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农业机械化发展与制度变迁
路玉彬 周振 张祚本 孔祥智
摘要：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研究表明，市场需求诱致性变迁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协同发展、共同作用是推动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农业机械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原因。展望未来，“增机减人”的趋势不可逆转，国家仍将加大对农机化发展的支持力度并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依循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思路，当前推进农机化发展要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聚焦绿色发展，加强“两个融合”，强化公共服务。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改革开放；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32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6-0018-08
收稿日期：20180516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8.06.03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18VSJ062）
作者简介：路玉彬（1977-），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分析。
*通讯作者
农业机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質基础，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业机械化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经济、政治、科技、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制度变革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影响尤其重要。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对未来农机化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近期推进农机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制度变迁理论是分析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的理论研究方法[1]。农业机械化是农业机械技术运用的变化过程，也是农业生产技术变迁的过程，为此可以采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
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人们在追求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通过行政权力和立法手段等外在强制力推进制度、变革制度的一种制度变迁方式。从已有研究看，主流的观点认为农业机械化主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土地劳动价格比率变化是驱动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核心因素或根本动力[2]。速水佑次郎、弗农·拉坦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其理论的核心要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受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和诱导，并致力于寻找那些能够替代稀缺要素的技术选择。依据该理论，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而那些劳动力短缺但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化技术进步的道路[3]。但是，结合我国国情、农情，农业机械化很难仅仅依靠要素比价关系的变化，即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难以较快实现，还必须需要政府的有效作用，即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来推动。
要素比价关系变化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仍有许多领域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有效作为。（1）农业机械化涉及到农业机械技术的创新，即使市场有需求，农机企业有动力，但是技术研发和创新往往伴随着风险与“知识外溢”的外部性，这就需要政府激励企业加快研发步伐，研发出更多农机、农艺结合较好的农业机械，为机械化的发展创造技术条件。（2）农业机械化是系统性工程，涉及到机耕路建设等基础设施投入，而这也是市场易失灵的地方，需要政府有效作为，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夯实外部基础设施条件。（3）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5亩，劳均耕地面积约94亩（约为日本的1/3），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这些情况决定了我国总体上无法走欧美国家农场主购买大型农业机械的发展道路，也不能走日韩农户购买价值较高的小型机械自有自用的道路，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为推动形成适合我国农情的机械化道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4]。
总体看，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快速、良性发展既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即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效融合。具体而言，政府在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中，要牢牢紧扣要素比价关系的变化，在市场有需要的前提下顺势而为，才能有效地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
二、发展历程及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一）1979-1995年：发展主体“一退一进”，小型农机具率先发展
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破题，农业机械化领域主体出现了“一退一进”两大变化。
1.政府逐渐退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形成了以政府或人民公社为主导的农业机械化体制。为适应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出现的新情况，国家对农机化发展战略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的农业技术选择首先是“迅速增加化肥、农药、农用塑料和各种除草剂的生产”，其次是“积极选育、引用和推广良种”，最后才是“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机械化”。技术选择的顺序是：化肥、良种、机械化，并且机械化是因地制宜地进行，这就强调了化肥、良种是更好的技术选择[5]。此后，国营和集体农机站逐步解散，国家对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的直接投资逐渐减少，农机平价柴油供应等优惠政策逐步取消[6]。
2.农民主体大量进入。我国农业生产由“以粮为纲”转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日趋活跃，城乡之间涌现出巨大的人员和工农产品运输需求，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私人购买拖拉机自主运营的现象。伴随农机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即允许农民私人购买拖拉机和用拖拉机进行经营性运输业这两项“松绑”政策，彻底冲破了生产资料不允许个人所有的禁区[7]。国家、集体、农民个人及联户等多种形式经营农业机械的局面开始形成，农民逐步成为农机化投资、经营的主体。亿万农民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为我国农机化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这个阶段我国农业机械化逐渐由“官办”向“民办”转变，政府强制性力量逐渐退出，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随着发展主体的“政府退出、农民进入”，这个阶段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方向也出现了变化。首先，大中型农业机械呈退出趋势。1980-1985年，我国农机总动力、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增幅明显下降，农机化作业水平也一度下滑。1990-1993年，我国农机总动力增速明显下降，各年均在5%以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机总动力年均增长率最低的时期。其次，小型农业机械增长快速。小型拖拉机保有量从1978年的1737万台稳步增长到1995年的8646万台，1995年末保有量占比达到93%。这个阶段劳动力相对价格虽在上升，但总体上农业劳动力价格仍较便宜，农民对大型农业机械的需求还不够强劲。虽然小型拖拉机保有量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但是这种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上世纪80年代，这也与农业经营制度转型、农户作为购机主体紧密相关，总体上这个阶段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还不强。另一方面，在新旧制度动能转换的过程中，以国家投资农机化为主的“旧制度”的动能进一步衰减，即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机械化发展的作用衰减，而以农民投资农机化为主的“新制度”的动能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因而农机总动力与大中型农业机械保有量同步下降。
