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老漂族”的流动机理与生存图景
许加明 华学成
摘 要：“老漂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流动人口，专指以帮衬子女特别是照顾孙辈为主要目的，从自己生活的农村来到子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的准老年人和老年人群体。“老漂族”是一个具有较强异质性的群体，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通过对江苏省H市X社区18位“老漂族”的深入访谈发现，“老漂族”的流动是在工业社会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消弭的时代背景下，子代的需求和父代的回应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以一种“父代投奔子代”的独特方式重塑了转型期中国的代际关系，“老漂族”生存状态也因此呈现出一幅喜忧交加的另类图景。随着“老漂族”群体的发展壮大，这一群体未来的去向问题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
关键词：“老漂族”；人户分离；流动机理；生存图景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4-0078-09
引 言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统购统销制度的废除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之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口流动迅速增加，并渐成蔚然之势。流动人口的规模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657万，增加到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2 135万、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0 229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22 143万，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人口流动型社会。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和流动规模的增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开始加入到流动人口大军当中。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流动老人的总量近1 800万人，占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为照顾孙辈而流动的比例高达43%，为与子女团聚或异地养老而流动的比例为25%[1]。这样一群主要为了照顧孙辈和家庭团聚而离乡背井来到陌生城市的老年流动人口被形象地称为“老漂族”，现已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老漂族”是在当下中国快速社会变迁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中国式家庭生命周期历程中的特殊群体[2]。本文以江苏省H市X社区为例，通过对18位“老漂族”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来分析其流动机理，描画其生存图景。X社区是位于江苏省H市大学城周边的一个新型社区，始建于2005年，由相互毗邻的24个小区以及部分高校教职工生活区组成。近年来，由于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大学城各高等学校纷纷引进了大量外地青年教师。为了工作的方便，也限于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这些青年教师中的大多数都在X社区辖区内的小区买房定居并结婚生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学城附近其他单位的外地青年也在此处买房安家。为了能够安心工作，他们的父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照顾其饮食起居和第三代，从而使X社区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老漂族”集聚地，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实验场。
一、“老漂族”的概念及类型
（一）“老漂族”的概念
“老漂族”这一称谓具体源起于何时何地已经无法考据，但它作为指代中国充满异质性的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类型的专用词汇，已经获得了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并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使用。国际学术界一般用人口迁移（migration）来指代人口在不同空间上的位置变动，具体是指“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变动或空间移动（spatial mobility），通常涉及到居住地从迁出地（place of origin）到迁入地（place of arrival）的永久性居住地（permanent residence）的变化，不同于其他形式的、不涉及永久性居住地变化的人口移动”[3]。但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之下，人口在不同空间上的位置变动包括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population floating）两种不同类型，二者合称为人口移动[4]。区分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标准就是在人口移动的过程中户籍有无随之发生变动，户籍发生变动的人口移动属于人口迁移，户籍未发生变动的人口移动属于人口流动[5]。因此，人口流动是一个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之下形成的中国特有的人口学概念，附带着中国特有的政治和文化意义[6]。具体而言，人口流动主要包含了3个基本要素，即超过一定时间长度、跨越一定空间范围、没有发生户口变动。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造就了大量的人户分离人口，他们被形象地称之为“漂一族”。传统的“漂一族”主要包括“北漂族”“沪漂族”“广漂族”等，他们是一群从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进入大城市追逐梦想的年轻人。进入21世纪之后，“老漂族”作为“漂一族”的新生力量开始出现在新闻、网络和影视剧作品当中，并引发了社会各界日益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字面来看，“老漂族”指的是远离家乡、在外漂泊的老年人口，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应该具有更为专业的理论内涵。就目前来看，学术界主要从年龄特征和流动特征两个方面对“老漂族”进行了形象化地表达。在年龄特征方面，刘庆认为“老漂族”特指离开故土到子女所在的陌生城市生活的那些老年人[7]，刘颖、黄迪进一步指出，“老漂族”还应包括55岁以上60岁以下的准老年人[8]。在流动特征方面，有学者指出了“老漂族”的流动动机，例如，何惠亭将“老漂族”定义为为了照顾第三代而远离家乡，来到陌生大城市的父母[9]；也有学者对“老漂族”的流出地和流入地进行了规定，如郭治谦认为“老漂族”是指从农村到城市生活（工作）的老人群体[10]；还有学者强调了“老漂族”的人户分离特征，如霍海燕、魏婷婷指出，“老漂族”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跟随子女到异地生活的老人[11]。
实际上，“老漂族”中的“老”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而是特指民俗学意义上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类祖辈老人[12]。考虑到中国人的结婚和生育年龄以及由此决定的代际年龄差距，结合流动人口的3个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前人对“老漂族”的流动特征的理解，本文所研究的“老漂族”专指那些以帮衬子女特别是照顾孙辈为主要目的，从自己生活的农村跨越省市之间的界限来到子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居住达半年以上，户籍仍保留在外省市农村，且经常往返于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之间，年龄在50周岁及以上的准老年人和老年人[13]。
（二）“老漂族”的类型
“老漂族”是为了研究和分析的需要而人为建构起来的一个统计群体，因群体成员分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下，导致群体内部的异质性比较强。因此，对“老漂族”进行类型学的划分，有助于更加具体地了解和认识这一群体。
1.“单人漂”和“双人漂”。根据流动主体的不同，可以把“老漂族”分为“单人漂”和“双人漂”两种类型。只有一位老人独自来到子女所在城市的称为“单人漂”，两位老人一起来到子女所在城市的称为“双人漂”。在本次访谈的18位“老漂族”中，“单人漂”有12人，占总人数的67%；“双人漂”有6人，占总人数的33%。可见“单人漂”存在非常明显的性别差异，12位“单人漂”中有10位是女性。
2.“短期漂”和“長期漂”。根据流动时间的不同，可以把“老漂族”分为“短期漂”和“长期漂”两种类型。时间标准具有相对性，在中国的流动人口研究中，通常把3年作为一个划分流动时间长短的标准。因此，来到子女所在城市3年（含3年）以内的老人称为“短期漂”，来到子女所在城市3年以上的老人称为“长期漂”。在本次访谈的18位“老漂族”中，“短期漂”的有12人，占总人数的67%；“长期漂”有6人，占总人数的33%。
3.“省内漂”和“跨省漂”。根据流动距离的不同，可以把“老漂族”分为“省内漂”和“跨省漂”两种类型。同省不同市的老人跨越市界来到子女所在城市的称为“省内漂”，外省老人跨越省界来到子女所在城市的称为“跨省漂”。在本次访谈的18位“老漂族”中，“省内漂”有10人，占总人数的56%；“跨省漂”有8人，占总人数的44%。
