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开发的内生逻辑及其实现
杨崇磊 杨宁
〔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离不开治理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其中政治资源的有效开发与运用更是这一系统工程有序展开的根本前提。在诸多政治资源中，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的政治制度资源无疑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资源。随着政治发展环境的深刻变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科学认识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逻辑进而开发、运用就成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内生逻辑；政治制度资源；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6-0072-0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勾勒出新形势下改革与发展的又一幅宏伟蓝图，随后的四中全会则将“依法治国”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战略路径。无论从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规律考察，还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逻辑考量，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系统工程，都必须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从政治资源视角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从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的政治制度资源视角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就显得尤为紧要和迫切。
一、政治资源与政治制度资源的理论审视
“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如果理论思维成就了民族的科学巅峰，那么理论审视则是通往巅峰的必经之路。理论审视是对认识工具、路径的科学把握，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提，所以在探讨政治制度资源开发问题之前，很有必要谨慎审视相关理论范畴。
自近代被卷入现代化大潮以来，中国大地之上就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热潮，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学说、概念、理论更是大规模地涌入中国，政治资源就是其中之一。“政治资源”概念缘起于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特别重视政治过程中各种变量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其中对资源的关注就产生了政治资源的概念。戴维·伊斯顿首先将政治资源引入政治学研究之中：“政治学的总目标必须是了解政治体系所起的作用”，“为了便于实际研究，有必要把政治学描绘成探讨人们如何为一个社会进行权威性价值分配的问题。”〔2〕这里的权威性价值就指社会发展所需的政治资源。美国著名行为主义学者阿尔蒙德将政治资源定义为选票、金钱、传媒和武装力量。〔3〕罗伯特·达尔则认为：“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投票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东西。”〔4〕
上述对政治资源的认识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条件的认知，是基于西方国家政治系统与政治过程的考察，具有鲜明的西方国家特征。我们绝不能简单套用，更不能完全照搬这一理论范畴，必须要“辅以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来看待中国自身的事物”〔5〕。也就是要以中国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政治资源概念进行批判性的引介。在这方面起到典范作用的是学者王沪宁，他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现代政治发展逻辑，将政治资源解释为“政治体系所能调动和分配的资源”〔6〕，可分为物质性政治资源与非物质性政治资源，“物质性政治资源主要包括税收、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等，非物质性政治资源主要包括制度、体制、政策、政治心理等”〔7〕，这奠定了正确认识政治资源的理论基础。
相较而言，在众多政治资源中，政治制度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项关键资源，因为“政治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等特征。政治制度具有承载政治意识和规范政治行为的重要作用”〔8〕。“当秩序占主导地位时，人们可以预见未来，从而能更好的与他人合作，也能对自己冒险从事创新实验感到自信。”〔9〕然而，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资源格局，同一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资源需求。政治制度资源既可从他国“进口”，又可从本土开发，但无论“进口”还是“本土”，都必须植根于一定历史——文化——社会条件。也就是说，政治制度资源开发有着恒定的内生逻辑，必须要在内生逻辑指导下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从历史传承、文化传统中汲取精华，从发展实践中攒聚能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资源开发更该如此。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的政治逻辑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演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0〕。回顾中国现代化的艰辛历程，方知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深受内生性演化历史规律的支配，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主线和实践主线。
第一，“危机中变革”的现代化演进逻辑，决定了只有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摆脱民族危机。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必须参照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因素笼罩着中国政治的进程”〔11〕。回顾中华民族现代化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规定性，中国现代化之路承载着鲜明的历史基因，中国的近代史更深刻影响着中国国家治理的走向。19世纪上半叶，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濒临崩溃，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难以遏制的官员腐败，愈演愈烈的地方武装割据消耗着封建统治体系的最后气数。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将陈旧、破败的中国彻底暴露在西方工业文明之中，“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12〕，中国的封建统治轰然崩溃，并随即堕入摸索现代化之路的迷雾之中，中华民族也由此陷入了被人欺辱的危亡深渊。“穷则思变”，面临民族危机，面对西方工业文明与现代化成果的示范作用，中华民族开始在危机中寻找生机，在绝路中寻找出路，中国现代化之旅在危机中开启。
“危机中变革”的现代化逻辑源自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基础，即在承受着西方国家政治压迫、经济蚕食与军事封锁的同时，还面临着积贫积弱与破败不堪的国情。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东方大国，要实现现代化是一项史无前例而又无比艰辛的历史创举。中国对建构现代化国家的探索，不能说后无来者，但肯定前无古人。环顾当时的科技发达、商业繁荣的“缤纷”世界，中国一开始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慌张。从学习西方“器物”以“求富”到学习“体制”以“自强”，中国企图直接利用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满足现代化发展的资源需求。从最初的师法英美，到甲午战败后效法日本，众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源都先后被中国“进口”，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多党制等政治制度资源都曾粉墨登场。然而清末新政的流产与辛亥革命的失败等历史事实一次次证明：罔顾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特殊性而“进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源，必定会落得“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不但不能发展中国，还可能耽误中国。再加上中国内部独特的两千多年封建余毒的影响和逐渐式微的小农经济的沉重历史包袱，中国必须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克服内在问题与摆脱外部压迫。这就决定着必须要开发出中国大地所蕴藏的各种资源以推进现代化进程，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则成为中国现代化逻辑趋势下的必然路径。