（二）1996-2003年：农机社会化服务蓬勃兴起，大中型农机具快速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农业劳动力相对价格快速上升，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主导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镇和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农业劳动力出现季节性和结构性短缺。据统计，1996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约有13亿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是1978年的62倍。与此同时，我国农业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1996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平均每亩生产总成本3887元，其中人工成本15229元（是1978年的57倍），占总成本的3918%数据来源：根据1978-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1978-2004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编）等资料整理。。根据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当劳动供给缺乏弹性或劳动力相对于土地价格昂贵时，就会诱导出节约劳动力的机械技术进步，较大规模运用农机化技术的条件基本成熟了。另一方面，随着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特别是转移就业规模扩大，农业人工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明显提高，广大农民对机械化代耕、代种、代收的生产模式需求十分迫切。北方地区一些农民机手从地域间小麦成熟的时间差中发现了商机，驾驶自己购买的联合收割机，从南往北自发地为沿途农户收获小麦，通过农机跨区作业服务获得了可观的收入。至此，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农业机械化政策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阶段，以农机跨区作业为代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逐渐形成，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道路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8]。
2.适应市场需求的农业机械化政策逐步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系统总结基层农民创造的农机跨区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96年农业部首次在河南省组织召开了全国“三夏”跨区机收小麦现场会，推动了跨区机收这种新型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模式的发展。当年，北方11个省23万台联合收割机参加小麦跨区机收，这标志着由农民推动的诱致性农业机械化制度变迁再次得到国家认可，开始转化为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1997年，农业部与公安部、交通部等六部门共同成立了全国跨区机收小麦工作领导小组，并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对持有跨区作业证的联合收割机免收过路过桥费。此后，我国跨区机收的规模和范围迅速扩大，小麦机收水平迅速提高。2000年4月，农业部颁布实施了《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暂行办法》，在跨区作业组织管理、信息服务、作业质量等方面作出了规定。此外，国家积极支持国产农机装备研发，以“新疆-2型稻麦联合收割机”为代表的谷物联合收获机械研制成功，为我国大规模组织小麦跨区机收提供了成熟适用的机具保障。国家还对农机产品增值税长期实行优惠税率，对农机流通、农机作业服务也实行税费优惠政策。上述事实都表明，国家作为农业机械化制度供给主体的作用日渐突出，强制性制度供给更加有力有效。
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导下，伴随政府积极作为，这阶段我国农业机械化取得了长足进步。（1）主要粮食作物机械化收获水平快速提升。在主要粮食作物各生产环节中，小麦收获环节劳动强度最大，农时要求最紧，劳动用工量最大，因而对机械化作业的需求最为迫切。依靠全新的机制和政府的組织协调，通过大规模跨区作业，小麦成为我国第一个基本实现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粮食作物，水稻机收水平也快速提高。（2）大中型田间作业机械快速发展。一是在跨区作业的拉动下，联合收割机保有量迅猛增长， 1995-2003年年均增长222%。二是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增速触底回升。1997年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扭转了此前10年连续下滑的态势，此后一直持续增长，同期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也持续增加。
（三）2004-2013年： “黄金十年”发展期，农机装备总量和作业水平持续快速提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机械化需求快速增加与国家政策强力支持。
1.劳动力相对价格迅速上升，诱致性制度变迁内在动力持续增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进入21世纪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进一步扩大，农业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提高，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进一步扩大。200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176%，农村劳动力中有超过19亿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是1978年的91倍数据来源：根据1978-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整理。；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平均每亩折算的家庭用工劳动日工价达137元，是1978年的17倍数据来源：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编）整理。。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进一步提高，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
2.强制性制度安排密集出台，及时弥补了市场失灵。虽然农民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但21世纪初期全国农机化发展整体水平仍严重滞后于农业生产需求。1978-2003年这25年间，全国农机总动力年均增幅为68%，不仅远远低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156%的增速，也明显低于同期全国农牧渔业总产值年均130%的增速及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119%的增速。2003年全国水稻栽植和玉米收获环节的机械化水平分别仅为6%和17%，一些主要农作物由于生产环节劳动强度过大，已严重影响到农民种植的积极性数据来源：根据1978-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和《国内外农业机械化统计资料（1949-2004）》（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中国农机工业协会编）等资料整理。。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农业机械化存在系列市场失灵的领域。例如，21世纪初期水稻机插、玉米机收水平低的关键是机械技术水平不高、企业创新扶持不够，同时也存在农机农艺不融合、配套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多方面原因。为了弥补市场缺陷，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机化制度供给方式，及时进行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安排。2003年全国农业机械化财政投入仅为271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012%，财政支持农业机械化发展具有很大空间[9]。自2004年开始，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期，已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实力、财政实力和发展条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历史大背景下，一系列促进农机化发展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密集出台。（1）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正式实施。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业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一定补贴”。