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大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研究
原青青 叶堂林
2015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5.2%的国土面积集聚了23.0%的人口，贡献了39.4%的GDP，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但相较于世界著名城市群来说，我国三大城市群GDP占比仍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尚有待进一步提升。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和旧金山—洛杉矶城市群在美国的GDP占比超过了60%，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创造的GDP接近日本的70%。为进一步提升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本文将通过构建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同时运用扩展强度模型探究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潜力区，并就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建议。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测算出各城市的综合指数和基于一级指标的分项指数，全面评价各城市的发展质量。同时，运用扩展强度模型对我国三大城市群经济空间联系度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城市群核心城市集聚扩散能力及其与周边区域联系的紧密程度，进而找出城市群内有待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地区。扩展强度值的高低即反映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的大小。根據相关文献，扩展强度值大于3的范围为紧密联系区，反之，这一范围以外的地区与核心城市互动力度不强。
本文城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16年中国各省统计年鉴。本文构建的城市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由三级指标构成，其中一级指标为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下设置了经济社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三个二级指标，在公共服务水平下设置了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三个二级指标，在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下设置了生态建设、环境治理、环境承载三个二级指标。在这些二级指标下设置了40个三级指标，力图科学系统地测度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水平。
实证研究
基于熵值法的城市群质量研究结果与分析。一是从综合指数分析——长三角发展质量最高，京津冀发展质量相对不足。从综合指数看，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当。京津冀核心城市北京（0.4692）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珠三角核心城市深圳（0.4470）和广州（0.4382）分别居于第2、3位，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0.4234）位列第4。前4位城市的综合指数得分均在0.4以上且差距较小，发展水平基本相当。
京津冀城市群总体发展质量较低，尤其是河北排名靠后。除北京排名第1、天津（0.3196）排名第9以外，其余地市排名都比较靠后。河北排名最高的石家庄（0.2025）仅排在第18位，邢台（0.1245）和衡水（0.1232）在43座城市中排第38和第39位。
长三角城市群总体排名较高且内部较为均衡。上海排名第4，在长三角中保持领先地位。南京（0.3852）、杭州（0.3345）、苏州（0.2830）、无锡（0.2384）、宁波（0.2325）等城市综合指数也较高，分别排在第6、8、10、12、13位。泰州（0.1329）排名靠后，处于第34位，但比京津冀的衡水和珠三角的云浮（0.0920）得分要高。
珠三角城市群排名较为分散，新扩容城市发展质量相对不足。珠三角内部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既有排在第2、3位的深圳和广州，也有排在第42、43位的河源（0.0955）和云浮。发展水平最低的4个城市清远、阳江、河源、云浮，均是广东省2014年新规划推出后扩容进来的原珠三角外围城市，这些城市与其他城市发展差距较大。
二是从分项指数分析，长三角总体最强，珠三角生态环境建设水平最高。在经济发展方面，长三角发展水平最高，京津冀和珠三角总体水平相当，但珠三角内部发展差距较大。从经济发展指数均值看，长三角（0.2569）>京津冀（0.2301）>珠三角（0.2233）；从经济发展指数标准差看，珠三角（0.1494）>京津冀（0.1196）>长三角（0.0748）。长三角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且内部发展差距最小，京津冀和珠三角经济基础实力相当，但珠三角内部发展差距较大。珠三角新扩容城市汕尾、清远、阳江、河源、云浮的经济发展指数都在0.1以下，尤其在创新技术、专利技术和高端服务业领域的发展水平远不及深圳、广州和东莞。
在公共服务方面，长三角和珠三角发展水平相当，京津冀发展相对较弱，珠三角内部发展不均衡。从公共服务指数均值看，长三角（0.2453）>珠三角（0.2421）>京津冀（0.1770）；从公共服务指数标准差看，珠三角（0.1861）>京津冀（0.1327）>长三角（0.1113）。长三角和珠三角公共服务水平较为接近，京津冀差距较大，但珠三角内部发展极不均衡。其中，汕尾的公共服务指数（0.0359）在珠三角中最低，只有深圳市（0.5603）的1/15，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指标，如公共图书馆藏量、高等教育专任教师数和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上表现欠佳。
在生态环境方面，珠三角建设水平最高，长三角次之，京津冀最低。这是京津冀城市群的短板。从生态环境指数均值看，珠三角（0.2221）>长三角（0.1730）>京津冀（0.1583）；从生态环境指数标准差看，珠三角（0.1111）>长三角（0.0912）>京津冀（0.0564）。京津冀各城市生态环境指数均处于0.3以下，测评空气质量类的指标表现较差。
