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合作体系建构中消解中心—边缘结构

    訾大丽++周军

    〔摘要〕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和世界化的进程中，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日益凸显，并形成了两个存在“位差”的国家集团，它们分别是中心地带的国家和边缘地带的国家。建基于这种“位差”之上的世界结构则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这种结构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人类社会几乎一切形式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上，甚至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都表现为这种单一结构模式。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一结构几乎成了一切不平等、非正义的根源。随着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框架的冲击以及人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形成的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模式的质疑，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全球合作体系的建构中消解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并将这一解构和建构过程的落脚点定位在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变革上。

    〔关键词〕位差；中心—边缘结构；全球合作；政府模式变革；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0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1-0111-08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正是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它们逐渐成为了世界的中心，而与此相对应，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处在边缘位置。如果说工业化和世界化的进程建构了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话，那么，作为一场与世界化不同的全新历史运动，全球化不仅不会强化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相反，它将承担起消解这一结构的全新课题。因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争相追寻的不应当是强化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而是积极承担起解构它的全新课题。然而，在中心—边缘结构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惯性中，国家间竞争的结果不是打破中心—边缘结构，而是形成一个新的中心—边缘结构，即中心发生了位移，因为解决了时代课题、赢得了发展先机而使这些国家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和领导权，而不是成为制度创新的引导者、政府改革的开创者，以及全球合作体系的建构者，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是新的世界中心。而在合作的意义上，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边缘地带国家间的广泛合作可以削弱既有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作用力”〔1〕。如此，中心国家的中心地位被削弱，而边缘国家之间又是广泛合作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心—边缘结构被削弱之后，世界结构体系就没有中心或者边缘了，而只有国家之间的广泛合作了呢？实际上，在削弱中心—边缘结构的作用力时，我们假设了边缘国家之间的广泛合作是一种真心实意的、牢不可破的、相互信任的合作，那么，这种合作关系就不会在中心—边缘结构被解构之后便立即消失，而又重新回到国家间的竞争。如果合作并不能持续或者合作之后又重新回到相互竞争上来，那么，中心—边缘结构就不可能真正地解构，而是中心和边缘的位移，或许这正是工业社会中心—边缘结构成长史的延续。因而，我们要在全球合作体系的建构中寻求消解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积极方案，那就是，进行制度创新和政府模式变革。

    一、建基于位差之上的中心—边缘结构

    如果说农业社会的地域化进程所形成的镶嵌结构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身份等级制，那么，与此不同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资本主义世界化则很明显具有海外扩张的特性。总体上看，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出现了两个存在“位差”的国家集团，其中，一方是中心地带的国家，而另一方则是边缘地带的国家。一般来说，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形成之前，这种位差是由先发工业化国家的近代工业经济和后发展国家的传统农业经济之间的差距造成的。由于这种位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某种优越感的存在，中心国家所看到的决不是如何帮助边缘国家发展得和自己一样，而是如何实现自身利益的极大化。但是，国内的资源和市场是极其有限的，尤其是当那些先发工业化国家并不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时，这种向海外扩张寻求工业生产资源和产品消费市场的需求则更加迫切。因而对于中心国家来说，为了实现中心利益，它们就必须对边缘国家采取侵略、征服和掠夺行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只有那些能够使中心国家实现中心利益的地方才是它们需要征服的目标，而那些无助于甚至有损于中心利益的地方则往往被弃之不顾。因而，在世界化所编织起来的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国家所关注的始终都是中心利益，在它们眼中并没有全球的概念，也没有全球发展和全球性问题。

