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的现实藩篱与路径解析
张丽
摘 要：宋代张载从“天人关系、人物关系、人世关系”三个维度阐述“民胞物与”思想，其核心思想就是爱人爱物，这种生态伦理思想是宝贵思想资源。随着人们在自在世界和人化世界的中心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形成以满足人们需要和利益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越富越光荣”的财富伦理和农民的利己主义导致农民在追求财富与发展的过程中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伦理。农村生态伦理教育方面欠缺制度保障，尚未形成乡镇政府、村級组织和村民主体协同配合，这些因素共同制约“民胞物与”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农村生态伦理教育需要因地制宜逐步推进，要在主体上注重协同性，在内容上注重通俗性，在方法上注重实践性。“民胞物与”的思想精华需要与时代诉求相对接，融入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中，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宣传中，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关键词：民胞物与；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张载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4-0048-06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当前农村环境破坏与污染不仅影响村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而且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想在环境问题的挑战面前有所作为，最重要的是认识到科学和伦理同样重要” [1]。在农村的环境保护和治理中，我们不仅需要科学技术作为物质支撑，更需要生态伦理作为文化保障。
生态伦理突破了传统人际伦理的局限，把道德的对象从人类拓展到自然万物，确认自然万物具有独立的价值，确认人对自然万物应当给予道德关怀并履行道德义务。农村环境问题促使人们从精神层面来反思人类面对环境与发展、人与自然之矛盾的价值取向。农村生态伦理旨在建立村民与农村环境的道德新秩序，引导村民建立绿色化的消费方式、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合理化的生存方式，促进村民与农村环境和谐发展，培育和建设农村生态文明。村民生态伦理的观念和行为需要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养成，需要发挥教育教化的功效。
一、张载“民胞物与”思想中蕴含的生态智慧
张载提出“乾坤父母”阐明人与万物的同源性，提出“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阐明人类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提出“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观阐述天人之道，为当代生态伦理思想提供宝贵资源。
（一）人与万物同根同源
张载提出：“乾称父，坤称母，予慈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2]。人与自然都是出于“太虚”，是“气”聚合而生成，构成人体的物质与构成天地的物质是一样的，人与自然万物同根同源具有本源上的一致性。“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如此观之方均”[2]。因而人与自然万物都是生态系统中地位平等的成员，人类理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在价值层面上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张载把孝道与天地结合，用孝亲事天的思想类比人与自然的关系，表明人所承担的对自然万物的道德义务。若人对自然建立这种热爱尊敬的感情，定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张载基于气本论提出“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思想，如何实现“天人合一”？张载认为需要“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大其心是要充分发挥人心的认识能力，不囿于闻见之知，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将世间万物容纳于心。体天下之物的“体”有两重含义，一是体验即是情感体验，二是体恤即是关怀爱护，体物的过程既是一种认知活动，也是一种情感活动，需要主体的内在德性融入外物之中，把天地的生生大德与自身德性融于一起，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3] 。以心体物实际上是以仁体物，使仁爱之心由人而遍及于物，建立了人与自然的情感纽带。以仁心对待人与万物，实现天地万物的生生之道，最终达到“与天为一”理想境界。
（三）实施仁爱，爱人爱物
张载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同胞兄弟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是同类伙伴关系，人们需要像关爱自己兄弟一样关爱他人，像关怀爱护自己朋友一样关爱万物。“民胞物与”的核心思想就是爱人爱物，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人与物之间和谐共存。这蕴含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将人类的道德关怀从人类拓展到自然万物，将自然万物看作自己族类平等对待。这种思想正是现代生态伦理学中自然价值思想、敬畏生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培养人们的生态伦理责任意识、建立生态伦理行为规范、推进生态伦理的实践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二、村庄调查：“民胞物与”思想和村民生态伦理的现实差距
（一）横渠村的地理文化特点
本次调研的横渠村因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在此创办横渠书院而得名。张载是关学学派的创立者，也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调研之所以选择横渠村，原因有三：一是张载在此著书立说，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孕育了我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二是横渠村农业特色鲜明，村集体力促农民增收，村庄经济发展良好；三是张载文化在当地仍有较大的影响。
