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通货膨胀与分配难题

    王豫刚

    刚刚过去的2021年有两件事在历史上具备重大意义，其一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其二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使得限制生育政策全面转向鼓励生育政策。全面脱贫之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成为社会共识。然而，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发展不均衡，无疑是实现共同富裕路上的三大阻碍。同时，由于近年民粹思潮在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的抬头，“反全球化”愈演愈烈，贫富差距、社会公正和发展模式更是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讨论，以皮凯蒂在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为最典型的案例。此后，特别是在特朗普当政期间，关于这类主题的学术着作数量井喷。

    恰逢此时，由着名经济学家、“古德哈特定律”的提出者查尔斯·古德哈特与前摩根士丹利全球宏观经济团队负责人马诺吉·普拉丹合着，财政部副部长廖岷领衔翻译的《人口大逆转》一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其主题正是关于老龄化、不平等和通胀三大问题。

    只有“天启四骑士”能解决问题？

    探讨老龄化和不平等问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模型能够覆盖的，其涉及到繁杂的社会、政治乃至文化因素，因此，秉持“马尔萨斯-达尔文”观念者，对此往往持有一种悲观的冷漠态度，甚至有类似宿命论的看法，认为只有瘟疫、战争、饥荒、死亡这“天启四骑士”才能消解。

    沃尔特·沙伊德尔在《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一书中给出的解读，便是将“马尔萨斯陷阱”的解决方案移用到不平等问题当中，提出了矫正力量的四骑士：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认为除了外加暴力，人类社会对不平等现象的修正能力微乎其微。

    格里高利·克拉克在《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当中，则认为各经济体人均收入的差异只可能有三个源头：人均资本的差异、人均土地的差异，以及效率的差异，而效率差异几乎可以用来解释各国收入水准的一切差异：“效率差异主要是无法有效利用技术所致。不过这里所谓的‘无法有效利用’有一种独特的形式，其根本在于无法将劳动力有效地运用在生产上，所以就算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贫穷国家每名工人的产出仍低得可怜。”

    在《价格革命》一书中，大卫·哈克特·费舍尔总结了人类历史上的四次价格波动大周期，分别是14世纪价格革命：黑死病冲击；16世纪价格革命：美洲贵金属冲击；18世纪价格革命：殖民地和工业革命；20世纪价格革命：信用货币和信息化。每次价格革命都始于繁荣，终于危机，归于均衡。前面三次价格革命周期距离我们都比较远了，我们比较接近的是70年代至今的大通胀周期。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正处在这一轮价格革命的尾端，疫情、大通胀、欧洲大战，剧本又是如此熟悉。对普通人而言，“努力获取财富”的优先级，正在逐步转向“努力保住财富”。和平与繁荣，似乎正在渐行渐远。

    十余年前，拉古拉迈·拉詹曾在《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中预言，如果后发国家不能远离出口拉动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诱惑，提高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那幺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失衡必将引发“断层”灾害，就像20世纪20年代，德国从国外大量举债来支持国内的消费繁荣，以此来缓解困扰魏玛共和国的潜在社会矛盾，而美国不愿意为德国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而德国商品出口正是德国偿还债务的手段。同时，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政府措施来缓解德国经济上的困境，而德国则不愿意也不能够作出偿还债务所必需的牺牲。当希特勒利用经济危机登上权力舞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德国不会偿还其外国债权人所持有的债务。他所传达的仇恨和复仇欲望恰恰迎合了认为自己被全球化经济剥夺了的德国民众。

    今天，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某种类似的镜像。

    为何未来将与过去完全不同？

    回到《人口大逆转》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试图在一个悲观的结论之后给出一种平缓的解决方案：增加税收、削减债务、技术进步、改善治理，但随着疫情迟迟未见结束，战争对全球的能源、粮食价格冲击已经迫在眉睫，主要欧美经济体的通胀数据都已经逼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逆全球化”的过程似乎已无法阻止。

    1991年到2018年的27年间，全球发达经济贸易体系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增加了一倍多，这带来了对发达国家劳动力议价能力的巨大冲击，相对于资本、利润、管理人员和技能劳动力的报酬而言，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下降，经济状况恶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耐用制成品价格趋于有规律地下降，尽管最近几年下降幅度有所减少。相比之下，发达市场经济的服务业通胀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急剧下降，使得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长期锚定在2%这一水平，然而这种低通胀，是以各主要经济体政府债务的大幅上升为代价的：

