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共痛：论石一枫小说创作中的生命意识
内容摘要：近些年来，石一枫的小说创作日趋成熟，他以强烈的现实关怀把握当下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时代阵痛。在石一枫主要的中、长篇小说创作中，作品表现出对人物生命意识流动的探索，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展现了作者所秉承的“感悟他人伤痛”的生命态度与文学立场，从而在共情中加深对现实矛盾的认识，挖掘作品的艺术内蕴与审美价值。
关键词：时代 共痛 生命态度 共情
作为青年作家，石一枫以戏谑调侃的方式抒写着青春絮语，在玩世不恭的腔调里宣告着自我的存在，而被称为“新一代顽主”①。早期，他的小说多着眼于个人的生活，充满着对爱情、对前途、对家庭的困惑与追寻，如《节节最爱声光电》《恋恋北京》等。而于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妹》，石一枫驾轻就熟地展现着幽默讽刺的语言色彩，探索着关于生活的本质，长期独自漂泊在北京的“我”在家庭情感上处于缺位状态，在事业的追求上慢慢丧失了最初的理想而落入“凡俗”，而同母异父的妹妹小米突然闯入了“我”的生活，在彼此的碰撞中“我”学会成长。作者在表现亲情的回归与个人成长之外，通过小说中人物对梦想的选择与坚守来触碰社会现实的某些残酷面。这或许可以看作是石一枫创作途中的一个过渡点，他正在认真地识察世界，触摸真实。
近些年来，随着作家人生经历与体验的蕴蓄，他也越来越重视对社会现实的思索，如《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借命而生》《营救麦克黄》《特别能战斗》《心灵外史》等。他以触动时代脉搏的敏锐神经摸索着当下的社会焦点，关注着普通人的境遇，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指涉人心，而其文学语言中的那股揶揄、闲散之风也并未消淡，反而成为作品中的一抹底色，使石一枫的小说焕发出独特的审美趣味与文学意蕴，文风的逐渐成熟，也获得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肯定。2018年，石一枫凭借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获得鲁迅文学奖，他以独特的视角，聚焦农村女孩陈金芳渴望在北京扎根生存的命运变化，展现了时代变幻下普通人的追求与挣扎。在赢得赞扬的同时，也有批评建议的声音，这也意味着石一枫的小说创作正在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1.时代共感下的人物共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文学逐渐退守，处于“边缘化”状态。经济高速发展，科技不断提升，社会昂首前进着，而人们的生活状态、思想方式也伴随着时代进程发生着剧烈转变。文学创作，从本质上来讲，是对人的书写，是对人的生存境遇、生命意识存在的审美观照。小说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它是某一特定时代的作家对历史或时代的一种记忆、一种观察、一种想象”②。
近些年来，石一枫将创作视角从关注“个人”转移到关注“社会问题”③，从阐发“我”、“我们”到对普通大众的生存状态的书写，这样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其创作的完全割裂，而是构成了某种联结。石一枫依旧选择用“我”的眼睛来看世界，以更宽阔的视界，体味“个人”的艰苦战斗，觉察“群体”的信仰迷茫。《世间已无陈金芳》中以“我”的视角感受着那个初来被同学嘲笑的女孩陈金芳十几年间的巨大变化，从穿着土气到流连于上流社会，从“陈金芳”改名“陈予倩”，这之中的跨越带着血与泪的战斗和反抗，陈金芳的第一次抗争是誓言靠自己的能力在城市生存，因家境困苦而被家人强制命令回到农村承担重负，对此她展现出强烈的反叛与勇气，并以脑袋见血而告终。那些血滴映入“我”的眼里，也長久地印在了“我”的生命记忆里，那是女孩生命意识的强烈涌现，是对美好未来的长久追寻与渴望。再相遇，陈金芳已混成“圈子”，“我”偶然见证了陈金芳与其所倚靠的豁子间的争吵，她想将创业的钱买钢琴而默默承受着打骂，第二次的反抗陈金芳以平静来吞噬冲突，这是生活方式与精神追寻的差异产生的矛盾。多年后，陈金芳以成功人士的身份再次与“我”产生交集，只是结局令人唏嘘，投资失利，涉嫌诈骗，自杀未成。那“血”似乎贯穿了陈金芳一生的奋斗，也成为陈金芳的生命底色，怀着对城市的满腔热情与向往，在现实面前挣扎着、坚守着，以倔强的姿态拼命守护着那一方梦想——“活出个人样”。
时代快速发展，多少陈金芳渴望着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取更好的生活，获得作为“人”的尊重，从而获得世俗价值的肯定，走进新的生活，蜕变成“成功模样”的陈予倩。石一枫洞察着中国社会的进程，展现普通人的命运轨迹，揭示其生存困境，在历史进程里，或许这样的执拗显得微不足道，而在社会前进的步调里，这样的反抗显得尤为坚韧。
石一枫曾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本质上的，缺乏体会他人创痛的能力，是现代人悲哀的宿命。”④文学通过文字讲述着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叙说着人的体验与情感，借生命意识的展现向大众传递着不同的生命温度。把握现实，立足当下生活，石一枫以“我”的视角体会着时代发展下，人物所经历的痛与挣扎，“我”和“她”彰显的是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境遇所经历的不同人生体验，却不可避免的都带有自身不可愈合的“痛”与“失意”，这正是时代共感中的人物“共痛”，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经历程，是人物成长的独特体验。现实生活中，人们善于“遗忘伤痛”，以抚平伤口，作者却强调着体会别人的哀伤与痛楚的重要意义，陈金芳的鲜血砸在地面上，那些印记终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然而她对生活的坚守却以一种坚实的姿态刻进人的心中。