第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逻辑，决定了只有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走出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近代寻求救国之路的历程昭示着：寄希望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行不通，只有着眼国内、扎根中国，聚焦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十月革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幽灵”潜入破败不堪的中国大地，犹如一股起死回生的力量，塑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领导核心和革命主体：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内生化，也实现了对中国蕴藏的政治制度资源开发，成功地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了艰辛、曲折的革命时期，为中华民族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经过1956年的“三大改造”，中国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然而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全新社会，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也在不断试错中摸索前进。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生中，其主要精力是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规律的研究，而对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始终涉笔很少，慎之又慎。”〔13〕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匮乏，苏联的治理经验就成为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对象。建国之初，中国积极“进口”苏联的政治制度资源，以至于新中国初期的政治系统有着苏联的政治基因。虽然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但超越现实的“斯大林模式”也为国家解体埋下了病根，最终导致苏联国亡政息并牵连了一批效法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幸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敏锐地意识到：“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14〕，中国必须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走自己的道路不仅是因为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国际上难觅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有效资源；还因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多元、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国内有着巨大的发展压力，也蕴含着丰富的政治资源。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要着重对内部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尤其要加强对政治制度资源的开发以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框架，这既是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必然。
第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改革逻辑，决定了只有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的成就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发展的必然。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根本前提，这就对政治制度资源开发提出了常态化需求。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摸索道路，在试错中总结经验，经过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终于走出了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彻底把握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改革逻辑，创造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契机。经济上的飞跃得益于政治上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神话的缔造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与发展。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要继续坚持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其关键则在于在党的领导下，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之需，不断开发出契合基本国情与政治结构的政治制度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完善及制度优势的保持提供最有力的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资源缺损需要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资源来补给。改革开放取得经济飞跃的同时，经济发展也催生了政治上层建筑变革的需求。“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代表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代表未来先进。”〔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矛盾集中涌现，制度漏洞与政治制度资源短缺浮出水面，为了保持和有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政治制度资源的开发成为发展之必需。“我们党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17〕，面临国际形势新格局和国内发展的新形势，中共产党认真总结建党九十多年和执政六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充分认识到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重要性：“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18〕。“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9〕，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落后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仅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过程，而且要完成从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社会转化的革命过程”〔20〕。这个过程不仅对政治制度资源有着量的需要，还有着极高的质的要求，既要内生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又要契合于中国政治系统运作方式，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完善，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实现路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诠释了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逻辑，同样也昭示着政治制度内生化开发的战略路径：“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21〕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就是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把握历史条件与现实基础，不断补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需要。
第一，遵循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为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根本原则。中华民族一百五十多年的现代化艰辛摸索，在摸索实践中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规律，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路走不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作为根本原则，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规律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工程质量的基础，更是要以这一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为根本遵循，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融进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全过程中，确保开发出的政治制度资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性质与功能上的高度一致性。