4.“支援照顾型漂”和“投靠养老型漂”。根据流动动机的不同，可以把“老漂族”分为“支援照顾型漂”和“投靠养老型漂”两种类型。能够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劳动能力帮助子女分担生活压力的老人称为“支援照顾型漂”，依赖子女生活、凭靠子女养老的老人称为“投靠养老型漂”。在本次访谈的18位“老漂族”中，“支援照顾型漂”有16人，占总人数的89%；“投靠养老型漂”有2人，占总人数的11%。
5.“自愿漂”和“被迫漂”。根据流动意愿的不同，可以把“老漂族”分为“自愿漂”和“被迫漂”两种类型。老人主动提出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称为“自愿漂”，因子女提出要求，不得不跟随其共同生活的老人称为“被迫漂”。在本次访谈的18位“老漂族”中，“自愿漂”有7人，占总人数的39%；“被迫漂”有11人，占总人数的61%。
二、“老漂族”的流动机理：需求与回应
“老漂族”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流动人口，“人户分离”是其根本特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户口仍然留在农村老家，身体却已经进入了异地城市。安土重迁、落叶归根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因子，而户籍在中国不仅具有人口登记和福利控制的功能，更是代表了一个人的根之所在。作为最传统、最保守势力代表的中国农村老人，何以能够冲破年龄和习俗的双重规制而流动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二律背反问题。
在传统农业社会，受男尊女卑、阳主阴从的性别秩序所主导，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格局。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日益普及和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女性的自觉意识开始觉醒，纷纷走出家庭并走上工作岗位，由家庭妇女向职业女性转型。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格局难以维系，原本由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出现了主体缺失，亟需其他劳动主体进行跟进。“老漂族”正是递补城市家庭家务劳动主体缺失的后备力量。
（一）“老漂族”流动的必要性：子代的需求
1.生活技能的不足。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教育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孩子，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大都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基础教育。凭借20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的东风，很多孩子得以进入大学，甚至考上了硕士乃至博士研究生。在“教育改变命运”的理念支配之下，家长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孩子的学习上，孩子从小便是家庭的中心和被照顾的对象，缺乏系统的生活技能训练，导致生活技能普遍不足。
求学过程中的集体生活对个体生活技能的要求并不高，导致生活技能不足的问题长期没有被发现。等到工作特别是成家之后，生活技能不足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洗衣做饭、整理内务、抚育孩子……每一样都足以让生活技能不足的年轻夫妇苦不堪言。面对杂乱无章的生活，他们迫切需要能够有人帮助料理和分担。
“我孩子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和老伴也跟着跑了过来。他们工作之前一直上学，直到研究生毕业，什么家务都不会做，吃饭基本都是在外面吃。现在结婚有了孩子，哪会当爸爸妈妈呀，我得帮着他们，还得当他们的和事佬，看着他们好好地过日子。”（15-X）
现代社会的年轻人由于缺乏家庭生活技能的系统训练，结婚成家之后不仅没有能力照顾配偶和子女的生活起居，甚至连照顾自己都非常困难，仍然需要得到他人的照顾。对于农村进城的年轻人而言，曾经长期照顾自己的农村父母最了解自己的生活习性，无疑是最合适的照顾者人选。
2.儿童福利的欠缺。生育和抚育孩子是组建家庭的重要职能，也是关系到家庭幸福和世代继替的一件大事。在传统农业社会，生育和抚育都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母亲是直接责任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走入职场，她们无法继续承担抚育孩子的职能。
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制定了比较完善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整合性和普惠型儿童福利政策，不仅针对儿童直接发放福利，而且从时间和金钱等方面提供便利和津贴，以保证身处职场的母亲可以不因工作的影响而继续承担抚育孩子的职能，或者由政府出资兴办儿童福利机构，为父母无法照顾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然而，中国目前的儿童福利政策非常不健全，只有针对孤残和流浪儿童的补缺型福利，缺乏以家庭为单位的整合性福利。这就导致职业女性陷入儿童抚育的困境，“老漂族”的出现恰恰反映了我国儿童福利的匮乏[14]。
“孙女刚上幼儿园，离不得人，接送吃饭都要人管。过一阵子还要去女儿家里，去年刚添了个外孙，他们上班忙，我也得去帮忙料理一阵，等到冬天再回来。做父母不就是这样，怕累啊，可是谁让她是我孩子呢，我得对她负责啊，一直到我不能帮忙的那天。”（02-H）
当职业女性遭遇家庭-工作角色冲突而无法亲自抚育孩子的时候，如果没有健全的儿童福利为其解除后顾之忧，那就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求取非正式支持。中国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一种差序格局，关系最亲近的人就是自己的家人，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因此，农村父母就成为进城子女抚育孩子的得力帮手。
3.经济压力的增大。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承担着生育、养育、教育、安全等多项职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家庭的很多职能都开始向外部转移。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需求都可以通过市场上的雇佣劳动来获得满足，其中包括洗衣做饭、照看孩子等家务劳动。
通过市场上的雇佣劳动来换取家务劳动遵循的是市场逻辑，即等价交换原则。由于近年来国内市场对保姆的需求越来越多，导致保姆的价位越来越高，优秀的保姆更是供不应求。即使是在三四线城市，普通保姆每月的价位也在两三千元以上。对于农村进城已经结婚生子的年轻人而言，生活压力非常大，不仅要还房贷、车贷，还要给孩子买奶粉、纸尿裤等，经济方面已经捉襟见肘，两三千元的保姆费用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城里和农村不一样，大人孩子吃喝拉撒样样都要花钱。儿子儿媳都是普通老师，两个人都要上班挣钱，主要就靠那点死工资，经常不够花，有时候想想就头疼。刚好我们在家也没什么事，肯定要过来看看，家里人也亲，照顾也好点，也能帮他们省点钱。”（01-Q）
农村进城的双职工夫妇如果既想孩子得到比较好的照顾，又想节省保姆的开支，那就必须放弃市场逻辑，而改用亲情逻辑来完成家务劳动。在众多的亲人当中，父母是最亲的人，他们对孙辈有着发自内心的疼爱和喜欢，对于子女更是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是最让人放心的免费“保姆”。
4.社会信任的缺失。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因而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是“熟人信任机制”，对正式制度却往往缺乏最基本的信任。进入现代半熟人社会特别是城市这个陌生人社会之后，传统的“熟人信任机制”不断受到侵蚀，出现了日益严峻的社会信任危机。
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信任的半径几乎从未超出家庭的范围。对于一个人而言，最可信任的人就是他的家人。家务劳动是在生活场所中进行的，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如果想要委托他人代为完成，必须建立在绝对的信任基础之上。而近年来媒体当中接连曝出的保姆纵火案、托幼机构虐童案等，进一步侵蚀着人们内心当中对于陌生人原本就很脆弱的信任感。
“我是3年前过来的，我儿子在城里发展的还不错，家里经济条件也可以。有了孙子之后，我就过来帮忙看孙子。倒不是心疼那点钱，主要是外边的人不认不识的，不放心，你說是吧？还是自己家里人看孩子放心，虽然我们累一点，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03-X）
在普遍存在的社会信任危机之下，即使对于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而言，也不敢轻易把自己的家完全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人来看管，尤其是家中还有孩子。因此，对于那些农村进城的年轻夫妇而言，由农村老家的父母来帮助自己料理家务、抚育孩子，虽然在科学性上无法得到保证，但在安全性上无疑是最佳人选。
（二）“老漂族”流动的可行性：父代的回应
1.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得以安居乐业，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经济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此基础之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从而使得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身体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为农村老人进入城市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和抚育孩子提供了最基本的可能性。随着现代社会年青一代结婚和生育年龄的推迟，父母必须要有更长的预期寿命，才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在孩子成家之后帮助他们完成家务劳动。此外，家务劳动看似轻松，实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体力，尤其是抚育孩子，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根本无法胜任。
