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地位、户籍类型与区域发展差距: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的影响因素

麻宝斌+杜平
〔摘要〕 社会公平现状测评的内容包括社会资源的实际分配状况和民众的公平认知状况。在现代社会,环境逐渐成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分配客体之一,因此社会公平认知状况的研究应当对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给予充分重视。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民众的环境认知状况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但从社会公平视角对民众的环境认知问题进行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从对环境优美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环境公平的感受两个方面对当前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户籍类型对于环境重要性的认知影响显著,与农村户籍人口相比,城镇户籍人口更加看重环境优美的重要性。受教育程度和所在地区对民众的环境公平感受也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从所在地区看,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居民更倾向于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因此,相关研究发现对于进一步促进环境公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经济社会地位;户籍类型;环境公平认知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1-0073-08
一、问题的提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正是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人类社会的生活条件才持续不断地得到改善。然而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科技的发展进步更应当看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类社会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享用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和便利;另一方面,在工业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也逐渐暴露出来,例如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对于后者,早在1962年,卡森就曾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指出,人类滥用化学合成剂的行为将会通过污染水和食物等进而对人类造成危害〔1〕;梭罗也在《瓦尔登湖》一书中对19世纪初美国由于掠夺性地开发自然所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介绍。〔2〕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由其引发的环境风险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因此,自20 世纪中后期以来,环境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效改善生态环境需要多个方面的共同努力,“除了采取科学和技术治理手段之外,还需要改变已有的环境破坏行为,培训负责任的环境行为”〔3〕,而培训负责任的环境行为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全面了解民众对环境的关心状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等问题。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除了调查人们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和对解决环境问题的支持度外, 还试图证明不同社会群体对环境质量的关心是否存在社会、人口、经济特征等方面的差异”。〔4〕在理论基础上,既有相关研究大多基于理性主义视角展开,围绕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其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分析,并逐渐达成从经济社会地位、城乡差别、居住地环境状况等不同视角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共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从经济社会地位视角出发进行相关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以为应对环境问题提供政策建议,但也应看到,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环境问题,任何基于自利逻辑的“诺亚方舟”式的应对方案都不能为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充分解释。例如,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面对环境污染问题,很难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应对环境危害,而不得不承受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
当基于理性逻辑分析视角无法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充分解释时,就要寻找其他分析视角。理性逻辑视角的不足在于,无法通过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相对合理地分配与环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来应对环境危害。事实上,只有在所有社会成员中对环境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分配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当我们讨论环境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时,就进入到社会公平领域。由此来看,环境污染问题与社会公平有研究将正义(justice)作为与公平(fairness)和公正(impartiality)相同的概念进行使用。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是有区别的,正义的内容最广,公平和公正只是正义的一个子集。其中,公平是指人们在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关系是否符合某种实质性的标准或原则;公正则是指应当用何种程序来决定资源分配的方式和原则,它总是与人们如何贯彻、实行既定原则相关,其作用在于摒弃身份、特权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保证社会成员能够有参与财富等社会资源分配的平等机会,以及得到同样的对待。与正义感受相关的既有研究大多采用了“公平感受”的表述方式,并没有对公平与公正进行区分。考虑到学术界约定俗成的惯例,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沿袭“公平感”的用法,实际上本文取公平感的广义理解,包括公平和公正两个部分。是紧密联系的。“社会正义和环境保护的议题必须同时受到关注。缺少环境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可能变得不适宜居住。缺少正义,我们的社会环境可能同样变得充满敌意。”〔5〕社会公平所回答的是社会基本善(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合作的成本与收益)应当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问题。基于社会公平的相关理论,现代社会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权利获得一定数量的社会资源,所有的社会资源分配都是围绕权利这一概念而衍生出来的。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社会公平的分配客体以及民众的社会资源分配偏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如何通过合理的安排来有效保障民众的环境权便成为一项迫切任务。从环境领域看,环境公平的实质仍是分配公平问题,虽然不同学者对环境公平的界定存在差异,但实质上所反映的都是“环境资源、机会的使用和环境风险的分配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务”。〔6〕因此,环境逐渐成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分配客体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享有优美环境资源的权利,也都负有积极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相应义务。促进社会公平不仅需要相关社会公平理论的指导,还需要系统了解社会公平的实际状况〔7〕,而后者又可以分为社会基本善的实际分配状况和民众对社会资源实际分配状况合理性的主观认知等两个方面的内容。〔8〕作为社会公平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公平状况的研究同样需要关注客观和主观两个不同层面。