2.信仰迷失下的精神危机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商业化浪潮席卷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价值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当财富、地位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社会标准，甚至裹挟人们的价值判断与选择时，不免让人产生焦虑。文学作为精神上的审美需求，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也在建构与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其“深刻之处在于超越有限的现象层面的写实而切入灵魂，对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进行怀疑和追问，唤起其心灵反省和深刻拷问”⑤。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中，可以看到，作者从现实社会问题出发，试图挖掘底层人群在时代潮流中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以展现更为真实而丰富的社会人生。
它是盲目追寻信仰途中所折射的精神困境。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说“我”与大姨妈之间几十年的情感牵绊，大姨妈并不是“我”的亲大姨妈，却在“我”孤独无助的童年里给予了不可替代的温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心中有关家庭、父母、亲情的情感缺失。父母的婚姻是特殊历史时期迫于无奈的选择，引来的是无休止的争吵、对“我”的忽视，这也导致了“我”生命中的“独”，独立也孤独，正是因心灵情感的空洞，因对爱、温暖的需要、依恋，“我”选择了一场精神的自我放逐，而大姨妈则是“我”生命意义中唯一的情感寄托，也是几十年里“我”坚持不懈对大姨妈踪迹追寻的动力。小说以“我”的视角展现了大姨妈对精神信仰的执着追求，也在“我”同大姨妈的羁绊中挖掘着个人潜意识里“独”给现代人带来的精神痛楚。
大姨妈曾一心相信“气功”可以为她解决生活中的苦难，而后被证明这只是欺骗;也曾虔诚地认为“虫虫宝”可以让普通人成就梦想，获取财富，实现个人价值，结果它却被定性为传销组织;她也曾相信“革命”，却给和她一同长大的“我”的母亲带来了伤害……“我是真想相信什么。真想相信，真想相信，真想相信”⑥。大姨妈的自语揭示了她一生的悲剧，她对信仰的强烈渴望，驱使她盲目追寻着，而生活的困苦也让她不断寻找精神依托，即使那一切都是幻滅的。而“我”亦是如此，情感的缺失，投资的失利，精神的失落，让“我”不断追寻大姨妈的脚步。而这恰恰反映了一个无奈又尖刻的现实，即当下普通人所面临的灵魂空洞与精神困境。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石一枫试图将社会效益背后的横截面展现给大众，这似乎是一个精神“流浪”的年代，有些人因现实苦楚而盲目寻求相信些什么，有些人借“贩卖信仰”牟取暴利。《心灵外史》揭示了中国人所存在的精神困境，因“无信”产生的痛楚，因“信”而造就的悲哀。小说试图穿越重重的历史迷雾，将过去与未来联结，寻索一代人的精神信仰，物质生活的膨胀与精神的贫瘠或许不构成绝对的反比关系，却透露出历史进程中，人们面对城市文明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无所适从和精神困苦，映射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发展之间的落差，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展现了人精神层面的流浪感与无奈感。
3.温情视角中的悲剧消解
近些年来，在石一枫的中、长篇小说中，作者展现了对社会底层的现实关怀，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它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需求，而他笔下的人物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是支配小说中人物命运发展的动力：想要活出个人样。她是《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纵使面对千难万苦也拼命想在城市混出人样的陈金芳;他是《借命而生》里敏锐察觉世道改变，想以自己的方式提升技术却违背了时代社会准则而被抓的姚斌彬和许文革;她是《心灵外史》里不断寻求相信的支点，想要活的越来越好的大姨妈。
“活出个人样”，简单的几个字却饱含了主人公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期许和展望。一方面，它是对自己生存现状的失落;一方面，它是对未来人物行动发展的指引。作者通过描绘人物在追求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苦，揭示人物命运与时代发展间的复杂冲突，彰显其悲剧意蕴。但石一枫作品中的“悲剧性”并不是浓烈的，他以独特的视角打量着这个时代，以温和的笔触轻轻走近人物的内心，在这种“共情”中，小说的悲剧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
孟繁华曾评论，“在文学气质和价值观上，石一枫远没有王朔决绝。应该说石一枫在这一层面上要宽厚得多，当然也有些软弱，这是石一枫的性格使然”⑦。或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石一枫实质上对自己笔下创作的人物贯穿了一种生命态度：体会他人伤痛的温情。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体会他人创痛的能力”。作者与这些为生活苦苦挣扎的人产生了共同的情感纽带，他有意识地触摸着、感受着这些人的困苦与哀伤，他们所处的边缘境地。正基于此，石一枫无法做到鲁迅一般“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果决，也没有王朔“反对崇高”的尖锐，他选择将自己放入人物身边，如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那个“我”一般，真诚地介入着，走近着。