同年中央财政正式设立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当年安排补贴资金07亿元，此后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规模逐年扩大。截至2018年，中央财政已连续15年累计安排补贴资金1 861亿元数据来源：根据2004-2018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编）整理。，进一步带动了农民投入，有力地促进了农机化发展。（2）农机化法制建设得到加强。《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于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法律，全面规范了国家支持农民发展农机化的责任，从科研开发、生产流通、质量保障、推广使用、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明确了促进农机化发展的扶持措施。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在此期间，农业部和全国大部分省级人大、政府共制定出台农业机械化法律法规80多部，为促进和规范农机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3）多方面支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渐完善。自2004年起，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提出明确要求。有关部门还通过实施保护性耕作工程建设规划、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等，加强农机场库棚、机耕道等建设；通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支持重点作物、关键环节农机化技术与装备研发。2010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10〕22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务院名义印发的第一个专门针对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财政、税费、金融、保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扶持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机化制度变迁成果，同时也做出了一些新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此后，不少地区还在农机优惠信贷、政策性保险补贴、重点环节农机作业补贴、老旧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农机免费安全检验、农机场库棚用地等方面出台了一些扶持政策。
3.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为“龙头”的一系列强制性制度安排，较好地融合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需求，推动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黄金十年”[10]。（1）农机装备总量快速增长。2013年，全國农机总动力达1039亿千瓦，比2004年增长623%，年均增长55%；当年全国规模以上农机制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3 843亿元，是2004年的45倍，年均增长182%。（2）农机装备结构显著优化。一是水稻插秧机、国产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等主要粮食作物机械化生产薄弱环节的高性能农机保有量大幅提高。二是农机装备大型化趋势日益明显。2013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保有量分别达52702万台、82662万部，分别是2004年的471倍、438倍。全国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占拖拉机总保有量的比重由2004年的714%提高到2013年的2312%。三是传统种植业之外的其他领域农机装备保有量快速增长。（3）农机化作业水平显著提升。2013年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5948%，比2004提高了251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28个百分点，这一增幅是1978-2004年这25年间年均增幅的5倍。（4）农机社会化服务加快发展。2013年，全国拥有农机原值50万元（含）以上的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农机专业合作社分别达29万个和42万个，分别是2008年的34倍和49倍；2013年全国农机化作业服务收入达4 46763亿元，10年间年均增长88%数据来源：根据2004-2016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编）整理。。
（四）2014年至今：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新常态，更加注重质量效益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中国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农业机械化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要素驱动、规模扩张型农机化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诱致性制度变迁再次陷入瓶颈。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明显下降。2004-2013年这10年间，我国农机总动力年均复合增长率达55%，但2014年同比上年增速降为4%，2015年进一步降为33%；2004-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农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82%，但2014年、2015年、2016年分别比上年提高了88%、82%、49%，大部分农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利润率和利润增长率均出现明显下滑态势。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增速整体放缓，核心原因是，在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等深层次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被高速发展的表象掩盖起来，随着农机化发展总体速度下滑，这些长期积累的矛盾“水落石出”，说明单纯的要素驱动、规模扩张型农机化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和内涵式发展道路，着力提升农机化发展质量和效益[11]。
面对农业机械化出现的新情况与突出问题，国家及时出台了有效措施。
1.及时调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突出了绿色生态导向，强调要优先保证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所需机具和免耕播种、节水灌溉、高效施肥、残膜回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绿色发展机具的补贴需要；要求全面推行敞开补贴，促进补贴政策普惠共享；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增强了补贴政策对农机科技创新的引导作用[12]。
2.积极推动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将“农机装备”列为优先支持的十大重点领域之一[13]。2016年1月，环境保护部出台规定推动农机排放标准升级，倒逼农机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14]。2017年，“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农机装备”重点专项启动实施，农机变量作业技术、多功能田间管理作业技术、高速栽植技术、农用航空作业关键技术等研发得到中央财政重点支持[15]。
3.大力推动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2015年8月，农业部部署在全国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将全程机械化的主攻方向定位在水稻、玉米、小麦、马铃薯、棉花、油菜、花生、大豆等九大作物，聚焦在耕整地、种植、收获、植保、烘干、秸秆处理等6个生产环节，围绕提升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和突破主要经济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瓶颈”两个主攻方向，分作物、分区域确立推进各个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主要技术模式[16]。
伴随一系列密集措施的出台，我国农业机械化再次取得新成绩。（1）主要农作物生产薄弱环节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2016年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达4445%，比2013年底提高了835个百分点；同期棉花、油菜、玉米机收水平分别提高了1137、1445、1511个百分点。（2）体现绿色发展导向的农机具保有量快速增长。全國秸秆捡拾打捆机、谷物烘干机保有量分别由2013年底的225万台、428万台增长到468万台、932万台，年均增长分别达277%、296%数据来源：根据2013-2016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编）整理。。（3）农机装备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有所提升。北斗卫星导航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农机深松作业智能检测系统等在一些大型农机装备上日益得到广泛应用。