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深入,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84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城市数的24.9%;254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75.1%”。〔9〕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民众环境意识等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加。〔10〕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引发了一些“邻避冲突”事件。民众对环境的满意度不仅会影响自身总体的生活满意度〔11〕,还会影响民众对政府权威的认可度。〔12〕积极改善生态环境、切实保障社会成员的环境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長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做好环境治理工作需要一套“组合拳”,不仅需要相应的技术进步和改革,还需要系统了解民众的环境认知状况。民众环境知识的测量是环境关心状况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有研究对环境知识测量的本土化进行了分析,并且设计了相应的测量指标体系。〔13〕此外,有研究从环境污染评估、环保知识认知、环保意识测评、环境治理评价、邻避情节测评等方面对城市居民的环保态度进行了分析〔14〕;也有研究从环境行为状况等方面对城市居民的环境行为进行了分析。〔15〕但在环境认知问题上,既有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民众对环境的关心及其行为等内容展开,对民众环境公平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近年来,随着收入差距等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显现,民众社会公平认知状况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总的来看,既有社会公平认知状况的测量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公平感〔16〕、民众正义观念〔17〕、政府再分配偏好〔18〕、正义原则偏好〔19〕、政治参与机会认知〔20〕、教育〔21〕和就业〔22〕等不同领域公共政策的公平感等方面。相对而言,对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状况的研究并不多。社会公平认知状况包括公平观念和公平感受等内容〔23〕,可从主体、客体、原则等方面着手分析。〔24〕从本质上看,环境公平所涉及的是“各种自然资源以及环境污染风险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25〕问题,所回答的是环境质量重不重要、应当按照什么原则分配环境权利和义务等问题。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民众而言,优美的环境是否重要?对于当前一些环境问题的公平感受如何?又是否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这些都是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回答的问题,而系统了解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状况将有助于为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提供科学的民意基础。由此,本文基于一项问卷调查数据,从对环境重要性的认知和对环境的公平感受两个方面对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即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提出当前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状况的相关研究假设;二是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对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三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根据相关实证研究结果提出进一步促进环境公平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总的来看,关于民众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的既有研究,主要从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城乡差异等不同维度展开。虽然环境公平认知和基于理性主义的环境关心之间存在一定区别,但这些研究视角对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状况的分析同样具有较大启发意义。因为,既有研究表明,城乡差别等相关因素也能对社会公平认知产生影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地位等客观因素能够对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中,我们将从经济社会地位、城乡差别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对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经济社会地位与民众环境公平认知
既有研究表明,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对民众的环境关心和环境认知状况可以产生显著影响。〔26〕其中,收入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因素对民众的环境关心和环境认知状况的影响体现在,收入水平越高对环境问题越关心;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环境问题越关心。〔27〕基于这种分析视角,本文认为:从理论层面看,在经济社会地位的相关因素中,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类型等变量都能够对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状况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个人的收入水平会对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状况产生影响。具体来看,基于需求层次理论以及匮乏假设的相关分析,人的需求呈现出一定的次序性。如果个人收入水平越高,其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就更看重环境优美的重要性,也更倾向于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由此,我们提出如下个人收入水平对环境公平认知状况影响的研究假设:
假设1:收入水平越高,就越看重环境优美的重要性,也倾向于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
其次,受教育程度会对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状况产生明显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环境的相关知识就越了解,也更能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环境污染的危害,因而更会看重环境优美的重要性。受教育程度能够对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状况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在现实生活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在对环境公平状况进行评价的过程中,不仅认为环境优美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价值,而且也会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享受同等的优质环境资源。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受教育程度对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状况影响的研究假设:
假设2: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看重环境优美的重要性,也倾向于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
最后,从职业类型看,既有研究表明,由于工作经历以及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差异,不同的职业类型也会对民众的环境关心和认知状况产生明显的影响〔28〕,其中,农民对环境的关心程度是最低的。〔29〕与农民相比,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工作人员可能更看重环境的重要性,也更倾向于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所以,职业类型的这种差别也可能会对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状况产生显著影响。由此,我们提出如下职业类型对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状况影响的研究假设:
假设3:与农民相比,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工作人员更看重环境优美的重要性,也倾向于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
