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苏张鼓峰事件的重新认识
吴雪雪
【内容摘要】张鼓峰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日苏两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一起大规模武装冲突。这起事件的起因，中国、苏联、日本三方史学界看法大相径庭。显然，各国都有自己的立场倾向。在读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外交官，甲级战犯之一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时，笔者觉得重光葵在叙述有关于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还是有一些道理的。本着对历史客观公正的认识的原则，对于日苏之间的这两次冲突应有重新认识。
【关键词】日苏 张鼓峰事件 重新认识
张鼓峰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日苏两国军队在中国领土土发生的一起大规模武装冲突。这起事件，以日军的失败、苏军的胜利而告结束。对于这起事件的发生原因，中国方面长期认为日本“为了试探一下‘北攻（苏联）的可能性”，苏方的著作则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见自己的颠覆计划由于自己的走狗垮台而破产，于是加速贮备直接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边防哨所进行挑衅行动。”而日本的著作则认为，这是“关东军违背中央的方针，对边界纠纷采取了强硬态度。”造成的。在读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时，笔者觉得重光葵在叙述有关于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还是有一些道理的。本着对历史客观公正的认识的原则，对于日苏之间的这两次冲突应有重新认识。
近代以来，俄国不断蚕食中国领土。17世纪中叶起，沙俄开始武装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沙俄侵略行径，遇到中国军民的抵制和反击。1689年，中俄两国经过平等协商，订立了《尼布楚条约》。1727年，中俄双方又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这两个条约规定了两国东段和中段边界。此后，沙俄利用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时机，凭借其与中国接壤的有利条件不断的蚕食着中国，并把进一步侵占的目标指向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以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
而日本自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对中国土地的垂涎程度越演越烈。通过《马关条约》，日本获得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一战后，日本又获得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后经俄、法、德三国的干涉，同意中国以3000万两黄金“赎辽”，史称“三国还辽”。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1932年，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侵华战争拉开了序幕。
可见，俄国和日本都觊觎中国的领土。并且由于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接近，日俄的矛盾十分尖锐。1905年日俄战争的爆发正是基于两国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在苏联成立后，日苏之间的矛盾也没有缓解，特别是在边境上。张谷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都是发生在边境线上的冲突。片面的将责任推给哪一方，都是不太客观公正的做法。到底是日本在试探苏联，还是苏联在扩张领土建立在东方的“安全带”？
在《日本侵华内幕》一书中，重光葵“日本政府为解决同中国的争端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仍没有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而且，日中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日本事实上不得不对中国全面开战。”将战争的主要责任从日本政府身上推卸掉，并认为“军部安全被中国派势力控制住了。军部已准备好占领中国的具体措施，想使中国迅速‘满洲化，并使军部势力能控制整个中国。对华问题全部脱离外务省。”重光葵将侵华的责任全部推卸到军部头上。在张鼓峰问题上，重光葵认为，“满洲事变以后，苏联因国防线直接与日本接触，神经变得极紧张。日本和‘满洲国共同担负防卫责任之后，苏联马上与外蒙古缔结同样的协定与之对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苏联和日本的用心实质上没什么差别。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后，考虑到珲春县毗连朝鲜这一地理因素，把防守该县的任务交由驻朝日军第19师负责。西伯利亚铁路从赤塔绕着“满洲国”边境延伸到海参崴，故苏联的国防干线东自沿海州，北经东部西伯利亚，西绕外蒙古，三面包围着“满洲国”。而且“满洲国”的边境直接接触苏联最活跃的动脉干线，因此常常发生边境问题。在1938年7月发生张谷峰事件之前，日苏之间已经发生过边界纠纷。1937年的乾岔子岛事件就是边境之间的冲突。而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可以说是这种国界纠纷更加严重的表现。
张鼓峰事件的起因，重光葵在书中提到是“处于对桂东这一地区国境的原《珲春条约》的解释不同。苏联方面根据俄文文本，解释国境经过长湖西边的山峰，而日本方面根据中文文本，解释国界在从图们江边开始，通过山峰经长湖西岸向北延伸的这一条线上。根据苏联方面的解释，国境应经过张鼓峰之峰巅，而根据日本方面的主张，张鼓峰整个属于满洲国的领土，国境在这座山峰的东边。”