基于扩展强度模型的城市群空间联系研究结果与分析。本文计算了三大城市群五大核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的扩展强度值。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扩展强度值——上海最高，北京次之，深圳最低。城市扩展强度随距离的增加在不断减弱，先是加速衰减，再是减速衰减。在50公里到200公里以内，城市扩展强度加速衰减；在200公里以后，城市扩展强度减速衰减。扩展强度值上海最高，北京次之，其后依次为天津、广州、深圳。广州和深圳的扩展强度值较低，主要原因是城市人口规模偏低导致的城市扩展能力较弱。
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紧密联系区域中，长三角联系最紧密，京津冀和珠三角呈“双核带动”式布局。将扩展强度大于3所对应的距离定义为紧密联系区域，则三大城市群呈现出不同的空间联系特点。京津冀呈现出“双核带动”的空间联系特点。北京和天津的辐射带动区域有一定重合，但总体来说北京的扩展带动区域要大于天津。冀中南地区（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城市）与京津两地经济联系度不强。长三角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紧密联系的“三角区”。上海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城市，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辐射引领区域涵盖了苏州、杭州等9座城市，形成了以上海、苏南、浙北为三个顶点的“三角区”。但浙江南部和江苏中北部地区受到的带动力量较小，台州、扬州、泰州等城市均不在“三角区”覆盖范围内。
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空间结构也呈现出“双核扩展”特征。目前初步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中部都市区和以深圳为核心的东岸都市区。但广东西部地区（江门、珠海等城市）与广州、深圳联系较为薄弱。
对策建议
完善城市等级体系，提高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联系程度。合理有序的空间结构是提高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源泉。京津冀城市群在空间优化的过程中，应该形成以北京和天津双城为主要引擎，以沿京津、京唐秦、京保石等主要通道为三条轴线的空间格局。要注重发展河北省石家庄市、邯郸市、邢台市、衡水市为主的南部功能拓展区，将其作为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腹地，加强其与周边地区的联系。长三角城市群应发挥上海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交通运输网络培育形成多级多类的次一级都市圈和发展带，辐射带动江苏中北部和浙江南部地区经济全面发展，实现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珠三角城市群应加强新扩容城市和西部中小城市与区域的整体联系，避免城市群内部产生较为明显的发展鸿沟。积极培植珠江口西岸区域核心城市，提升其竞争力与带动力，着力提高珠三角西部地区整体发展实力。
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推动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保护进程。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是城市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针对京津冀城市群突出的大气环境问题，应从区域联防联控视角，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协同治理的综合作用，加强生态防护林、湿地建设，共建生态屏障，防范生态风险，重视节能减排，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建设管理和立法的配套政策。長三角城市群应重点围绕水域污染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建立区域统一的环境目标、法规和标准体系，建立长三角区域环境信息资源统一的共享网络平台，强调边界区域水污染防治联合监测与监督。珠三角城市群应优先解决重大跨界水污染问题，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降低工业废水排放量，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提高污水截排率和集中处理率。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市群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分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城市群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合理流动和聚集，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京津冀城市群内京津两地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河北，应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鼓励京津优势公共服务资源转移到河北等落后地区。如建立京津冀区域间基础教育资源共享机制，鼓励北京和天津优势教育资源到河北发展；建立京津冀医疗联合体，实现三地医疗资源无缝对接。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服务发展内部差距最小，城市间应通过统筹规划部门的组织协调， 制定区域内统一的公共服务建设利益共享机制和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 尽量避免一方利益的获得以另一方利益的损失为代价。在该机制的保障下，搭建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就业服务合作平台、医疗服务合作平台、社会保障合作平台、文化服务交流平台等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交流渠道，推动实现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珠三角城市群应加大中东部地区帮扶西部地区的力度，力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在珠三角的无障碍流转，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效用。此外，针对珠三角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就医难、子女上学难等问题，应逐步把非户籍常住人口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覆盖范围，努力实现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作者：原青青，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区域经济学2016级硕士研究生；叶堂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 / 沈 聪
