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者主体性视角看《蛙》葛浩文英译本

    刘恋

    内容摘要：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视角出发，采用文本对比的方法对莫言《蛙》原文本与葛浩文英译本进行词汇层面分析，进而探析译者能动性与受动性在其翻译过程中的体现。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翻译，译者考虑到了原作和读者双方，这在中外译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蛙》 葛浩文

    长期以来，中西译介关于译者有着“一仆二主”、“叛逆者”、以及“戴着镣铐跳舞”等之类的描述。“好象谁发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谁就功德圆满”（吕俊，2001：115）。随着“文化转向”出现，译者的主体性才开始在翻译研究中锋芒初露。葛浩文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生婆”（吕敏宏，2011：1）。《蛙》是他翻译的莫言的作品之一。《蛙》以“我”姑姑一名乡村妇科医生悲壮的一生为依托，描写了一部中国六十年跌宕起伏的农村生育史。《蛙》中秉承了他乡土文学的一贯特征。“作者用相当笔墨描绘当地的风土人物，并用方言一类的技巧，加强其与众不同的特性”（葛浩文，2014：36）。那么，翻译这类文学作品便更加关注译者为谁而翻，应怎样翻的问题。葛浩文先生在沈阳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就明确谈论过“译者为谁翻译”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只要词字句翻得没问题，我在行文上就要忠实地再现作家要表达的内容——也就是他想说什么——而不必非要在形式上再现他是怎么写的。这话听起来差别不大，实则大不相同”（葛浩文，2014：219）。可知，葛浩文先生是反对译者“隐形”的。而他这里的“忠实”讲的就是译者能动性与受动性辩证统一的结果。本文就以《蛙》原文本和葛浩文英译本为例，对比分析文中翻译实例来探析葛浩文译者能动性与受动性词汇层面的彰显，以期对译者主体性有更好的了解。

    一.译者的主体性

    “主体”一词最先出现在哲学领域，它讲的是作为社会存在主体的人有意识的，有创造性的改造客观世界。谈到翻译的主体，最先想到的应是从事翻译的活动的主体——人，即译者。原作品作为一个客观的实际存在，是在译者阅读、理解、翻译的条件下才能重新出现在不同读者的视野。自“文化转向”以来，译界也不在一味地关注原文“本体”，渐渐地开始转向译者“主体”的研究。《译者的隐身》，作者韦努狄在书名中运用反向性的思维，为的是让大家在译文中看到译者，在译文中重视译者。他指出在翻译中要求译者隐身是错误的;译者在译文中不能隐身，而应当有形可见（谭载喜，2016：245）。而能动性与受动性又是译者主体性两个关键的本质特征，这也就是说译者主体性除了能动性的发挥之外，受动性的“制约”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在充满着差异与制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免不了做出让步与妥协。“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査明建 田雨， 2003）。翻译理论家巴斯内特和勒弗维尔也认为每个译者翻译时都不得不关注原文本身。这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有条件的创造，而不是任意的胡编乱造;译者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文的影响与约束。翻译过程无一不体现出译者的能动性与受动性。

    二.译者主体性在《蛙》葛浩文英译本中的体现

    《蛙》是莫言“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小说之一。作品中非凡的想象和妙趣横生的表达，无疑凸显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但译者要凭借自己母语来传达他者的语言思想已不是易事。此外，作品呈现的是发生在中国特殊时期特殊地点的民间故事，其中的文化特色语言词汇便如万花筒般，包罗万象。如：成語、谚语、特殊时期的政治词汇、方言等，这就更需要译者能够明晰地表达原文本表层与深层意思，但又不背离原文的深层意思，译者就必须把能动性和受动性做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杨俊峰，2008）。从《蛙》的译文来看，葛浩文总体上是以忠实原文为基础，地道的英文表达为手段来再现原文的。他将译者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结合，即尊重了原作者的意图，又考虑到了读者的感受。在翻译特色词汇时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意译为主，直译为辅的翻译策略，很好的再现了原作的艺术张力。

    1. 译者能动性的彰显

    翻译不仅仅是机械的语言之间的转换对应之事，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即在文化层面上交融、碰撞的移植过程。”译者能动性要求译者不断从自身固有的视域中探出身来，尝试着步入新的视域，努力实现自身视域与原文视域的融合。葛浩文先生在翻译《蛙》原文本中大量存在的成语、谚语，时，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进行了恰当的阐释和处理，这正是译者能动性的彰显。