    然而，想要通过武力侵略、征服和掠夺来获取工业生产的资源或许是可行的，而想要通过同样的方式建构起广阔的产品消费市场却并不那么容易。因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还要进行另一项任务，那就是“同一化”。从历史事实来看，近代工业化进程所形成的是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而非西方国家则处在了边缘地带，因而，通常所说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因而，这种“同一化”在历史事实上便是“西方化”。正如张康之教授所指出的，“西方国家成了世界的中心，而非西方国家则成了依次展开的边缘。西方国家努力从制度到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所有的方面都把非西方国家‘西方化，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从属于西方这个中心，而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中的一切民族性的东西都不被承认，或者只被看作是地域性、特殊性的东西，甚至是要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消灭的对象。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作为‘同一化，即世界被纳入到以西方为代表的某种同一性的模式，而不是当前正在发生的全球化。”〔2〕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海外扩张中，其武力征服的对象通常是处于农业社会，甚至是原始文明状态中的国家或地区。如果说在资源掠夺上，中心国家并不希望遭遇人类群体，而只想要占领那些无人占有的地域及其所蕴含的资源，那么，在建立工厂和开拓市场上，海外扩张则无论如何都希望寻找到有人类生活的地区，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些社会又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以及经济方式，因而，如何就地建立工厂实现本地生产，并将工业产品销售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为此，摆在中心国家远征军的面前就有两个必然的任务：一是破除民族性、地域性和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属于意图征服对象本地的民族性、地域性和特殊性的东西都应该被清除掉，或许中心国家的远征军也希望通过政治、经济或文化的手段来实现，以免在建立工厂和开拓市场时遭遇困难，甚至暴力抵抗，然而，历史事实是，最终基本上都是通过武力征服来实现的。二是建立同一性，也就是在殖民地建立起与工业化国家同样的工厂、市场，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设计、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工厂的建立不仅需要丰富的生产资料，还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则通常来自于被迫脱离原有经济生产方式的人们，市场的建立也依赖于那些因失去旧有的经济方式，仅凭工资提供生活支柱的人们。因而，殖民地生产和殖民地市场是中心国家在世界化过程中聚敛财富的关键。然而，资本主义世界化基于扩张的需要所造就的“同一化”并没有给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带来同一性、整体性和共在性，反而让边缘国家的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生活在“碎片化”的世界里。面对中心国家的侵略、征服和掠夺，它们感受到的绝不是发展的机遇，而是强烈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少数集团和少数国家的手中，贫困的人们在失去农业生产的生存保障之后实际上变得越来越贫困，它们被排斥在少数集团和少数国家之外。因而，边缘国家的人们不仅感觉到这个世界是不平等、不公正和不安全的，而且他们还有着随时被抛弃、被排斥的强烈感觉。而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则在同一化的进程中建构起同质性。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同质性是“财富向中心积聚，危机向边缘转移”的自动机制的关键通路。

    在面对人类的共同主题时，由于中心与边缘之间这种“位差”的存在，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所希望的并不是与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通力合作，而是想要强化这种结构，使后者听命于它们，受它们的控制和支配，服务于它们积聚财富、转嫁危机的目的。因而，在整个工业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单一的结构。“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不仅在民族国家内部生成了中心—边缘结构，而且在经济自由化和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也生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3〕就分析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内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中心—边缘结构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甚至在人际、组织、制度等层面上，这种框架都是具有很强解释力的。这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从属于一种单一的中心—边缘结构模式。”〔4〕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这里所说的“单一”的意思了。也就是说，中心—边缘结构是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广泛存在的单一结构模式，因而，在这一点上，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心—边缘结构”指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结构形式，它理所应当的是整个世界的单一结构模式。