1938年6月13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远东地区长官留希科夫大将，从波谢特国境警备队管辖的正面地区逃越国境。7月1日苏联特别远东军改编为远东方面军，并调整了部署。7月9号，在张鼓峰山顶西侧出现了10余名苏联工兵构筑工事，到7月11日下午，人数已达40名左右。当时，日本正集中兵力进行武汉作战。重光葵也认为“在军部方面，当时在中国未攻下武汉已动用不少军队，非常希望在其它地区能不发生冲突，因而绝对不想与苏联发生纠纷。
7月15日，日陆军省陆军次官东条英机打电报给第19师师长称：“复关于俄国人越境事。我们的政策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如果俄国人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也不撤退，那时，也只有那时，我们才应谨慎地考虑用武力把他们赶回去。日本在7月15日和20日两次要求苏联把部队从张鼓峰撤走。重光葵亲自参与了谈判工作，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交涉，但进展非常缓慢。在苏联绝对占优势的军事攻势下，8月11日，根据日方的建议，双方停止战斗。苏军控制了张鼓峰，占领了沙草峰；日军撤退到图们江西岸，放弃了一向坚持的边界线。在签署协定书时，苏方主张采取条约形式；日方认为这次事件归根到底是满苏之间的问题，主张采取谅解事项的形式。结果苏联轻而易举地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夺取了中国大片国土。
关于张鼓峰事件的意义，日本战史丛书写道：当时日军参谋部认为，苏军在张鼓峰作战的意图在于牵制日军的汉口战役，结果证明，“苏军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重光葵在书中写道：“当时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都认为那里（张鼓峰）没有多少战略上的价值，所以也没计划进行侵略苏联的战争，这确是事实。不仅如此，当时日本举国上下都以极度的忧虑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在军部方面，当时在中国未攻下武汉已动用不少军队，非常希望在其他地区能不发生冲突，因而绝对不想与苏联发生纠纷。”重光葵也提到国外人认为日本的行动是试探苏联的实力问题。他认为不可信，理由是“因为日本军部对苏联的实力在一九二九年苏联侵人北满时就做了充分的估价；而对自己实力之不足的情况，已在中国战争中充分意识到了。”张鼓峰事件确实是日苏争夺张鼓峰这个有争议的战略要地引发的。
张鼓峰事件的发生，源于中苏之间的领土纠葛。当时，日本支持下的伪满洲国占据这块地方，从而演变成日苏之间的纠纷，以致兵戎相见。两者目的十分明确，占领张鼓峰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侵犯我国领土的行为。至于日本是否为试探苏联的实力，阻止了日军的北进意图，一直还是个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苏联这个国家源于沙俄（蚕食大量中国领土的国家）其后在20年代又策划外蒙古脱离中国，二战结束前夕，参加东方战场的条件上看，对中国一直都充满了野心。所以，曾任日军参谋部俄国科科长的林三郎后来回忆道：“现在看来，认为斯大林宁可使苏军流血牺牲也要拽日军‘后腿的看法，似乎过高地估计了中苏关系的密切程度。”
（作者单位：江苏省口岸中学）
【内容摘要】张鼓峰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日苏两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一起大规模武装冲突。这起事件的起因，中国、苏联、日本三方史学界看法大相径庭。显然，各国都有自己的立场倾向。在读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外交官，甲级战犯之一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时，笔者觉得重光葵在叙述有关于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还是有一些道理的。本着对历史客观公正的认识的原则，对于日苏之间的这两次冲突应有重新认识。
【关键词】日苏 张鼓峰事件 重新认识
张鼓峰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日苏两国军队在中国领土土发生的一起大规模武装冲突。这起事件，以日军的失败、苏军的胜利而告结束。对于这起事件的发生原因，中国方面长期认为日本“为了试探一下‘北攻（苏联）的可能性”，苏方的著作则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见自己的颠覆计划由于自己的走狗垮台而破产，于是加速贮备直接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边防哨所进行挑衅行动。”而日本的著作则认为，这是“关东军违背中央的方针，对边界纠纷采取了强硬态度。”造成的。在读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时，笔者觉得重光葵在叙述有关于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还是有一些道理的。本着对历史客观公正的认识的原则，对于日苏之间的这两次冲突应有重新认识。
近代以来，俄国不断蚕食中国领土。17世纪中叶起，沙俄开始武装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沙俄侵略行径，遇到中国军民的抵制和反击。1689年，中俄两国经过平等协商，订立了《尼布楚条约》。1727年，中俄双方又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这两个条约规定了两国东段和中段边界。此后，沙俄利用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时机，凭借其与中国接壤的有利条件不断的蚕食着中国，并把进一步侵占的目标指向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以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
而日本自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对中国土地的垂涎程度越演越烈。通过《马关条约》，日本获得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一战后，日本又获得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后经俄、法、德三国的干涉，同意中国以3000万两黄金“赎辽”，史称“三国还辽”。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1932年，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侵华战争拉开了序幕。
