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战略思考

    吴波

    〔摘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给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在实践中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和要求：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一元主导和多样并存的关系。既要坚持开放姿态，贯彻“双百”方针，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第二，敢于和善于与各种错误思潮做斗争。既要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又要始终坚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正确把握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区别与联系。第三，培养和造就一支强大而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既要注重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又要强化辩证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培育优良学风文风。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6-0046-06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重要论述不仅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现实意义，也提出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重大现实任务。毫无疑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现实生命力的过程，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首要任务。同时，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也是我们党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领域指导地位的一条重要经验。道理非常简单。理论创新的目的全在于实践，理论创新成果只有通过理论武装头脑，才能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强大精神动力和自觉行动，进而才能用于实践、指导实践。联系当下实际，本文在此基础上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领域指导地位的问题，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执政党进一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参考。

    一、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抓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对于处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需要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工作之所以极端重要，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

    第一，由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所决定。一般说来，一个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包括意识形态基础、制度基础和绩效性基础等三个方面。其中，作为政治权力从人们的认知、价值观、信仰等理念方面获得支持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首要基础。这一原则适用于文明社会产生以来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对于共产党来说，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必然改变党的性质；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来说，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必然会在失去理论领导权的同时，丧失政权。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沉痛教训。〔1〕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旦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所以，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引起社会意识领域的强烈反应。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一系列斗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保障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2〕

    第二，由社会主义国家生存的外部条件所决定。众所周知，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时性替代，而是与资本主义共时性存在、处于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形态。与西方相比，无论在硬实力方面还是在软实力方面，社会主义中国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意识领域的主导地位尚没有充分巩固，相对优势尚没有完全展开。持续而强大的外部压力，构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存环境，从而使得坚守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借助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新的科技手段实施和平演变呈现出有增无减之势。有资料表明，尽管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2%，网民已达5.64亿，但互联网信息80%是美国提供的，90%以上是英语，我国的信息输出量不到全球信息量的1%，网络话语权“西强我弱”的被动格局非常突出。〔3〕在处于相对弱势的条件下，强调和突出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地位，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国外敌对势力把意识形态作为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武器的情况下，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只能使我们自己解除精神武装。”〔4〕

    第三，由对意识形态功能的特殊要求所决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始终是中心工作。服务于中心工作，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的要求，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的一般性要求。另一方面，发挥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的特殊性要求。适应和匡正，注意保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可协调性，避免断裂的危险，构成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双重使命和双重要求。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在社会主义处于初级形态的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必须给予特殊的重视和对待。毛泽东指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5〕这一论述可以理解为对意识形态反作用重要性的特别强调。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党也明确指出，“一般地说，物质文明建设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殊地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客观环境，更迫切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6〕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就取决于意识形态反作用的成效如何。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也富有现实针对性地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第四，由当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危机所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从意识形态过度化向意识形态边缘化的重大转变。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多样化的特征并不突出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趋势。在一元和多样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意识形态危机已经不是一种主观的想象，而成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基本构成。从知识分子在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解读中出现的严重分化中，意识形态危机就可窥见一斑。《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初特别策划了“未来10年10大挑战”的问卷调查，经过对8128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选出来作为我国未来10年10大挑战中，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赫然在列。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这里有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危机并非来自西方价值观或社会上多元价值观的挑战与冲击，而是来自‘主流价值体系本身的弱化。”〔7〕这一论述虽然有可商榷之处，但确实说明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弱化的客观现实。显然，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社会意识领域思想观念越是多样化，社会思潮越是纷涌激荡，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越是重要。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一元主导和多样并存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历史和现实的经济社会结构所决定，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多种文化与多种思想的并存和相互作用，是一种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不能简单地认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的思想意识是一种从主观上就能随意消灭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言，你们既然不能要求玫瑰花散发出与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8〕同时，社会意识领域思想观念的多样性也不能简单地将之统归为消极性的东西。封建主义的糟粕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实社会中都有鲜明的例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的生成，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思想观念具有继承性的特征。人们所承继的全部历史的基础不仅包括生产力的因素，也包括文化的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是在空地上创造出一种新的东西，而是一种在原有文化基础上的改造与创新。

