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平民教育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启示

    章宁+俞青

    【摘 要】海外华工的生存困境以及“教育救国”理念下的民族改造运动萌发并促动了平民教育思想的发展。平民教育通过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来消除农村“愚”、“穷”、“弱”、“私”等病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要培养“农民带头人”，以带动农村整体素质的提高；以价值观念更新为核心，培育农村发展的新风尚；以科技知识和管理水平为重点，提升农民经营致富能力；整合多种资源，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支持体系。

    【关键词】民国初期；平民教育；新型职业农民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7）07004904

    一、民国初期平民教育思想的起源

    任何教育思想的产生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平民教育思想的产生也是旧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

    1海外华工的生存困境是平民教育思想产生的直接动因

    自1840年以后，我国受西方列强的军事、政治与经济侵略，国力极为衰败，农村经济濒临崩溃。“一战”时期，20多万华工以极其低廉的工资被招募运往欧洲战场，从事挖战壕，送物资和掩埋尸体的劳动。他们都是失学青年和成人，生活极为贫困，沦为被欺凌和奴役的对象。在欧洲战场从事华工安抚和服务工作的晏阳初发现，尽管华工勤劳刻苦、聪明能干，且不乏智慧，但因90%的人目不识丁而饱受苦难。在痛苦惋惜之余，晏阳初决定开展华工教育，以“开通华工的智慧，辅助华工的道德，联络华工的感情”。[1]经过两年，20多万的华工中已有很多的人能写信看报了，华工的求知好学让晏阳初备受鼓舞，他深刻地认识到在“最底层、苦难的中国民众具有的伟大力量，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2]并感慨“国内有3万万多失学的同胞，都因受经济的压迫和教育制度的限制以致不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样确实有碍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3]由此平民教育思想开始萌芽。

    2“教育救国”理念下的民族改造运动促使了平民教育思想的发展

    国外列强的侵略导致我国家庭手工业衰败、耕织分离，小农经济化经济结构逐渐解体，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急剧转型，由于工业生产知识缺乏，农民很难适应工业生产模式，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经济生活已经到了底线，他们终日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又没有经济条件来接受教育，形成了“经济—技术—生存”之间的恶性循环。面对积贫积弱的祖国，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社会病为‘贫、‘愚、‘弱、‘私，随以四种教育来救治，即以生计教育救‘贫，文艺教育救‘愚，保健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而以学校、社会、家庭三种方式教育为推行之方法，以期达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最后则云实现三民主义，此可视为理论之基础。”[4]而“民为邦本”，只有改造农民的“国民性”，才能巩固“中华民国”的根基，才能挽救中华民族。民国初年，蔡元培、蒋梦麟等人首倡平民教育思想，后晏阳初结合实践提出了面向农民包括工人在内的最底层苦力的有针对性的平民教育——即经济的、简单的、基础的“苦力教育”。

    二、民国初期平民教育的举措

    民国初期的平民教育主要由民间组织发起、并通过与政府的互动，从组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以及经费支持等多层面来推进平民教育。

    1平民教育的组织与管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欧美“生活教育思想”的影响，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等人倡导要将教育改革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通过教育改造乡村社会。1923年，陶行知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下称“平促会”）。次年，晏阳初带领部分成员先后考察了直隶省保定道（今河北省保定市）的清苑、涿县（今涿州市）、定县、获鹿（今鹿泉市）以及北京宛平（今属北京市丰台区）等县，他们亲眼目睹了凋敝萧索、贫困落后的农村景象，深刻意识到“农民教育是切实农村生活的重要基本教育……需要从教育出发，研究与生活连锁的、有计划的农民教育方案”。[5]为了更快更科学地推广平民教育，“平促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目标，以“适应失学人员的实际生活，研究并实验平民教育学术，协助国家教育民众，培养全民修齐治平的真实能力，发扬中国文化，促进世界大同”[6]为宗旨着手建立平民教育实验基地，“其中有河北省定县平民实验县、湖南衡山平民实验县和四川新都实验县等，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并对其他乡村建设和改造团体以很多启发”。[7]