可见，俄国和日本都觊觎中国的领土。并且由于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接近，日俄的矛盾十分尖锐。1905年日俄战争的爆发正是基于两国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在苏联成立后，日苏之间的矛盾也没有缓解，特别是在边境上。张谷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都是发生在边境线上的冲突。片面的将责任推给哪一方，都是不太客观公正的做法。到底是日本在试探苏联，还是苏联在扩张领土建立在东方的“安全带”？
在《日本侵华内幕》一书中，重光葵“日本政府为解决同中国的争端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仍没有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而且，日中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日本事实上不得不对中国全面开战。”将战争的主要责任从日本政府身上推卸掉，并认为“军部安全被中国派势力控制住了。军部已准备好占领中国的具体措施，想使中国迅速‘满洲化，并使军部势力能控制整个中国。对华问题全部脱离外务省。”重光葵将侵华的责任全部推卸到军部头上。在张鼓峰问题上，重光葵认为，“满洲事变以后，苏联因国防线直接与日本接触，神经变得极紧张。日本和‘满洲国共同担负防卫责任之后，苏联马上与外蒙古缔结同样的协定与之对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苏联和日本的用心实质上没什么差别。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后，考虑到珲春县毗连朝鲜这一地理因素，把防守该县的任务交由驻朝日军第19师负责。西伯利亚铁路从赤塔绕着“满洲国”边境延伸到海参崴，故苏联的国防干线东自沿海州，北经东部西伯利亚，西绕外蒙古，三面包围着“满洲国”。而且“满洲国”的边境直接接触苏联最活跃的动脉干线，因此常常发生边境问题。在1938年7月发生张谷峰事件之前，日苏之间已经发生过边界纠纷。1937年的乾岔子岛事件就是边境之间的冲突。而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可以说是这种国界纠纷更加严重的表现。
张鼓峰事件的起因，重光葵在书中提到是“处于对桂东这一地区国境的原《珲春条约》的解释不同。苏联方面根据俄文文本，解释国境经过长湖西边的山峰，而日本方面根据中文文本，解释国界在从图们江边开始，通过山峰经长湖西岸向北延伸的这一条线上。根据苏联方面的解释，国境应经过张鼓峰之峰巅，而根据日本方面的主张，张鼓峰整个属于满洲国的领土，国境在这座山峰的东边。”
1938年6月13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远东地区长官留希科夫大将，从波谢特国境警备队管辖的正面地区逃越国境。7月1日苏联特别远东军改编为远东方面军，并调整了部署。7月9号，在张鼓峰山顶西侧出现了10余名苏联工兵构筑工事，到7月11日下午，人数已达40名左右。当时，日本正集中兵力进行武汉作战。重光葵也认为“在军部方面，当时在中国未攻下武汉已动用不少军队，非常希望在其它地区能不发生冲突，因而绝对不想与苏联发生纠纷。
7月15日，日陆军省陆军次官东条英机打电报给第19师师长称：“复关于俄国人越境事。我们的政策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如果俄国人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也不撤退，那时，也只有那时，我们才应谨慎地考虑用武力把他们赶回去。日本在7月15日和20日两次要求苏联把部队从张鼓峰撤走。重光葵亲自参与了谈判工作，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交涉，但进展非常缓慢。在苏联绝对占优势的军事攻势下，8月11日，根据日方的建议，双方停止战斗。苏军控制了张鼓峰，占领了沙草峰；日军撤退到图们江西岸，放弃了一向坚持的边界线。在签署协定书时，苏方主张采取条约形式；日方认为这次事件归根到底是满苏之间的问题，主张采取谅解事项的形式。结果苏联轻而易举地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夺取了中国大片国土。
关于张鼓峰事件的意义，日本战史丛书写道：当时日军参谋部认为，苏军在张鼓峰作战的意图在于牵制日军的汉口战役，结果证明，“苏军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重光葵在书中写道：“当时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都认为那里（张鼓峰）没有多少战略上的价值，所以也没计划进行侵略苏联的战争，这确是事实。不仅如此，当时日本举国上下都以极度的忧虑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在军部方面，当时在中国未攻下武汉已动用不少军队，非常希望在其他地区能不发生冲突，因而绝对不想与苏联发生纠纷。”重光葵也提到国外人认为日本的行动是试探苏联的实力问题。他认为不可信，理由是“因为日本军部对苏联的实力在一九二九年苏联侵人北满时就做了充分的估价；而对自己实力之不足的情况，已在中国战争中充分意识到了。”张鼓峰事件确实是日苏争夺张鼓峰这个有争议的战略要地引发的。
张鼓峰事件的发生，源于中苏之间的领土纠葛。当时，日本支持下的伪满洲国占据这块地方，从而演变成日苏之间的纠纷，以致兵戎相见。两者目的十分明确，占领张鼓峰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侵犯我国领土的行为。至于日本是否为试探苏联的实力，阻止了日军的北进意图，一直还是个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苏联这个国家源于沙俄（蚕食大量中国领土的国家）其后在20年代又策划外蒙古脱离中国，二战结束前夕，参加东方战场的条件上看，对中国一直都充满了野心。所以，曾任日军参谋部俄国科科长的林三郎后来回忆道：“现在看来，认为斯大林宁可使苏军流血牺牲也要拽日军‘后腿的看法，似乎过高地估计了中苏关系的密切程度。”
（作者单位：江苏省口岸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