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们
冉乃彦
我的初中时光是在北京师大附中度过的。师大附中是一所有着优秀传统的老校，它培养了赵世炎等一批革命家，也培养了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
我认为师大附中的办学思想，最突出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使每个学生一是有明确的人生方向;二是敢于实践，不夸夸其谈。毕业几十年后，我参加过很多次校友聚会，发现师大附中学生的思想作风、言谈举止，甚至穿着都有几分相似——朴素的蓝制服和布鞋。
师大附中的民主风气十分浓厚，每个学生都可以通过写意见书发表自己的见解。意见书投入意见箱后，都是由校长、主任亲自开启，并用正式函件回复，一些合理的意见会很快被采纳。例如，我曾经建议：吃午饭的时候应该播放一些轻快的音乐。很快，我收到了主任接受建议的回信，没过几天，在食堂吃午饭的时候，就听到了悠扬的乐曲声。
受到学校领导的鼓励，我们把爱校的情感，化为一条条合理化建议，很多同学都养成了爱提建议的习惯。不过这种好习惯，却使我们毕业以后在不正常的1957年大尝苦头，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有一半被打成了“右派”。
回想在师大附中的生活，感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师大附中的老师们。
我的班主任
我初一时的班主任是杜鸿基，他是一个十分有耐心的老师，面对我们这些精力旺盛的男孩子，从来不急躁。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上课爱说话的毛病。他的办法是先表扬那些自觉改正的同学。于是，我在日记里表态：“我要向他们学习，从今天开始上课不扰乱别人。”杜老师回复道：“对！太好了！”
后来，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有“上课仔细听讲，不乱说话;今日功课今日做;每日至少运动一小时……”杜老师看后写道：“你的计划相当好，请抄一份交给我好吗？”
杜老师就是这样，先给我树立榜样，再发现我的微小进步并给予激励，逐步帮助我改掉了上课说话的毛病。
初二的班主任是钱芳，她以女性的细腻、善解人意，赢得同学们的普遍爱戴。她经常和同学们谈心，对某些同学思想上存在的片面性、主观性问题总是循循善诱，把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牛犊，逐步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有一次，我在写化学作业时，附上了一张图，上面有我自作聪明画上的一个冷却装置。钱芳老师看到后，只是问道：“你这张图，是在哪本参考书上看到的？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钱老师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很不好意思，我只好硬着头皮承认是自己想象的。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在日记中模仿鲁迅的写法，生造一些名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她就引导我们读报纸，认真了解全国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她的启发下，我作为一个少先队小队长，带领全体队员不仅天天读报，而且把重要的运动信息公布在墙上。由于图文并茂，每天都引来不少读者。一时间，我们小队竟然成为全校的知名小队。
由于钱老师的优异表现，党支部决定发展她为共产党员。记得我和几位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发展会。通过开会，我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只有像钱老师那样优秀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员。
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
我在北京师大附中遇到很多的老师，他们不仅师德高尚、知识渊博，而且练就了高超的教学技能。例如，教几何的沈绍武老师，上课从来不带圆规和三角尺，画几何图形全凭自己的一只手，横平竖直自不待说，最妙的是画圆。只见他挽起袖子一挥手，一个标准的圆圈就出现在了黑板上。
沈老师对我们这些初中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同学们不仅重视学习知识，也重视能力的培养，课下经常自觉地锻炼自己画图的能力。另一方面，大家对自己的作业质量也比原来要求严格了，都把沈老师的几何图当作自己作图的标准。
教动物学的李士博老师，更是一位全校知名的老师，授课用的动物学课本就是他自己编写的。听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教过钱学森。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还在教我们这些初中生。
李老师走路和说话都慢慢的、轻轻的，但却又让人感到很有力度。我们都爱模仿他那种浑厚的、拉着长音的腔调：“龟……”然后慢腾腾却很有力地用隶书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大大的“龟”字。
他讲课十分幽默、风趣。有一次，他讲到食物，突然说：“馒头也可以治病！”我好奇地举手问：“老师，馒头可以治什么病？”只听李老师不紧不慢地拉着长腔回答：“治饿。”搞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师大附中的许多老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他们可能教惯了大学生，总是以一种长辈的眼神看我们，态度和蔼、不时地和我们开玩笑。但是他们的教学质量非常高。印象最深的是教地理课的赵老师。他的习惯动作就是坐在椅子上，俯下身子，拄着一根长长的教鞭（指看地图用），眯着眼睛提问：“三百万分之一的地图……”