三、我国农业机械化未来展望及政策建议
（一）未来展望
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结合过去40年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展望未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将呈现出三大趋势。
1.“减人增机”的趋势不可逆转。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发展，农业劳动力将更多地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农业劳动力不仅绝对数量逐年减少，老龄化趋势也日趋明显，这表明农业劳动力相对价格还将继续上升。依循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农业对农机装备和农机作业的需求将呈现刚性增长态势。随着农业劳动力的逐渐减少，我国农业人地关系将会从过去的紧张走向宽松，个体农业经营规模将持续扩张，未来农业发展对大型农业机械的需求将快速增加，对农业生产全程机械服务的需求也会快速上升。未来农业装备数量还将会持续增长，对多种类型的农业机械需求也会同步扩张。
2.农机化发展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改革开放40年来，尽管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取得很大成就，但这种发展是以规模扩张、外延扩大、高投入、高消耗、重速度、轻效益为基本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强。主要表现是：农机化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农机装备结构不合理，中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按照制度变迁理论中市场需求拉动的动力机制看，为了更好地支撑农业转变发展方式，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农机化发展必须尽快实现由外延扩展型向内涵提升型转变。这也表明未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方向将很大程度由资源要素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国家对农机化发展大力支持还将持续。为了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必须在战略上进一步突出国家在农机化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坚持劳动力要素稀缺性制度变迁方向，继续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同时又要着眼农机化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作物、不同生产环节的具体经济技术问题，充分发挥农民在农机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鼓励和保护体现农民意愿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出台符合产业发展规律与市场需求的政策支持。我国棉花、油菜、糖类等经济作物的农业机械化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任重道远。从农业机械化高度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的适度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政策建议
农业机械化的快速、良性发展既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即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融合。结合未来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趋势，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政策建议。
1.加强科技创新，提升中高端农机产品有效供给能力。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搭建农机化自主创新平台。整合各方面创新资源，构建“产学研推用”紧密结合的农机化协同创新格局。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开发并举，加大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提高中高端农机装备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
2.加快技术推广，补齐主要农作物生产机械化短板。聚焦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关键环节、主要经济作物和畜牧业、渔业、林果业、设施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等环节和领域，因地制宜推广先进适用、节本增效的农机化技术，推动农机化技术集成，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加快补齐我国主要农作物生产机械化短板[17]。
3.聚焦绿色发展，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机械化。以财政补贴引导、技术规范引领、项目示范带动为抓手，大力推广技术成熟的秸秆还田离田、保护性耕作、残膜回收、畜禽粪污处理、精准施肥及有机肥制备、高效施药等绿色高效机具。推进节能减排，加大老旧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力度。
4.加强“两个融合”，推进农机化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建立健全农机与农艺专家协同攻关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农艺标准和机械作业规范，将适宜机械化生产作为品种选育和农艺技术研究的重要考核指标，大力推广适合机械化作业的栽培管理方式。二是加强机械化与信息化融合。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智能化农机装备研发与应用，推进农机化生产管理信息服务与应急调度平台建设，提升农机化经营管理、行政管理信息化水平[18]。
5.强化公共服务，夯实农机化发展后劲。完善作业补贴、技术推广、维修服务、安全生产等扶持政策，创新跨区作业、订单作业、土地流转等服务模式，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土地整治和改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机化作业创造更好条件。加强对农机化发展的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以农机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带头人为重点，培养一大批农机作业能手、维修能手、经营能手等农村实用人才。
参考文献：
[1] 肖旭.制度变迁与中国制度改革的文献综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4）：96104.
[2]吴丽丽，李谷成，周晓时. 要素稟赋变化与中国农业增长路径选择[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8）：144152.
[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38.
[4]王波，李伟.我国农业机械化演进轨迹与或然走向[J].改革，2012（5）：126131.
[5]陈岩.中国农业增长和制度变迁[J].中州学刊，1996（3）：3037.
[6]郑有贵，李成贵.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324334.
[7]宗锦耀，刘宪，李斯华，等.新的探索新的跨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农业机械化[J].中国农机化，2008（6）：315.
[8]孔祥智，周振，路玉彬. 我国农业机械化道路探索与政策建议[J].经济纵横，2015（10）：6572.
[9]白人朴，刘敏.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17.
[10]路玉彬，孔祥智.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的多维考量和趋势[J].改革，2018（2）：7588.
[11]杨敏丽.新常态下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问题探讨[J].南方农机，2015（1）：711.
[12]中国政府网. 农业部财政部就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工作答记者问[EB/OL].[20180304].http：//www.gov.cn/zhengce/201803/04/content_5270593.htm.
[13]新华网. 中国制造2025发布确定十大重点领域[EB/OL].[20150520].http：//www.xinhuanet.com/finance/201505/20/c_127819790.htm.
[14]刘慧.排放标准升级倒逼农机业绿色转型[N].经济日报，20150922（10）.
[15]搜狐网. 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农机装备”重点专项项目启动[EB/OL].[20171026].http：//www.sohu.com/a/200355086_100008114.htm.
[16]中国政府网.农业部部署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EB/OL].[20150817].http：//wwww.gov.cn/xinwen/201508/17/content_2914178.htm.
[17]白人朴.新常态下农机化发展将呈现四大特点[N].中国农机化导报，20150209（06）.
[18]宗锦耀，刘宪，陈志，等.农业机械化科技教育问题研究[M]//张桃林.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131139.