    “平促会”在平民教育实验区还设有事务总揽组织、学术行政组织、教育行政组织、训练行政组织、学术研究组织、事务执行主席、附属单位等七大组织，负责平民教育的规程、计划、实施方案、行政管理以及实践训练等工作；另外，组织中的领导班子每年公推一次，以期民主与公正，提高工作效率。

    可见，平民教育“不是慈善性的附带性的时办时辍的”，[8]而是有组织、有计划自上而下的逐步推进的，“它既超越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止于政治层面的局限，也超越了基督教以怜悯为基础的‘救世主情感，而升华到依靠人民达成民主目标的现代境界”。[9]

    2民国初期平民教育的教育目标

    “平促会”认为，农村问题的病症在于“愚”、“穷”、“弱”、“私”。“愚”是指农民大多是文盲，没有科学知识指导他们更好地生活；“穷”就指农民作为社会底层人民无法实现饱暖，而又在“穷”和“愚”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弱”表现在心理上的弱势以及身体疾病多发；“私”是指农民缺乏集体意识和公民意识，贪小利而自私，缺乏合作精神。因此，平民教育主张推进文艺教育以治愚、生计教育以治穷、卫生教育以治弱、公民教育以治私，以期“解除苦力的苦，开发苦力的力”，即开发农民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实现“作新民”和“固本强国”的目的。其中文艺教育是基础、生计教育是动力、卫生教育是保障、公民教育是中心。

    “平促会”编写教材与《平民词典》，采用秧歌、鼓词、歌谣和歇后语等进行文字教育；在农民闲暇与庙会之期举办图展和戏剧表演来增进农民的智识、信仰与生活乐趣，据统计“每次觀众不下二千数百余人，受过平民教育的农民对于图画颇知欣赏，就中尤以妇女为甚”。[10]

    “平促会”提出“以生活的秩序，为教育的秩序，顺一年时序的先后，授以切实的技术”，[11]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村工艺等知识与技术，以培养国民经济意识和经营能力；还创造“生计巡回学校”、“表证农家”等一套生计训练和推广方法，通过培养“领袖农民”推广先进技术。针对农村缺医少药、卫生知识缺乏、传染病流行等状况，建立三级公共卫生体系，引进医护专业人才，建立系统的科学保健制度。据统计，三级组织“每年总费用3.5万元，按当时人口计算，人均负担不过大洋一角”。[12]

    晏阳初等人强调“生活是整个的，不能片断的分割；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能零杂的满足”。[13]因此，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通过对“国族精神”的研究，编选《公民道德根本义》、《公民道德纲目》、《公民课本》、《三民主义讲稿》、《农村家庭设计》、《模范家庭调查表新设计》、《农村自治研究设计》等教育材料，以提高民众的“道德生活和团结生活”，达到良心苏醒与自立自治。

    3民国初期平民教育的基本模式

    平民教育面向的是普遍的劳苦大众，与培养“精英”、“贵族”的教育不同，它是“从平民中来、到平民中去，培养‘人中人而非‘人上人的教育”，[14]这种教育得经济实惠，契合生活，如果采取单一的学校教育只能满足为数不多的民众接受教育。因此，平民教育又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教育方法以扩大农民受教育的机会。

    “平促会”举办“男女初级平民学校”和“男女高级平民学校”，分别培养具有基本读写能力的农民和乡村建设的领袖式农民，在高级学校开设社会、政治、经济学、农学和卫生学等课程，并“以演讲、表演及其他直观与直感的教育方法为主，注重团体共同教学”，[15]如采用挂图、幻灯片等直观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还采用“生计巡回”方式在学校尝试改良农作物、动物和农具等。