在赵老师的教导下，我们非常喜欢上地理课，而且学习方法得当，学习效果显著。我现在还能够默画出中国地图中每个省份的轮廓，以及它与周围省份衔接的形状;还能够根据记忆画出南北美洲大大小小诸多国家的位置……每当听到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件，我就能想象出当地的地理情况，对于理解这个事件颇有帮助。这真应该感谢赵老师！
现在想起来，师范大学的老师到中小学兼课，应该是一个好传统。因为师范大学要培养大批的中小学教师，大学老师通过亲自向中小学生授课，有了体验，有助于培养出合格的、高质量的毕业生。
外聘的武术、俄语老师
师大附中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除了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也安排得很丰富，还专门聘请了武术教练给我们上武术课。记得有位武术教练，年龄在60岁上下，五短身材，穿着宽松的练功服，留着长髯，身体精瘦，两眼炯炯有神。和其他体育课不同，我们一看见武术教练，立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中华儿女，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第一节课，一开始就直接教少林拳。同学们非常兴奋，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成为武林高手。每一个招式，教练认真教，同学们认真学。两臂侧垂、举手分拳、转身抱肘、提耳……
没有想到，我们后来竟然是因为这些爱笑的毛病，断送了学习武术的前程。事情是这样的：虽然是武术课，学校也要求武术教练开始和结尾按照一般体育课常规进行。老师指挥队伍，必须发口令，这下可难坏了老先生。老先生憋红了脸，喊立正、稍息，还算勉强合格，喊“向右看齐”则平平的，和念书一样，一点不像口令。这时候，我们就会憋不住笑出了声。每堂课的开始和结尾，都有喊口令整理队伍的环节，总会有笑声。于是，武术教练生气了，可能他觉得受到了轻慢，辞职不干了。
以此为戒，我现在作为教师，对年龄小的学生就有一个宽容理解的态度，不过分计较他们的哄笑，因为他们毕竟是不成熟的孩子。
师大附中聘请的俄语老师也是全国著名的。例如桑凌涵老师，就是俄语教科书编辑的权威人士。他对我们俄语语法的严格训练，使我们终身受益。刘易娜老师给我们每一个人起了俄语名字，她是在前苏联长大的，发音非常标准，这使我们每个学生都能够说一口纯正的俄语。经过了几十年，前年我作为中国教师代表团的一员到乌克兰，参加纪念苏霍姆林斯基九十五周年诞辰活动，试着用俄语和俄罗斯代表交流，竟然受到他们的夸奖：“你的俄语说得很好！”这时候，我脑海里不由得浮出刘易娜老师的身影。
感谢老师们辛勤的劳动，他们的生命也在学生身上得以延续！
由于老师对我的影响，我在师大附中初中毕业后，就毅然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当时6个志愿，我全部填的是“北京师范学校”，决心一辈子当一名小学教师。今年，我已经78岁了，仍然坚持搞科研，还在中小学幼儿园兼课。这是因为，我深深感到教师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职业，我以能终生从事这一神圣的职业而自豪。
（责 编 再 澜）
我的初中时光是在北京师大附中度过的。师大附中是一所有着优秀传统的老校，它培养了赵世炎等一批革命家，也培养了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
我认为师大附中的办学思想，最突出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使每个学生一是有明确的人生方向;二是敢于实践，不夸夸其谈。毕业几十年后，我参加过很多次校友聚会，发现师大附中学生的思想作风、言谈举止，甚至穿着都有几分相似——朴素的蓝制服和布鞋。
师大附中的民主风气十分浓厚，每个学生都可以通过写意见书发表自己的见解。意见书投入意见箱后，都是由校长、主任亲自开启，并用正式函件回复，一些合理的意见会很快被采纳。例如，我曾经建议：吃午饭的时候应该播放一些轻快的音乐。很快，我收到了主任接受建议的回信，没过几天，在食堂吃午饭的时候，就听到了悠扬的乐曲声。
受到学校领导的鼓励，我们把爱校的情感，化为一条条合理化建议，很多同学都养成了爱提建议的习惯。不过这种好习惯，却使我们毕业以后在不正常的1957年大尝苦头，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有一半被打成了“右派”。
回想在师大附中的生活，感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师大附中的老师们。
我的班主任
我初一时的班主任是杜鸿基，他是一个十分有耐心的老师，面对我们这些精力旺盛的男孩子，从来不急躁。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上课爱说话的毛病。他的办法是先表扬那些自觉改正的同学。于是，我在日记里表态：“我要向他们学习，从今天开始上课不扰乱别人。”杜老师回复道：“对！太好了！”
后来，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有“上课仔细听讲，不乱说话;今日功课今日做;每日至少运动一小时……”杜老师看后写道：“你的计划相当好，请抄一份交给我好吗？”
杜老师就是这样，先给我树立榜样，再发现我的微小进步并给予激励，逐步帮助我改掉了上课说话的毛病。
初二的班主任是钱芳，她以女性的细腻、善解人意，赢得同学们的普遍爱戴。她经常和同学们谈心，对某些同学思想上存在的片面性、主观性问题总是循循善诱，把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牛犊，逐步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有一次，我在写化学作业时，附上了一张图，上面有我自作聪明画上的一个冷却装置。钱芳老师看到后，只是问道：“你这张图，是在哪本参考书上看到的？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钱老师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很不好意思，我只好硬着头皮承认是自己想象的。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在日记中模仿鲁迅的写法，生造一些名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她就引导我们读报纸，认真了解全国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她的启发下，我作为一个少先队小队长，带领全体队员不仅天天读报，而且把重要的运动信息公布在墙上。由于图文并茂，每天都引来不少读者。一时间，我们小队竟然成为全校的知名小队。