“我们现在还年轻，身体也还行，虽然也会有点小病小痛的，但都没有什么大问题。趁现在精神头还行，也有力气，正好帮他们做做饭、带带孩子，过几年老了，身体不行了，想帮也帮不了了。”（07-D）
本次访谈的绝大多数“老漂族”年龄都在50～70岁之间，属于准老年人或低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自评为优和良者居多。由于长期的农业劳作，加上年龄的影响，虽然一些常见的老年病在所难免，但大都不算严重，不会影响他们完成正常的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
2.交通条件的改善和通讯手段的便利。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固然是人们安土重迁的根本原因，但交通条件和通讯手段的限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不仅路况越来越好、交通工具越来越多样化，而且班次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与此同时，通讯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不仅手机得到了普及，资费标准越来越低，而且手机的功能日益强大，不仅可以进行通话，而且可以进行远程视频。
交通条件的改善和通讯手段的便利打破了空间距离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为农村老人进入城市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一方面，他们可以在农村老家和子女所在的城市自由往返，老家中有事时可以快速返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老家与子女家庭的兼顾；另一方面，即使不能经常回到老家，他们也可以凭借便捷的通讯工具与老家的亲人保持联系，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思乡之苦，并使自己不从农村老家的熟人网络中彻底脱嵌。
“虽然城里万般好，但是土生土长的家乡是不能嫌弃的，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刚开始来，看到有车子牌号是家里那边的，都高兴多看两眼。好在现在交通方便，在这里呆一段时间就可以回老家住几天，家里有红白喜事啥的也可以随时赶回去。在这里的时候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和老伴视频，虽然在外地还是能跟老家有联系，以后还是考虑回老家。”（04-Y）
便捷的交通条件让“老漂族”进入城市之后可以随时返回农村老家，从而减轻了他们对于城市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先进的通讯手段则仿佛给“老漂族”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即使身处城市之中也可以随时与农村老家的亲人取得联系，不仅可以听到声音，而且可以见到音容笑貌，从而缓解了他们在城市当中的陌生感和孤独感。
3.子女数量的减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每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即独生子女政策。尽管从1984年开始，国家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微调，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实施了一孩半的弹性计划生育政策，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孩子数量大大减少的事实。
孩子数量的减少降低了社会总抚养比，减轻了父母养育孩子的负担。父母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投注在少数孩子甚至一个孩子身上，从而以孩子的质量替代了孩子的数量，提高了人口素质。不仅如此，子女长大结婚成家之后，父母仍然可以继续给予支持，不必担心多子女对于父母时间和金钱付出的攀比与争夺，从而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全身心地帮助极少数孩子甚至一个孩子。
“有时候怎么讲呢，现在家家孩子都很少，我家就这么一个儿子，也没有三兄四弟的，我不帮他帮谁。不像过去，家里兄弟姊妹多，爹娘倒是想帮你，但家里还有没成家的孩子呢，哪里有时间？再说了，帮了这个不帮那个，就会挑起矛盾，兄弟姊妹之间吵架，甚至反目成仇，想帮都不敢帮。”（06-Y）
本次调查的18位“老漂族”中，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唯一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全部。所以当子女需要时，他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来到子女身边。因为没有其他孩子，所以不需要考虑时间方面如何均衡和分配，也不需要考虑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
4.家庭责任的延续。父母抚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法律对代际责任作出的基本规定。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当中，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总是大于子女对于父母的责任。父母爱其子女是出于天性，而子女爱其父母往往是出于良心。因此，父母对子女承擔的往往是无限责任，这种责任既没有时间上的边界，也没有内容上的边界，只要子女有需要，父母就会无条件地给予满足[15]。
父母对于子女的这种无限责任，使得子女长大成人之后，甚至结婚成家之后，父母仍然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随着父代权威的衰落和代际关系重心的下移，父母对于子女的家庭责任被进一步被延长和放大了。对于他们而言，儿女永远是孩子，只要孩子有需要，无论是在何时何地，无论是何种需要，只要自己能够做到，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我倒不担心城里生活不适应，也没想过那么多，因为儿子在哪里，妈妈就在哪里，哈哈。做父母的都是一个样，孩子永远是孩子，自己受点委屈不要紧，只要孩子不受委屈，不然怎么配做父母？所以，儿子一说让我来，我二话没说就来了。”（09-L）
正是在这种责任伦理的驱使之下，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城市能够生活得轻松一点、舒适一点，远在农村老家的父母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家中的活计，告别了家乡熟悉的父老乡亲，走出那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庄，走进一个充满陌生感的城市，化身为子女的帮助性福利，继续为子女发挥自己的余热。
三、“老漂族”的生存图景：生活中的喜与忧
“老漂族”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流动人口，有着与其他类型流动人口不同的流动机理和动机。他们跨越了农村和城市、故乡和异乡之间的双重阻隔，来到子女家中化身为一种帮助性福利，承担起料理家务和抚育孩子的职能。这既是中国传统代际伦理的延续，又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老漂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重塑了转型期中国的代际关系，其生存状态也呈现出一幅喜忧交加的另类图景。
（一）“老漂族”的幸福与快乐
对于“老漂族”而言，流动给他们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实现了家庭成员的团聚。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子女数量的减少和市场经济带来的人口流动的增加，改变了传统社会父代和子代比邻而居的居住格局，父代和子代之间异地而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就导致传统的家庭养老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空巢老人。由于农村社会化养老事业的落后和养老资源的匮乏，导致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非常突出。“老漂族”进入城市之后，可以异地重建原已分崩离析的家庭养老，得到子女在经济供养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养老支持。
“我老伴已经去世了，一个人在老家就成了空巢老人，没得经济来源，又没人照顾。那些敬老院光收钱不干事，碰到个态度不好的还要嫌弃你，你没病还要被搞出病来呢。现在来到儿子身边，一方面帮他们带带孩子，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儿子的照顾，比自己一个人在农村老家强多了！”（12-W）
除了可以得到儿女的照顾之外，能够天天看着孙辈健康成长，更能让“老漂族”感觉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儿孙绕膝、含饴弄孙是对天伦之乐的生动写照，也是老人对晚年生活的最大追求。孩子代表了一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对于农村老人而言，只有做了爷爷奶奶人生才算圆满。对于“老漂族”来说，只要能够天天看着孙辈健康成长，自己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也是值得的。
“我的那个小孙子太讨人喜欢了，长得好看，又会唱歌跳舞，我怎么看都看不够。只要一看到我的小孙子，我的心里就乐开了花，浑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力气，干起活来也不觉得累。人一辈子图个啥，不就图这么个宝贝疙瘩嘛！”（14-X）
