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范式转换

    黄寰　张桢

    〔摘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通过社会文明形态的更替来实现进步与根本性变革的，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种文明范式，它们同属于社会文明形态范畴中的两个子集。现代工业文明曾创造了丰硕成果，但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生态危机的频发，也暴露出工业文明固有的内在缺陷，这便需要另一种文明形态与之进行转换。对于生态文明的呼唤，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行为及对生态危机反思的结果，标志着人类意识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真正醒悟，并踏上自觉规避危机和自我拯救的历程。

    〔关键词〕社会文明转型；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吉登斯悖论；美丽中国；公地悲剧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6-0110-05

    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实践的角度明确提出了构建我国生态文明的决策，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首次单篇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上来论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到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生态文明被提升到了更高的战略层面，这都表明了在我国的社会总体布局与意识层面的认识中，生态文明范式已经被提到了一个明确的高度。

    人类社会文明的车轮从未停止它前进的步伐，历史也总是在矛盾与辩证中得以前进。社会文明之所以受到全人类的普遍关注，是因为每一个文明所涵盖的内容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文明形态的转型都意味着社会的变革。〔1〕新的文明形态即是一个新的范式，它是否具有合理性并能顺理成章地取得正统地位，是否具有普适的说服力并被人们广泛接受和践行，这是文明范式得以转换的关键所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种文明范式，站在历史的角度，它们同属于社会文明形态范畴中的两个子集。现代工业文明创造了丰硕成果的同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生态危机的频发，也暴露出工业文明固有的内在缺陷，这便需要另一种文明形态与之进行转换。工业文明的内在缺陷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压力日渐增大，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满足人们对生产、生活与生态的要求，全世界都需要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体制结构，探索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2〕

    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前进，是通过社会文明形态的更替来实现进步与根本性变革的，生态文明的到来，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行为及对生态危机反思的结果，标志着人类意识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真正醒悟，并踏上自觉规避危机和自我拯救的历程。世界上不同国家与民族，在生态环境问题上都存在着共有问题和忧思，这便使得生态文明的研究具有了广阔而深厚的人类基础与国际视野。由此，在未来社会文明的建设上，生态文明将是经济转型的方向之一，是社会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先进文化的题中之义。因此，“生态文明”体现了当今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于“文明涉及价值观、规范、制度和思维方式，涉及连续几代人对社会的重要性的认同”。〔3〕 因此，工业文明范式向生态文明范式的转换主要应从三个层面的维度来把握，分别是观念维度、制度维度以及行为维度。其中观念维度与制度维度分别对应、从属的是心理要素与规则要素，而行为层面是从前面两个要素维度中外化独立出来的具象的实践方式。我们称作行为要素，它是观念与制度的综合体现，是直接作用于实践操作的现实载体。在前文明范式走向新文明范式的交替过程中，“转”与“变”分别体现在上述三个层面的维度中，三者的内容转变几乎涵盖了范式转换的全部内容，构建了文明形态的主体结构。

    一、观念的嬗变

    在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实践主体或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思想观念对于社会文明的发展与价值实现产生的绝对影响。由于社会事物间的相互作用在本质上就是价值作用，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以及发展都是以一定的利益价值追求作为基本驱动力，因此，社会共同体成员按照一定社会规范所表现出来的特定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也是基于价值驱动力的，社会文明本身是一个通过社会实践而不断完善结构化的过程，实践的过程也就是价值导向不断帮助主体进行心理调整、选择、修正或者变化的过程，这是作为实践主体对客观世界作出的根本反应。

    社会文明的发展是建立在人与客观世界相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调节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因此，它是人们观念世界的系统汇总，而观念系统又是心理的体现，具体包括世界观及由该世界观延伸而来的价值观、自然观、发展观、技术观等一系列由心理发出的、看待客观对象的态度。同时，已成型的观念系统又会反过来规范、调整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比如，由于人类自身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就决定了人们的意识有时会出现与时代发展不能完全同步的差异性，而社会文明中观念范式的作用便是用理性来调整这种非同步性差异。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认为——范式的转换其实是心理的“格式塔转换”，是世界观的彻底变革，意在表明我们看待世界的视角（观念）决定了我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也决定了我们的实践行为作用于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处在两种范式竞争的革命阶段，其竞争的实质内容往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及思维方式在互比功效性。因此，工业文明范式向生态文明范式转换首先应该是观念维度上的嬗变，因为只有实践主体觉醒，清醒认识到当前生存状态的危机性与建设生态文明的紧迫性、必要性，才能真正实现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4〕

