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全球化进程
[摘要] 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历史地看我国的全球化进程，既有经验，更有教训。中国视野中的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全球化发展的真正时期，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把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关键词] 中国道路； 全球化；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8）06-0052-04
历史地看，中国视野中的全球化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40年至1949年，是世界走向中国的时期。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是中国立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独立自主寻求发展的阶段。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今，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时期，全球化成为中国快速崛起的重要国际背景，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把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中国视野中的全球化进程
从中国视角来看的全球化第一阶段，即1840年至1949年的中國历史进程，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从既有的发展轨道跌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基本上处于列强瓜分和军阀混战的局面。20世纪30年代初，仍然不能抵挡外侮的侵略，说明国家的自主能力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通过一些数据能够更为清晰地反映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在1820～1950年间，美国人均收入增加了8倍，欧洲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日本人均收入增加了3倍，中国人均收入则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也就是在世界人均收入增加了2.6倍的时候，中国人均收入严重负增长。其原因绝不仅仅是社会制度落后的问题，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指出外来殖民入侵和传统体制是尤为严重的妨碍中国现代化的两大问题。①
从中国视角来看的全球化第二阶段，即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历史进程，经过艰辛探索逐渐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这个时期，作为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全球化浪潮的反击，寻求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并非某个国家的单独行动，而是一系列被殖民掠夺的国家，寻求自主发展道路的结果，甚至在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反抗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力量。在两种全球化力量的竞争中，团结支持自我发展的国际力量，在结合国情选择有利于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制度框架基础上，快速夯实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和国家实力，是这个时期中国全球化进程的最大特征。许多国外学者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时期看作是反全球化进程的时期，这是站在西方社会立场上非常局限性的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进程，但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质带给经济全球化最为强烈的负面影响，资本主义强国借助其优势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巧取豪夺。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不公正、不公平国际秩序不可能自动得到改善，这就意味着一种能够引导全球化力量的新兴社会主义思潮将重新崛起。中国这个时期的发展，为形成全球化纵深发展时期的中国模式奠定坚实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尽管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但在两种不同的全球化浪潮中，仍然处于因变量的地位，并不能够完全超然于全球化的力量之外，只是国家的独立和强大为中国影响全球化浪潮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乃至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第三世界的战略构想1，成为改变全球化力量格局的创造性构想，中国因此找到了切入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突破点。但由于发展模式并没有突破这两种主导全球化进程的经典模式，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具有特别的示范意义，第三世界的战略构想也就主要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化两种力量的政治考虑、免于自己陷入被动发展的全球化处境的一种模式。
从中国视角来看的全球化第三阶段，即1978年至今的中国历史进程，是中国通过全面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时期，具有中国自主走向世界的典型示范意义。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为了摆脱经济困顿的落后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化浪潮的回应。前者注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发展作为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表述，是对中国发展主题的基本框定。服务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题，中国进行了从体制改革、体制突破到体制转型三个阶段的改革探索。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自主创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从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外资，到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中国经济更为紧密地依赖于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全球化成为中国模式崛起的重要国际背景。正是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特征和中国制造在全球形成的世界工厂影响，中国模式成为国内外对经济全球化时期中国发展模式的崭新概括。这个时期也成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阶段，发展和转型的主题贯穿了这个阶段的始终，是成就中国道路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征。
这是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同拍发展时期，也是中国真正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推进，金融全球化浪潮成为中国道路所面临的最大全球化挑战。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纵深化发展的开始。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的“中国方案”。2017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的发展日益成为全球的机遇。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开放代表的发展模式，在全球化的物质层面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增长推动性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层面，中国的技术装备和创新能力伴随物质产品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电子产品、空间技术、IT产业等领域获得了较大的国际市场，伴随中国物质产品贸易所面对的国际市场挑战，技术的自我创新将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虽然确立了独具特色的体制模式，但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成熟才刚刚开始。当前，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特征，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地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秩序的构建，就很难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因素