由此可见，“老漂族”的流动动机虽然主要是为了帮助子女料理家务、照看孩子，但在客观上也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流动性福利。他们可以与儿孙实现异地团聚，不仅能够从儿女处获得经济供养和精神照料等方面养老需求的满足，更能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体验到祖孙亲情，重建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得以共享天伦之乐。
（二）“老漂族”的失落与辛酸
在传统农业社会，代际关系的重心落在老人身上，老人在家庭当中占据主导地位，象征着一个家庭的权威，拥有至高无上的长老话语权。然而，“老漂族”从农村进入城市这种“父代投奔子代”的合住模式，已经意味着代际关系重心的下移，“父代权威”逐渐被“子代权威”所取代[16]。当两代人之间出现观点上的分歧和琐事上的摩擦时，最后的结果也都是以“子代压倒父代”而告终。“老漂族”逐渐丧失了在家庭当中的主导地位，日益被后辈所取代。
“我们家最大的当然是我孙子了，我们都要围着他转哦。这不你看现在下午两点多，我家孙子刚睡着，我才能有点空唠唠。万事以孙子为主啊，你哪有什么地位嘛，一般有什么想法、需要也会放在他后面考虑。他还小，都要被他领导，就是孙子的仆人啊。”（13-L）
由此可见，面对自身家庭地位的下降，“老漂族”表现出了深深的失落感。除此以外，受自身经济能力的限制与身体机能的下降，“老漂族”也会逐渐丧失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现在我们在家已经不管用了，讲话也不听我们的。就讲带小孩吧，总归有几件事他要挑挑，一会讲这个肉不能吃，一会讲那个牛奶不能喂，我们也嫌烦。有一回，前脚出门，后脚回来小孩已经在吐奶了，把我吓得都不敢跟他爸爸妈妈讲，不然还不是一顿骂，‘你带人都带不好啊。反正你怎么带在他们眼里总归不对。”（10-Q）
由此可见，“老漂族”在决定家庭事务方面常常处于透明人状态，几近于“失声”，还极有可能因为自作主张而没有照顾好孙辈被儿女斥责。所有的事情都任凭子女做主，昔日的权威感已经荡然无存。
“老漂族”一般是以子女当中一方尤其是男方父母进城的形式出现，与子女的配偶并不熟悉，既没有感情基础，又缺乏相互磨合。他们虽然住在一起，但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主干家庭[17]，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子女配偶对老人往往缺乏基本的尊重，并且非常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其中又以婆媳冲突最为常见。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儿子是儿子，媳妇是媳妇。她以前是家里的独生女，娇惯得很，你一不称她心如她意，她就翘回家了。我们都不受尊重的，像外人似的。就像平常，他俩讲话媳妇总是喊‘喊你妈来，就算当着我们面，她也是喊“宝宝奶奶”，很少听她喊‘妈‘婆婆，我是听得不高兴。”（16-Q）
由此可见，当子女配偶对于“老漂族”付出的辛劳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感恩之心，反而还表现出冷漠和负面态度的时候，会让“老漂族”感觉到深深的心寒。但是，为了子女家庭和睦，不让子女左右为难，他们往往选择了隐忍，把这份辛酸深埋在心底，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三）“老漂族”的艰辛与苦恼
家务劳动是一项不产生经济价值的劳动，但是它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包括体力丝毫不亚于产生经济价值的生产劳动。家务劳动包括的具体项目非常多，比如买菜做饭、刷锅洗碗、打扫卫生、整理内务、换洗衣服……再加上照看孩子，形成了一项非常庞杂的系统工程。“老漂族”每天都要重复这些枯燥乏味的家务劳动，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一天下来常常是腰酸背痛、苦不堪言。
“家务活看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一点都不轻松。我儿媳妇是城里人，吃饭比较挑剔，也爱干净，家里稍微乱一点她就不高兴。所以我天天想着法儿做好吃的给她吃，地每天都要拖好几遍，再加上带孩子，天天累死了。实际上，来他家里不就是当老妈子，就像保姆一样的，不就是免费、多功能保姆嘛。”（18-CH）
繁重的家务劳动经常让“老漂族”感到疼痛缠身，加上年龄渐长和水土不服，生病也时有发生。但是，我国现有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政策具有明显的户籍分割特征，特别是在医疗保障方面，仍然按照属地原则进行管理，医保待遇尚未实现跨区域联网互通。因此，“老漂族”从农村进入城市之后，公共福利仍然保留在家乡，既不能享受“利随人走”的动态性保障，也不能享受城市福利的公共性，导致他们陷入一种公共性断裂与失衡的双重困境[18]。
“我身体原本还不错，可近来经常感觉到腰酸腿疼。像我们这种外地人最怕生病了，要想报销的话，就要用儿子的卡，在这边买点小药，我那个卡肯定要回贵州啊，但也算是老天可怜我们，一般就花几十块钱，两三天就好了。有时候就祈祷老天哪，让我们少生点病，或者就自己撑几天。”（08-C）
由此可见，为了能够减轻子女的负担，“老漂族”几乎承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并因此而病痛缠身。尽管他们身处城市之中，却被排除在城市的社会福利之外。一方面，他们无法享受城市户籍居民所能享受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户籍分割的社会保障政策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高昂的醫疗费用和“两不靠”的医保困境使得他们经常放弃治疗，长此以往对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四）“老漂族”的不适与孤独
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同地区因盛产的食材、气候与习俗等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各色菜系，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也就因此养成了不同的饮食偏好。如果“老漂族”的老家与子女所在的城市距离遥远，那么在饮食方面往往有比较大的差异。当他们从农村老家进入城市之后，便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饮食方面的不适，这对于“老漂族”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们那边基本上都吃面食比较多，到这边来了我只能偶尔吃吃米饭，还是要经常买面条吃，不然真吃不惯。有一阵子犯了老胃炎，当时就很想回家。这边面品种也没我们那边多，做起来也麻烦，就将就着。”（17-D）
由此可见，“老漂族”在饮食方面的不适对其正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不利。所谓胃知乡愁，新的环境和新的食物不仅容易导致身体上的不适，而且极易引发“老漂族”的思乡情绪，进一步强化了“老漂族”原已存在的乡愁。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天然具有集群的倾向。社会交往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个体通过社会交往可以与他人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从而融入特定的人群当中。“老漂族”从熟悉的农村进入陌生的城市之后，在当地社会融入方面经常遭遇困境[19]，加上原有的关系网络已经失效，因而经常产生孤独感。
“讲话啊，还是有点难。这里人讲话不难懂，但是讲的快了，我就听不懂，还是要慢慢讲。我自己讲话也有点难，只会讲方言，一般是人家问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一般也不怎么和别人交流。”（05-L）
“这里外来人多，几回不来我就忘记脸长什么样了。有几个经常玩的，后来年纪大了，就走了，不在了。后来都是跟别人随便聊聊天也没什么意思，关系浅也不容易交到什么朋友。”（11-Q）
由此可见，“老漂族”的社会交往困境主要是受到语言不通与交往对象的易变性影响。语言是最常用的一种社会交往媒介，交往双方之间的语言越熟悉，沟通越融洽。“老漂族”在日常交往過程中主要使用方言进行沟通，因为听不懂别人讲话或者别人听不懂自己讲话，因而限制了人际沟通的范围和频率。此外，城市社区不同于农村社区，是一个人口流动性比较强的生活共同体，交往对象不固定，导致“老漂族”社区交往的疲乏性与关系表面化，难以建立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
四、结 语
“老漂族”是在我国快速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类新型流动人口，它的形成是子代的需求与父代的回应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一种温情脉脉的方式化解了工业化时代年轻家庭中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张力，重塑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只要与“老漂族”的流动有关的各种因素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老漂族”的规模就会继续发展壮大。以“人户分离”为根本特征的“老漂族”，在帮助子女完成阶段性儿童抚育任务之后，他们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一方面，离开农村老家多年之后，家中的田地和房屋都已经荒废，随着自己年龄渐长，自我照顾能力也会每况愈下，回去之后靠谁养老？另一方面，虽然“老漂族”在城市当中实现了与家庭成员的团聚，但是生活当中仍然充满了诸多辛酸、苦恼和不适，他们最终能否克服这些方面的问题？即使能够克服，子女家庭是否愿意继续容留他们？是否有能力继续供养他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户籍分割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因此，“老漂族”未来的去留可能是个两难选择，需要政府和社会甚至更多的学科和专业共同发力，合力研究和破解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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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漂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流动人口，专指以帮衬子女特别是照顾孙辈为主要目的，从自己生活的农村来到子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的准老年人和老年人群体。“老漂族”是一个具有较强异质性的群体，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通过对江苏省H市X社区18位“老漂族”的深入访谈发现，“老漂族”的流动是在工业社会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消弭的时代背景下，子代的需求和父代的回应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以一种“父代投奔子代”的独特方式重塑了转型期中国的代际关系，“老漂族”生存状态也因此呈现出一幅喜忧交加的另类图景。随着“老漂族”群体的发展壮大，这一群体未来的去向问题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