    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原社会共同体的对工业文明寄予的心理预期，也使社会失去了原有的协调与平衡，人们还没来得及完全沉醉其中，便不得不从巨大的成就感中苏醒过来，不得不开始反思工业文明给生态带来的伤害，以及给人类自己造成的生存发展的威胁。工业文明的存在方式是以“付出代价以求得生存与发展”，而生态文明的历史使命便是要“扬弃和挽救那些被牺牲掉的价值”，因此，生态文明范式的提出是人类对自身危机及行为运作方式自省的结果。

    在一个社会大环境中，广泛的社会观念的成形与其作用，是建基于社会共同体成员所达成的心理契约来秉承共有公约、遵守共有准则等，以保证该稳定状态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力等各方要素的协同增长，最终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在社会文明的转型阶段，观念的嬗变应从建立合理的世界观、自然观、价值观、发展观等心理契约开始。构建一个完整的、有价值的生态文明观念体系，应从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体性、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性、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三个方面来把握，同时，公平性、同一性、可持续性也可看作生态文明观念体系构建的三原则，三个原则彼此互为支撑，相通相融。在公平性上，主要体现在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上，避免由资源矛盾演化、延伸至社会矛盾；在考虑同一性时，一方面要扭转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割裂、对立、不对等的地位关系，将自身命运与自然命运连成生命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清醒认识生态健康才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全球各个国家，不同民族要达成同一共识，既尊重各方利益，又保护全球环境和生态发展体系；从可持续原则角度，要摒弃用狭隘的眼光看待既得利益的思维，重视理性自觉的精神力量与价值导向作用，在具体的实践中，把对环境的关怀内化到经济活动中，既能在空间上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性，又在效能上保证经济发展的高效性，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性。〔5〕

    就我国而言，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一种共有的、健康的心理契约，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涵，更是我国践行生态文明公平性、同一性、可持续性原则的有力体现。〔6〕

    二、制度的变革

    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目的性、组织性的有机整体，因此，社会结构则应体现出客观制约性和主观能动性。在社会结构的要素中，制度是关键的一个要素，它体现着社会的文明化过程是由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而成的综合结果。健全的制度体系最终构成了社会结构，决定了社会形态（这个时期范式的模样）。社会结构与形态决定了实践主体的行为模式（心理的外化表现），但同时，实践主体又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实践者和历史创造者。社会结构通过制度关系来制约实践主体的社会行为，同时，实践主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又会不断地产生新需求，从而反向来影响、调整自身的行为规则以及社会制度。〔7〕

    制度即是一种规则要素，它是方法论，是“规则”在社会范畴中的更高级表述。制度是一个集体组织中由实践主体共同制定的、被公认的，具有普适性与普遍约束性的要求、准则、程序、标准、章程等内容，它是以一种可持续可预测的方式运用信息的系统性决策程序，要求个人或团体应如何思考、感觉与信仰，在各种情况与关系当中应如何行动。文明形态中的社会制度也是依照共同体成员一致确立的世界观、价值观、发展观等观念系统而合理作出的。每一个时代的制度是对该阶段该领域内共有信仰、文化、认知、习惯、道德标准等心理认同的归纳、总结和升华，但制度一旦建立，反过来又会对人的心理认知、社会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美国社会学家C·H·库利和K·戴维斯的观点认为“制度是大量规范的复合体，是社会为适应其需要用合法形式建立起来的，强调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及制度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8〕一定的社会文明形态总是要以一定的社会制度形式呈现出来，所以，社会制度也被视为社会形态的同义语，这与库恩范式理论中，规则在常规科学阶段被等同地看作“范式”是一样的道理。

    在社会文明的转型阶段，即使没有制度，实践主体仍然可以在共有观念的指导下进行活动。但随着社会文明从转型阶段成功过渡到了稳态阶段，制度则成为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石，一旦制度规则出现了问题，则预示着社会文明结构的失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度既是社会方向的“指南针”，又是文明范式的“试金石”，社会要往哪个方向发展，透过制度内容就能看到，文明范式合不合理，通过制度去试探就能知道。〔9〕

    生态文明制度的重新制定与变革主要针对工业文明中不合理的理念与行为。以典型的“公地悲剧”为例，它是由加勒特·哈丁（Garrit Hadin）的一篇题为“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文章而得名，又称“公共资源悲剧”。哈丁列举了这样一个案例：一群牧民在面对向他们完全开放的公共草地时，每人都想多养一头牛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收益，因为收益大于成本，是有利可图的，尽管每个牧民都增加牛会使得牧场的平均草量下降，整个牧区的牛的单位收益减少，可这对于单个牧民来讲仍是划算的。但如果全部牧民都意识到这点的话，则每个牧民都可能因为自己的这点私心而致使草地被迅速衰减，致使所有的牛都饿死。〔10〕哈丁认为：“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是悲剧的所在。”