(二)城乡环境差别与民众环境公平认知
从关于民众社会公平感受的既有研究看,城乡居民的公平感受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相关研究还从公平原则偏好、不平等归因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对这种认知状况的差异进行解释。目前,城乡之间的环境状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而且根据“差别暴露”理论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居民更关心环境问题,这种差异“可能因为有更大概率遭遇环境危害而比乡村居民更加关心环境”。〔30〕从本质上看,人们的社会公平认知是基于自身经历形成的,这意味着城乡之间的环境差异可能会对环境公平认知产生影响。沿着这种分析思路,比较得知,城市居民可能更看重环境优美的重要性。此外,考虑到当前存在的“户居分离”现象,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流动人口也比农村居民更看重环境优美的重要性。由此,我们提出如下户籍类型对民众环境公平认知影响的研究假设:
假设4:与农村户籍人口和农村居民相比,城镇户籍人口和城镇居民更看重环境优美的重要性,认为环境优美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价值,也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
(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与民众环境公平认知
除经济社会地位之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对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产生影响。从宏观层面看,对5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环境关心问题的既有研究表明,空气质量、水体质量等环境状况与环境关心之间具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如果环境问题越严重,人們对于环境问题的关心就越强烈。〔31〕由于民众的社会公平认知状况依托在相关资源的实际分配状况上,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状况就可能会受到区域层面因素的影响。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环境问题等都不相同,因而不同地区居民的生活体验存在差异。如果人们受到的环境危害较大,就更可能认为环境优美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价值。具体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区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状况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民众可能更强调环境的重要性。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状况影响的研究假设:
假设5:与西部地区居民相比,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更看重环境的重要性,认为环境优美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价值,也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4年6-8月期间,“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感状况调查”。此次调查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采用分层分阶段法实施,共发放问卷2600分,回收有效问卷2425份,回收率为93.3%。
(二)变量操作化
1.因变量
此次研究的因变量是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状况,包括环境重要性认知和环境公平感受两个方面。其中,环境重要性认知变量是通过一组选项组成的选择题进行测量,选项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障、经济发展、社会安全、政治稳定、官员廉洁、国力强大、环境优美、收入分配公平、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民族团结、诚信友爱、公民参与和其他。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对象从中选出其认为最重要的三项,中选项记为1,未中选项记为0。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将环境重要性认知作为二分变量进行处理。其中,选项1意味着受访者认为环境优美是重要的,选项0意味着受访者认为环境优美不重要。此外,民众环境公平感受变量则通过“一些人生活在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这一问题进行测量。在调查过程中,受访对象根据自身实际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说不清楚、同意、非常同意”五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同样将其作为二分变量进行处理,将“非常同意、同意”的选择编码为1,表示调查对象认为一些人生活在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和说不清楚”的选择编码为0,表示调查对象认为一些人生活在污染地区是公平的。
2.自变量
此次研究的自变量主要有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户籍类型、现居住地等。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按照个人年收入水平的差别,将全部样本分为低收入者、中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中高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分别编码为1、2、3、4、5,数字越大表示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越高。按照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将全部样本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中专和技校)、大学、研究生,分别编码为1、2、3、4,数字越大表示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按照工作部门性质的差异,将全部样本分为农民、民营部门和国有部门,分别编码为0、1、2。按照户籍的不同,将全部样本分为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分别编码为1、0。按照现居住地的不同,将全部样本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编码为1、0。其中,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是定序变量,其余变量都是分类变量。
3.控制变量
此次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男、女)、政治面貌(是否中共党员)、年龄(1949年之前出生、20世纪50年代出生、60年代出生、70年代出生、80年代出生、90年代出生)、宗教信仰(是否信仰宗教)、所在区域等。其中,年龄变量作为定序变量,1949年之前出生编码为1,20世纪50年代出生编码为2,20世纪60年代出生编码为3,20世纪70年代出生编码为4,20世纪80年代出生编码为5,20世纪90年代出生编码为6,数字越大表示调查对象的年龄越小。其余的控制变量都作为分类变量处理。在性别变量中,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0,后者为参照群体;在政治面貌中,中共党员编码为1,不是中共党员的编码为0,后者为参照群体;在宗教信仰变量中,信仰宗教的编码为1,不信仰宗教的编码为0,后者为参照群体;按照所在区域的不同,将全部样本分为西部地区(陕西、内蒙古)、中部地区(湖南、河南)、东部地区(北京、上海、广东、山东),分别编码为0、1、2,前者为参照群体。
按照上述设计,我们对相关变量的具体构成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1)。从变量的统计结果看,认为环境优美是一项重要价值的占20.6%,与此同时,认为一些人生活在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占53.4%,这表明当前民众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如何有效增强民众的环境意识是一项迫切任务。
