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与逃逸：论《天窗》的经济伦理叙事

    内容摘要：《天窗》的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英国社会。这一戏剧通过相爱的企业家汤姆和教师凯雅之间的对话表现出工具理性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一方面，戏剧表现出工具理性下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疏远;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人自身价值被消解。另一方面，戏剧也通过人物行动展示出工具理性下的逃逸路径，展示出摆脱异化的可能性，表达了对现代性矛盾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天窗》 异化 逃逸 经济伦理

    《天窗》是英国剧作家戴维·黑尔（David Hare）的代表作品之一。1995年，《天窗》在伦敦西区剧院首演。2014年，《天窗》在伦敦温德姆剧院重新上演。黑尔在这部剧重新上演时表示，他创作这部戏剧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英国政府宣称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群体是企业家，而不是那些从事公共事业的人们。这些从事公共事业的人们在政府看来是生产力低下的。而尽管过去了十几年，戴维·黑尔认为政府仍然没有改变这种观念。法兰克福学派曾经引出一个重要的术语：工具理性。尽管学界没有对工具理性进行统一的定义，但总体上而言工具理性意味着重视事物的功能，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而近一个世纪过去，英国政府对企业家的看重恰恰验证了工具理性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企业家与生产相联系，被看作是整个社会经济运作当中最有效益的群体，因此为政府所重视。

    然而黑尔在《天窗》中反思了带有工具理性倾向的经济伦理，通过汤姆和凯雅之间的对话展示出工具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种工具理性的影响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我们逐渐忽视了除功能外的其他需求，成为工具理性的囚徒。黑尔通过《天窗》这一剧作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下人的异化与逃逸路径，表达了对现代性后果的深入思考。

    一.理性化的“铁笼”

    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特色通过追求利润体现出来，但并非“逐利”就是资本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企业以一种理性的、持续的方式来追求利润，反复不断地追求利润，因此它追求的是获利性。”[1]在《天窗》中，最初汤姆的公司雏形只是一家小餐馆，他渴望通过奋斗来获取财富，当财富变多时，为了继续寻求获利，生意开始扩张。我们可以看到汤姆对于生意扩张的看法：“噢，扩张啊，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我都几乎不用主动提出来。保卫市场份额。建另一座钢铁餐馆，这座要比之前的更大、更时尚，一天内做几百单生意。追求永无止境。”[2]汤姆餐馆的扩张过程所呈现的就是一种对持续的获利性的追求。

    伴随着这种扩张而来的就是融资活动。汤姆控诉了银行，在开始做生意时，他和凯雅一起和客人打交道，而在生意扩张之后，他们打交道的对象变成了银行家，他们开始“踏入银行，进办公室，卖点子，入金库，拿钱”。韦伯在《经济与社会》当中指出，银行是通过再借出或被借给它们或交由他们处置的资金来牟取利润的，银行的“融资”以获得盈利良机的控制权为取向。[3]银行向汤姆提供信贷即是“融资”的方式之一。银行的信贷行为本质上出于一种“获利”的经济理性角度，那么也只有在通过计算衡量之后，发现有换取优势的情况下才会提供。而为了保证这种可以计算获利的经济理性，银行必须要防止它提供信贷的营利性组织陷入无理性的模式当中，也就对企业的无理性形成了制约因素。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扩张，银行融资，高度理性化的行政管理结构需要在企业内部形成。这种管理模式与之前餐馆自营的管理模式有着天壤之别。在自营状况下时，汤姆的决策乃至凯雅的决策都很重要。而在资本扩张，行政管理结构介入以后，汤姆在向凯雅控诉董事会时说道：“生意？生意正在慢慢复苏。是的，我甚至会说那是蒸蒸日上的。当然我不再是自己的老板了。理论上，和每个人一样，我现在有了一个主席。那主席理所当然地有一个顶呱呱的董事会，那是我为了上市付出的代价，我还要向这群‘管理大师作报告。”现代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要求形成这种依据形式规则办事的行政机构，这种机构提高了生产力，但是相应的，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资料，由证券所有者占用企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商业经营的“股票上市”，不定期地发行证券和融资成为了理性商业经营的专门功能，在有组织的交易所进行商品和证券交易，货币与资本市场，垄断性组织成为经营者货物生产，而不光是从事货物贸易的理性商业组织形式。