    思想的多样性和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之间不存在根本对立，两者本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一方面，思想的多样性所指的是现实社会中思想生产状态的多种多样，而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所指的是在现实社会中究竟哪一种思想应该处于指导地位，从而成为社会的“普照之光”。〔9〕由于多样性的存在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存在，而是一种差异的存在，因此，多样性的现实性并不排斥一元性的可能性，多样性与一元性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对多样性的承认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对一元性的否认。另一方面，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所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现实生活中一直以来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搞指导思想一元化，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指导思想多元化的“自由世界”。这不是一种有意的欺骗就是一种主观上的臆想。

    基于上述认识，在处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社会思潮关系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把握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开放姿态，贯彻“双百”方针。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列宁指出：“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10〕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在指导实践发展的同时而又不断发展自身中，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与社会思潮隔离开来。如果不能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反思，马克思主义自身就会走向孤立。任何以严肃而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都应该欢迎，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应该坦率地面对。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就坦言：“我对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是，马克思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真知灼见足以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令无数人心向往之的标签。弗洛伊德学说的真正支持者不会迷信弗洛伊德的全部观点，也没有一个阿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影迷会认为这个大师的每一个镜头和每句台词都完美无缺。马克思也并非无懈可击，而我只想展示马克思的合理之处。”〔11〕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分割为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所谓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方法和社会科学有它的地位”，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意识形态。针对上述观点，应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和交流中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真理性。

    第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是一定社会集团利益的观念表达，但一般都赋予“普遍性”的表达。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2〕但是，不管如何标榜普遍性，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在社会上处于主流还是边缘地位，首先是人民群众自我选择的结果。因此，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人民性与实践的人民性的统一，才能构建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实现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凝聚起建设国家的伟大力量，必须在体系构建和功能发挥两个方面积极探索，包含双重引领和整合：“就其内部而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能有效整合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各组成部分，使其真正成为整个价值体系之魂，并使整个价值体系成为有机整体，而不是松散的‘板块；就其外部而言，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有效整合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使整个社会精神生活在多元文化生态中健康向上、充满生机活力。”〔13〕由此，引领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一系列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三、敢于和善于与各种错误思潮做斗争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性。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发现了共产主义的新世界。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遭遇了各种形式的围剿和否定，世界范围内广泛、持久和激烈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这就说明了，与各种各样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做坚持不懈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展现其科学性与当代价值的基本方式。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为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4〕毛泽东也鲜明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15〕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社会意识领域的激烈争论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述的正确性。改革开放起步不久，一些人借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要求“全盘西化”，试图影响改革开放的方向。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79年3月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着重批判了从右的方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对于改革开放的健康推进发挥了重大的指导性作用。

    总体上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与马克思主义并行存在的主要有两种重大的错误思想和思潮：一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它的错误在于不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东西，结果是事理分离。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过这种思潮影响的沉重教训。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思潮的主要表现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要求向毛泽东时代完整回归。另一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自由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它的错误在于把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宪政观念鼓吹为所谓“普世价值”，主张以之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社会思潮有逐渐走强的趋势。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曾教条地对待自身，它所提供的只是观察和揭示社会现实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这两种错误的社会思潮，第一，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当前，错误的社会思潮的存在虽然不是新问题，但在及时纠正以往批判过度的错误倾向的同时，必须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现在的问题在于，当‘宽容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时，‘批判就必须为自身的存在寻求辩护。‘谁有资格批判往往成为一切批判的前置性条件，当人们无法理直气壮面对这一质疑时，一切批判就无从谈起。”〔16〕尊重差异，并不意味着面对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对于极端错误的社会思潮对侵蚀共同思想基础的政治危害性，必须保持高度清醒的认识。在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基础上，阐明其政治危害，而不能采取相对主义的错误立场。正如有文章指出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看不见硝烟，但同样你死我活。在这个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妥协换不来和谐合作，斗争才能生存发展。面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鸦雀无声，决不能含糊其辞、退避三舍。那种态度暧昧、明哲保身的想法是不可取的，那些迷失自我、同流合污的做法就更要受到惩戒。”〔17〕