全球化作为一种复杂的发展趨势，存在着长期推动和短期趋势的差异，很难将其动力归结为某种单纯力量的作用。当某一种力量凸现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带有多种动力长期交错推动的发展背景。但只有按照这种凸现出来的动力进行积极主动的调整，才能更好地为全球化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从长期来看，世界融合的国际格局必然奠定在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基础之上，这些动力因素的不同价值贡献，将成为造就未来国际格局的决定性特征。因此，造就最有利于这些推动因素释放的发展道路，是应对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渠道。
迄今为止，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是由经济力量所推动的，是比政治结盟、文化原因所形成的文化亲缘国等关系更为稳定的发展形态，凸显出经济因素是全球化更易把握的推动力量。全球化的本质是经济的开放和交融，这仍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全球化趋势的竞争中，政治因素虽然不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政治因素是经济和技术动力发展的制度保证。经济动力借助科技力量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但这种发展需要有效的制度加以约束和稳定。因此，如果能够获得全球化制度安排的提升，其本身就具有全球的号召力，也具有更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制度环境；相反，一种发展模式，如果不能获得全球化发展的制度认可，参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就是被迫成为制度调整的过程，这种制度调整的参考模式就是主导全球化制度形成的强国发展模式。在全球化制度和秩序的调整过程中所引发的观念、价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博弈并不具有普适性的特征，因为这些范畴的内容，伴随文化和时代的差异往往存在多种不同的解读可能；但由于经济的强势往往使得主导国家的政治理念，更容易受到广泛的认同。需要关注的是，政治因素的主导力量绝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全球化发展进程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全球化力量的博弈会集中体现在政治因素方面。实践证明，政治动力只有基于实践的力量，才能形成持久的全球化推动力，但政治动力并不具备经济动力所具有的内在、持久的特性，政治推动的结果往往是诉诸于武力的世界战争，这成为最为显著的反全球化行动。
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存在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竞争，政治力量的协作和对抗，这些问题往往潮起潮落很难长期持续下去，今日的竞争对手可能转眼间变成了明天的贸易合作伙伴。全球化的发展、紧密的经贸关系和长久的利益联系，使得经济、政治的因素充满了变数和很难稳定预期的发展前景。其中，文化因素是一个重要的例外，按照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来看，文化的差异是形成全球冲突的深刻根源。在他看来，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政治因素无疑是失败的全球化动力，西方社会极力宣扬的民主价值和政治观念虽然容易获得全球精英的认同，但这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现代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好的成功案例。相反，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1，似乎更能经受历史的考验。这显示了文化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经济和技术的因素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中是内在而紧密结合的推动力量，但政治因素的可行性并不与全球化主导国家的期望同步，文化因素则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变量。文化是基于一个国家经济、技术、政治等多种因素的产物，具有反映长期历史经验积累的特征，也具有民族偏好的心理、行为特点。主导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国家，尽管更为容易扩散其政治影响、文化理念；但这种政治影响和文化理念如果不利于实现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就很难获得相应的助力和支持。从长期来看，对于一种发展道路的认同，不仅仅是这种发展道路所创造的持续经济效应，同样在于这种发展道路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所能够被认同和接受的程度。
中国道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允许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自我发展，采取更为普遍认同的发展观念、发展道路是应对全球化发展的趋势，采取文明、开放、合作、共享的文化姿态将成为各国全球化模式的共同特征。文明的冲突和全球秩序的重建命题，既说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同时，也说明全球化的主导国家必须认识到其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局限性，特别是尊重其他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认同形成全球化最为坚实的推动力量，各国发展模式所谋求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需要文化的包容性才能获得持续的全球发展动力，增强全球化发展的软实力也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文化机遇。
文化动力为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最为有利的因素。中国文化具有天下为公、崇尚礼义、以和为贵、兼容和谐的品质，自古以来就海纳百川、包容并蓄，形成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格局。经过现代化的冲击和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现代文化具有更为超前的世界眼光和制度基础，这就为全球化和中国模式的相互促进提供了积极的条件。在强大的经济动力推动下，发挥文化软实力作用，成为参与全球化发展的坚实基础。这种文化价值的全球化指向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指向。
中国是一个大国，历史文化绵延不绝。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经过40年的平稳转型已经步入良性上升的发展轨道，这是全球的福音。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有和谐邻邦、共享文明的文化精神，因此，中国道路的全球化发展，就形成了独立于强国之外的均衡力量。因此，中国需要同转型国家间加强合作；保持与非洲国家的传统友谊，并提升经济合作的力度；加强金砖国家的经济协作，寻求共同发展之路；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理念，形成互助协作的发展框架等等。“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更加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不但将给全球人民带来更多的物质福利，还会带来中国人的全球化思想与观念，而这些思想和观念将改变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2]毛泽东文选（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4]张建君.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刘军民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6][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楚序平、吴湘松译[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张建君，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蔡庆悦