    同时这种行政管理机构也是韦伯所言的官僚制体现之一，施路赫特认为韦伯所言的“广义的官僚制可在任何时空下存在，只要有一批管理职员——无论其内部结构为何——成功地隐匿在合法统治者之后或公开地取得实权”。[4]在韦伯看来，官僚制“在纯技术层面上始终优越于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5]，因为其行政职能的专业化，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和其他组织相比具有精确、迅速、明晰的特性。

    然而在这种高效的优点背后，韦伯认为，在这种经济社会高度理性化的影响下，社会会形成以目的论为导向的“铁笼”，这一铁笼通过理性的计算捕捉和控制社会当中的个体。[6]也许汤姆过去只是想要通过劳动获取财富，但是显然在资本开始扩张之后，一切偏离了他所预想的道路，他不得不按照资本既有的高度理性化的运作方式去经营公司。如同汤姆所言：“是啊，只是一个时刻，确实有这样时候。我想，透过历史的小窗户——大概四年？五年？只需透过那扇历史的窗户，你就能感受到时代的趋势。有一瞬间你感受到潮流控制了你的处事方式。”汤姆这一瞬间的感觉恰恰验证了“铁笼”对我们的影响，“铁笼”即是我们被现代经济秩序支配以至于无法挣脱的状态的隐喻。当我们被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当中，我们就会由于经济强制体验到这种“铁笼”的作用。

    二.“铁笼”中的异化

    回到韦伯所谈及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是以获利为目的，这种“利”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直接指向财富。财富本来是人用以实现幸福生活的工具，但它现在却成为了目的。西梅尔在《货币哲学》当中表示，货币是被提升为一种绝对目的的绝对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上帝相似，具有一种抽象的高度。[7]但这种抽象的高度却远离了精神本性当中的最高文化价值。韦伯在提出“铁笼”这一概念时同时表示了担忧，如果没有全新理想的再生，我们可能会在一种妄自尊大的被迫感的掩饰下产生出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8]完全市场化、专业化的商业运作，使得现代人为了赚钱而赚钱。在韦伯引出“铁笼”时，他实际上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做了注释，高度理性化以及与之相伴的科层官僚制这一人类用其来摆脱低效率状态的社会力量，逐渐发展成使人本身变为附庸的社会力量。相应的，在《天窗》中，通过汤姆和凯雅之间的对话，这种异化也得到了表现和传达。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当中提及：“现代性制度侵占了社会生活的大片领地，耗尽了它们曾经有过的意义丰富的内容……因为‘工具理性世界收到来自它承认的价值的限制，私人领域还是被弱化了，并且变得混乱不堪。”[9]这与汤姆混乱的情感体验相似，他与妻子之间的疏远，与儿子之间的对抗，与凯雅之间的纠葛无疑都表现出他在个人生活层面的混乱。在汤姆身上，我们可以明显感到“工具理性”带来的三个层面的异化：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主体价值的异化。

    汤姆在谈到他为爱丽丝精心营造的房间时，谈及那些花草、可以看到天空的窗户，他着重想要表达的是这些花费了他很大一笔钱。在这里，他其实并不理解这些事物对于爱丽丝而言有何价值。汤姆为爱丽丝建造起她想要的环境，但汤姆只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为爱丽丝养病这一功能性的目标。他贬损“灵魂”的重要性，否定这些景色给人心灵带来的精神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爱丽丝死后，这些花草、天窗便失去了其功能，变得毫无价值。正如爱德华向凯雅倾诉的那样：“那些湖光山色，到处乱晃的树啊花啊，诸如此类，都是他为妈妈做的，为了给她一个安静的地方终老。但现在这些东西看起来毫无意义而且令人毛骨悚然。”在原始社会，人崇拜自然，自然的灵性无处不在。人的主体性被压抑在自然主体性之下。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的主体性开始成长，但同样强调人对大自然的依循，强调人和大自然的合一。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来掌控自然。这种科学主义同样是理性主义的表现之一。然而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却造成了人心灵的失落。人是站在自然之外去观望自然的，自然与我们并不发生任何情感联系，这给人以被隔绝的孤独感。正如“天窗”这一意象，我们看到外面的景色，却始终隔着一层窗户，我们将自然排斥在外，自然也同样驱逐了我们。