Institutional Change During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LU Yubin1， ZHOU Zhen2， ZHANG Zuoben3， KONG Xiangzhi1*
（1.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872；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s， Beijing100038；
3. Information Cent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10012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and the joint effect of market demand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overnment compulsory institutional change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also the key reason for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we think that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will be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mechanization and reducing manual labor” will be irreversible； the state will increase the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 quality and benefi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will be high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celerate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focus on green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two aspects” and strengthen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reform and openingup；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compulsory institutional change
（责任编辑：马欣荣）
摘要：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研究表明，市场需求诱致性变迁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协同发展、共同作用是推动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农业机械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原因。展望未来，“增机减人”的趋势不可逆转，国家仍将加大对农机化发展的支持力度并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依循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思路，当前推进农机化发展要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聚焦绿色发展，加强“两个融合”，强化公共服务。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改革开放；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32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6-0018-08
收稿日期：20180516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8.06.03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18VSJ062）
作者简介：路玉彬（1977-），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分析。
*通讯作者
农业机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質基础，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业机械化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经济、政治、科技、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制度变革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影响尤其重要。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对未来农机化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近期推进农机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制度变迁理论是分析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的理论研究方法[1]。农业机械化是农业机械技术运用的变化过程，也是农业生产技术变迁的过程，为此可以采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
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人们在追求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通过行政权力和立法手段等外在强制力推进制度、变革制度的一种制度变迁方式。从已有研究看，主流的观点认为农业机械化主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土地劳动价格比率变化是驱动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核心因素或根本动力[2]。速水佑次郎、弗农·拉坦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其理论的核心要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受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和诱导，并致力于寻找那些能够替代稀缺要素的技术选择。依据该理论，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而那些劳动力短缺但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化技术进步的道路[3]。但是，结合我国国情、农情，农业机械化很难仅仅依靠要素比价关系的变化，即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难以较快实现，还必须需要政府的有效作用，即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来推动。
要素比价关系变化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仍有许多领域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有效作为。（1）农业机械化涉及到农业机械技术的创新，即使市场有需求，农机企业有动力，但是技术研发和创新往往伴随着风险与“知识外溢”的外部性，这就需要政府激励企业加快研发步伐，研发出更多农机、农艺结合较好的农业机械，为机械化的发展创造技术条件。（2）农业机械化是系统性工程，涉及到机耕路建设等基础设施投入，而这也是市场易失灵的地方，需要政府有效作为，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夯实外部基础设施条件。（3）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5亩，劳均耕地面积约94亩（约为日本的1/3），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这些情况决定了我国总体上无法走欧美国家农场主购买大型农业机械的发展道路，也不能走日韩农户购买价值较高的小型机械自有自用的道路，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为推动形成适合我国农情的机械化道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4]。
总体看，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快速、良性发展既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即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效融合。具体而言，政府在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中，要牢牢紧扣要素比价关系的变化，在市场有需要的前提下顺势而为，才能有效地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
二、发展历程及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一）1979-1995年：发展主体“一退一进”，小型农机具率先发展
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破题，农业机械化领域主体出现了“一退一进”两大变化。
1.政府逐渐退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形成了以政府或人民公社为主导的农业机械化体制。为适应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出现的新情况，国家对农机化发展战略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的农业技术选择首先是“迅速增加化肥、农药、农用塑料和各种除草剂的生产”，其次是“积极选育、引用和推广良种”，最后才是“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机械化”。技术选择的顺序是：化肥、良种、机械化，并且机械化是因地制宜地进行，这就强调了化肥、良种是更好的技术选择[5]。此后，国营和集体农机站逐步解散，国家对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的直接投资逐渐减少，农机平价柴油供应等优惠政策逐步取消[6]。