关键词：“老漂族”；人户分离；流动机理；生存图景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4-0078-09
引 言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统购统销制度的废除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之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口流动迅速增加，并渐成蔚然之势。流动人口的规模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657万，增加到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2 135万、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0 229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22 143万，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人口流动型社会。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和流动规模的增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开始加入到流动人口大军当中。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流动老人的总量近1 800万人，占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为照顾孙辈而流动的比例高达43%，为与子女团聚或异地养老而流动的比例为25%[1]。这样一群主要为了照顧孙辈和家庭团聚而离乡背井来到陌生城市的老年流动人口被形象地称为“老漂族”，现已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老漂族”是在当下中国快速社会变迁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中国式家庭生命周期历程中的特殊群体[2]。本文以江苏省H市X社区为例，通过对18位“老漂族”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来分析其流动机理，描画其生存图景。X社区是位于江苏省H市大学城周边的一个新型社区，始建于2005年，由相互毗邻的24个小区以及部分高校教职工生活区组成。近年来，由于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大学城各高等学校纷纷引进了大量外地青年教师。为了工作的方便，也限于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这些青年教师中的大多数都在X社区辖区内的小区买房定居并结婚生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学城附近其他单位的外地青年也在此处买房安家。为了能够安心工作，他们的父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照顾其饮食起居和第三代，从而使X社区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老漂族”集聚地，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实验场。
一、“老漂族”的概念及类型
（一）“老漂族”的概念
“老漂族”这一称谓具体源起于何时何地已经无法考据，但它作为指代中国充满异质性的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类型的专用词汇，已经获得了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并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使用。国际学术界一般用人口迁移（migration）来指代人口在不同空间上的位置变动，具体是指“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变动或空间移动（spatial mobility），通常涉及到居住地从迁出地（place of origin）到迁入地（place of arrival）的永久性居住地（permanent residence）的变化，不同于其他形式的、不涉及永久性居住地变化的人口移动”[3]。但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之下，人口在不同空间上的位置变动包括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population floating）两种不同类型，二者合称为人口移动[4]。区分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标准就是在人口移动的过程中户籍有无随之发生变动，户籍发生变动的人口移动属于人口迁移，户籍未发生变动的人口移动属于人口流动[5]。因此，人口流动是一个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之下形成的中国特有的人口学概念，附带着中国特有的政治和文化意义[6]。具体而言，人口流动主要包含了3个基本要素，即超过一定时间长度、跨越一定空间范围、没有发生户口变动。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造就了大量的人户分离人口，他们被形象地称之为“漂一族”。传统的“漂一族”主要包括“北漂族”“沪漂族”“广漂族”等，他们是一群从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进入大城市追逐梦想的年轻人。进入21世纪之后，“老漂族”作为“漂一族”的新生力量开始出现在新闻、网络和影视剧作品当中，并引发了社会各界日益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字面来看，“老漂族”指的是远离家乡、在外漂泊的老年人口，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应该具有更为专业的理论内涵。就目前来看，学术界主要从年龄特征和流动特征两个方面对“老漂族”进行了形象化地表达。在年龄特征方面，刘庆认为“老漂族”特指离开故土到子女所在的陌生城市生活的那些老年人[7]，刘颖、黄迪进一步指出，“老漂族”还应包括55岁以上60岁以下的准老年人[8]。在流动特征方面，有学者指出了“老漂族”的流动动机，例如，何惠亭将“老漂族”定义为为了照顾第三代而远离家乡，来到陌生大城市的父母[9]；也有学者对“老漂族”的流出地和流入地进行了规定，如郭治谦认为“老漂族”是指从农村到城市生活（工作）的老人群体[10]；还有学者强调了“老漂族”的人户分离特征，如霍海燕、魏婷婷指出，“老漂族”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跟随子女到异地生活的老人[11]。
实际上，“老漂族”中的“老”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而是特指民俗学意义上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类祖辈老人[12]。考虑到中国人的结婚和生育年龄以及由此决定的代际年龄差距，结合流动人口的3个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前人对“老漂族”的流动特征的理解，本文所研究的“老漂族”专指那些以帮衬子女特别是照顾孙辈为主要目的，从自己生活的农村跨越省市之间的界限来到子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居住达半年以上，户籍仍保留在外省市农村，且经常往返于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之间，年龄在50周岁及以上的准老年人和老年人[13]。
（二）“老漂族”的类型
“老漂族”是为了研究和分析的需要而人为建构起来的一个统计群体，因群体成员分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下，导致群体内部的异质性比较强。因此，对“老漂族”进行类型学的划分，有助于更加具体地了解和认识这一群体。
1.“单人漂”和“双人漂”。根据流动主体的不同，可以把“老漂族”分为“单人漂”和“双人漂”两种类型。只有一位老人独自来到子女所在城市的称为“单人漂”，两位老人一起来到子女所在城市的称为“双人漂”。在本次访谈的18位“老漂族”中，“单人漂”有12人，占总人数的67%；“双人漂”有6人，占总人数的33%。可见“单人漂”存在非常明显的性别差异，12位“单人漂”中有10位是女性。
2.“短期漂”和“長期漂”。根据流动时间的不同，可以把“老漂族”分为“短期漂”和“长期漂”两种类型。时间标准具有相对性，在中国的流动人口研究中，通常把3年作为一个划分流动时间长短的标准。因此，来到子女所在城市3年（含3年）以内的老人称为“短期漂”，来到子女所在城市3年以上的老人称为“长期漂”。在本次访谈的18位“老漂族”中，“短期漂”的有12人，占总人数的67%；“长期漂”有6人，占总人数的33%。
3.“省内漂”和“跨省漂”。根据流动距离的不同，可以把“老漂族”分为“省内漂”和“跨省漂”两种类型。同省不同市的老人跨越市界来到子女所在城市的称为“省内漂”，外省老人跨越省界来到子女所在城市的称为“跨省漂”。在本次访谈的18位“老漂族”中，“省内漂”有10人，占总人数的56%；“跨省漂”有8人，占总人数的44%。