    二、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

    历史地看，从英国的工业化垄断地位逐渐衰落，到美国、苏联的迅速崛起，再到苏联衰落之后的美国中心，这些都反映“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一种中心位移的现象。在中心—边缘结构中，位差及其背后所存在的中心位移的可能性，使得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总是抱有成为世界中心的幻想而不断往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中挤。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像美国那样“幸运地”成为世界的中心，通常情况下，中心国家越是发展，就越是以牺牲边缘地带的国家为代价，因而，就在这种发展方式中形成了一种两极化的趋势，即贫困的积累和财富的堆积。我们看到，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亚洲经济便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正如张康之教授所说的，“亚洲国家在20世纪后期的崛起不仅没有改变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反而使呈现出衰落迹象的西方世界获得了吸取新鲜血液的机会，从而巩固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5〕在布洛克（Block， F.）的“经济学话语批判”中，他指出，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资本市场存在一种“静脉注射”投资模型，也就是说，把一些资本注入到经济的静脉中，它就能够获得新生与活力。而在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经济中，亚洲国家就是这样一种想要通过跻身世界经济体系中而实现本国经济繁荣的国家，并在某种意图上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因而，当中心国家需要它们的资本投入到世界经济“静脉”时，亚洲国家带着资本进入了这个体系，使得这种体系获得了新的活力，然而，处于边缘位置的亚洲国家在经济上本来就十分脆弱，加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一种新的经济形式——虚拟经济——活跃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一旦危机到来，首先遭受巨大冲击的必然是经济脆弱、应对能力差的亚洲国家。这样，中心国家就通过中心—边缘结构实现了“财富向中心积聚”和“危机向边缘转移”的目标。

    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国家如果要“接受这个经济体系，就意味着接受了来自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办法”〔6〕，那么，也就意味着边缘地带效法中心地带并接受中心地带的安排，也就是，接受西方人的那一套东西，使亚洲这样的边缘地带成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模式的复制品。在这样的结构中，边缘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要想方设法获得中心国家的认同，甚至包括放弃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一种边缘向中心的屈从。在这种屈从关系里，边缘国家绝对不会因此而打破那种由中心国家建构和掌控的既定经济格局，相反，正是由于它们的介入，使得正处在衰落中的西方经济体系在获得新鲜血液的同时，找到了转嫁危机的“泄气口”。因而，我们看到，“在世界经济繁荣的情况下，亚洲经济也表现出繁荣的景象，一旦处于这个经济体系中心的国家有了经济危机的潜在因素，这种经济危机就会首先在亚洲国家呈现出来。由此看来，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决不能归结为索罗斯等少数人的蓄意捣乱，而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运行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是经济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所决定的。”〔7〕

    在中心—边缘结构中，一旦边缘国家想要违背或挑战中心国家的霸权，就会遭受它们的打压和制裁。因而，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取得微弱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同时，边缘国家却又不得不接受中心地带转移过来的各种危机。有时是有意识的危机转嫁，而有时则是无意识的，因为在中心—边缘结构中，有着一种危机转移和财富积聚的机制，因而便出现了危机的“自动”转移现象。在财富向中心积聚、危机向边缘转嫁的过程中，有些边缘国家很快支撑不住而陷入动荡并发生“革命”，这样，中心国家就借机采用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手段对其强加干预而将中心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复制到边缘国家去，因而便在中心和边缘建构起了同质性，与中心国家相比，边缘国家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都远远落后。因而，就在它们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在中心—边缘结构的危机转移和财富积聚机制中，同质性越强、落差越大，财富和危机的转移通道就越是畅通。而在位差极小（中心国家之间）或非同质性的情况下，这种自动转移机制就会发生阻碍或失灵，中心国家滞留的各种危机积累了起来，并呈现出周期性爆发。一旦爆发危机，它们便采用人工的、有意识的手段，将危机转移出去。正如张康之教授所指出的，“即便出现了这种情况，发生于中心地带的危机也能够在发生之后而被有效地转移到边缘地带去，这往往是通过政治上的要求而实现的，即要求边缘地带的国家去与中心地带的国家一道承担危机的后果，甚至要求边缘地带的国家更多地承担危机的后果。如果政治的要求得不到响应的话，还可以通过武力讹诈迫使边缘地带的国家屈服，使其不得不接受由中心地带的国家转嫁过来的危机。”〔8〕

