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乡土”视域下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单连春　沈嘉玲

    〔摘要〕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认识与分析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同样其也对今天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到后乡土社会的变与不变，本文从乡土社会的“土性特质”、“差序性特质”和“礼治性特质”这三个核心概念解读出发，论证了农村社区的本色正由乡土社会的“辈分权威”向“知识权威”、“亲缘关系”向“业缘关系”、“礼治约束”向“法治约束”后乡土社会转换，力求为农村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参照。

    〔关键词〕后乡土；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费孝通；《乡土中国》

    〔中图分类号〕D6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6-0013-05

    《乡土中国》从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礼治社会、私人的道德、男女有别、无为政治、血缘和地缘、长老统治、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十四个方面描述了在农业文明背景下，中国早期乡村人民的生活状况，阐明农民阶级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阶级，是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点对象，却又是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社会结构也由“乡土社会”向“后乡土社会”变迁。后乡土性特征是土文化与现代性的结合。后乡土性首先是建立在“土”性基础上的，是乡土文化成分经过时代的发展，展现出时代性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乡土社会的发展。后乡土社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而是与时代接轨，与信息接轨的开放性乡村。今天我们在努力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的进程中，“三农”问题仍然是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点环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一、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乡土”本色

    中国乡土社会的“土”性、“私”性构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形态以及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与处事原则等。其中核心本色主要有：乡土特质、差序格局和礼治社会三方面，三者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没有乡土特质，就不存在差序格局的社会形态，也就不会有“礼”的治理。因此，乡土社会的“土性”建构了“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形态；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为维持“土”的本色提供了社会结构基础。另外，土性、私性是差序格局中的人们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

    而要想把这种社会关系维持良好，就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治理方式，即运用产自于乡土的“礼”来治理。礼治是在“土性”与“私性”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是维持乡土特质与差序格局稳定的内部因素，而且具有庞大的群众基础。

    第一，乡土社会的“土性特质”。尽管中国乡村社会已经进入后乡土阶段，但乡土特质仍然贯穿于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所有过程。《乡土中国》提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种地是最普遍的谋生方法。” 〔1〕当土地成为一种谋生方式的时候，注定了人们生活的重心在土地上，长期以来就产生了人口的不流动性，形成“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人口生长模式。尽管随着现代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但总体上来说，土地仍然在外出者的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基层社会的“土”性是由我国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决定的。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使得今天仍有60%左右的人依靠土地生活，依靠土地谋生，身上自然而然散发出“乡下佬”的味道，他们的观念中也透漏出“土”的生活习惯。乡土社会中法律无从发生，乡土社会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就是由“土气”决定的，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2〕乡土本色要求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契合“乡土性”特征，自觉地“接地气”；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密切联系群众“土”的实际，而不是随便张贴几张报纸，听听几场思想政治教育讲座。现阶段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往往过多地考虑其高高在上的政治性教育功能，而抽象的“政治性”对于乡下普通人来说，是高高在上、不贴近生活的。在方法上，往往采取简单的运动式的宣传报道。因而在新时期，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制定一方面要根据党的政策、方针调整相关内容，切实做到为国家经济，文化，政治建设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接地气”，考虑到基层人民的文化水平、政治知识、生活需求。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群体大部分是普通村民，“接地气”的教育内容才能为他们喜欢。

    第二，乡土社会的“差序性特质”。乡土特质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私”性，并构建了中国独具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私性的差序格局体现在两方面：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差序格局”就像一枚石子投入水中，漾起一圈一圈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远越薄。“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3〕因此，在差序格局这种社会中，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4〕在人际交往中，一般是关系越靠近家族血缘关系——“己”的中心，就越容易被人们接纳，越是远离“己”的中心，就越容易被人们排斥。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体现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模式，离“己”愈近，得到的资源愈多；反之亦然。究其实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保持已有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同时具有强烈的排外性。这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特征，在今天的农村社区生产生活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进行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调查认清作为核心“己”的利益所在，在对“己”的私利进行道德与法律分析的基础上，让教育对象认识到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只根据一己私性的标准，而否定一般性标准的存在，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打破因“差序格局”而造成的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与自由流动的结构性壁垒。其实以己为中心是现实的，也是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这个并不矛盾，只要找到合理的结合点，以“己”为中心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所用。