2.农民主体大量进入。我国农业生产由“以粮为纲”转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日趋活跃，城乡之间涌现出巨大的人员和工农产品运输需求，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私人购买拖拉机自主运营的现象。伴随农机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即允许农民私人购买拖拉机和用拖拉机进行经营性运输业这两项“松绑”政策，彻底冲破了生产资料不允许个人所有的禁区[7]。国家、集体、农民个人及联户等多种形式经营农业机械的局面开始形成，农民逐步成为农机化投资、经营的主体。亿万农民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为我国农机化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这个阶段我国农业机械化逐渐由“官办”向“民办”转变，政府强制性力量逐渐退出，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随着发展主体的“政府退出、农民进入”，这个阶段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方向也出现了变化。首先，大中型农业机械呈退出趋势。1980-1985年，我国农机总动力、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增幅明显下降，农机化作业水平也一度下滑。1990-1993年，我国农机总动力增速明显下降，各年均在5%以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机总动力年均增长率最低的时期。其次，小型农业机械增长快速。小型拖拉机保有量从1978年的1737万台稳步增长到1995年的8646万台，1995年末保有量占比达到93%。这个阶段劳动力相对价格虽在上升，但总体上农业劳动力价格仍较便宜，农民对大型农业机械的需求还不够强劲。虽然小型拖拉机保有量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但是这种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上世纪80年代，这也与农业经营制度转型、农户作为购机主体紧密相关，总体上这个阶段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还不强。另一方面，在新旧制度动能转换的过程中，以国家投资农机化为主的“旧制度”的动能进一步衰减，即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机械化发展的作用衰减，而以农民投资农机化为主的“新制度”的动能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因而农机总动力与大中型农业机械保有量同步下降。
（二）1996-2003年：农机社会化服务蓬勃兴起，大中型农机具快速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农业劳动力相对价格快速上升，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主导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镇和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农业劳动力出现季节性和结构性短缺。据统计，1996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约有13亿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是1978年的62倍。与此同时，我国农业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1996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平均每亩生产总成本3887元，其中人工成本15229元（是1978年的57倍），占总成本的3918%数据来源：根据1978-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1978-2004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编）等资料整理。。根据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当劳动供给缺乏弹性或劳动力相对于土地价格昂贵时，就会诱导出节约劳动力的机械技术进步，较大规模运用农机化技术的条件基本成熟了。另一方面，随着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特别是转移就业规模扩大，农业人工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明显提高，广大农民对机械化代耕、代种、代收的生产模式需求十分迫切。北方地区一些农民机手从地域间小麦成熟的时间差中发现了商机，驾驶自己购买的联合收割机，从南往北自发地为沿途农户收获小麦，通过农机跨区作业服务获得了可观的收入。至此，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农业机械化政策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阶段，以农机跨区作业为代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逐渐形成，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道路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8]。
2.适应市场需求的农业机械化政策逐步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系统总结基层农民创造的农机跨区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96年农业部首次在河南省组织召开了全国“三夏”跨区机收小麦现场会，推动了跨区机收这种新型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模式的发展。当年，北方11个省23万台联合收割机参加小麦跨区机收，这标志着由农民推动的诱致性农业机械化制度变迁再次得到国家认可，开始转化为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1997年，农业部与公安部、交通部等六部门共同成立了全国跨区机收小麦工作领导小组，并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对持有跨区作业证的联合收割机免收过路过桥费。此后，我国跨区机收的规模和范围迅速扩大，小麦机收水平迅速提高。2000年4月，农业部颁布实施了《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暂行办法》，在跨区作业组织管理、信息服务、作业质量等方面作出了规定。此外，国家积极支持国产农机装备研发，以“新疆-2型稻麦联合收割机”为代表的谷物联合收获机械研制成功，为我国大规模组织小麦跨区机收提供了成熟适用的机具保障。国家还对农机产品增值税长期实行优惠税率，对农机流通、农机作业服务也实行税费优惠政策。上述事实都表明，国家作为农业机械化制度供给主体的作用日渐突出，强制性制度供给更加有力有效。
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导下，伴随政府积极作为，这阶段我国农业机械化取得了长足进步。（1）主要粮食作物机械化收获水平快速提升。在主要粮食作物各生产环节中，小麦收获环节劳动强度最大，农时要求最紧，劳动用工量最大，因而对机械化作业的需求最为迫切。依靠全新的机制和政府的組织协调，通过大规模跨区作业，小麦成为我国第一个基本实现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粮食作物，水稻机收水平也快速提高。（2）大中型田间作业机械快速发展。一是在跨区作业的拉动下，联合收割机保有量迅猛增长， 1995-2003年年均增长222%。二是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增速触底回升。1997年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扭转了此前10年连续下滑的态势，此后一直持续增长，同期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也持续增加。
（三）2004-2013年： “黄金十年”发展期，农机装备总量和作业水平持续快速提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机械化需求快速增加与国家政策强力支持。
1.劳动力相对价格迅速上升，诱致性制度变迁内在动力持续增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进入21世纪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进一步扩大，农业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提高，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进一步扩大。200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176%，农村劳动力中有超过19亿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是1978年的91倍数据来源：根据1978-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整理。；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平均每亩折算的家庭用工劳动日工价达137元，是1978年的17倍数据来源：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编）整理。。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进一步提高，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
2.强制性制度安排密集出台，及时弥补了市场失灵。虽然农民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但21世纪初期全国农机化发展整体水平仍严重滞后于农业生产需求。1978-2003年这25年间，全国农机总动力年均增幅为68%，不仅远远低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156%的增速，也明显低于同期全国农牧渔业总产值年均130%的增速及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119%的增速。2003年全国水稻栽植和玉米收获环节的机械化水平分别仅为6%和17%，一些主要农作物由于生产环节劳动强度过大，已严重影响到农民种植的积极性数据来源：根据1978-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和《国内外农业机械化统计资料（1949-2004）》（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中国农机工业协会编）等资料整理。。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农业机械化存在系列市场失灵的领域。例如，21世纪初期水稻机插、玉米机收水平低的关键是机械技术水平不高、企业创新扶持不够，同时也存在农机农艺不融合、配套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多方面原因。为了弥补市场缺陷，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机化制度供给方式，及时进行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安排。2003年全国农业机械化财政投入仅为271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012%，财政支持农业机械化发展具有很大空间[9]。自2004年开始，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期，已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实力、财政实力和发展条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历史大背景下，一系列促进农机化发展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密集出台。（1）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正式实施。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业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一定补贴”。