    “过去，大多数人从40岁左右到退休这段时间，收入最高，快进入退休而没有抚养或赡养义务，这有利于储蓄。现在人们一般在20-30岁时没有这样的义务，但收入较低，不会考虑活到90岁时的情况，因而不怎幺储蓄。30岁以后直到退休，很多时候他们需要照顾子女，接着需要照顾父母（参见Bauer and Sousa-Poza， 2015， 2019）。不管是照顾子女还是照顾父母都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但鉴于直接的情感纽带和时间贴现，我们认为人们会选择把精力和金钱用于履行抚养和赡养义务，而不是用于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储蓄。换言之，我们认为，生命周期的变化会进一步降低个人储蓄率并加剧公共财政负担，因为公共部门不得不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生活标准和健康医疗。随着每户家庭需要抚养的孩子的数量下降，抚养孩子的时间缩短了数年。但是同时，高等教育的普及意味着孩子依赖父母的时间有所延长。这两个趋势正好相反。”P83。

    我们在美国政治的表现中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带来的巨大影响：在整个特朗普任期之内，美国政治深陷内部社会撕裂，对外关系则呈现出民粹主义的典型“归咎于外”的特征，正如迪特里希·德尔纳在《失败的逻辑》一书中所总结的那样，“我们总可以说：‘我曾有着最好的意图，但是环境不允许我实现所希望的东西。’当然，‘环境’总是可以找到的，特别是那些‘邪恶力量’，使用恶毒的不光明正大的阴谋手段对我们美好的努力采取破坏和妨害行动。” 作者说，对于黯淡的前景，美国选民们主要归罪于全球化和来自海外的竞争，包括制造业生产的离岸外包；国内来自抢夺低技能工种的外来移民的竞争，以及精英阶层未能成功回应他们的担忧。其结局就是政治民粹主义泛起和经济自由主义危机。

    随着“北方国家”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抚养比恶化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放缓，各主要经济体都不得不进一步依赖本国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这将带来全球经济范式的长期改变。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在结构上，本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板块和五个组成部分，第一板块是对问题的描述，第二板块是讨论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

    本书的一至七章可以归结为第一板块，前四个章节，讨论老龄化问题，特别是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给全球宏观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第五、六两章分析为什幺通货膨胀将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第七章讨论了不平等问题、民粹主义及其经济成因。第八至十四章构成的第二板块，则试图给出一些解决方案，如第九章的日本案例；十至十二章讨论技术进步和新增劳动力对先发国家老龄化的抵消作用及债务危机和通胀的应对方案，第十三章则探讨财政和货币政策，十四章作为全书总结。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作者认为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必然会降低实际产出的增长，除非生产率出现意外的飙升。经济增长率可能长期都处于一个令人失望的缓慢水平，很难大幅回升。

    其次，全球从通缩倾向转向严重通胀倾向的可能性将增大，工人的产出大于自身消费（否则雇用他们就没有利润可言），而被抚养者只消费不生产。全球抚养比的急剧上升则意味着，那些只消费不生产的被抚养者，其作用将超过导致通缩效应的工人。因此，通胀不可避免。随着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其议价能力将增强，而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和收入相对占比将再次上升。如果为解决养老金和医疗费用而必须大幅提高税率，由此，工人税负将加重，他们很可能要求增加工资，以确保获得更合意的税后实际工资。

    再次，储蓄降幅可能超过投资，从而推高实际利率。推高利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会增加资本开支，以通过技术替代劳动来提升生产率。

    最后，皮凯蒂的观点并不正确，通过技术变革、反垄断和进一步推动全球化，以及全球劳动力供给的逆转，不平等程度是可以被缓解的。

    在第二部分，作者则阐述了关于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后果如何解决的三种选择方案：

    第一个选择是大幅提高退休年龄，人们将来应该工作到70多岁。

    第二种选择是工人通过增加储蓄，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提供资金，这一方案可能需要政府的干预，也取决于工人的预期：国家养老金慷慨程度越低、退休后活的时间越长，个人储蓄率往往会越高。