    因而，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分化中出现了中心和边缘两级，通过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财富聚集和危机转嫁机制，中心和边缘之间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而这种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反过来又强化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然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产物，中心—边缘结构是具有历史性的一种社会现象。一些学者时常说，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洛阳、西安、开封，以及北京等中国历史上的都城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实际上，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从现代人的视角去看，这些城市在当时确实具有很高的经济水平，但如果要在中心—边缘的意义上去将之界定为世界的中心，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世界上的国家基本上是彼此隔绝地生活于不同地域的，在没有实质性交往关系的情况下，说它们之间构成了世界中心或世界边缘，则显然是在用现代意义上的概念或观念去裁剪历史，所得到必然不是历史真实的那一面。从根本上来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看到，这种结构也正在逐渐丧失其现实合理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一场全新的历史进程，它将比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农业化和工业化进程都要广泛、深远。在考察这一历史进程时，我们发现，它同时具有全球化、后工业化这两个面向。如果单独地从全球化进程或后工业化进程去设想人类社会的这场历史运动，我们就会发现，这场历史运动必将在一轮又一轮的反复中最终致使人类陷入历史终结之命运。比如，如果单纯从全球化进程去设想这场历史运动的话，那么，当全球化进程遭遇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两种不同的制度框架和行动逻辑时，则会发生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竞争与合作的相互倾轧，最终导致全球化的畸形发展或者陷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化的窠臼。如果单纯从后工业化进程去设想这场历史运动的话，那么，当后工业化进程遭遇世界化和全球化两种不同的运动方式时，则会发生征服与反征服、争夺与防范并存，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就将会被用于国家间的竞争，甚至是战争，最终的结果是人类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中走向了毁灭。因而，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后工业化是同一场历史运动的不同面向。后工业化进程为全球化运动的开展开辟了道路，全球化运动的积极进展保证了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征程。后工业化进程中所要求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消解只有在全球化运动中才能得以实现。

    然而，正如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社会变革一样，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的推展也将遭遇来自守旧势力的倾轧而出现反复。应该说，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才刚刚起步，这个正在生成中的新社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去加以应对和解决，而这所体现出来的稚嫩和不成熟正好成为了抱守工业社会陈旧思想的守旧势力的攻击对象。对于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来说，守旧势力抓住了它的软肋，它们所遭受的攻击正在减缓人类社会变革的历史步伐。如果说后工业化进程因其作为一种通过人类活动而加以建构的现实而显得较为虚幻、多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全球化进程则时时处处冲击着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因而，它是人们能够切实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历史进程。因此，守旧势力最乐意做的事情便是采用直接的或间接的策略去否定作为全新社会历史运动的全球化运动，正如张康之教授所指出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由于后工业化是一个较为虚幻的概念，而全球化却是一个人人都能感受到其影响的实实在在的进程，所以，守旧势力以全球化为突破口而大声鼓噪就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可以相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批评全球化的声音会变得越来越激烈，直到声嘶力竭的一天，才是后工业化取得积极进展之时。”〔9〕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旧框架下，中心国家总是通过一些或者隐蔽或者公开的经济、政治、文化措施来维护其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以及通过财富聚集和危机转嫁机制掠夺边缘国家的资源和财富，进而强化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赖。从表面上来看，中心国家所采取的措施是在努力推进全球化进程，而实际上是在强化资本主义世界化，因为在中心国家看来根本就不存在全球化，有的则是自“地理大发现”和“开拓海外市场”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中心国家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及其对边缘国家所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是希望进一步巩固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增强中心国家的优势地位，以获取从边缘国家那里掠夺而来的丰厚利益。