横渠村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东部横渠镇，南靠秦岭，北临渭河，与杨凌农科城隔岸相望。横渠村有6个自然村， 11个村民小组，村民1 160户，人口4 436人，耕地面积7 400亩，经济以果业种植为主，主要种植猕猴桃、黑李子等经济作物，近年来横渠村人均收入1万元左右。村里建有5个规模不同的猕猴桃和黑李子合作社，大约半数村民加入果业合作社，合作社主要为村民提供技术培训、生产指导、果品销售。与当地的农业经济相适应，村民形成以农业为主导的“多半耕少半工”的生计模式。
（二）村民调查：生态伦理责任感缺失
张载文化一直熏陶着关中地区的人们，作为张载著书立说之地，横渠村的村民生态观念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契合“民胞物与”思想？课题组于2016年7月在宝鸡市眉县横渠村开展关于农民生态伦理观念与行为的调研。驻村调研采取问卷调查和农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503份，回收有效问卷471份，回收率为93.64%。调查中与农户进行深入交谈，对问卷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补充调查。
调研发现，在自然与村民关系层面，横渠村的生活垃圾由专人负责搬运到垃圾场，但是没有铺设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直接下渗排放，地下水受到污染。多数村民以务农为主，他们珍爱土地，信守农村的乡土伦理，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凸显，否定自然万物的自身价值，尚未树立正确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念。调查统计，有86.4%村民赞同“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是为人类的利用而存在”的观点，71.87%村民认为乡村环境保护是基于村民自身健康，并未考虑生态系统本身的平衡与发展。村民高度认可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但是个体对保护公共环境的责任感缺失，尚未形成自觉的生态伦理行为。调研显示，89.1%村民对自己院落的花草林木精心管理，对村庄道路两侧的集体花草林木不予关注。对于“看到有家禽粪便或工业废水往村里的池塘排放，你会如何对待”的问题，51.2%村民选择向村里反映，那是村干部和环保部门该管的事。77.2%村民认为政府应当承担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生态文明社区建设的资金应由政府全部承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村民基于行为付出和收益衡量，往往推卸在公共环境保护中个体责任。
在村民个体与外物关系层面，村民对于日常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和依赖增强，在购买和使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中更多考虑经济实惠和使用方便。84.9%村民知悉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会对土地造成危害，但在作物种植中化肥等生产资料的选择、种植技术的选择却都以实现最大经济效益为目标。对于“你是否会购买有利于环境的环保生活用品”的问题，87.3%村民选择“消费时不会考虑是否环保这一问题，比较同类型商品便宜就买”。83.1%村民知晓使用并扔掉一次性塑料袋会造成白色污染，但出于生活便利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在村庄生态伦理教育方面，生态伦理教育在横渠村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欠缺制度规范和责任划分，生态伦理的宣传教育途径单一，没有契合村民的实际需求。69.7%的村民认为目前村庄的生态伦理教育仅是关注和宣传村庄公共环境卫生的维护方面，尚未对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进行规划指导。64.2%的村民认为人们生态观念和知识的获得主要来源于电视、手机等媒体。79.4%村干部认为当前村民的分散化不便于集中开展生态伦理教育，52.6%多数村民认为忙于生计，没时间和精力学习和关注生态伦理， 23.3%的村民认为生态伦理与人们实际生活距离较远。
村民的生态观念和行为尚未真正契合“民胞物与”的思想，尚未贯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战略主张，当前村民生态伦理观念有待转变，生态伦理情感有待增强，生态伦理行为有待养成，这是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的应有共识。
三、“民胞物与”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的制约因素
中国传统农业中人们按照自然節律，遵循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原则从事农业生产。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就是在天、地、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4]。 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形成于农业社会，村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对村庄土地、林木、河流等生态环境潜意识中具有朴素的生态伦理情感，在追求发展实现小康的进程中什么因素阻碍村民生态伦理素养的形成？哪些因素制约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以下因素成为“民胞物与”和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相脱离的主要原因。
（一）财富伦理：经济理性高于生态理性
经济理性是研究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本质的思维方式，核心内容是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人类有自私利己的天性，人们在此竞争的环境中，会凭着自己理性判断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经济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以追求经济获利为主要目标，容易导致过度开发和破坏环境，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2014年冬季我国各地区被重度雾霾笼罩，根本原因是片面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优于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速度始终赶不上污染排放的速度。