    而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层面上，当我们以一种高度的理性化的思维处理人际关系时，人对我们来说只是实现功能的工具。在凯雅发现司机一直在室外等候时，她与汤姆发生了争执。她向汤姆抗议：“你对你那套‘员工管理方式洋洋得意，但你依然没把人当人看待……”这里凯雅提及的“员工管理”即是官僚制的体现，“官僚制发展得越完备，它就越是‘非人化。”[10]越是想要更大程度的获利，遵从可计算的规则，官僚制在消除职业中那些不可计算的爱恨以及纯个人的非理性情感要素方面就越彻底。事实也是如此，在汤姆的眼中，司机弗兰克只是用来实现驾车这一功能的工具。在争吵当中，他甚至表示：“弗兰克不是人！他只是一个打工仔！”对汤姆来说，绝大多数人都如同承担功能的符号，他们之间永远不可能发生平等的对话，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情感交流。而在更为琐碎的生活当中，汤姆则依靠着电话本来处理自身的生活事务，如同爱德华所说：“活脱脱的公民凯恩，只靠电话本过日子！”电话本使我们与他人之间产生距离，它记录了各种功能性的电话号码，进一步强化了他人的工具价值。随着他人的“工具化”，合理性的效益至上替代了我们对他人的情感关怀，其结果便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冷漠。

    另一方面，在面对亲密关系时，无论是面对儿子、妻子还是凯雅，汤姆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掌控欲，在谈及儿子爱德华的时候，汤姆表达了对年轻人的种种不满，但是又表示：“完全没问题，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这表现出他期望通过理性来把控情感。当我们在经济生活中计算时，一切都在掌握当中的感觉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踏实感，然而当我们把这样一种计算运用到非理性的范畴，便会表现出一种不协调。因为这种计算难以把控情感问题，我们难以量化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也难以量化自身的情感。汤姆和爱德华之间的争执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工具理性给了我们一种可以掌控一切的幻觉，然而在其无法施加影响的范畴内，它必然会遭受失败。

    而在主体价值层面，官僚制高度的分工，导致了我们每个人难以从自身的工作当中获得满足感。鲍曼曾谈及现代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弊端，它们使人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中自然而然地看不见因果关系。[11]凯雅在谈到第一次管理餐馆那一夜时说道：“这家空空如也的餐馆都是我的，我心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幸福。这是一种很疯狂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就是我归属的地方。”通过自己切身的勞动和决策，凯雅感到了自身的价值。而在大规模资本化运作，官僚制行政管理，生产高度分化的时候，个人的决策和行动不再重要。每一个人只是机械的来完成自上而下的命令，这个过程压抑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影响了主体价值的实现。

    三.“铁笼”中的逃逸

    德勒兹曾经使用“线”的概念来区分人生的三种状态，他定义了三种类型不同的“线”：坚硬线、柔软线以及逃逸线。坚硬线即节段性之线，是一种僵化的常规状态，在坚硬线的驱使下，人会按部就班的走过人生轨迹。柔软线是一种混乱的状态，也叫分子性的线，没有目的和方向，具有随机性。而逃逸线则是一条抽象线，是对于质量线的完全逃离，它无法容忍节段，这是我们的解放线，对于坚硬线所构成的循规蹈矩的生活，我们不断生出逃离的念头并做出逃离的行为，这条线是我们最真实的想法，是我们对不限于约定俗成的自由线。[12]尽管这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经济伦理构筑起了资本主义文明僵化的坚硬线，但是工具理性构造出的文明并不是整体的合一的，牢固的，而是非常分裂的。