由于钱老师的优异表现，党支部决定发展她为共产党员。记得我和几位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发展会。通过开会，我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只有像钱老师那样优秀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员。
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
我在北京师大附中遇到很多的老师，他们不仅师德高尚、知识渊博，而且练就了高超的教学技能。例如，教几何的沈绍武老师，上课从来不带圆规和三角尺，画几何图形全凭自己的一只手，横平竖直自不待说，最妙的是画圆。只见他挽起袖子一挥手，一个标准的圆圈就出现在了黑板上。
沈老师对我们这些初中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同学们不仅重视学习知识，也重视能力的培养，课下经常自觉地锻炼自己画图的能力。另一方面，大家对自己的作业质量也比原来要求严格了，都把沈老师的几何图当作自己作图的标准。
教动物学的李士博老师，更是一位全校知名的老师，授课用的动物学课本就是他自己编写的。听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教过钱学森。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还在教我们这些初中生。
李老师走路和说话都慢慢的、轻轻的，但却又让人感到很有力度。我们都爱模仿他那种浑厚的、拉着长音的腔调：“龟……”然后慢腾腾却很有力地用隶书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大大的“龟”字。
他讲课十分幽默、风趣。有一次，他讲到食物，突然说：“馒头也可以治病！”我好奇地举手问：“老师，馒头可以治什么病？”只听李老师不紧不慢地拉着长腔回答：“治饿。”搞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师大附中的许多老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他们可能教惯了大学生，总是以一种长辈的眼神看我们，态度和蔼、不时地和我们开玩笑。但是他们的教学质量非常高。印象最深的是教地理课的赵老师。他的习惯动作就是坐在椅子上，俯下身子，拄着一根长长的教鞭（指看地图用），眯着眼睛提问：“三百万分之一的地图……”
在赵老师的教导下，我们非常喜欢上地理课，而且学习方法得当，学习效果显著。我现在还能够默画出中国地图中每个省份的轮廓，以及它与周围省份衔接的形状;还能够根据记忆画出南北美洲大大小小诸多国家的位置……每当听到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件，我就能想象出当地的地理情况，对于理解这个事件颇有帮助。这真应该感谢赵老师！
现在想起来，师范大学的老师到中小学兼课，应该是一个好传统。因为师范大学要培养大批的中小学教师，大学老师通过亲自向中小学生授课，有了体验，有助于培养出合格的、高质量的毕业生。
外聘的武术、俄语老师
师大附中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除了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也安排得很丰富，还专门聘请了武术教练给我们上武术课。记得有位武术教练，年龄在60岁上下，五短身材，穿着宽松的练功服，留着长髯，身体精瘦，两眼炯炯有神。和其他体育课不同，我们一看见武术教练，立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中华儿女，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第一节课，一开始就直接教少林拳。同学们非常兴奋，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成为武林高手。每一个招式，教练认真教，同学们认真学。两臂侧垂、举手分拳、转身抱肘、提耳……
没有想到，我们后来竟然是因为这些爱笑的毛病，断送了学习武术的前程。事情是这样的：虽然是武术课，学校也要求武术教练开始和结尾按照一般体育课常规进行。老师指挥队伍，必须发口令，这下可难坏了老先生。老先生憋红了脸，喊立正、稍息，还算勉强合格，喊“向右看齐”则平平的，和念书一样，一点不像口令。这时候，我们就会憋不住笑出了声。每堂课的开始和结尾，都有喊口令整理队伍的环节，总会有笑声。于是，武术教练生气了，可能他觉得受到了轻慢，辞职不干了。
以此为戒，我现在作为教师，对年龄小的学生就有一个宽容理解的态度，不过分计较他们的哄笑，因为他们毕竟是不成熟的孩子。
师大附中聘请的俄语老师也是全国著名的。例如桑凌涵老师，就是俄语教科书编辑的权威人士。他对我们俄语语法的严格训练，使我们终身受益。刘易娜老师给我们每一个人起了俄语名字，她是在前苏联长大的，发音非常标准，这使我们每个学生都能够说一口纯正的俄语。经过了几十年，前年我作为中国教师代表团的一员到乌克兰，参加纪念苏霍姆林斯基九十五周年诞辰活动，试着用俄语和俄罗斯代表交流，竟然受到他们的夸奖：“你的俄语说得很好！”这时候，我脑海里不由得浮出刘易娜老师的身影。
感谢老师们辛勤的劳动，他们的生命也在学生身上得以延续！
由于老师对我的影响，我在师大附中初中毕业后，就毅然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当时6个志愿，我全部填的是“北京师范学校”，决心一辈子当一名小学教师。今年，我已经78岁了，仍然坚持搞科研，还在中小学幼儿园兼课。这是因为，我深深感到教师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职业，我以能终生从事这一神圣的职业而自豪。
（责 编 再 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