张载“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思想没有受到村民的重视，没有得到有效的弘扬，根本原因是村民的生活逻辑与“民胞物与”的生态思想距离遥远，村民追求经济利益的行动导向与天人和谐持续发展的价值导向有所冲突。波普金的理性小农理论认为：“农民也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及最优的资源分配是其行为的现实动机”[5]。 虽然村民知晓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对土地林木等生态系统具有情感，但是在生活需要和经济利益面前，在行动上仍旧以人类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为价值指导，有时出现片面强调经济效益而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随着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人在自在世界和人化世界的中心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形成以满足村民需要和利益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农民朴素的生态观念让位于经济利益和物质追求。“越富越光荣”的财富伦理和农民的利己主义逐渐俘获了村庄传统道德秩序，村庄传统伦理式微，导致人们在追求财富与发展的过程中忽视环境资源的承载力，在当代人不断追求生活质量过程中忽视了考虑后代人的需要。
生态理性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理性是以人与自然同生共进的整体论为出发点，以追求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维方式。在商品短缺和物质贫穷时期，这种生态理性不会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开始关注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开始反思并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成员，人类的理性选择必须关注生态环境。村民生态理性不是一蹴而就构建的，而是要与农村的经济振兴、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紧密结合相互促进。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随着市场对猪肉产品需求的不断扩大，浙江嘉兴借助产业基础优势，逐渐成为“供港”“供沪”生猪基地。2013年3月上海黄浦江松江段水域出现大量漂浮死猪，相关部门打捞的死猪数量超过13 000头，事件矛头都指向了嘉兴。事件发生后，嘉兴立即全面部署生猪养殖业转型发展工作，划定了禁限养殖区，拆除违建猪舍，控制生猪存栏量，帮助8万多退养农民顺利实现了转产转业，引进40余台高温生物降解无害化处理设施，实现了死猪处理无害化，同时开展污水治理行动，出台《浙江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2015年嘉兴断面水质从以前的不合格转为优秀。嘉兴生猪减半实现水质逆袭，正是注重在生态保护中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赢。
（二）制度缺失：农村生态伦理教育欠缺制度规范
生态伦理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才能把理念转为实践，才能对村庄和村民的行为产生约束。制度的缺失使村民行为失范，村社治理无章可循。2018年北京、上海、合肥、郑州、西安等地发布《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管理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者罚款或者拘留。相关执法部门严格执法并制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居民。明确制度底线，广泛宣传教育，确保严格执行，大量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环境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这展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需要明确的制度规范，生态伦理教育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也需要制度保障。
生态伦理制度是在全社会形成的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伦理教育的各种引导性、规范性和约束性规范的总称，具体表现为法规条例等正式制度和道德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将生态伦理的理念和行为规范纳入村规民约或制度规范，将生态伦理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机构、评价方法、经费保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要求纳入法律规章，才能实现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
（三）力量分散：农村生态伦理教育欠缺相关主体协同
村级组织和乡镇组织成为农村基层组织的重要组织载体，但是农村基层组织承担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连接桥梁功能不断弱化。村级组织在税费改革后逐渐丧失在村庄中的权威，为村庄集体服务的意愿逐步降低，与村民之间的生产生活联系愈来愈少。乡镇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末端层面，在税费改革后财政吃紧财力下降，在农村的道路、水渠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力承担，乡镇干部评价激励机制弱化，工作人员服务农村的积极性不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税费改革及其国家财政支农制度的推行，中国的农村社会开始由“熟人社会” 转向“半熟人社会”，呈现出新的特征：多数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村的人财物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向明显，难以对村民进行集中培训和教育；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村民的集体感削弱；村庄传统规范难以对村民的行为产生约束力。
