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主题转换下中国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孟鑫
〔摘要〕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在不同的时代主题下,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的内涵有了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发展道路又有了新的实践探索。首先,中国的发展要保持定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其次,保持动力,坚持改革开放,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最后,激发活动,坚持创新,用新的理念带动新的实践,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带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
〔关键词〕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中国道路;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1-0005-06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关于时代主题问题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有重要影响。科学分析时代特征,正确把握时代主题,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确定符合本国实际的国家发展道路。从建国初期的“战争与革命”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和平与发展”,不同的时代主题下,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进入21世纪,在全球治理的新时期,和平发展时代主题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中国道路又有了新的实践探索。
一、 战争与革命主题下选择了传统计划经济道路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列宁首次把时代主题与国际形势和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创立了有关时代主题的理论。他按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状态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阶段性变化来划分时代。列宁说:“只有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正确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垄断阶段,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分析,作出了“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被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2〕的判断。他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特点,指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并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因此,战争与革命就是那个时代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或基本特征。列宁认为,这同时也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3〕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列宁的判断基本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即刚刚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主要是围绕着战争与革命展开的。列宁的时代观对斯大林有很大影响,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与战争紧密相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必然会爆发战争,这些战争将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夺取政权创造机会。
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确定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建国前,毛泽东根据当时世界形势的状况所作出的判断也是“现在的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这种判断,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也明确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方向。正是因为在那个时期,我们党对时代背景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才能够制定出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取得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后到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沿用了列宁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论断;另一方面也有创新性的认识,这主要表现在对国际形势和战争等问题作出了一些比较清醒和冷静的判断,提出了只要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世界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的观点。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和我们党逐渐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更多地提出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发展方向仍然是革命,过高地估计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和紧迫性。在这种“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判断下,在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的中国,只有走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够适应“战争与革命”的要求。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选择的一种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它的实践必然和理论根源。从理论上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既是受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列宁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即社会主义国家应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将有计划地组织和管理生产。从实践上看,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内外压力减缓后,又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在这期间,虽然列宁对商品生产和计划经济的认识也有较大变化,但是,在社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上,他仍然强调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尤其是当时面临着巩固新生政权的艰巨任务,为了加强国防,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实行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形成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苏联工业化初期和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生产组织高度集中。这种特征既是“战争与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比较适应的是“战争与革命”的要求。其特点包括:第一,社会资源配置行政化。社会资源主要按照行政指令、指标的分解、调拨由政府来分配,企业按照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第二,政企不分。生产计划的制定、物资的供应和产品的分配几乎由各级政府承包下来,政府直接管理企业,企业缺乏自主权,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产品之间的交换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政府“调拨”实现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初创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有效地调动和使用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面临国外武装干涉、国内反对派压力的情况下,巩固了新生政权;第二,使得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群众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由此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的必要的物质基础,造就了一代新型的产业工人和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素质的知识分子,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计划经济毕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适应的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国际形势比较紧张的历史环境。因此,它的积极作用发挥的时空也就非常有限。
二、 和平与发展主题下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世界的时代主题逐步发生了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两大主题。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是我们认识时代的出发点和依据。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已开始思考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以及这两大问题的相互关系。80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提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5〕他认为,国际社会在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战争威胁中不断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时,还必须始终不渝地关注和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6〕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报告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又明确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些概括深刻把握了时代基本矛盾的演变。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不仅明确肯定“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且进一步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7〕这些认识和判断是确定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前提。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新的环境下,计划经济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由于改革不彻底,计划经济已经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旧体制障碍。尤其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时代的发展对各国的现实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对于中国来说,通过改革,找到一个适应时代主题和国情,找到一个能够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实现强国富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就摆在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面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经过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已经作出市场经济本身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判断。但是,市场经济毕竟要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要和一定的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因而也就有了传统上人们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区分,也就有了市场经济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体现。