同年中央财政正式设立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当年安排补贴资金07亿元，此后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规模逐年扩大。截至2018年，中央财政已连续15年累计安排补贴资金1 861亿元数据来源：根据2004-2018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编）整理。，进一步带动了农民投入，有力地促进了农机化发展。（2）农机化法制建设得到加强。《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于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法律，全面规范了国家支持农民发展农机化的责任，从科研开发、生产流通、质量保障、推广使用、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明确了促进农机化发展的扶持措施。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在此期间，农业部和全国大部分省级人大、政府共制定出台农业机械化法律法规80多部，为促进和规范农机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3）多方面支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渐完善。自2004年起，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提出明确要求。有关部门还通过实施保护性耕作工程建设规划、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等，加强农机场库棚、机耕道等建设；通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支持重点作物、关键环节农机化技术与装备研发。2010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10〕22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务院名义印发的第一个专门针对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财政、税费、金融、保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扶持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机化制度变迁成果，同时也做出了一些新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此后，不少地区还在农机优惠信贷、政策性保险补贴、重点环节农机作业补贴、老旧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农机免费安全检验、农机场库棚用地等方面出台了一些扶持政策。
3.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为“龙头”的一系列强制性制度安排，较好地融合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需求，推动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黄金十年”[10]。（1）农机装备总量快速增长。2013年，全國农机总动力达1039亿千瓦，比2004年增长623%，年均增长55%；当年全国规模以上农机制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3 843亿元，是2004年的45倍，年均增长182%。（2）农机装备结构显著优化。一是水稻插秧机、国产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等主要粮食作物机械化生产薄弱环节的高性能农机保有量大幅提高。二是农机装备大型化趋势日益明显。2013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保有量分别达52702万台、82662万部，分别是2004年的471倍、438倍。全国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占拖拉机总保有量的比重由2004年的714%提高到2013年的2312%。三是传统种植业之外的其他领域农机装备保有量快速增长。（3）农机化作业水平显著提升。2013年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5948%，比2004提高了251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28个百分点，这一增幅是1978-2004年这25年间年均增幅的5倍。（4）农机社会化服务加快发展。2013年，全国拥有农机原值50万元（含）以上的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农机专业合作社分别达29万个和42万个，分别是2008年的34倍和49倍；2013年全国农机化作业服务收入达4 46763亿元，10年间年均增长88%数据来源：根据2004-2016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编）整理。。
（四）2014年至今：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新常态，更加注重质量效益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中国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农业机械化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要素驱动、规模扩张型农机化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诱致性制度变迁再次陷入瓶颈。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明显下降。2004-2013年这10年间，我国农机总动力年均复合增长率达55%，但2014年同比上年增速降为4%，2015年进一步降为33%；2004-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农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82%，但2014年、2015年、2016年分别比上年提高了88%、82%、49%，大部分农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利润率和利润增长率均出现明显下滑态势。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增速整体放缓，核心原因是，在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等深层次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被高速发展的表象掩盖起来，随着农机化发展总体速度下滑，这些长期积累的矛盾“水落石出”，说明单纯的要素驱动、规模扩张型农机化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和内涵式发展道路，着力提升农机化发展质量和效益[11]。
面对农业机械化出现的新情况与突出问题，国家及时出台了有效措施。
1.及时调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突出了绿色生态导向，强调要优先保证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所需机具和免耕播种、节水灌溉、高效施肥、残膜回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绿色发展机具的补贴需要；要求全面推行敞开补贴，促进补贴政策普惠共享；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增强了补贴政策对农机科技创新的引导作用[12]。
2.积极推动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将“农机装备”列为优先支持的十大重点领域之一[13]。2016年1月，环境保护部出台规定推动农机排放标准升级，倒逼农机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14]。2017年，“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农机装备”重点专项启动实施，农机变量作业技术、多功能田间管理作业技术、高速栽植技术、农用航空作业关键技术等研发得到中央财政重点支持[15]。
3.大力推动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2015年8月，农业部部署在全国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将全程机械化的主攻方向定位在水稻、玉米、小麦、马铃薯、棉花、油菜、花生、大豆等九大作物，聚焦在耕整地、种植、收获、植保、烘干、秸秆处理等6个生产环节，围绕提升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和突破主要经济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瓶颈”两个主攻方向，分作物、分区域确立推进各个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主要技术模式[16]。
伴随一系列密集措施的出台，我国农业机械化再次取得新成绩。（1）主要农作物生产薄弱环节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2016年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达4445%，比2013年底提高了835个百分点；同期棉花、油菜、玉米机收水平分别提高了1137、1445、1511个百分点。（2）体现绿色发展导向的农机具保有量快速增长。全國秸秆捡拾打捆机、谷物烘干机保有量分别由2013年底的225万台、428万台增长到468万台、932万台，年均增长分别达277%、296%数据来源：根据2013-2016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编）整理。。（3）农机装备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有所提升。北斗卫星导航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农机深松作业智能检测系统等在一些大型农机装备上日益得到广泛应用。
三、我国农业机械化未来展望及政策建议
（一）未来展望
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结合过去40年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展望未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将呈现出三大趋势。
1.“减人增机”的趋势不可逆转。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发展，农业劳动力将更多地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农业劳动力不仅绝对数量逐年减少，老龄化趋势也日趋明显，这表明农业劳动力相对价格还将继续上升。依循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农业对农机装备和农机作业的需求将呈现刚性增长态势。随着农业劳动力的逐渐减少，我国农业人地关系将会从过去的紧张走向宽松，个体农业经营规模将持续扩张，未来农业发展对大型农业机械的需求将快速增加，对农业生产全程机械服务的需求也会快速上升。未来农业装备数量还将会持续增长，对多种类型的农业机械需求也会同步扩张。
