论：
“我们不谈起她们则已，一谈起来：上海姑娘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上海姑娘！——结论就是如此。到底怎么样？是好，是坏？谁也不去分析……大家都懂。”[5]
完成了这样的设置之后，作者开始进行对这一形象的反转，即从贬低到赞扬的转变。
二.新上海：“世界上最好的姑娘”
文章的叙述者“我”（即黄技术员）开始与上海姑娘白玫接触并发生了一系列故事。白玫出现的第一次冲突是与原来的王技术员之间的摩擦，王技术员代表的是一种市井气、官僚气，对待工作并不十分严谨，总是靠人际交往关系来蒙混过关的工人形象，白玫则是严谨认真的形象，在这二人的冲突中，王技术员讽刺白玫的一句话十分值得注意。他说白玫是“凭着读二天半的大学就到处瞎摆弄！”[6]
在这样的嘲讽背后有诸多值得深思的细节。白玫，身上的一个特质是上海人，而这里揭露出她另一个特质：大学生。上海作为文化氛围浓郁的城市，走出去的青年身上标志着大学生，也不得不让人自然而然的将二者联系起来，北京、上海甚至昆明，都有着这样的素质，而唯独上海的“大学生”在火热的劳动场面中显得多少有些尴尬，说白玫是大学生，显然没有丝毫肯定的意思，或许这与人们对上海的映象紧紧相关。
在经历了与王技术员的冲突之后，“我”（黄技术员）开始带领读者重新发现白玫：
“是的，她很美，是在家里娇生惯养出来的，可是，人家工作可不轻松，穿这样的工作服，这样大热天跟工人们一起爬来爬去检查管道，还要和那些老资格的外交家们成天打交道……”[7]
这一段话是“我”在提醒自己发现白玫的优点，更重要的是让所有读者都意识到这样一种反差：是的，她模样美丽，弱不禁风，带有明显的上海的纸醉金迷的资本气息，但是，她仍然与我们一样的工作——重点是劳动，在劳动中，上海得到了平等的权力，得到了一种新的形象的塑造。
白玫当然也对冲突耿耿于怀，心中难平，“我”发现坚强的她背后是这样一种软弱：
“她猛然回过头来。泪水沾满了她的面颊，一卷头发散乱地披在额上，她微微锁起的双眉和闪闪发光的眼睛，含着无限的羞涩和委屈。……就在这一瞬间，发觉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8]
首先必须声明，这里的“软弱”不能用十七年的评价标准去看待，在整个十七年语境中的软弱是值得怀疑并蔑视的。而此处，意识带有鲜明的百花文学的特点，即正视人的多种复杂情感，另一方面也正式代表了上海与城市气质上的不同，上海更加细腻，并缺乏当时主流所倡导的钢铁般的意志与坚强。
在“我”与白玫开始定下情缘之后，经历的文章的最大冲突。“我”因为想赶工期，所以采用了投机取巧的办法，也因此造成了恶劣的后果，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白玫也因此离我而去。于是“我”洗心革面，在一次危急关头舍身救险，成为了英雄，也因此发烧重病，在床头前，白玫也终被我所打动，回来看我：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刚才她来看我了，坐在床边，紧握着我的手，深情地望着我的眼睛……”[9]
李杨在对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研究后发现，其中的人物往往有一种受虐倾向，即以付出身体为代价，以此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这种代价往往是遭受酷刑，受重伤甚至是付出生命等等，在这里我们依旧能看到这种思维模式的沿袭。而上海姑娘，也成为了这样一种模式的组成者、见证者。这一方面在显示上海与其他城市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使上海姑娘身上多一些人情气息。
上海自身的身份的早已习惯于经历这太多的转变，而上海也不得不在这一次次转变中完成历史的断裂。上海的解放意味着上海重回中国价值的“解放含义”，上海本来作为左翼运动的重要场所，是有着纯洁血液的“红色城市”，但是建国后，这样的一个红色城市会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变得与整个国族的宏大叙事显得有所出入，而导致与整体环境之间存在巨大反差。某种程度上，《甲方代表》正是借由着姑娘的身体形象尝试着为上海的新形象做着某种弥合。
注 释
[1]张鸿声等：《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2]张弦：《甲方代表》，《人民文学》1956年第11期，第50页.
[3]张弦：《甲方代表》，《人民文學》1956年第11期，第50页.
[4]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页.
[5]张弦：《甲方代表》，《人民文学》1956年第11期，第51页.
[6]张弦：《甲方代表》，《人民文学》1956年第11期，第53页.
[7]张弦：《甲方代表》，《人民文学》1956年第11期，第52页.
[8]张弦：《甲方代表》，《人民文学》1956年第11期，第54页.
[9]张弦：《甲方代表》，《人民文学》1956年第11期，第57页.
（作者介绍：钱思衡，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