[关键词] 中国道路； 全球化；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8）06-0052-04
历史地看，中国视野中的全球化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40年至1949年，是世界走向中国的时期。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是中国立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独立自主寻求发展的阶段。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今，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时期，全球化成为中国快速崛起的重要国际背景，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把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中国视野中的全球化进程
从中国视角来看的全球化第一阶段，即1840年至1949年的中國历史进程，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从既有的发展轨道跌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基本上处于列强瓜分和军阀混战的局面。20世纪30年代初，仍然不能抵挡外侮的侵略，说明国家的自主能力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通过一些数据能够更为清晰地反映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在1820～1950年间，美国人均收入增加了8倍，欧洲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日本人均收入增加了3倍，中国人均收入则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也就是在世界人均收入增加了2.6倍的时候，中国人均收入严重负增长。其原因绝不仅仅是社会制度落后的问题，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指出外来殖民入侵和传统体制是尤为严重的妨碍中国现代化的两大问题。①
从中国视角来看的全球化第二阶段，即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历史进程，经过艰辛探索逐渐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这个时期，作为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全球化浪潮的反击，寻求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并非某个国家的单独行动，而是一系列被殖民掠夺的国家，寻求自主发展道路的结果，甚至在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反抗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力量。在两种全球化力量的竞争中，团结支持自我发展的国际力量，在结合国情选择有利于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制度框架基础上，快速夯实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和国家实力，是这个时期中国全球化进程的最大特征。许多国外学者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时期看作是反全球化进程的时期，这是站在西方社会立场上非常局限性的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进程，但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质带给经济全球化最为强烈的负面影响，资本主义强国借助其优势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巧取豪夺。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不公正、不公平国际秩序不可能自动得到改善，这就意味着一种能够引导全球化力量的新兴社会主义思潮将重新崛起。中国这个时期的发展，为形成全球化纵深发展时期的中国模式奠定坚实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尽管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但在两种不同的全球化浪潮中，仍然处于因变量的地位，并不能够完全超然于全球化的力量之外，只是国家的独立和强大为中国影响全球化浪潮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乃至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第三世界的战略构想1，成为改变全球化力量格局的创造性构想，中国因此找到了切入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突破点。但由于发展模式并没有突破这两种主导全球化进程的经典模式，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具有特别的示范意义，第三世界的战略构想也就主要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化两种力量的政治考虑、免于自己陷入被动发展的全球化处境的一种模式。
从中国视角来看的全球化第三阶段，即1978年至今的中国历史进程，是中国通过全面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时期，具有中国自主走向世界的典型示范意义。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为了摆脱经济困顿的落后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化浪潮的回应。前者注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发展作为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表述，是对中国发展主题的基本框定。服务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题，中国进行了从体制改革、体制突破到体制转型三个阶段的改革探索。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自主创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从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外资，到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中国经济更为紧密地依赖于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全球化成为中国模式崛起的重要国际背景。正是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特征和中国制造在全球形成的世界工厂影响，中国模式成为国内外对经济全球化时期中国发展模式的崭新概括。这个时期也成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阶段，发展和转型的主题贯穿了这个阶段的始终，是成就中国道路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征。
这是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同拍发展时期，也是中国真正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推进，金融全球化浪潮成为中国道路所面临的最大全球化挑战。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纵深化发展的开始。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的“中国方案”。2017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的发展日益成为全球的机遇。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开放代表的发展模式，在全球化的物质层面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增长推动性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层面，中国的技术装备和创新能力伴随物质产品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电子产品、空间技术、IT产业等领域获得了较大的国际市场，伴随中国物质产品贸易所面对的国际市场挑战，技术的自我创新将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虽然确立了独具特色的体制模式，但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成熟才刚刚开始。当前，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特征，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地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秩序的构建，就很难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因素