    三、全球合作体系建构方案的出场

    如果说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运动在其初期还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全球化的话，那么，伴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展，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运动已经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都展现出了这场全面的社会变革运动。在这场运动的推展过程中，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心国家想要通过中心—边缘结构的旧框架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就需要使边缘国家获得发展，然而，随着边缘国家的经济发展，它们开始觉醒，并有了自己的利益主张，当看到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时，它们更是期望能够通过政治途径去捍卫和实现自身的利益主张。当然，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旧框架下，中心国家必定要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和话语霸权，与此同时，边缘国家的利益诉求也通常会陷入到重新分配中心和边缘的利益格局当中，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和国际关系中，边缘国家的崛起并未有意识地去消解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反而强化了这种结构。但是，边缘国家的崛起确实为其在国际社会的交往中争取了更大的空间，它们能够通过政治诉求的表达去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边缘国家的崛起造成了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结构性松动，一旦我们找到一条能够消解中心—边缘结构的可行路径，那么，全球化运动将为人类社会找到新的发展机遇以及通往广阔未来的坦途。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定位全球化运动，而不是将之视作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或复制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将全球化准确定位为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又一面向，并抛开工业社会的话语霸权，而积极建构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从理论和现实的两条线去看，全球化都指向了合作话语体系的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变革。

    理论上来说，边缘国家的崛起使之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国家竞争力，那么，通过竞争机制来获取人类社会发展之动力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事实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共同主题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刻威胁着人类的未来，竞争机制对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支持只会造成中心国家增强对边缘国家的资源和财富的掠夺，而不会使边缘国家如愿以偿地重新分配利益格局。在相互竞争的紧张关系中，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整个人类社会及其所生存的地球走向毁灭。因而，现实的、可操作性的建构方案就是从竞争的话语体系转向合作的话语体系，并在全球正义的追求中谋求全球合作行动的开展。任何想要依靠霸权或试图建构自己霸权的破坏合作的行为都是与全球合作体系的建构不相容的。全球合作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合作行动的开展就是要将一切愿意参与合作的因素都吸纳进这个体系中来，将破坏合作体系建构的因素转化为合作的因素而将其引入到合作的轨道上来。如果说合作的理念能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得到普及的话，那么，后工业社会的话语体系建构将实现对竞争话语体系的超越，将实现对公平正义原则的包容，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将通过合作话语体系指导下的合作行动的开展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按照现有的线性决定论的基本逻辑，全球合作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合作行动的开展将遭遇两种不同的建构主张的破坏。

    一是建立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然而，建立世界政府并非抱着要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意图，甚至可以说，世界政府的思想是在工业社会民族国家框架下所进行的一种妄想。在其意图上，既可以说它是中心国家建立霸权的途径，也可以说它是联盟竞争在国际社会现实中的一种表现。那些将资本主义世界化视作全球化的早期学者们所设想的世界政府“低估了民族国家主权的自主性程度，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似乎也不可能出现任何类似于民族国家形式的‘大世界政府。”〔10〕因而，吉登斯（Giddens， A.）才反过来说，“‘世界政府可能要包括由各个国家提出的合作性的全球政策构架，包括代替超级大国格局的解决冲突的合作性策略构架。”〔1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思维框架下，世界政府指向了中心国家的话语霸权建构，所体现出来的依然是工业社会的线性思维逻辑。世界政府或类似的全球治理机构的建立，其结果必然是将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和思维逻辑转化为一种阻碍全球正义生成的现实力量。如果说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要促进全球正义的生成的话，那么，在中心—边缘结构的框架和思路下，世界政府的建立只会是破坏全球正义的力量，而不会成为“合作性策略构架”，更不会推进全球合作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合作行动的开展。

    二是走向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在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框架下，无政府主义一直都是近代国家主义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其实，不论是世界政府的构想还是无政府主义的主张，都是按照工业社会线性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进行理论建构的结果。如果说世界政府的构想是从群体出发的，那么，无政府主义则无疑是从个体出发的，而不论是从群体还是个体出发，都体现了一种化简、还原的线性逻辑，它们没有将人类社会放置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总体性特征中去加以考量，更没有用复杂性思维去深入思考和积极建构人类社会的治理方案。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在摧毁了一切形式的边界的同时也消解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分野，因而，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从整体主义或从个体主义出发的线性思维，而是要建构起复杂性思维。当我们用复杂性理论的非中心化思维去思考全球化进程时，其逻辑的结果就是要确立全球合作的理念，并根据这一理念开展全球合作行动，建构全球正义。而现有的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是按照线性决定论的逻辑建构起来的，在它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中总是渗透着继续资本主义世界化以及维系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要求，因而，变革人类社会的线性思维方式和终结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行动逻辑，要求我们从合作理念出发、以合作原则为基点去变革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如果说全球化进程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是一个全球合作的世界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在合作正义理念的引领下通过服务型政府这一全新的政府模式去开展全球合作行动。