4.“支援照顾型漂”和“投靠养老型漂”。根据流动动机的不同，可以把“老漂族”分为“支援照顾型漂”和“投靠养老型漂”两种类型。能够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劳动能力帮助子女分担生活压力的老人称为“支援照顾型漂”，依赖子女生活、凭靠子女养老的老人称为“投靠养老型漂”。在本次访谈的18位“老漂族”中，“支援照顾型漂”有16人，占总人数的89%；“投靠养老型漂”有2人，占总人数的11%。
5.“自愿漂”和“被迫漂”。根据流动意愿的不同，可以把“老漂族”分为“自愿漂”和“被迫漂”两种类型。老人主动提出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称为“自愿漂”，因子女提出要求，不得不跟随其共同生活的老人称为“被迫漂”。在本次访谈的18位“老漂族”中，“自愿漂”有7人，占总人数的39%；“被迫漂”有11人，占总人数的61%。
二、“老漂族”的流动机理：需求与回应
“老漂族”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流动人口，“人户分离”是其根本特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户口仍然留在农村老家，身体却已经进入了异地城市。安土重迁、落叶归根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因子，而户籍在中国不仅具有人口登记和福利控制的功能，更是代表了一个人的根之所在。作为最传统、最保守势力代表的中国农村老人，何以能够冲破年龄和习俗的双重规制而流动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二律背反问题。
在传统农业社会，受男尊女卑、阳主阴从的性别秩序所主导，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格局。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日益普及和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女性的自觉意识开始觉醒，纷纷走出家庭并走上工作岗位，由家庭妇女向职业女性转型。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格局难以维系，原本由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出现了主体缺失，亟需其他劳动主体进行跟进。“老漂族”正是递补城市家庭家务劳动主体缺失的后备力量。
（一）“老漂族”流动的必要性：子代的需求
1.生活技能的不足。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教育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孩子，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大都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基础教育。凭借20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的东风，很多孩子得以进入大学，甚至考上了硕士乃至博士研究生。在“教育改变命运”的理念支配之下，家长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孩子的学习上，孩子从小便是家庭的中心和被照顾的对象，缺乏系统的生活技能训练，导致生活技能普遍不足。
求学过程中的集体生活对个体生活技能的要求并不高，导致生活技能不足的问题长期没有被发现。等到工作特别是成家之后，生活技能不足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洗衣做饭、整理内务、抚育孩子……每一样都足以让生活技能不足的年轻夫妇苦不堪言。面对杂乱无章的生活，他们迫切需要能够有人帮助料理和分担。
“我孩子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和老伴也跟着跑了过来。他们工作之前一直上学，直到研究生毕业，什么家务都不会做，吃饭基本都是在外面吃。现在结婚有了孩子，哪会当爸爸妈妈呀，我得帮着他们，还得当他们的和事佬，看着他们好好地过日子。”（15-X）
现代社会的年轻人由于缺乏家庭生活技能的系统训练，结婚成家之后不仅没有能力照顾配偶和子女的生活起居，甚至连照顾自己都非常困难，仍然需要得到他人的照顾。对于农村进城的年轻人而言，曾经长期照顾自己的农村父母最了解自己的生活习性，无疑是最合适的照顾者人选。
2.儿童福利的欠缺。生育和抚育孩子是组建家庭的重要职能，也是关系到家庭幸福和世代继替的一件大事。在传统农业社会，生育和抚育都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母亲是直接责任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走入职场，她们无法继续承担抚育孩子的职能。
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制定了比较完善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整合性和普惠型儿童福利政策，不仅针对儿童直接发放福利，而且从时间和金钱等方面提供便利和津贴，以保证身处职场的母亲可以不因工作的影响而继续承担抚育孩子的职能，或者由政府出资兴办儿童福利机构，为父母无法照顾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然而，中国目前的儿童福利政策非常不健全，只有针对孤残和流浪儿童的补缺型福利，缺乏以家庭为单位的整合性福利。这就导致职业女性陷入儿童抚育的困境，“老漂族”的出现恰恰反映了我国儿童福利的匮乏[14]。
“孙女刚上幼儿园，离不得人，接送吃饭都要人管。过一阵子还要去女儿家里，去年刚添了个外孙，他们上班忙，我也得去帮忙料理一阵，等到冬天再回来。做父母不就是这样，怕累啊，可是谁让她是我孩子呢，我得对她负责啊，一直到我不能帮忙的那天。”（02-H）
当职业女性遭遇家庭-工作角色冲突而无法亲自抚育孩子的时候，如果没有健全的儿童福利为其解除后顾之忧，那就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求取非正式支持。中国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一种差序格局，关系最亲近的人就是自己的家人，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因此，农村父母就成为进城子女抚育孩子的得力帮手。
3.经济压力的增大。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承担着生育、养育、教育、安全等多项职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家庭的很多职能都开始向外部转移。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需求都可以通过市场上的雇佣劳动来获得满足，其中包括洗衣做饭、照看孩子等家务劳动。
通过市场上的雇佣劳动来换取家务劳动遵循的是市场逻辑，即等价交换原则。由于近年来国内市场对保姆的需求越来越多，导致保姆的价位越来越高，优秀的保姆更是供不应求。即使是在三四线城市，普通保姆每月的价位也在两三千元以上。对于农村进城已经结婚生子的年轻人而言，生活压力非常大，不仅要还房贷、车贷，还要给孩子买奶粉、纸尿裤等，经济方面已经捉襟见肘，两三千元的保姆费用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城里和农村不一样，大人孩子吃喝拉撒样样都要花钱。儿子儿媳都是普通老师，两个人都要上班挣钱，主要就靠那点死工资，经常不够花，有时候想想就头疼。刚好我们在家也没什么事，肯定要过来看看，家里人也亲，照顾也好点，也能帮他们省点钱。”（01-Q）
农村进城的双职工夫妇如果既想孩子得到比较好的照顾，又想节省保姆的开支，那就必须放弃市场逻辑，而改用亲情逻辑来完成家务劳动。在众多的亲人当中，父母是最亲的人，他们对孙辈有着发自内心的疼爱和喜欢，对于子女更是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是最让人放心的免费“保姆”。
4.社会信任的缺失。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因而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是“熟人信任机制”，对正式制度却往往缺乏最基本的信任。进入现代半熟人社会特别是城市这个陌生人社会之后，传统的“熟人信任机制”不断受到侵蚀，出现了日益严峻的社会信任危机。
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信任的半径几乎从未超出家庭的范围。对于一个人而言，最可信任的人就是他的家人。家务劳动是在生活场所中进行的，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如果想要委托他人代为完成，必须建立在绝对的信任基础之上。而近年来媒体当中接连曝出的保姆纵火案、托幼机构虐童案等，进一步侵蚀着人们内心当中对于陌生人原本就很脆弱的信任感。
“我是3年前过来的，我儿子在城里发展的还不错，家里经济条件也可以。有了孙子之后，我就过来帮忙看孙子。倒不是心疼那点钱，主要是外边的人不认不识的，不放心，你說是吧？还是自己家里人看孩子放心，虽然我们累一点，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03-X）
在普遍存在的社会信任危机之下，即使对于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而言，也不敢轻易把自己的家完全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人来看管，尤其是家中还有孩子。因此，对于那些农村进城的年轻夫妇而言，由农村老家的父母来帮助自己料理家务、抚育孩子，虽然在科学性上无法得到保证，但在安全性上无疑是最佳人选。
（二）“老漂族”流动的可行性：父代的回应
1.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得以安居乐业，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经济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此基础之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从而使得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身体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为农村老人进入城市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和抚育孩子提供了最基本的可能性。随着现代社会年青一代结婚和生育年龄的推迟，父母必须要有更长的预期寿命，才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在孩子成家之后帮助他们完成家务劳动。此外，家务劳动看似轻松，实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体力，尤其是抚育孩子，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根本无法胜任。