    第三，乡土社会的“礼治性特质”。“礼治”是乡土社会的治理方式，法治和礼治的区别之在于维持社会的力量和行事依据的规范原则。《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先生认为“礼”就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时间范围内被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5〕“礼”提供给人们这些行为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最终目的是通过这些外部的规范来起到教化的作用，启发和涵养人们内在的理性自觉，当这种自觉性提升到一定高度后，人们的行为就会因为礼的约束，由他律进为自律。而对于“礼治”，费先生将其定义为“对传统规则的服膺”。〔6〕礼治社会中“礼”对人是一种软约束，它的推行似乎只依靠主体的自觉自愿，与他人无关，只能由自我的良心来监督，强调教化人心，让人们将外在的规则转化为内在的习惯，即使在没有律法约束的时候，也能凭“良心”而不是出于惧怕权力而遵守规矩。而乡土社会之所以能够不靠外在强制力量而维持秩序，是因为“礼”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主动地服礼，乡土社会村民安于“长老统治”，维持“礼治秩序”，根源在于“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7〕乡下人将从上而下的经验传授转化为传统教化模式，形成“礼”的习惯，这种传统源于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每个人自出生就学习先辈的经验，潜移默化地接受，成为自己的思想，历代之后，也就成了“礼”。“礼治”作为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所一直坚持的社会调控手段，经常被等同于“人治”加以批判。但传统的“礼治”思想是可以进行现代转换的，其合理因素同现代社会的“以法治国”不但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互相促进和互相保障。我们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同时，也可以借鉴传统“礼治”的方法，发挥传统礼俗功能，通过教化人心，来培养人们的自觉意识，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

    二、“从乡土到后乡土”：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本色变迁

    我国当代社会正在由传统的“乡土社会”向“后乡土社会”变迁。由于时代发展和国家城镇化趋势的愈演愈烈，乡村群众或者说乡村文化风气受到现代气息影响，正在潜移默化地向城市边缘靠拢。其中展现出来的结果是传统习俗中优秀文化部分受到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众多老祖宗遗传下来的文化“礼节”都被取代。乡土社会的后乡土变迁，体现到三个核心内容方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迁。

    第一，“辈分权威”向“知识权威”的转换。乡土社会中广泛存在着教化的权力，它发生在社会继替即社会成员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从个人来说，来到这个世界不过是“逆旅”，每个要在这逆旅里生活的人就得接受一番教化，使得他在众多规律之间游刃有余，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种教化是由“严父系统来完成的”。教化的权力可以扩大到成人之间，凡是成长于己的人都可以为师，都握有教化自己的权力，长幼之序的严格也点出了乡土社会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但教化的权力主要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里生长，剧烈的、经常的社会变迁会粉碎教化的根基。在乡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教化力量受到了挑战，经验不再能指导新情境下的生活，这种教化权力便失去了依据，长幼不能继续成为尊卑的固定分界。社会化已演化为正向与反向相结合的双向社会化过程的内涵，除了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授文化和实施教化外，同时下一代人也反过来向上一代人施加影响，向他们传受新知识、新技术。这种变迁自然冲击着乡土社会相对稳定的文化，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经验和习惯失去了传统效力，也使得长老统治和教化权力的威力大大减弱，以致农村社会家庭中的权威人物已不仅仅只是辈份最高的长者，一些文化技术素质较高、脑子活点子多、甚至能赚钱的家庭成员也可以变成权威，这种权威可概括为“技术权威”或“知识权威”。乡村社会的后现代变迁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完全依靠长老统治的权力结构来塑造乡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要接受老一辈向年轻一代学习及接受双向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既需要秉承上代传统经验，取其精华传播优秀思想，也需要去其糟粕注入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血液、新思想，与时代接轨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必要条件。

