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对文学批评的意义

    胡玉霞

    内容摘要：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使文学批评突破原来的线性结构，从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去阐释文本，为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实现了文学研究的跨文类文艺实践。同时该理论还推动了批评介入文本的成义过程，强调批评也是创作。

    关键词：文本理论 互文性 文学批评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提出了与新批评完全不同的文本理论，它强调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而不是独立的进行文本研究。结构主义文本理论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颠覆，它令读者、批判家开始重新思考，该如何阐释文学的意义，文学是否还具有独创性以及批评家的地位等问题。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给文学批评带来了重大影响。本文则试图探究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对文学批评的意义。

    一.促进文学批评关注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英美新批评强调文本具有独立自主的意义，在阐释文本的过程中拒绝主体性因素的介入。结构主义则认为，“程式系统”对具体文学现象具有制约和规范意义，凭借经验所感知的只是一种表层现象，这些现象只是深层结构的症候，只有对深層结构的发掘才能让我们对表层现象做出解释。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多种可能。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对互文性的强调促使批评家打破作家——文本——世界这一线性结构的束缚，而促使批评者从主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网络中去探寻文本的意义。也就是说，在阐释文本的过程中，仅仅关注文本内部的结构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该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一定是显性的，更多情况下是隐藏于文本之中不为人察觉的，然后通过二者间的关系去阐释文本的丰富内涵。

    以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为例，小说开头写方鸿渐等留学生坐船归国一事，途中方鸿渐遇到穿着暴露的鲍小姐并与其产生纠葛。单从文本内部来看，这一情节似乎并没有过多内涵。但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所强调的互文性的角度来看，这一情节实则是对荷马史诗《奥德修斯》的戏拟。荷马史诗中，奥德赛作为战争英雄回国，在家乡等待他的是坚贞不渝、与求婚者斗智斗勇的妻子，他回国后要做的是振兴家园。而在《围城》中，“留学生”方鸿渐带着假文凭回国，他的未婚妻早已病故，回国后他又无所作为。值得注意的是方鸿渐的留学生身份。晚清时期，清政府耗费巨资送幼童出国接受外国先进教育，以期学成回国后对国家发展有所助益。到了民国时期，这种对留学生救国于危亡的期待以及留学生身负的民族责任并未减弱。方鸿渐的假留学生身份以及其所应担负而未担负的民族责任，与奥德赛的英雄身份以及为国战斗的英勇行为形成强烈对比;方鸿渐与鲍小姐纠缠不清与奥德赛躲过海上女怪的机智行为亦形成强烈落差，这充分体现出英雄悲壮的历史与中国当时国人麻木的庸俗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至此，钱钟书对方鸿渐等人的批判与反讽有赖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离开《奥德修斯》，小说开头的反讽意义几乎就不复存在。

    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产生并不局限于戏拟这一手法，还有合并、借用、引用、用典等手法。互文手法的丰富与互文性文本关系网络的延伸使得批评者在阐释文本时，无法得到一个统一的、确定的结果，而是呈现出一个多元对话的局面，甚至于有的批评者会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去分析阐释文本的内涵。文学批评不再追寻结果的统一性与确定性，不再认为文本背后必然有其本质内涵，而是关注文学批评的分析过程。

    二.打破学科界限，实现跨文类的文艺实践

    以往的文学理论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固定的、完成的，是被某个主体或文类所赋予的。但是结构主义文本理论提出文本是具有“生产性”的。这种意义上的“生产”主体并不是指作者与读者，而是指由于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而带来的多义性和开放性。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使文本的成义过程不断丰富延绵，文本之间的互相指涉造成了无止境的意指过程，文本的意义也因此而不断衍生。罗兰·巴特在《文本理论》中将文本的范畴进行了扩大，提出文本并不局限于写作之物——文学作品，“一切意指实践——绘画实践，音乐实践，电影实践，等等——均可以产生文本”①。罗兰·巴特提出只要有足够的意指活动，便能够产生文本。“意指活动”只是在分析方式上、而非在存在上有赖于能指的材料。罗兰·巴特对文本概念的重新定义突出了文本的跨学科性与多主体性。文本概念界限的扩大使文本的阐释过程更加丰富，结合互文性理论，批评家不仅可以从主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网络中探寻文本的意义，而且还应关注到音乐、绘画、电影其他艺术门类文本与主文本之间的联系。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促使文学批评将批评视野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淡化了文类划分和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文学研究打通文类分野的藩篱，以跨文类的整体视野认识文本的表意实践和成义过程。