    例1：你可别出去胡啰啰啊，八字还没一撇呢！姑姑转脸叮嘱我们：你们也不要出去胡说，否则我剥了你们的皮。（莫言，2017：28）

    Now dont you go around saying things， Gugu said，giving us all a stern look. We havent exchanged the horoscope for our birth dates. Ill tan your hides if you do. （Goldblatt， 2014：33）

    例2：而所谓的“父子绝交”，可见也是气话，一到关键时刻，上阵还需父子兵。（莫言，2017：170）

    And hed only pretend to sever ties with his son，since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they stormed the battlefield together. （Goldblatt， 2014：202）

    汉语成语“八字还没一撇”最早指的是男女谈婚论嫁时，双方家长会提前将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进行推算，看来两人运势是否相冲。在古代，男女双方只有八字相和，才能结婚。现今，这一成语的比喻意义多指的是事情还没有眉目，没有头绪。这一成语，在原文中是姑姑害羞又生气的表示自己与飞行员王小倜的事情还没有定论。葛浩文将“八字”译成“ the horoscope for our birth dates”是非常巧妙的。其中，“horoscope”是星座的意思。西方文化中虽没有“八字”这一概念，但是却有与之相似的文化，即“星座占卜术”。在西方，人们通过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来确定自己的星座，从而来他们自身的命运。这里译者没有直接翻译成其比喻意义，而是能动的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既便于表达原文中的文化涵义，又便于西方读者对整体意思的理解。而这里的“上阵还需父子兵”，则出自谚语“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里讲的是王脚父子齐心护送王肝逃走。由于这一谚语的含义一看便知，即团结一心去干某事。译者则直接对其进行意译，也可显得译文简洁明了，且不妨碍情节的发展。

    2.译者受动性的体现

    受动性是译者主体性的另一关键特征。翻译作为一种读码解码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连续的语境中， 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 Susan Bassnett， Lefevere Andre 2001：123）译者总会受到各种来自原文本内部或外部关联的影响。翻译操纵学派认为，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是影响译者翻译的三个主要因素。《蛙》叙述的特殊时代的故事，其中自然少不了在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下而出现的文化词汇，而译者和读者所属的意识形态却截然不同，那么译者对于母语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理解也会是作用于他们翻译策略的诸多要素之一。

    例3：他说我是右派陈老师培养的黑尖子，他还说我大爷爷是汉奸，是假烈士，我姑姑是国民党特务、叛徒的未婚妻、走资派的姘头。（莫言，2017：66）

    He called me a black model promoted by Teacher Chen the Right. He called my great-uncle a traitor，a false martyr，and my aunt was a Nationalist secret agent， a turncoats fiance and a capitalist roaders paramour.（Goldblatt， 2014：80）

    上述例子中的“右派”、“走資派”都是由于当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而催生的词汇。这类词汇的出现带有极强的时代背景意识。“右派”、“走资派”总的来说是指当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虽然这两个词已经成为了历史词汇，但它们确实是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中不可抹去的语言载体。又因为不同国家的人们可能对这类词汇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有的译者会对它们加以阐释，以便读者阅读。但是在将它们翻译成外语时，若处理不当，又可能会引起译入语读者的困惑、误解，甚至是可能会形成厌恶的情绪。这里葛浩文先生将它们直接翻译成“the Right”和“a capitalist roader”，对它们的文化内涵进行省译，淡化了词汇的政治色彩，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这一实例中就反映了译者主体的受动性特征。译者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约束，从而不得不采取恰当的翻译手段。

    三.结语

    随着翻译界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通过词汇层面的对比分析，作者发现了葛浩文先生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他采用归化，意译以及省译等策略将词汇中的文化因素进行适当的处理，体现了译者的能动性和受动性。葛浩文先生在尊重原文本的条件下“创造”了优秀的译本，这也体现了译者主体性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Susan Bassnett， Lefevere Andre. Constructing Cultures[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Goldblatt Howard.， Frog[M]. Melbourne： Penguin Group， 2014.

    [3]葛浩文.论中国文学[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

    [4]吕俊.跨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5]吕敏宏.葛浩文小说翻译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刘云虹.选择、适应、影响——译者主体性与翻译评论[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4）：48-54.

    [7]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杨俊峰.翻译的双重性——主动性和受动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8）：57.

    [9]査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19-24.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