全球化作为一种复杂的发展趨势，存在着长期推动和短期趋势的差异，很难将其动力归结为某种单纯力量的作用。当某一种力量凸现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带有多种动力长期交错推动的发展背景。但只有按照这种凸现出来的动力进行积极主动的调整，才能更好地为全球化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从长期来看，世界融合的国际格局必然奠定在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基础之上，这些动力因素的不同价值贡献，将成为造就未来国际格局的决定性特征。因此，造就最有利于这些推动因素释放的发展道路，是应对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渠道。
迄今为止，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是由经济力量所推动的，是比政治结盟、文化原因所形成的文化亲缘国等关系更为稳定的发展形态，凸显出经济因素是全球化更易把握的推动力量。全球化的本质是经济的开放和交融，这仍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全球化趋势的竞争中，政治因素虽然不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政治因素是经济和技术动力发展的制度保证。经济动力借助科技力量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但这种发展需要有效的制度加以约束和稳定。因此，如果能够获得全球化制度安排的提升，其本身就具有全球的号召力，也具有更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制度环境；相反，一种发展模式，如果不能获得全球化发展的制度认可，参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就是被迫成为制度调整的过程，这种制度调整的参考模式就是主导全球化制度形成的强国发展模式。在全球化制度和秩序的调整过程中所引发的观念、价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博弈并不具有普适性的特征，因为这些范畴的内容，伴随文化和时代的差异往往存在多种不同的解读可能；但由于经济的强势往往使得主导国家的政治理念，更容易受到广泛的认同。需要关注的是，政治因素的主导力量绝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全球化发展进程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全球化力量的博弈会集中体现在政治因素方面。实践证明，政治动力只有基于实践的力量，才能形成持久的全球化推动力，但政治动力并不具备经济动力所具有的内在、持久的特性，政治推动的结果往往是诉诸于武力的世界战争，这成为最为显著的反全球化行动。
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存在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竞争，政治力量的协作和对抗，这些问题往往潮起潮落很难长期持续下去，今日的竞争对手可能转眼间变成了明天的贸易合作伙伴。全球化的发展、紧密的经贸关系和长久的利益联系，使得经济、政治的因素充满了变数和很难稳定预期的发展前景。其中，文化因素是一个重要的例外，按照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来看，文化的差异是形成全球冲突的深刻根源。在他看来，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政治因素无疑是失败的全球化动力，西方社会极力宣扬的民主价值和政治观念虽然容易获得全球精英的认同，但这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现代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好的成功案例。相反，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1，似乎更能经受历史的考验。这显示了文化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经济和技术的因素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中是内在而紧密结合的推动力量，但政治因素的可行性并不与全球化主导国家的期望同步，文化因素则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变量。文化是基于一个国家经济、技术、政治等多种因素的产物，具有反映长期历史经验积累的特征，也具有民族偏好的心理、行为特点。主导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国家，尽管更为容易扩散其政治影响、文化理念；但这种政治影响和文化理念如果不利于实现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就很难获得相应的助力和支持。从长期来看，对于一种发展道路的认同，不仅仅是这种发展道路所创造的持续经济效应，同样在于这种发展道路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所能够被认同和接受的程度。
中国道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允许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自我发展，采取更为普遍认同的发展观念、发展道路是应对全球化发展的趋势，采取文明、开放、合作、共享的文化姿态将成为各国全球化模式的共同特征。文明的冲突和全球秩序的重建命题，既说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同时，也说明全球化的主导国家必须认识到其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局限性，特别是尊重其他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认同形成全球化最为坚实的推动力量，各国发展模式所谋求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需要文化的包容性才能获得持续的全球发展动力，增强全球化发展的软实力也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文化机遇。
文化动力为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最为有利的因素。中国文化具有天下为公、崇尚礼义、以和为贵、兼容和谐的品质，自古以来就海纳百川、包容并蓄，形成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格局。经过现代化的冲击和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现代文化具有更为超前的世界眼光和制度基础，这就为全球化和中国模式的相互促进提供了积极的条件。在强大的经济动力推动下，发挥文化软实力作用，成为参与全球化发展的坚实基础。这种文化价值的全球化指向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指向。
中国是一个大国，历史文化绵延不绝。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经过40年的平稳转型已经步入良性上升的发展轨道，这是全球的福音。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有和谐邻邦、共享文明的文化精神，因此，中国道路的全球化发展，就形成了独立于强国之外的均衡力量。因此，中国需要同转型国家间加强合作；保持与非洲国家的传统友谊，并提升经济合作的力度；加强金砖国家的经济协作，寻求共同发展之路；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理念，形成互助协作的发展框架等等。“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更加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不但将给全球人民带来更多的物质福利，还会带来中国人的全球化思想与观念，而这些思想和观念将改变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2]毛泽东文选（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4]张建君.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刘军民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6][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楚序平、吴湘松译[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张建君，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蔡庆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