“我们现在还年轻，身体也还行，虽然也会有点小病小痛的，但都没有什么大问题。趁现在精神头还行，也有力气，正好帮他们做做饭、带带孩子，过几年老了，身体不行了，想帮也帮不了了。”（07-D）
本次访谈的绝大多数“老漂族”年龄都在50～70岁之间，属于准老年人或低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自评为优和良者居多。由于长期的农业劳作，加上年龄的影响，虽然一些常见的老年病在所难免，但大都不算严重，不会影响他们完成正常的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
2.交通条件的改善和通讯手段的便利。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固然是人们安土重迁的根本原因，但交通条件和通讯手段的限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不仅路况越来越好、交通工具越来越多样化，而且班次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与此同时，通讯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不仅手机得到了普及，资费标准越来越低，而且手机的功能日益强大，不仅可以进行通话，而且可以进行远程视频。
交通条件的改善和通讯手段的便利打破了空间距离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为农村老人进入城市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一方面，他们可以在农村老家和子女所在的城市自由往返，老家中有事时可以快速返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老家与子女家庭的兼顾；另一方面，即使不能经常回到老家，他们也可以凭借便捷的通讯工具与老家的亲人保持联系，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思乡之苦，并使自己不从农村老家的熟人网络中彻底脱嵌。
“虽然城里万般好，但是土生土长的家乡是不能嫌弃的，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刚开始来，看到有车子牌号是家里那边的，都高兴多看两眼。好在现在交通方便，在这里呆一段时间就可以回老家住几天，家里有红白喜事啥的也可以随时赶回去。在这里的时候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和老伴视频，虽然在外地还是能跟老家有联系，以后还是考虑回老家。”（04-Y）
便捷的交通条件让“老漂族”进入城市之后可以随时返回农村老家，从而减轻了他们对于城市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先进的通讯手段则仿佛给“老漂族”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即使身处城市之中也可以随时与农村老家的亲人取得联系，不仅可以听到声音，而且可以见到音容笑貌，从而缓解了他们在城市当中的陌生感和孤独感。
3.子女数量的减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每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即独生子女政策。尽管从1984年开始，国家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微调，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实施了一孩半的弹性计划生育政策，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孩子数量大大减少的事实。
孩子数量的减少降低了社会总抚养比，减轻了父母养育孩子的负担。父母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投注在少数孩子甚至一个孩子身上，从而以孩子的质量替代了孩子的数量，提高了人口素质。不仅如此，子女长大结婚成家之后，父母仍然可以继续给予支持，不必担心多子女对于父母时间和金钱付出的攀比与争夺，从而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全身心地帮助极少数孩子甚至一个孩子。
“有时候怎么讲呢，现在家家孩子都很少，我家就这么一个儿子，也没有三兄四弟的，我不帮他帮谁。不像过去，家里兄弟姊妹多，爹娘倒是想帮你，但家里还有没成家的孩子呢，哪里有时间？再说了，帮了这个不帮那个，就会挑起矛盾，兄弟姊妹之间吵架，甚至反目成仇，想帮都不敢帮。”（06-Y）
本次调查的18位“老漂族”中，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唯一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全部。所以当子女需要时，他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来到子女身边。因为没有其他孩子，所以不需要考虑时间方面如何均衡和分配，也不需要考虑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
4.家庭责任的延续。父母抚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法律对代际责任作出的基本规定。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当中，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总是大于子女对于父母的责任。父母爱其子女是出于天性，而子女爱其父母往往是出于良心。因此，父母对子女承擔的往往是无限责任，这种责任既没有时间上的边界，也没有内容上的边界，只要子女有需要，父母就会无条件地给予满足[15]。
父母对于子女的这种无限责任，使得子女长大成人之后，甚至结婚成家之后，父母仍然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随着父代权威的衰落和代际关系重心的下移，父母对于子女的家庭责任被进一步被延长和放大了。对于他们而言，儿女永远是孩子，只要孩子有需要，无论是在何时何地，无论是何种需要，只要自己能够做到，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我倒不担心城里生活不适应，也没想过那么多，因为儿子在哪里，妈妈就在哪里，哈哈。做父母的都是一个样，孩子永远是孩子，自己受点委屈不要紧，只要孩子不受委屈，不然怎么配做父母？所以，儿子一说让我来，我二话没说就来了。”（09-L）
正是在这种责任伦理的驱使之下，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城市能够生活得轻松一点、舒适一点，远在农村老家的父母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家中的活计，告别了家乡熟悉的父老乡亲，走出那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庄，走进一个充满陌生感的城市，化身为子女的帮助性福利，继续为子女发挥自己的余热。
三、“老漂族”的生存图景：生活中的喜与忧
“老漂族”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流动人口，有着与其他类型流动人口不同的流动机理和动机。他们跨越了农村和城市、故乡和异乡之间的双重阻隔，来到子女家中化身为一种帮助性福利，承担起料理家务和抚育孩子的职能。这既是中国传统代际伦理的延续，又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老漂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重塑了转型期中国的代际关系，其生存状态也呈现出一幅喜忧交加的另类图景。
（一）“老漂族”的幸福与快乐
对于“老漂族”而言，流动给他们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实现了家庭成员的团聚。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子女数量的减少和市场经济带来的人口流动的增加，改变了传统社会父代和子代比邻而居的居住格局，父代和子代之间异地而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就导致传统的家庭养老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空巢老人。由于农村社会化养老事业的落后和养老资源的匮乏，导致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非常突出。“老漂族”进入城市之后，可以异地重建原已分崩离析的家庭养老，得到子女在经济供养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养老支持。
“我老伴已经去世了，一个人在老家就成了空巢老人，没得经济来源，又没人照顾。那些敬老院光收钱不干事，碰到个态度不好的还要嫌弃你，你没病还要被搞出病来呢。现在来到儿子身边，一方面帮他们带带孩子，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儿子的照顾，比自己一个人在农村老家强多了！”（12-W）
除了可以得到儿女的照顾之外，能够天天看着孙辈健康成长，更能让“老漂族”感觉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儿孙绕膝、含饴弄孙是对天伦之乐的生动写照，也是老人对晚年生活的最大追求。孩子代表了一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对于农村老人而言，只有做了爷爷奶奶人生才算圆满。对于“老漂族”来说，只要能够天天看着孙辈健康成长，自己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也是值得的。
“我的那个小孙子太讨人喜欢了，长得好看，又会唱歌跳舞，我怎么看都看不够。只要一看到我的小孙子，我的心里就乐开了花，浑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力气，干起活来也不觉得累。人一辈子图个啥，不就图这么个宝贝疙瘩嘛！”（14-X）