    家庭式教育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家中文化程度较高者对家中的老幼妇孺进行卫生习惯、日常经济生活以及德育等方面的教育，其中有家主会、主妇会、闺女会、少年会和幼童会等不同的学习组织形式。家庭式教育增加了家庭的和睦度以及家庭与社会的融合度。社会式教育主要将平民学校毕业生组成同学会，并从中发展带头人和领袖农民，通过读书会，戏剧表演、播放电影、讲演与联欢会等方式将所学知识技能落实到乡村改造和建设之中。

    4民国初期平民教育的经费支持

    平民教育活动是一场知识分子下乡运动，梁启超、胡适、熊希龄、陶行知等社会名流都志愿投身于平民教育，致力于乡村改造和建设，晏阳初更是于1929年举家搬至定县进行平民教育研究。此外，还有一大批留洋归来的志愿者，他们也积极响应平民教育。因而，在平民教育之初，平教会的大部分经费源自知识分子和留学生的捐赠和资助。另外，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也给予经费支持，“县市党部在活动费项内拨20%为平民学校固定经费，经费不足时，县市党部得呈准上级党部募集之”，[16]同时，“平促会”的会员也来补贴平民教育，其中国立机关每年100元以上、公立机50元以上、私立团体20元以上。到平民教育初具规模时，“平促会”开始有了自己的基金项目，并通过出版刊物获得收入。[17]

    三、民国初期平民教育的当代价值

    民国初期的平民教育以“社会改造”、“改造平民生活”为己任，打破了狭隘的教育观念，对当代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1重点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带头人”，带动农村整体素质的提高

    民国初年的平民教育主要以农村本土的青少年作为教育对象，“农民自动地起来自谋农村的建设”是根本原则，并且主张培养“农民领袖”和当地农村骨干，而“作新民”更是关乎民族兴亡，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

    “新型职业农民”的“新”就在于能顺应市场经济的新时代，“觉悟高、懂科技、善经营”，能突破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以产业化思维和方式让农业参与市场竞争，可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但是，我国农民是长期处于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被贴上贫穷和无知的标签。因此，要改变这一现象，首先要培养本土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带头人”，通过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农村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2008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重点培训种养能手、科技带头人、专业合作社领办人等”；2010年中央1号文件又提出要“培养农业科技领军人才”。

    “职业农民带头人”是立足本地“专门从事农业某个方面的商品生产、经营或服务活动，自己率先致富并能通过产业链带动周边或区域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一代农民的精英”。[18]可见，新型职业农民带头人具有一定的群体身份来源，如农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负责人等，他们已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再加入科学指导和技术支持就可以锦上添花，有利于农村经济振兴；年轻村官和返乡创业的知识青年精力充沛、敢闯敢拼、学习能力强，只要有政策引导和扶持，他们就会成为带动农村发展的生力军。

    2以价值观念更新为核心，培育农村发展的新风尚

    民国初期的平民教育通过紧贴农村实际的“四大教育”来达到“除文盲，作新民”的目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不能局限于农业生产，还应包括农产品存储加工、销售渠道、品牌建设等现代商业元素。但是，价值观念决定行动取向，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新”的价值观念，如可持续发展理念、农业多功能理念、经济发展的全局观以及环境保护意识等。

    同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不能只关注经济收益与职业技能，还应该培养审美情操与社会责任意识。民国初期的平民教育通过文艺教育来提升农民的精神涵养，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建国以后，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局限性和特殊性，使农民文化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不能满足农民文化水平与精神素养提升的需要。因此，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需要加强以文化和技能艺术为核心的“新型文艺教育”，不但要强化农民的识读能力，掌握“以现代科技、现代农业组织、现代农业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农业文化、农业法规和农业政策”；[19]还需要提升技能水平与艺术性，如对农业机器、工艺以及农作物的改良与更新，懂得在生活中發现美、创造美，提升生活质量，并通过对人文之美的体验逐步形成品牌意识和品牌文化。