四、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我们首先分析了民众对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知的相关影响因素(见表2)。具体来看,在模型一中,我们只是放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在这些变量中,只有性别变量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即与女性相比,男性对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相对较弱。在模型二中,我们又在模型一的基础上放入了相关的自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该模型中,性别变量依然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即与女性相比,男性对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更弱一些。此外,在相关自变量中,户籍类型自变量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与农村户籍人口相比,城市户籍人口对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更强,更看重环境优美的重要性,并且这一结论与本文的相关研究假设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提出的其他研究假设并未得到有效验证,个人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工作部门性质、现居住地以及所在地区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接下来,我们对当前民众环境公平感受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见表2)。
从回归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模型三中,我们只是放入相关控制变量,而且在相关的控制变量中,没有任何一个变量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在模型四中,我们在模型三的基础上放入相关自变量,结果表明,在相关自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和所在区域等变量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認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受教育程度对人们的社会公平感受和认知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就更有可能在较大的视野中认识相关问题。从所在区域上看,与西部地区民众相比,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民众更加倾向于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地区的居民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公平感受更为强烈,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而论文其余关于民众环境公平感受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验证。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也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过程。但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既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便利,也给自然环境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日益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对民众环境行为和态度的研究逐渐增加。但是,既有相关研究主要基于自利逻辑围绕民众的环境认知及其行为等问题展开,并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差别、职业类型等对其环境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比较而言,从社会公平视角对环境认知状况进行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因为,基于理性人的“诺亚方舟”式应对方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而只有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就环境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分配才能有效应对环境问题。在实质上,社会公平理论所回答的是社会的基本善应当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问题。从社会公平视角看,环境也是一项重要的分配客体。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公平的实质是如何分配与环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显现,在社会成员之间如何对与环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等进行合理分配便成为环境公平的重要内容。环境公平状况的测量需要同时关注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其中,从环境问题的社会公平认知看,相关研究可从两个方面展开:民众是否认为环境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平分配客体,即环境优美是否重要;由于环境污染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民众是否都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
沿着上述分析思路,本文主要从经济社会地位、城乡差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维度分析當前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户籍类型、受教育程度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能够对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状况产生影响。其中,在户籍类型上,与农村户籍人口相比,城镇户籍人口更加看重环境优美的重要性。此外,受教育程度和所在地区也能够对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产生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从所在地区上看,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和东部地区居民更倾向于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促进环境公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尽可能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与环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进一步促进环境公平的政策建议:第一,继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努力提高环境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有效解决当前一些突出的环境问题是环境治理进程中的重中之重和关键环节,而做好环境治理的相关工作需要着力健全和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持续推进环境监管体制改革,从而形成环境治理合力。第二,通过政策体系创新积极推动绿色发展。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实践表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并非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大环保工作力度,有效改善总体环境状况。促进绿色发展不仅需要通过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来促进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型,而且应当积极引导社会成员绿色消费习惯和行为的形成,为实现绿色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第三,不断强化社会总体的环境观念和环境意识教育。民众的环境意识对于促进环境公平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民众总体的环境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增强民众环境意识的关键在于,通过行之有效的环境知识教育增强全社会对环境质量的重视。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其中的关键在于提高社会总体的受教育程度和水平,只有全社会总体的受教育程度和水平得到提高,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才会真正提高。此外,这也必然会为环境的改善奠定坚实基础。第四,继续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有效促进区域间的均衡发展,从而形成改善环境的合力。目前不同地区的环境质量并不相同,因此致使不同区域民众的环境体验存在差异,而这又对人们的环境公平认知产生影响。具有不同环境体验的民众,其环境公平认知存在明显差异。本文相关研究表明,区域发展状况与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状况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由此,提高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需要按照“协同型政府”的要求,积极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32〕,进而有效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卡森.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3.