    像案例中的公共资源还有很多实例，如城市交通、空气、水资源、森林资源、石油及矿产等共有资源，同时，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也是“公地悲剧”发生的现实版，但这些“悲剧”并不能在自然科学技术中找到解决办法。防止悲剧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制度约束，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与完善相应制度，将“权、责、利”三者关系对等起来；第二种是道德约束，需要一个基本的道德延展，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在两种方法中，道德约束是“软”性的，制度约束是“硬”性的，对于工业文明中“利益至上”以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人们心中的深入，一时间用“软”性的道德来转变全民观念，也许所获效果甚微，特别是当全社会进入到生态文明的稳态阶段时，则更需要依靠强有力的规则、制度来扭转工业文明理念中的不合理成分，为生态文明建设扫清障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11〕习总书记的讲话已经为我们在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与变革上指明了方向。在保护生态环境、防止“公地悲剧”方面，总体思想是并行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两条线，具体制度是要完善资源有偿使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制度；推动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行为奖惩、责任追究、损害赔偿等机制，切实落实“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治理”的管理办法，加快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建设和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

    三、方式的转换

    人与客观世界建立联系，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通过具体的实践行为来起作用。人类的行为是心理活动的外化反应，同时又是规则的直接践行载体，无论是心理还是规则都是依靠具体的实践行为来体现的。实践行为对社会文明的直接作用是全方位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生产、生活、文化、教育、消费、社会管理等所有领域。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

    社会文明范式与主体的实践行为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文明范式不仅决定了实践主体内涵的现实基础，同时，也规定了实践主体应践行的合理、完整、有序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科学性与合整体性的统一。

    当前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时期，共同体的实践行为直接关系到未来社会文明范式能否顺利发展，如果能建立起全民性的、完整有序的实践行为方式，则说明生态文明范式真正意义上的转型成功，当然，破除“吉登斯悖论”是取得生态行为转型成功的关键。“吉登斯悖论”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吉登斯提出的，其大致内容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一个让人感同身受的问题一直存在于人们之中——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危害，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于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似乎变为了隐形的存在，相当多的人会慢慢变得麻木以至于对其“视而不见”，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环境遭破坏的后果，可人们谈论气候变暖的时候是一回事，真正行动的时候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大家不会对造成全球变暖的不恰当行为采取实际有效的防治举措，很少有人愿意身体力行地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来为环境保护贡献绵薄之力，似乎气候变暖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并无关联。

    全球变暖问题是生态危机的表现之一，但我们却能从吉登斯所指出的大多数人在面对全球变暖问题时的行为态度，以小见大地“推导”出生态危机的症结所在。人们既是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环境问题的制造者，生态危机的现状，就像一个人长期透支体力，积劳成疾，多病缠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生态的深度受损并非一日之事，但也并非一时之间即可根本扭转的局面。“吉登斯悖论”很尖锐地指出了人的心理认知与具体行为有时是会割裂的（当然这二者之间需要制度的引导与强制规范才能完全实现一致性），“知行”不能“合一”有时是人性共通的弱点，正如南京工业大学教授王雪峰指出：“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民众中多数人对待公共事务的责任心，远低于对待自己的个人事务。”尽管如此，我们每一个人仍然要保持耐性，要对生态之路产生信心，正视自身的行为，从小事做起，从眼前做起，因为归根结底，生态问题是由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共同导致的社会问题，全民参与才是生态转型的关键。

    除此之外，还应该从发展方式上着手进行生态转型。一方面是从生产方式上转变：要彻底告别工业文明的单线增长模式，从资源掠夺型向保育再生型转轨，科学技术围绕“生态化”展开，秉持“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高效益，优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原则，实现生态与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另一方面是从消费模式上转变：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集约型”转变，提倡健康消费、适度消费、节能减排，关注循环与环保，鼓励企业绿色生产，同时对绿色环保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全过程采取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

    总之，生态文明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它需要每个社会人长期坚持，更多参与，从思想观念到生活方式、体制结构、消费模式，全方位地实现转换，才能构筑出一个全新的绿色新范式。

    〔参考文献〕

    〔1〕钱俊生，余谋昌.生态哲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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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刘湘溶.生态文明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5-12.

    〔5〕毛志锋.人类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三种文明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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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王宝林，张荣华.社会文明形态及其文明结构问题研究综述〔J〕.理论前沿，2003，（22）.

    〔8〕马静.拓展与应用：迪尔凯姆自杀社会学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2.

    〔9〕杜明娥，杨英姿.生态文明：人类社会文明范式的生态转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9）.

    〔10〕宋桂芝.“公地悲剧”视域下的城市文明建设〔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3）.

    〔11〕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EB/OL〕.新华网，2013-5-24.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8.

    【责任编辑：刘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