    就现实而言，全球化运动正在消融民族国家的边界，整个人类社会正走向全球开放和全球流动。如果说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国家之间的交往是在两国存在外交关系的基础上而进行政治、经济活动的事务性访问、派遣、公干等，那么，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整个人类社会成了一个开放、流动的体系，人、财、物，以及信息等资源在全球世界的流动不再以民族国家的边界作为约束条件了，而是将流动的方式、工具，以及速度作为资源全球运行的约束条件。我们看到，在民族国家的观念中，领土完整、主权清晰、民族认同等内容通常指向了在明确的国家边界内所构成的“相对独立的政治体系和相对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12〕。然而，在全球化运动中，人们日益增强的流动性、跨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以及网络技术普及所带来的虚拟世界等，这些都是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新因素、新情况，但它们却是全球化运动经常性的因素和情况，因而，随着这些新因素、新情况的不断积累及其对民族国家边界的不断冲击，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将逐渐被削弱，并越来越多地站在全球化的视野上去看待、应对和处理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各种问题。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全球化进程对整个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积极意义，一旦全球化进程遭遇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的阻碍，那么，人们则会用全球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新观念、新思想去质疑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旧观念、旧思想。从全球化运动的当前现实来看，民族国家所建构起来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正是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极大阻碍，因为全球化进程中所要生成的是一种网络结构。在全球化运动中，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增强使得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如果中心国家想要遏制边缘国家向它的流动，并使全球流动变成一个财富由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聚集而危机由中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的机制，那么，它的结果只会是在遭遇边缘国家的普遍抵抗之后而走向自我孤立。因而，面对全球化的历史运动，不论是中心国家还是边缘国家都将放弃民族国家的框架，解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在全球网络结构中走向全球合作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合作行动的开展。

    因而，全球化运动的去中心化所要求的合作体系的建构，就落实到了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变革上了。我们看到，基于资本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国家框架之下的管理型政府及其治理方式，是按照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基本逻辑建构起来的，因而，不论它是如何地想要隐藏其继续资本主义世界化以及维系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之意图的，都会在全球化进程中暴露无疑。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网络结构的生成就是要打破民族国家边界，消解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这必然会破坏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利益掠夺，因而，它自然而然就会暴露出它破坏网络结构的生成、破坏全球合作体系的建立的面目来。我们看到，中心国家通过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话语霸权向全世界推行它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其目的不是帮助边缘国家的发展，而是要巩固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建立全球竞争的话语体系，进而通过自己已占据的竞争优势而维护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霸权。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所遭遇的破坏体现为建立全球合作体系的延迟。我们看到，当人们积极呼吁全球合作行动的开展，努力建构全球合作的理论时，经常遭受到来自中心国家及其话语霸权的支持者们的打压，我们甚至看到，在中心国家的话语霸权的影响下，全世界的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尽管因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而略有差别，然而在本质上都趋向了一致，都在积极地建构中心国家灌输给它们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因而，变革人类社会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历史使命既非常沉重，也具有历史开创性，因为一方面管理型政府正在遭遇治理失灵和改革失灵，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超越管理型政府及其治理方式而构建起来的全新的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将紧紧围绕着全球合作话语体系的建构而积极行动，解构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在人类社会的网络结构中通过全球合作行动的开展来促进和实现全球正义。而我们将这一超越管理型政府的政府模式称作服务型政府模式，而它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方式则是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所开展的积极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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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张康之.论全球化运动中的“去中心化”〔J〕.理论探讨，2012，（2）.

    〔10〕〔11〕〔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47，147.

    【责任编辑：朱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