    这种分裂首先表现在审美现代性与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分裂。卡林内斯库在其著作《现代性的五幅面孔》当中对两种现代性进行了区分，他认为资产阶级现代性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种种科学技术变革当中发轫而来，它相信现代文明，相信理性，并且关切时间，认为未来会走向进步。正如汤姆所说：“在商业上，一切都是崭新的，没有‘过去这个概念……”而审美现代性在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后果进行审视的基础上否认了现代文明的出路，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13]凯雅和汤姆之间始终存在着价值体系的对抗，这种对抗构成了戏剧的核心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凯雅出于道德伦理选择了离开汤姆，而汤姆出于一种计算利弊的思维模式道德伦理，难以理解凯雅的行为。而在几年过去以后，二人之间的矛盾仍然难以调和，在争吵当中逐渐暴露二人分歧的实质。汤姆身上更多的表现出一种资产阶级现代性，所以他相信高度理性化的商业社会，相信生产所带来的进步，以理性化计算的“利益”为追求目标，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漠视道德伦理。而凯雅身上则更多体现出审美现代性，她重视道德伦理，不认可汤姆“非人化”商业的运作模式。所以在离开汤姆之后，凯雅选择成为一名教师。从她热爱老电影、经典书籍也可以看出来她并不支持线性的时间观念，比起向未来飞奔而去的工具理性，她似乎更乐于接受过去传统的道德伦理。凯雅所呈现出的审美现代性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资产阶级现代性进行非神秘化，它在批判理性的同时摒弃了进步的教条。可以说，审美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是反现代反理性的，构成了庞大合理化社会中的一个缺口。在对理性的批判中，审美现代性实现了个体的逃逸。

    同时，这种分裂也表现在工具理性和爱欲的非理性的对抗当中。汤姆作为一个深受工具理性影响的企业家，他仍然难以抗拒凯雅的魅力，他告诉凯雅他害怕来找凯雅的理由：“因为我知道，一旦见到你，我就完蛋了。我知道自己将永远无法离开你。”对于汤姆而言，对凯雅的感情涉及到了非理性层面的爱，他无法精心计算产出与回报，乃至他试图掌控凯雅的行为也因凯雅的悄然离开而宣告直白，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承认理性的无力。即便他和凯雅之间的价值体系南辕北辙，他和凯雅仍然相爱。这二人之间的相爱，也正是整个戏剧矛盾的基础，如果他们二人不相爱，那么即使两个人价值体系有差异，对于汤姆而言，他们二人也没有对话的必要。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压抑爱欲的社会。这里的爱欲指的作为生命本能的种种生物欲望，如性欲、食欲、休息等，可以使得人们获得全面、持久的快乐。因为爱欲受到压抑，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异化状态而麻木不仁。因此解决这种异化的方法就是解放爱欲。[14]在凯雅和汤姆的关系当中，爱欲作为一个不确定因素始终在挑战着汤姆的理性化思维，成为了另一个逃逸的出口。尽管最终在戏剧当中，汤姆和凯雅的价值观显示为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

    “工具理性”会把我们带往何方？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工具理性始到《天窗》上演过近乎过去了一个世纪，但这个答案却仍不清晰，可能最终人会成为“最后的人”，正如韦伯表示的那样：“狭隘的专家没有头脑，寻欢作乐者没有心肝;在这个虚无着的想象中，它幻想着自己已经攀上了人类前所未至的文明高峰。”[15]也有可能如同马克思所做的乐观预测，异化只会是一个阶段的状态，当新的生产关系出现时这种状态就会结束。又或者如马尔库塞的预料，当爱欲进入到劳动当中时，我们便会形成新的文明。在《天窗》的结尾，黑尔似乎也表达了一种美好愿景。凯雅和爱德华一起体面的坐在桌前享用丰盛的早餐，那是充满快乐和满足感的早餐。在此，财富是通往幸福生活的手段，而不是囚禁人们的“铁笼”。

    注 释

    [1][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2]鉴于《天窗》没有正式出版的中文剧作译本，所有剧本对话引用皆采用豆瓣用户LeeTong的译本，后不再注明.

    [3][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第264-265页.

    [4][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5页，转引自马剑银：《现代法治、科层官僚制与“理性铁笼”——从韦伯的社会理论之法出发》，刊载于《清华法学》2008年第2期，第42页.

    [5][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3页.

    [6]参见[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118页.

    [7]参见[德]格奥尔奥·西梅尔：《货币哲学》，于沛沛、林毅、张琪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

    [8]参见[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10][德]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4页.

    [11]参见[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2]参见[法]德勒兹：《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75页.

    [13]参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

    [14]参见黄勇、薛明：《译者的话》，[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15][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作者介绍：时梦圆，武汉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