〔2〕〔美〕梭罗.瓦尔登湖〔M〕.潘庆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32.
〔3〕〔15〕彭远春.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1,75-183.
〔4〕卢春天,洪大用.建构环境关心的测量模型:基于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J〕.社会,2011(1).
〔5〕〔美〕温茨.环境正义论〔M〕.朱丹琼,宋玉波,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
〔6〕〔25〕洪大用,龚文娟.环境公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述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6).
〔7〕麻宝斌,杜平.社会正义测评:主题、内容与框架〔J〕.理论探讨,2014(2).
〔8〕〔23〕麻宝斌,钱花花,杜平.公平优先于公正:中国转型时期民众政治参与认知状况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2).
〔9〕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EB/OL〕.http://www.zhb.gov.cn/hjzl/zghjzkgb/lnzghjzkgb/201706/P0201706058336559140777.
〔10〕郗小林,徐庆华.中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19-93;王民.环境意识及测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115-245;洪大用.环境友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市民环境关心与行为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7-144.
〔11〕朱迪.市场竞争、集体消费与环境质量——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6(3).
〔12〕左翔,李明.环境污染与居民政治态度〔J〕.经济学(季刊),2015(4).
〔13〕洪大用,范叶超.公众环境知识测量:一个本土量表的提出与检验〔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4);洪大用,范叶超,肖晨阳.构建环境关心量表的中国版(CNEP)——基于CGSS2010数据的再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4(4);卢春天,洪大用.建构环境关心的测量模型:基于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J〕.社会,2011(1).
〔14〕钟杨.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蓝皮书(2013-201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41-105.
〔16〕麻宝斌,杜平.結构分化、观念差异与生活经历——转型时期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J〕.江汉论坛,2017(3).
〔17〕麻宝斌,杜平.中国人的正义观念及其现代转型〔J〕.新视野,2016(6).
〔18〕麻宝斌,杜平.社会转型期民众的政府再分配偏好及影响因素〔J〕.云南社会科学,2017(5).
〔19〕杜平,麻宝斌.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转型期社会正义原则偏好的影响因素〔J〕.新视野,2016(6).
〔20〕麻宝斌,于丽春,杜平.收入水平、政治社会化与参与意愿——转型期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21〕麻宝斌,范琼,杜平.中国现阶段教育政策公平感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6(3);麻宝斌,于丽春,杜平.中国民众教育政策公平认知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7(3).
〔22〕麻宝斌,杜平.中国民众对就业政策公平感受的影响因素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7(5).
〔24〕杜平.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民众正义观念变迁〔D〕.长春:吉林大学,2016:14-16.
〔26〕〔28〕Kent D. Van Liere, Riley E. Dunlap. The Social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 Review of Hypotheses, Explan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80(2):181-197.
〔27〕洪大用,卢春天.公众环境关心的多层分析——基于中国CGSS2003数据的应用〔J〕.社会学研究,2011(6).
〔29〕〔30〕范叶超,洪大用.差别暴露、差别职业和差别体验——中国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的实证分析〔J〕.社会,2015(3).
〔31〕王琰.环境问题驱动下的环境关心:基于WVS2010的跨国多层分析〔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32〕李辉.区域一体化中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预期与挑战——以协同理论为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辑刊,2014(1).
(责任编辑: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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