    第三种选择则是国家向工人征税，并将这些资金转移到老年人身上，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和养老金。作者亦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将如何平衡现有劳动者（包括各种技能水平的劳动者、管理人员、食利者和资本家）的高税收与养老金的慷慨程度。考虑到政治因素，特别是老年选民在选民中占比的不断上升，养老金水平将随着实际GDP的增长而提升，并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成为日益加重的财政负担，那幺工人的税负将不可避免地增加。

    同时，两位作者还探讨了全球化问题，他们认为，大规模移民会带来严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唯一可行的是把资本和管理带到贫穷国家与其工人相结合，而不是让他们移民到富裕国家。尽管全球化有可能出现这种新方向，但可能性不大。

    对于通过供给侧改革来提高生产率，作者则认为，“是一个幻想”。他们亦指出，过去为了应对危机所采取非常规措施有助于提高资产价格，使投资者和房主从中受益，然而人口的巨大逆转将在短期内导致通胀和利率攀升。随着公共部门债务率上升到高位，以及人口压力的持续恶化，各国财政部和央行的目标可能很快就不再一致，并产生冲突。此外，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公共部门债务（包括央行的现金负债）的平均期限大幅缩短，这导致当利率攀升时，财政部的利息负担会更快增加，未来央行独立性面临的威胁比最近更严峻。

    我们需要十足的运气才能不断向前

    在本书中，作者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在第二、第六和第七章，作者讨论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给世界经济体系带来的全方位冲击，并在九、十两章讨论了日本经验和可能的替代方案，但在笔者看来，他的总体结论趋于悲观。

    在既往的全球化循环中，西方向中国出口技术管理和资本，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廉价商品，然而，资本品价格的下跌先于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所以越是资源依赖的地方，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越会空心化（这正是俄罗斯正在发生的现象）。同时，在全球化循环中获得最大利益的阶层是知识阶层和管理阶层，以及职业投资者，受损最多的是西方国家的下层中产。再者，全球化循环中，教育投资回报相当高，而体力劳动和重复劳动的回报没怎幺提高，无力继续进行智力投资的下层中产只能向下流动，技术变革使得旨在维持充分就业的公共政策只能作用于服务业和零工经济（灵活就业），而无助于生产率的进步，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下降了。这也导致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显着增加，而养老服务是消费而不是投资，不能产生未来收益。

    那幺，印度和非洲能替代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的角色吗？首先要认识到，非洲的人力资本积累太差，而印度和中国的差距，在于其行政管理水平太低，政治结构不行，作者称为行政资本不足。同时，因为民粹的关键是反移民和排外，从这些地区引入移民对发达国家来说政治上不太可行，作者言外之意大概是，延迟退休和削减养老福利，同时进一步海外设厂反而最为现实。

    在本书的后记中，对疫情后的世界进行了一些预测，当然，现在看来，疫情的持续时间要超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现在我们面临的通胀形势，甚至也比作者们的预期更加严重。作者们甚至预料到了主要货币当局对通货膨胀的反应：

    “那幺当局的反应会是什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它们会说这是暂时的一次性现象。第二，货币当局会说，这正是非常希望的一种情况，是对之前几年未达到的通胀目标的一种再平衡，可以与平均通胀率或价格水平目标完全一致。第三，疫情冲击如此之大，将失业率降到2019年的水平需要时间，而且大量行业（航空公司、游轮、酒店等）可能仍处于困境。2020年以如此广泛的方式扶持企业之后，在2021年又让它们因利率上升和财政紧缩而倒闭，这有什幺意义吗？无论如何，借贷游说团体（政府、行业、抵押贷款者）在政治上比储蓄游说团体强大得多。”P256

    最后，作者总结道，过去的全球化主要采取了公司驻地于发达经济体的形式，即美国将商品或服务的物质生产外包到国外，但保持对最终销售、整体基础设施、资本、管理技能和知识产权的控制，而随着去全球化进一步成为现实，中国的“通缩效应”将日渐远去，随着通胀率和利率在人口因素的作用下上升，债务水平不可持续的经济体或经济部门将一个个地倒下。债务冲击毫无疑问将引发一定时期的低增长，甚至衰退和危机。

    所以，我们可能要习惯一个新的“滞胀”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