    3以科技知识和管理水平为重点，提升农民的经营致富能力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说到底就是培养稳定高效的农业人才，只有实现“有人务农、能人务农、职业务农”，才可以使农村形成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民国初期平民教育的目标在于帮助农民“脱贫”，因此，平民教育的重点是教会农民使用新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当前，“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最大障碍，而“三农”问题的根结在于农村人口素质以及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导致农村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境界不尽如人意。因此，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应该以农民的生存需要为指向，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为重点内容。

    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已经形成了较多的专业户、家庭农场主以及合作社，他们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领导能力引领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但是，他们往往是利用“政策红利”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多数人学历较低，对现代科技或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了解甚少，在企业经营方面容易出现停滞不前甚至衰退。因此，首先要加大现代科技知识的传授，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另外，生产技能更新慢、生产方式陈旧、产业单一等因素制约了农民的发家致富，所以，可以建立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对广大农民进行生产知识培训，指导农民充分利用农村的资源优势改进生产方式，如高效农业技术、养殖技术、农机操作技术培训、“互联网+农业”的运用、乡村旅游的经营管理等知识都可以进入新型农民培养范畴。同时，要加强对市场规则意识、战略规划以及投资风险等方面的教育。

    4整合培育新型农民的多种资源，建立立体综合型的政策支持体系

    民国初期的平民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战争以及国家政策支持力度较弱等原因导致平民教育的效果在1930年代呈现出“边际递减”的颓势。“三农”具有弱质性的特点，导致了“三农”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薄弱，因此，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需建立立体的、综合型的政策体系，并在整合资源方面形成协同效应，促进新型农民的成长。

    首先，需要厘清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在把握其演变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编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规划，以管理、技术支持与质量监督为切入点建立新型农民培育政策法规体系，使职业农民培养更加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学化，如建立支持高校涉农专业发展、大学生回农村创业、农村土地流转、特色农业产业、农业专项贷款等相关政策。其次，要建立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经过考试或考核获得相关证书的职业农民进行政府登记注册，并“给予补贴，定期开展农技、经营、管理等培训，提高其科技素质、经营能力、管理水平”。[20]彰显农民的职业性以及农业的专业性，有利于农业产业升级。其三，要完善和创新职业农民培养体系，建构“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培养机制以及“标准化、专业化、模块化”的教学模式，根据农业产业发展的规律进行分类培养，既要培养种植或养殖能手等“农村蓝领”来传承优秀的农耕技术和运用现代农业科技，更要培养营销人才、经纪人、农机员、农技员等生产经营与技能服务人才，从而形成分工多元、协同发展的农业分工模式。

    国家经费支持缺位是造成民国初期平民教育效果不能持续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建立多渠道的资金投入体系支持新型职业农业的培育。需要政府通过财政、信贷、保险、税收优惠和劳作物资装备补贴等方面进行支持，如设立“三农”发展专项资金、职业农民培训资金，借鉴免费师范生政策在高校设立“职业农民支持计划”，对愿意回农村工作6年以上的大学生实行免费教育等。同时，可以通过政策杠杆的作用撬动民间资金参与“三农”发展，如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鼓励民企或社会团体共同参与政府的涉农投资项目，政府通过购买的方式鼓励农业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职业院校和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及社会机构等参与各类各层次的职业农民培训。

    【参考文献】

    [1][16]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1：27；178.

    [2][9][10]夏金星，彭干梓.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168；168；175.

    [3][4][5][6][12][15][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编·教育（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762；766；776；776；771；754；707；717.

    [7]劉艳春，李峻.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研究[J].职教论坛，2016（6）：92—96.

    [8][13]晏阳初.晏阳初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389；376.

    [11]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卷一）[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323.

    [14]方明.陶行知全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226.

    [18]郑江平，卓丽环，等.上海新型农民带头人的培育途径和培育模式初探[J].上海农业学报，2010（3）：112—114.

    [19]朱启臻，闻静超.论新型职业农民及其培育[J].农业工程，2012（3）：1—4.

    [20]张洪霞，吴宝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及机制建构[J].职教论坛，2015（6）：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