2015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5.2%的国土面积集聚了23.0%的人口，贡献了39.4%的GDP，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但相较于世界著名城市群来说，我国三大城市群GDP占比仍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尚有待进一步提升。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和旧金山—洛杉矶城市群在美国的GDP占比超过了60%，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创造的GDP接近日本的70%。为进一步提升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本文将通过构建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同时运用扩展强度模型探究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潜力区，并就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建议。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测算出各城市的综合指数和基于一级指标的分项指数，全面评价各城市的发展质量。同时，运用扩展强度模型对我国三大城市群经济空间联系度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城市群核心城市集聚扩散能力及其与周边区域联系的紧密程度，进而找出城市群内有待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地区。扩展强度值的高低即反映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的大小。根據相关文献，扩展强度值大于3的范围为紧密联系区，反之，这一范围以外的地区与核心城市互动力度不强。
本文城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16年中国各省统计年鉴。本文构建的城市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由三级指标构成，其中一级指标为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下设置了经济社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三个二级指标，在公共服务水平下设置了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三个二级指标，在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下设置了生态建设、环境治理、环境承载三个二级指标。在这些二级指标下设置了40个三级指标，力图科学系统地测度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水平。
实证研究
基于熵值法的城市群质量研究结果与分析。一是从综合指数分析——长三角发展质量最高，京津冀发展质量相对不足。从综合指数看，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当。京津冀核心城市北京（0.4692）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珠三角核心城市深圳（0.4470）和广州（0.4382）分别居于第2、3位，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0.4234）位列第4。前4位城市的综合指数得分均在0.4以上且差距较小，发展水平基本相当。
京津冀城市群总体发展质量较低，尤其是河北排名靠后。除北京排名第1、天津（0.3196）排名第9以外，其余地市排名都比较靠后。河北排名最高的石家庄（0.2025）仅排在第18位，邢台（0.1245）和衡水（0.1232）在43座城市中排第38和第39位。
长三角城市群总体排名较高且内部较为均衡。上海排名第4，在长三角中保持领先地位。南京（0.3852）、杭州（0.3345）、苏州（0.2830）、无锡（0.2384）、宁波（0.2325）等城市综合指数也较高，分别排在第6、8、10、12、13位。泰州（0.1329）排名靠后，处于第34位，但比京津冀的衡水和珠三角的云浮（0.0920）得分要高。
珠三角城市群排名较为分散，新扩容城市发展质量相对不足。珠三角内部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既有排在第2、3位的深圳和广州，也有排在第42、43位的河源（0.0955）和云浮。发展水平最低的4个城市清远、阳江、河源、云浮，均是广东省2014年新规划推出后扩容进来的原珠三角外围城市，这些城市与其他城市发展差距较大。
二是从分项指数分析，长三角总体最强，珠三角生态环境建设水平最高。在经济发展方面，长三角发展水平最高，京津冀和珠三角总体水平相当，但珠三角内部发展差距较大。从经济发展指数均值看，长三角（0.2569）>京津冀（0.2301）>珠三角（0.2233）；从经济发展指数标准差看，珠三角（0.1494）>京津冀（0.1196）>长三角（0.0748）。长三角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且内部发展差距最小，京津冀和珠三角经济基础实力相当，但珠三角内部发展差距较大。珠三角新扩容城市汕尾、清远、阳江、河源、云浮的经济发展指数都在0.1以下，尤其在创新技术、专利技术和高端服务业领域的发展水平远不及深圳、广州和东莞。
在公共服务方面，长三角和珠三角发展水平相当，京津冀发展相对较弱，珠三角内部发展不均衡。从公共服务指数均值看，长三角（0.2453）>珠三角（0.2421）>京津冀（0.1770）；从公共服务指数标准差看，珠三角（0.1861）>京津冀（0.1327）>长三角（0.1113）。长三角和珠三角公共服务水平较为接近，京津冀差距较大，但珠三角内部发展极不均衡。其中，汕尾的公共服务指数（0.0359）在珠三角中最低，只有深圳市（0.5603）的1/15，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指标，如公共图书馆藏量、高等教育专任教师数和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上表现欠佳。
在生态环境方面，珠三角建设水平最高，长三角次之，京津冀最低。这是京津冀城市群的短板。从生态环境指数均值看，珠三角（0.2221）>长三角（0.1730）>京津冀（0.1583）；从生态环境指数标准差看，珠三角（0.1111）>长三角（0.0912）>京津冀（0.0564）。京津冀各城市生态环境指数均处于0.3以下，测评空气质量类的指标表现较差。
基于扩展强度模型的城市群空间联系研究结果与分析。本文计算了三大城市群五大核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的扩展强度值。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扩展强度值——上海最高，北京次之，深圳最低。城市扩展强度随距离的增加在不断减弱，先是加速衰减，再是减速衰减。在50公里到200公里以内，城市扩展强度加速衰减；在200公里以后，城市扩展强度减速衰减。扩展强度值上海最高，北京次之，其后依次为天津、广州、深圳。广州和深圳的扩展强度值较低，主要原因是城市人口规模偏低导致的城市扩展能力较弱。