2.农机化发展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改革开放40年来，尽管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取得很大成就，但这种发展是以规模扩张、外延扩大、高投入、高消耗、重速度、轻效益为基本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强。主要表现是：农机化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农机装备结构不合理，中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按照制度变迁理论中市场需求拉动的动力机制看，为了更好地支撑农业转变发展方式，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农机化发展必须尽快实现由外延扩展型向内涵提升型转变。这也表明未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方向将很大程度由资源要素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国家对农机化发展大力支持还将持续。为了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必须在战略上进一步突出国家在农机化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坚持劳动力要素稀缺性制度变迁方向，继续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同时又要着眼农机化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作物、不同生产环节的具体经济技术问题，充分发挥农民在农机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鼓励和保护体现农民意愿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出台符合产业发展规律与市场需求的政策支持。我国棉花、油菜、糖类等经济作物的农业机械化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任重道远。从农业机械化高度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的适度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政策建议
农业机械化的快速、良性发展既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即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融合。结合未来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趋势，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政策建议。
1.加强科技创新，提升中高端农机产品有效供给能力。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搭建农机化自主创新平台。整合各方面创新资源，构建“产学研推用”紧密结合的农机化协同创新格局。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开发并举，加大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提高中高端农机装备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
2.加快技术推广，补齐主要农作物生产机械化短板。聚焦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关键环节、主要经济作物和畜牧业、渔业、林果业、设施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等环节和领域，因地制宜推广先进适用、节本增效的农机化技术，推动农机化技术集成，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加快补齐我国主要农作物生产机械化短板[17]。
3.聚焦绿色发展，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机械化。以财政补贴引导、技术规范引领、项目示范带动为抓手，大力推广技术成熟的秸秆还田离田、保护性耕作、残膜回收、畜禽粪污处理、精准施肥及有机肥制备、高效施药等绿色高效机具。推进节能减排，加大老旧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力度。
4.加强“两个融合”，推进农机化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建立健全农机与农艺专家协同攻关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农艺标准和机械作业规范，将适宜机械化生产作为品种选育和农艺技术研究的重要考核指标，大力推广适合机械化作业的栽培管理方式。二是加强机械化与信息化融合。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智能化农机装备研发与应用，推进农机化生产管理信息服务与应急调度平台建设，提升农机化经营管理、行政管理信息化水平[18]。
5.强化公共服务，夯实农机化发展后劲。完善作业补贴、技术推广、维修服务、安全生产等扶持政策，创新跨区作业、订单作业、土地流转等服务模式，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土地整治和改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机化作业创造更好条件。加强对农机化发展的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以农机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带头人为重点，培养一大批农机作业能手、维修能手、经营能手等农村实用人才。
参考文献：
[1] 肖旭.制度变迁与中国制度改革的文献综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4）：96104.
[2]吴丽丽，李谷成，周晓时. 要素稟赋变化与中国农业增长路径选择[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8）：144152.
[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38.
[4]王波，李伟.我国农业机械化演进轨迹与或然走向[J].改革，2012（5）：126131.
[5]陈岩.中国农业增长和制度变迁[J].中州学刊，1996（3）：3037.
[6]郑有贵，李成贵.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324334.
[7]宗锦耀，刘宪，李斯华，等.新的探索新的跨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农业机械化[J].中国农机化，2008（6）：315.
[8]孔祥智，周振，路玉彬. 我国农业机械化道路探索与政策建议[J].经济纵横，2015（10）：6572.
[9]白人朴，刘敏.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17.
[10]路玉彬，孔祥智.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的多维考量和趋势[J].改革，2018（2）：7588.
[11]杨敏丽.新常态下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问题探讨[J].南方农机，2015（1）：711.
[12]中国政府网. 农业部财政部就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工作答记者问[EB/OL].[20180304].http：//www.gov.cn/zhengce/201803/04/content_5270593.htm.
[13]新华网. 中国制造2025发布确定十大重点领域[EB/OL].[20150520].http：//www.xinhuanet.com/finance/201505/20/c_127819790.htm.
[14]刘慧.排放标准升级倒逼农机业绿色转型[N].经济日报，20150922（10）.
[15]搜狐网. 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农机装备”重点专项项目启动[EB/OL].[20171026].http：//www.sohu.com/a/200355086_100008114.htm.
[16]中国政府网.农业部部署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EB/OL].[20150817].http：//wwww.gov.cn/xinwen/201508/17/content_2914178.htm.
[17]白人朴.新常态下农机化发展将呈现四大特点[N].中国农机化导报，20150209（06）.
[18]宗锦耀，刘宪，陈志，等.农业机械化科技教育问题研究[M]//张桃林.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131139.
Institutional Change During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LU Yubin1， ZHOU Zhen2， ZHANG Zuoben3， KONG Xiangzhi1*
（1.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872；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s， Beijing100038；
3. Information Cent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10012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and the joint effect of market demand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overnment compulsory institutional change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also the key reason for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we think that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will be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mechanization and reducing manual labor” will be irreversible； the state will increase the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 quality and benefi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will be high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celerate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focus on green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two aspects” and strengthen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reform and openingup；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compulsory institutional change
（责任编辑：马欣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