    除了常见的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字文本之间的互文之外，还有一种是文学文本与文化、音乐等非文字文本之间的互文。这种互文有的是因为表现方式的多样化而带来的，非文字文本在原文字文本的基础上对同一内容进行了不同艺术类型的阐释。比如电影音乐剧等对小说的改编。还有的是因为人类共通的、普遍的情感以不同的形式，如音乐、绘画、雕刻等表现出来，由此产生了跨文类的互文。

    传统文学批评也会涉及文本之外的内容，比如作者创作文本时的创作心理、作者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以及文本产生时的社会历史情况等。但是这种文学批评仍然局限于单一文本，未能将原文本与其他文本联系起来。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则将文学文本与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各类文本紧密联系起来，它打通了文类之间的划分，将文学文本放置在文化整体视野中进行阐释，实现了跨文类的文艺实践。

    三.推动批评介入文本的成义过程

    传统文学批评在批判的过程中强调作者的地位，读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作品，无法积极地参与到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但是，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对“作品”与“文本”进行了区分。作品是真实可感、可以触摸到的物体，但是文本不是有固定形态的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论领域，它不是静态的、意义固定的作者的产物，而是需要通过分析实践才能产生的动态体验。文本是动态的生成过程，就像编织一样，文本是不断编织的过程，而非最后完成的织物。结构主义对文本概念的提出与强调，让读者与批评家摆脱了以往必须考虑作者意指的限制，将重心更多的放在文学文本本身，具有更多阐释空间。

    文本意义的实现与完成有赖于批评者的互文性阅读，随着新的互文性文本的不断出现，文本的意义也随之不断地更新、衍生。在这里，读者、批评者由原来消极的消费者转换为了积极的生产者，参与到了文本的成义过程之中。批评者的学识直接影响到阅读过程中形成的互文关系网络，也影响了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分析。渊博者如钱钟书便是旁征博引、可以联想到各种文献资料来阐发文本的意蕴，而若是一位大字不识的读者对同一文本进行阅读，必然不会产生与钱钟书相同的解释。如果作者在创作文本时，就对某一历史文本进行了有意识的互文，或是模仿，或是戏拟，又或是最常用的用典，那么批评者在分析阐释的过程中就需要有阅读过底本的经验并准确的回忆起底本，否则就难以体会到文本的这一含义。在阐释的过程中，批评者需要说出作者的未尽之言，并将文本中的暗示变为明示。文学批评不仅介入了文本的成义过程，而且还会因为批评家学识的区别而对文本意义带来影响。这个意义上来讲，批评也是创作。

    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不仅扩大了阅读的自由，而且提出在进行完全而充分的阅读时，读者会变成一名有写作愿望的作者。《恋人絮语》是罗兰·巴特研讨《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成果。这本书有两条相互穿插的线索，第一条线索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第二条线索是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评论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对歌德小说的评论并不是像学术论文一样表现出来的，而是曲折地反映在主人公的沉思之中。书中对情节的安排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以往恋爱小说的情节模式也形成互文的关系。《恋人絮语》既是罗兰·巴特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阐释，也是他的创作，其中还加入了柏拉图、尼采等人的思想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在这本书中相互交融、相互成就。既可以说《恋人絮语》是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批评性著作，也可以说是罗兰·巴特以《少年维特之烦恼》为由头写的一部研究恋人情话的著作。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总是相互影响的，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对文本的关注、对文本之间互文性关系的提出都对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变革。文学批评开始突破原来的线性结构，从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去阐释分析文本，同时其他文类的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也为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实现了文学研究的跨文类文艺实践。最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还推动了批评介入文本的成义过程，强调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创作。

    参考文献

    [1]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外国文学》，1988年第5期.

    [2]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和小说》，祝克懿、宋姝锦译，黄蓓校，《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4期.

    [3]]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符义解析，符义解析探索集》，瑟伊出版社，1969年版.

    [4]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

    [5]史忠義：《“文本即生产力”：克里斯特瓦文本思想初探》，《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

    [6]孙文宪：《文学的互文性和无事乱翻书》，《文学教育》，2007年第6期.

    [7]李玉平：《互文性批评初探》，《文艺评论》，2002年第5期.

    [8]黄念然：《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注 释

    ①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外国文学》，1988年第5期.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