《心灵外史》中大姨妈一次又一次错信，但作者通过“我”的视角来阐述还原这些经历，“我”与大姨妈之间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深厚情感在不知不觉的消解这些有关生活的悲剧，虽无法完全消散，却带着淡淡的温情。作者并没有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俯视众生，也没有带着同情者的怜悯，而是选择站在人物的身旁，感同身受般的体会“我”的精神失落，大姨妈的虔诚与痛楚。
小说《营救麦克黄》以一只名叫麦克黄的狗的丢失为线索，引发了有关“人性”、“尊严”的深思。作为公司高层的黄蔚妮与前台颜小莉因偶然的机会成为“朋友”，由于黄蔚妮的狗丢失了，颜小莉在陪同其寻狗的过程中引发了一场车祸，一个小女孩被撞，因家庭贫困而无法得到良好治疗。虽然没有监控，但颜小莉在面对良心的挣扎后，告知黄蔚妮希望一起承担责任，却得到冷漠以待，颜小莉假装虐待麦克黄来威胁黄蔚妮以索取为小女孩治病的医疗费。作者在小说中构造了来自社会不同处境的人在面对生命时的不同态度，情节简单，但它展现的血淋淋的现实不禁令人感到残酷，面对一条狗与一个人时所表现的截然不同的姿态，揭示了小说中以黄蔚妮为代表的人的虚伪，她们无法承担有关“人”的责任，无法承受自身利益会受到影响的风险。
石一枫并没有为小说营造一个悲惨的结局，黄蔚妮最终没有追究颜小莉“勒索”的责任，而是留下了一笔钱。看到遭受虐待的麦克黄，黄蔚妮无疑承受了很大的精神痛楚，而真相揭开，黄蔚妮需要面对一个小女孩未来可能被毁的现实，面对质疑与叩问，或许唤起了她自身良心的谴责，或许没有。但石一枫通过人物的态度选择，缓和了二者间的矛盾。小说牵涉了贫富差距、生命尊严等多方面的内容，展现了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作者在批判、讽刺人性丑陋的一面时，也以悲悯的情怀切实的揣摩着人物的内心，颜小莉在选择承担责任时的犹豫、挣扎，面对黄蔚妮的冷漠所涌起的惩罚、报复心态，都深刻展现了人性中复杂的一面。
综上所述，一路走来，石一枫在语言艺术上秉承着一贯的幽默戏谑风格之外，也在不断进行着新的尝试，拓展、拓深作品的表现题材与力度，坚守着文学的底线，力图表现社会进程中所产生问题与矛盾，揭示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展现人与时代的“共痛”，挖掘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这些人物或许身处底层，但在精神气质上，并不卑微，而是散发着一种旺盛的生命力量，那种努力生活的姿态使人物带有着独特的审美魅力与价值内蕴。
参考文献
[1]石一枫.恋恋北京[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8.
[2]石一枫.我妹[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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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一枫.特别能战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4.
[5]石一枫.心灵外史[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9.
[6]石一枫.借命而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4.
[7]王晴飞.顽主·帮闲·圣徒——论石一枫的小说世界[J].当代作家评论，2017（03）：160-172.
[8]汤奇云.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中国书写[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12.
[9]石一枫.为什么而写作[N].文藝报，2018-05-25（005）.
[10]石一枫.为什么我们总在遗忘“他人的痛苦”？[N].包头日报，2014-04-11（A11）.
[11]张志忠.怀疑与追问——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一种思想气质[J].文学评论，2004（04）：54-63.
[12]孟繁华.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J].文学评论，2017（04）：174-186.
注 释
①王晴飞.顽主·帮闲·圣徒——论石一枫的小说世界[J].当代作家评论，2017（03）：160-172.
②汤奇云.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中国书写[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12.前言：小说的审美自觉与历史的“另类”书写，第2页.
③石一枫.为什么而写作[N].文艺报，2018-05-25（005）.
④石一枫.为什么我们总在遗忘“他人的痛苦”？[N].包头日报，2014-04-11（A11）.
⑤张志忠.怀疑与追问——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一种思想气质[J].文学评论，2004（04）：54-63.
⑥石一枫.心灵外史[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9.第225页.
⑦孟繁华.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J].文学评论，2017（04）：174-186.
（作者介绍：钟力，湖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