市场经济的普遍性是指市场经济的共性。根据当今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来看,其共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二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原则;三是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四是健全的市场法规体系;五是国际交往的规则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市场经济,它与其他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机制、运作方式上存在共同之处,也应具有这些市场经济的共性和普遍性。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8〕这个论述实际上也指出了社会主义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与市场经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特点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是一种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新型的现代市场经济。这种结合,必然会产生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下的市场经济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从所有制结构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在中国,多种经济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并通过竞争发挥主导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从分配制度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创造前提。因此,恰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问题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找到了结合点。从国家与生产的关系看,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的重点是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控制、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这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虽然对资源配置和市场组织起基础性的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经济杠杆、法律法规甚至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市场加以调节和引导,最大限度地克服市场经济自身的盲目性和缺陷。
市场经济体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客观存在,在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决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和发扬自己的优势,重视自己的经验,同时要积极吸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积极成果,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在资源配置中的长处都得到发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实践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 新时期新的时代主题下的新探索
进入21世纪,世界形势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很多方面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正如邓小平1992年在南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9〕同时,当前世界和平正受到新的冲击,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进一步提高和深化对“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的认识成为党和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世界形势的变化要求我们要在思想认识上做到两点:第一,要走出对立思维。如果仍然认为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夸大中国面临的威胁,甚至强调必有一战,是没有看到时代主题已经发生了趋向和平的深刻变化。第二,要防止懈怠思想。那种认为“和平与发展”就是所有威胁已经完全消除的观点,是没有看到国家面临的新挑战和新压力。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恐怖主义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依然存在的现实中,我们应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在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下,不断丰富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内涵,形成更全面更完整的时代观。
21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有了新特点:第一,世界多极化更趋于明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日益朝着相对均衡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推动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它使各国间相互依存,形成命运共同体。第三,新科技革命加大了相互依存的深度。科学技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密集创新时代。许多重大创新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技术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与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的联系日益紧密。 第四,大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国间共同利益不断增加,相互合作与协调利益的要求上升,“零和”规则日益为“共赢”模式所取代。各大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解决地区热点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更加注重合作。第五,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地缘经济、国际机制协调的作用增强。
这一切都表明,全人类共同利益上升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目标,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所以,从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摒弃冷战思维,超越地缘政治,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作为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是不依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同时,当前世界上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因素在上升,这是时代的主要潮流,虽然也存在着违逆和平与发展的现象,但毕竟是支流。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道路是大势所趋。我们应该认识到,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基础,两者互相促进,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生产力比较低下,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来说,发展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0〕这一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后的复杂现实,作出的关于今后道路选择问题的回答。今天的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存在的问题同样令人深思和警醒。正因为如此,深刻把握新的历史时期和平发展的新特征,将其作为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战略的大背景,顶住压力,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当前我国发展道路的重要选择。
首先,保持定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段时间以来,有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提出一些看法,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可持续,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复制。在这点上,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一定之规,我们可以不为之所动,坚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但是,我们自己要全面和深入地认识“邪路”的内涵。一些人认为“邪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认识有些偏差。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人类文明积累的重要时期,也是改造封建社会、建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理论和一条道路。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自己无法解决的新矛盾,促使了社会主义的产生。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就是为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生,但是,中国社会发展在符合人类历史总趋势的前提下,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时期,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改造的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造的对象变了,改造的内容和方式也就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党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一套新理论,一条新道路。对于中国来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条改造和发展自己的道路,就是偏离了方向,就可能走上邪路。因此,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或改旗易帜。
其次,保持动力,坚持改革开放,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种认识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体现在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改革,不断探索和不断发展的能力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之所以能够生机盎然,就在于我党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选择了改革开放之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路上,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和弊端,并且面临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改革开放越往纵深推进,发展中的和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就越会叠加出现。与此同时,思想观念的多元发展,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等都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一些人认为当前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我们走了改革开放之路,都是因为我们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要解决问题,最好是回到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封闭发展状态,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当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之路实现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证明了这条路是正确的。正是这条改革开放之路,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不竭的动力。
再次,激发活力,坚持创新,用新的理念带动新的实践。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共同富裕。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仍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我们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之路后,今后如何发展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靠原先那种拼资源、拼环境和拼劳动力获得发展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并阐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这些新的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处于重要地位,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同时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还要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构建发展新体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在这些新的发展理念的引领和带动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才能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3.
〔2〕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72.
〔3〕列宁全集:第3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48.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80、666.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33.
〔6〕〔9〕中国外交部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32,34.
〔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5.
〔8〕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9.
〔1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 19.
【责任编辑:石本惠】党政研究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