由此可见，“老漂族”的流动动机虽然主要是为了帮助子女料理家务、照看孩子，但在客观上也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流动性福利。他们可以与儿孙实现异地团聚，不仅能够从儿女处获得经济供养和精神照料等方面养老需求的满足，更能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体验到祖孙亲情，重建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得以共享天伦之乐。
（二）“老漂族”的失落与辛酸
在传统农业社会，代际关系的重心落在老人身上，老人在家庭当中占据主导地位，象征着一个家庭的权威，拥有至高无上的长老话语权。然而，“老漂族”从农村进入城市这种“父代投奔子代”的合住模式，已经意味着代际关系重心的下移，“父代权威”逐渐被“子代权威”所取代[16]。当两代人之间出现观点上的分歧和琐事上的摩擦时，最后的结果也都是以“子代压倒父代”而告终。“老漂族”逐渐丧失了在家庭当中的主导地位，日益被后辈所取代。
“我们家最大的当然是我孙子了，我们都要围着他转哦。这不你看现在下午两点多，我家孙子刚睡着，我才能有点空唠唠。万事以孙子为主啊，你哪有什么地位嘛，一般有什么想法、需要也会放在他后面考虑。他还小，都要被他领导，就是孙子的仆人啊。”（13-L）
由此可见，面对自身家庭地位的下降，“老漂族”表现出了深深的失落感。除此以外，受自身经济能力的限制与身体机能的下降，“老漂族”也会逐渐丧失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现在我们在家已经不管用了，讲话也不听我们的。就讲带小孩吧，总归有几件事他要挑挑，一会讲这个肉不能吃，一会讲那个牛奶不能喂，我们也嫌烦。有一回，前脚出门，后脚回来小孩已经在吐奶了，把我吓得都不敢跟他爸爸妈妈讲，不然还不是一顿骂，‘你带人都带不好啊。反正你怎么带在他们眼里总归不对。”（10-Q）
由此可见，“老漂族”在决定家庭事务方面常常处于透明人状态，几近于“失声”，还极有可能因为自作主张而没有照顾好孙辈被儿女斥责。所有的事情都任凭子女做主，昔日的权威感已经荡然无存。
“老漂族”一般是以子女当中一方尤其是男方父母进城的形式出现，与子女的配偶并不熟悉，既没有感情基础，又缺乏相互磨合。他们虽然住在一起，但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主干家庭[17]，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子女配偶对老人往往缺乏基本的尊重，并且非常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其中又以婆媳冲突最为常见。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儿子是儿子，媳妇是媳妇。她以前是家里的独生女，娇惯得很，你一不称她心如她意，她就翘回家了。我们都不受尊重的，像外人似的。就像平常，他俩讲话媳妇总是喊‘喊你妈来，就算当着我们面，她也是喊“宝宝奶奶”，很少听她喊‘妈‘婆婆，我是听得不高兴。”（16-Q）
由此可见，当子女配偶对于“老漂族”付出的辛劳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感恩之心，反而还表现出冷漠和负面态度的时候，会让“老漂族”感觉到深深的心寒。但是，为了子女家庭和睦，不让子女左右为难，他们往往选择了隐忍，把这份辛酸深埋在心底，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三）“老漂族”的艰辛与苦恼
家务劳动是一项不产生经济价值的劳动，但是它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包括体力丝毫不亚于产生经济价值的生产劳动。家务劳动包括的具体项目非常多，比如买菜做饭、刷锅洗碗、打扫卫生、整理内务、换洗衣服……再加上照看孩子，形成了一项非常庞杂的系统工程。“老漂族”每天都要重复这些枯燥乏味的家务劳动，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一天下来常常是腰酸背痛、苦不堪言。
“家务活看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一点都不轻松。我儿媳妇是城里人，吃饭比较挑剔，也爱干净，家里稍微乱一点她就不高兴。所以我天天想着法儿做好吃的给她吃，地每天都要拖好几遍，再加上带孩子，天天累死了。实际上，来他家里不就是当老妈子，就像保姆一样的，不就是免费、多功能保姆嘛。”（18-CH）
繁重的家务劳动经常让“老漂族”感到疼痛缠身，加上年龄渐长和水土不服，生病也时有发生。但是，我国现有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政策具有明显的户籍分割特征，特别是在医疗保障方面，仍然按照属地原则进行管理，医保待遇尚未实现跨区域联网互通。因此，“老漂族”从农村进入城市之后，公共福利仍然保留在家乡，既不能享受“利随人走”的动态性保障，也不能享受城市福利的公共性，导致他们陷入一种公共性断裂与失衡的双重困境[18]。
“我身体原本还不错，可近来经常感觉到腰酸腿疼。像我们这种外地人最怕生病了，要想报销的话，就要用儿子的卡，在这边买点小药，我那个卡肯定要回贵州啊，但也算是老天可怜我们，一般就花几十块钱，两三天就好了。有时候就祈祷老天哪，让我们少生点病，或者就自己撑几天。”（08-C）
由此可见，为了能够减轻子女的负担，“老漂族”几乎承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并因此而病痛缠身。尽管他们身处城市之中，却被排除在城市的社会福利之外。一方面，他们无法享受城市户籍居民所能享受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户籍分割的社会保障政策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高昂的醫疗费用和“两不靠”的医保困境使得他们经常放弃治疗，长此以往对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四）“老漂族”的不适与孤独
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同地区因盛产的食材、气候与习俗等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各色菜系，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也就因此养成了不同的饮食偏好。如果“老漂族”的老家与子女所在的城市距离遥远，那么在饮食方面往往有比较大的差异。当他们从农村老家进入城市之后，便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饮食方面的不适，这对于“老漂族”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们那边基本上都吃面食比较多，到这边来了我只能偶尔吃吃米饭，还是要经常买面条吃，不然真吃不惯。有一阵子犯了老胃炎，当时就很想回家。这边面品种也没我们那边多，做起来也麻烦，就将就着。”（17-D）
由此可见，“老漂族”在饮食方面的不适对其正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不利。所谓胃知乡愁，新的环境和新的食物不仅容易导致身体上的不适，而且极易引发“老漂族”的思乡情绪，进一步强化了“老漂族”原已存在的乡愁。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天然具有集群的倾向。社会交往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个体通过社会交往可以与他人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从而融入特定的人群当中。“老漂族”从熟悉的农村进入陌生的城市之后，在当地社会融入方面经常遭遇困境[19]，加上原有的关系网络已经失效，因而经常产生孤独感。
“讲话啊，还是有点难。这里人讲话不难懂，但是讲的快了，我就听不懂，还是要慢慢讲。我自己讲话也有点难，只会讲方言，一般是人家问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一般也不怎么和别人交流。”（05-L）
“这里外来人多，几回不来我就忘记脸长什么样了。有几个经常玩的，后来年纪大了，就走了，不在了。后来都是跟别人随便聊聊天也没什么意思，关系浅也不容易交到什么朋友。”（11-Q）
由此可见，“老漂族”的社会交往困境主要是受到语言不通与交往对象的易变性影响。语言是最常用的一种社会交往媒介，交往双方之间的语言越熟悉，沟通越融洽。“老漂族”在日常交往過程中主要使用方言进行沟通，因为听不懂别人讲话或者别人听不懂自己讲话，因而限制了人际沟通的范围和频率。此外，城市社区不同于农村社区，是一个人口流动性比较强的生活共同体，交往对象不固定，导致“老漂族”社区交往的疲乏性与关系表面化，难以建立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
四、结 语
“老漂族”是在我国快速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类新型流动人口，它的形成是子代的需求与父代的回应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一种温情脉脉的方式化解了工业化时代年轻家庭中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张力，重塑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只要与“老漂族”的流动有关的各种因素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老漂族”的规模就会继续发展壮大。以“人户分离”为根本特征的“老漂族”，在帮助子女完成阶段性儿童抚育任务之后，他们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一方面，离开农村老家多年之后，家中的田地和房屋都已经荒废，随着自己年龄渐长，自我照顾能力也会每况愈下，回去之后靠谁养老？另一方面，虽然“老漂族”在城市当中实现了与家庭成员的团聚，但是生活当中仍然充满了诸多辛酸、苦恼和不适，他们最终能否克服这些方面的问题？即使能够克服，子女家庭是否愿意继续容留他们？是否有能力继续供养他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户籍分割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因此，“老漂族”未来的去留可能是个两难选择，需要政府和社会甚至更多的学科和专业共同发力，合力研究和破解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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