    第二，“亲缘关系”向“业缘关系”的转换。乡土社会中，不少村民有事请帮忙首先会找本家（同一姓的人），但牵涉到钱财问题，一般还是避免找亲戚帮忙；在选择解决纠纷方式上，对于“自己解决、找第三人解决、找村委会解决、到法院起诉”这四者排序大多是由前至后，也就是说村民还是倾向于依赖熟人社会中的人情、面子来解决纠纷，直至纠纷无法解决才诉诸法律。作为中国社会关系维持与再生产的“礼尚往来”依然评价很高，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当代农村基层社会还具有乡土性特征。中国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只不过在乡土社会的变迁中，以同村而居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已经在范围上大大拓展，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熟人社会也逐渐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范围不断向外延伸。在后乡土社会的村落里，差序格局已经有所变化，如人们不完全像传统村落里“一表三千里”的亲属关系网络，网络的结点是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也就是在向外流动和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关系。网络成员不一定是“自家人”，而可能是同乡或生意伙伴。但从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在后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依然存在，这一格局尚无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农村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要认识到这个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开展工作，如可以通过对“长老、领头人”进行思想意识的传递，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下，将思想教育的内容潜移默化于周围的熟人之中，通过一而十，十而百的传递与示范，规范教育对象的行为，对后乡土社会成员进行基本的道德价值观教育，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第三，“礼治约束”向“法治约束”的转换。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乡下人已经不再“土气”，而是更具“摩登”气息，乡土社会中礼治秩序初步向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转换。从生计角度看，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把耕种土地作为生计依靠，而仅仅是把土地当着收入来源之一。大量的乡土人流向城镇，在那里从事着工商业和服务业，乡土社会从低流动性进入高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状态之中。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传统礼义观念的削弱，导致礼俗规范约束力的降低；二是法治意识的淡漠，出现无视法律的现象。在后乡村社会，传统道德和习俗规范不再被人们所重视，尤其是在教育和行为教化中，现代观念与传统礼治有很多地方不一致，所以，教孩子懂“礼”已经不像以往那样被人们所重视，当人们开始用现代化观点来看问题时，就发现很多礼的规范是保守、落后的。后乡土村落已经不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空间，农村人也已经不是十足的农民了，他们有的长期生活与工作在现代城市之中，耳濡目染现代文明，而且还直接参与现代的生产与消费。另外，现代通信技术与传媒手段也让生活在偏僻山村的人了解到大千世界中五花八门的信息，社会的快速转型使礼治秩序的乡土情态发生了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法治规则在后乡土社会不断为人们所了解和利用，法律成为人们在处理问题时的一种可选择工具，人们能够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而不再顾及面子或礼俗。但情理与法理的冲突纠结在后乡土社会也使乡村人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此时，思想政治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原本的那套礼俗不再那么有效地约束人们，但新的秩序还未完全形成。不同于以前对法律与权利的漠然，后乡土社会人已经对法律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可以运用一些法律方法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种法治的转换提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对后乡土社会成员进行更多的法制教育而非一味地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的设定更应该注重“法与礼”的结合。

    三、“本色变迁”的启示：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方法的创新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表达应借鉴乡土的语言艺术。“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相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8〕文字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字的艺术性能够对读者产生无形的推动，让人读了意犹未尽。《乡土中国》向读者展示的文字叙述，没有学术性的文字表述，也没有故作高深，读者读之不会有强烈的虚渺感。只是将我们生活中平凡的“游戏规则”以叙说家常式的方式表达出来，留给读者的是平凡而又深刻的道理，使人回味无穷。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双向教育过程。为达到效益最大化，语言的使用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表达目前为止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但基本都是教材式的框架、学术性的理论，对一般性读者来说，难免是一种离之很远的枯燥，理论传输效益下滑，理论内化效益也不明显。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掌握群众的语言，排遣多数读者文字阅读的疲劳，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大众化、平民化的语言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效果可能会更明显。深刻的理论以通俗浅显的方式表达才是理论大众化的最好方法，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传输的最好方法。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灌输可借鉴问题教学法。《乡土中国》的语言艺术与方法选择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起着不同的启示作用，但作为教育者的教育方式与心理状态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内容。费老在构著《乡土中国》时，对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他是借《乡村社会学》这个课程平台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费老在当时也是以教育者的身份面向广大青年学生，他对乡村的知识结构也不成熟。但他认为，教师的任务并不是仅仅在于传授已有的知识，而主要是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知识领域进军，至于结果怎么样，这又是另一个问题。而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思想政治教育者认为，“我应当把我所确知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我的任务和职责。”向学生传授一些不确定、不熟悉的内容，可能会被认作是能力不强，或会引起不好的教学效果，一些面子式的担忧还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实现。但费老认为问题教学法是比较好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自己发出疑问，自行探索、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这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优秀青年。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可借鉴问题教学法，敢于在对象的提问与讨论中进行宣传教育，敢于在对象面前和盘托出自己所不成熟的理论与观点，把自己的知识结构建立在一种与教育对象平等的模式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可能更佳。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实施可借鉴社区研究方法。在《乡土中国》写作中，费老对社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与系统研究法的运用尤为突出，他采用社区研究方法对农村社区这种基层组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指出：“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空间的坐落，这就是社区……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写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第二步工作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发现了每个社会结构有它配合的原则，表现出来的结构的形式不一样。”〔9〕因为每个人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有它配合的原则，因此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选择上，也必须考虑社区的个性特点，借鉴社区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通过社区来窥视中国社会基层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从而从中抽象概括出基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一般性原则。

    〔参考文献〕

    〔1〕〔2〕〔3〕〔4〕〔5〕〔6〕〔7〕〔9〕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42，42，61，64，61，116-117.

    〔8〕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责任编辑：石本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