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紧密联系区域中，长三角联系最紧密，京津冀和珠三角呈“双核带动”式布局。将扩展强度大于3所对应的距离定义为紧密联系区域，则三大城市群呈现出不同的空间联系特点。京津冀呈现出“双核带动”的空间联系特点。北京和天津的辐射带动区域有一定重合，但总体来说北京的扩展带动区域要大于天津。冀中南地区（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城市）与京津两地经济联系度不强。长三角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紧密联系的“三角区”。上海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城市，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辐射引领区域涵盖了苏州、杭州等9座城市，形成了以上海、苏南、浙北为三个顶点的“三角区”。但浙江南部和江苏中北部地区受到的带动力量较小，台州、扬州、泰州等城市均不在“三角区”覆盖范围内。
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空间结构也呈现出“双核扩展”特征。目前初步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中部都市区和以深圳为核心的东岸都市区。但广东西部地区（江门、珠海等城市）与广州、深圳联系较为薄弱。
对策建议
完善城市等级体系，提高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联系程度。合理有序的空间结构是提高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源泉。京津冀城市群在空间优化的过程中，应该形成以北京和天津双城为主要引擎，以沿京津、京唐秦、京保石等主要通道为三条轴线的空间格局。要注重发展河北省石家庄市、邯郸市、邢台市、衡水市为主的南部功能拓展区，将其作为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腹地，加强其与周边地区的联系。长三角城市群应发挥上海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交通运输网络培育形成多级多类的次一级都市圈和发展带，辐射带动江苏中北部和浙江南部地区经济全面发展，实现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珠三角城市群应加强新扩容城市和西部中小城市与区域的整体联系，避免城市群内部产生较为明显的发展鸿沟。积极培植珠江口西岸区域核心城市，提升其竞争力与带动力，着力提高珠三角西部地区整体发展实力。
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推动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保护进程。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是城市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针对京津冀城市群突出的大气环境问题，应从区域联防联控视角，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协同治理的综合作用，加强生态防护林、湿地建设，共建生态屏障，防范生态风险，重视节能减排，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建设管理和立法的配套政策。長三角城市群应重点围绕水域污染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建立区域统一的环境目标、法规和标准体系，建立长三角区域环境信息资源统一的共享网络平台，强调边界区域水污染防治联合监测与监督。珠三角城市群应优先解决重大跨界水污染问题，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降低工业废水排放量，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提高污水截排率和集中处理率。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市群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分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城市群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合理流动和聚集，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京津冀城市群内京津两地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河北，应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鼓励京津优势公共服务资源转移到河北等落后地区。如建立京津冀区域间基础教育资源共享机制，鼓励北京和天津优势教育资源到河北发展；建立京津冀医疗联合体，实现三地医疗资源无缝对接。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服务发展内部差距最小，城市间应通过统筹规划部门的组织协调， 制定区域内统一的公共服务建设利益共享机制和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 尽量避免一方利益的获得以另一方利益的损失为代价。在该机制的保障下，搭建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就业服务合作平台、医疗服务合作平台、社会保障合作平台、文化服务交流平台等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交流渠道，推动实现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珠三角城市群应加大中东部地区帮扶西部地区的力度，力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在珠三角的无障碍流转，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效用。此外，针对珠三角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就医难、子女上学难等问题，应逐步把非户籍常住人口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覆盖范围，努力实现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作者：原青青，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区域经济学2016级硕士研究生；叶堂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 / 沈 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