    第二，应始终坚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处于执政地位，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条件下，不能滋长马克思主义碰不得的错误心理，尤其在当下马克思主义遭遇严重挑战的境遇之下。首先是必须直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毛泽东说过：“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18〕一方面，思想交锋只有通过说理的方式，才能真正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才能真正说服力。因此要正确把握批评的方式和批评的尺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科学的批判是要坚信和依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力量，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倚重于权力和行政命令等非学术因素，求得表面上的‘舆论一律；应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19〕另一方面，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与客观现实的反差。面对这些批评，不能回避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需要从中提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面对的真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原则，努力加以克服和解决。

    第三，应正确把握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区别与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发展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把文艺思想的争论与政治斗争混在了一起，从而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一个必须牢牢记取的历史教训。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主要在于将学术问题政治化、人民内部矛盾敌我化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即在“学术凸显、政治淡出”的背景下，出现了政治问题学术化倾向的问题。应该看到，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虽然有时确实纠缠不清，但两者之间并非没有清晰的界限。在当下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和决定时刻的历史条件下，那些鼓吹“普世价值”“宪政”的社会思潮，显然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其意义要加以辩证把握。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应存在研究、讨论和批评的空间。

    四、培养和造就一支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始终注重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指出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20〕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特别强调，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努力培养一支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建设和改革实际问题的理论队伍，要保证和不断提高理论队伍的素质，努力造就一批政治坚定、思想敏锐、学识渊博、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21〕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在阐释、论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为推动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培养和造就一支强大而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联系当下的客观实际，除了加强学习、注重学以致用等基本经验外，尤其需要注重在实践中领会和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注重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相比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信仰的守护显然要比革命和建设时期复杂和艰巨得多。事实上，当下党的理论工作者队伍已经比较清晰地呈现出事业性意识弱化、职业化意识上升，责任和担当意识弱化、犬儒主义和功利主义上升的特征。部分成员劳动阶级价值立场弱化，往往只停留在对现状的接受上，而在将对现状的接受与对现状的超越联系在一起的努力上明显不足，成为犬儒主义的当下写照。在一些人的内心深处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工作已经只存有谋生手段的意义。更令人忧虑的是，有的理论工作者已然将所谓创新成果视为在思想市场中可以兜售的商品，个别人甚至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对象去赢得喝彩和掌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下中国社会意识领域之所以出现边缘化危机，诚然有国际国内多种复杂原因共同作用所致，但是，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言、所写与所想、所行的差异性或对立性，无疑是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原因。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广大人民群众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言、所写和所行是否一致中作出是否相信和追随的判断的。给人以星火者，必怀火炬。对于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拥有坚定的信仰既是从业的首要资格，又是做好这一工作的根本动力。怀有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的事业性和职业性的关系，同时要求在实践中体现出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所应具有的人格操守。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的牵引和支撑，说的话、写的文自然缺乏精气神，言行必然相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听众和读者，就得不到真正的拥护和支持。只有首先点燃自己内心生命的激情，才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在旗帜的感召下形成势如破竹的强大力量。习近平同志谈到的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软骨病”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用名利是换不来真信仰的。对于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而言，更应自觉地将精神补“钙”作为一项基础性任务，以信仰的力量使内心逐渐强大起来。

    第二，强化辩证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培育优良学风文风。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的只是观察和揭示社会现实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宣告吹鼓手和传声筒的理解和实践远远不能满足复杂现实的需要，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升级换代和提升工艺水平的现实任务已经异常紧迫地提了出来。应该看到，意识形态宣传如果远离人民群众的关切，即使说得天花乱坠，老百姓也会充耳不闻、漠不关心。有的学者和媒介为了标新立异，抛出的所谓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的观点，往往犯下的却是常识性的错误，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其遭到质疑或唾弃的命运就不足为怪了。当下有的理论宣传文章，不仅毫无内容，而且板着面孔，读者看一眼其标题就算厚爱了。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研究成果的供给不是短缺而是过量，因此，质量的问题必须提升到足够的高度加以认识和解决。种种问题在提醒我们：宣传思想工作在注重和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时，更要注意它与人们的现实利益、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的实际联系，以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全部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由此，辩证法的当下意义凸显。当下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既要把握其历史界限和历史命运，还要把握其历史成就和积极意义，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充分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可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传，既要把握其历史必然性，还要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加以正确的阐释，从而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规范性矫正可能。另一方面，改进学风文风的任务也异常紧迫地提了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必须按照“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2〕的标准，一步一步地提升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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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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