坚持党的领导，就坚持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检验而做出的正确选择”。〔22〕“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23〕在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有着全面而又深刻的认识，建构起了整合全国资源的组织体系，深谙中国发展之所需，熟识中国发展之所急，是办好中国事的关键所在，必然是政治制度内生化开发的核心主体。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就掌握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强大动力。“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政治文明形态跃进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新标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属性”。〔24〕人民群众是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动力所在，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政治制度内生化开发的标准与归宿，既确保了政治制度资源的社会主义根本属性，又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开发动力。坚持依法治国，也就坚持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价值导向。政治制度内生化开发的最终价值在于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有效利用，以依法治国为实践目标，在依法治国实践中不断调适政治制度资源的有效性，为开发出科学有效的政治制度资源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第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历史传统中的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文化支撑。每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都基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正确审视之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同样也要基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科学扬弃之上。中华文明是一个具有原生性的、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文明。〔25〕她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人类文明，具有高度的内在延续性与统一性，文化传统对现实发展有着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深刻影响。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不仅镶嵌着举世瞩目的文明瑰宝，还流淌着众多具有时代气息和强大生命力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设计。然而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相形见绌的中国曾自卑地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度忽略了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基础的改变带来上层建筑的变革，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开始重塑，我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发展“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6〕脱胎于传统文化的新事物更“接地气”，在中华文明圈内有着先天的认同优势。采撷政治文明之精髓作为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的文化支撑，既获取了先天的支持与认同，又确保了高度的有效性。
透过政治制度资源的视角，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众多具有深刻时代价值的政治制度资源载体：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着众多具有生命力和时代价值的政治意识，它们彰显在古代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之中。比如民本意识。无论是儒家《孟子》中那句传承千古的名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是道家大声疾呼的传世警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深深透射着中华文明以人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和理念；再如公平意识。“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法不阿贵”、“兴国不避大夫，赏善不易匹夫”等法家言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古人对公平的强烈诉求。另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众多对依法治国具有强烈时代价值的政治制度设计。“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监察、御史、弹劾、谏官等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有不少在历代反腐倡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们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27〕。如在“‘公法领域中所创立的最伟大的制度”〔28〕——科举制度，成为政治系统官员选拔的主要机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文官制度的发展。又如有效抑制官员腐败的监察制度，为政权的稳固与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虽然以上挂一漏万地例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政治制度的精华部分，但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政治制度资源藏量。
第三，植根中国政治发展经验，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益经验作为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实践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29〕这种改革方法坚持了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0〕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和政治支持，“闯”出了一套治理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基础薄弱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实践经验。这些实践经验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基因，牢牢扎根于中国独特的民情土壤，萌芽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益经验的总结，蕴藏着丰富有效的政治资源储量，众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都源自其中。如在2007年，被上升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层面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31〕再如十八大以来出台的《八项规定》以及逐渐成型的党政干部选任检查制度与中央巡视组制度等，都是对中国政治实践经验的开发。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就是要不断地从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经验中开发出有效的政治制度资源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也是一个开放的实践，既要升华本国政治实践经验，还要科学借鉴别国的有益经验。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东西交流日益频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沟通更加紧密，在实现商品互通的同时，也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他国的国家治理经验，也可以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他山之石”。“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2〕。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33〕，吸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总结和积累的“好东西”，以规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类似的问题，从而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质量与效益。在学习“他人好东西”的过程中，关键一点在于“化”。“化”的过程就是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的过程，也就是站稳中国立场，扎根中国大地，对“他人的好东西”进行“入乡随俗”的科学修整，使其与中国政治体系构架和政治发展逻辑相契合，从而将其“化”为有效的政治制度资源为我所用，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扩充资源储备。
四、结语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34〕。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资源也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开发，不能是脱离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独特条件的“闭门造车”，而应该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因地制宜”。只有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科学有效的资源储备，这既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所昭示的发展真理，也是中国现代化实践所蕴藏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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