农村生态环境是村民共同享有的公共资源，生态伦理教育是实现农村持续发展的公共事务，需要政府、村组织、村民的共同关注、共同行动。当前农村社会尚未对生态伦理教育产生足够重视，尚未在生态保护、生态伦理教育方面形成三大主体协同配合的局面。
四、“民胞物與”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的对策探析
农村生态伦理教育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逐步推进，在主体上注重协同性，在内容上注重通俗性，在方法上注重实践性，在队伍上注重本土性。民胞物与思想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需要与时代诉求、党的方针政策相对接，“民胞物与”的思想精华需要融入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宣传中，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
（一）农村生态伦理教育与村民生产生活体验相结合
乡村生态伦理教育越是贴近村民的内在需要，越是与村民的接受能力相匹配，越能催发村民良好的接受效果。“生活是道德得以生长的土壤，离开了生活，道德无法进行‘无土栽培的。真实有效的伦理教育需要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 [6]。 乡村生态伦理教育要从张载“民胞物与”思想中汲取精华，把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与村民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生态伦理教育融入日常生产生活是村民生态伦理行为与习惯养成的必由之路和活水源泉。
乡村要根据当地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因地制宜带领村民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特色旅游，带领村民在发展中得到实惠，自觉自愿在生活中践行生态伦理。目前，横渠镇全镇猕猴桃种植4.2万亩，以红提葡萄为主的干鲜杂果1万亩，部分群众开始发展苗木花卉种植。横渠镇中的古城村、土岭村、横渠村、豆家堡村地势相对平坦，适合李子、猕猴桃等作物种植。在种植中适宜提升土地有机质，培育绿色无公害高品质的猕猴桃品种，注重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街北村、孙家塬地势低洼、水源充足适宜兴建鱼塘，可以改良低洼地发展绿色苗木，因地制宜开展垂钓观光等生态旅游，因势利导精心开发生态农业景观，学习生态示范村的建设经验，在促进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的发展中增加农民收入，传播生态文化，引导村民把生态伦理内化为道德情感外化为道德行为，激励村民在积极参与生态实践中提升生态伦理素养。
（二） 农村生态伦理教育与制度规范建设相结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农村生态伦理的持续开展更需要制度保障，逐步实现乡村生态伦理建设的制度化和长效化。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推进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的实施和实效。一是明晰林木、池塘等资源的产权，推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清产核资，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乡村实施林地确权后，林木乱砍乱伐的现象得到遏制，根本原因是具体的林地归属于特定村民管理，明晰的产权制度促进村民积极履行生态伦理责任和承担管理义务。二是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规则。各个村庄需要因地制宜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明确生理伦理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机构、考核办法，明确政府和村组织的义务设定和责任划分，严格执行制定的法律规章，既需要对合规行为进行正向激励，也需要对违规行为给予适当处罚，通过明确的规章制度引导村民自觉践行生态伦理要求，真正促进村民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三） 农村生态伦理教育与构建联动协同机制相结合
巩固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形成政府、村委、村民的力量协同，逐步推进农村的生态伦理教育和生态文明建设。政府通过政策积极引导和强制约束，村“两委”通过动员督促和服务村民，村民通过行动培训学习和实际践行，构建政府、村组织、村民的联动协同机制，促使农村生态伦理教育落到实处见到成效。明确各级政府生态伦理教育的职责，根据当地实际为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制定具体规划和完善法规，明确相关主体的分工任务；充分发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作用，推进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的具体实施和事务协调；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引导村民积极参与生态伦理教育培训和生态伦理教育实践活动。合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挥其社会组织的管理聚合作用。政府在支持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时，通过政策导向促使村民在种植、生产农产品的过程中，注重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引导村民种植无公害农产品，推进生态农业关键技术的应用，逐步形成生态化生产方式。
（四）将“民胞物与”思想融入村庄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建设
汲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关照村民的生产生活实际需求，是农村开展生态伦理教育的有效途径。张载“民胞物与”思想为开展生态伦理教育提供宝贵资源。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横渠村可以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相结合的村庄建设路径。在农业生产上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在村民生活上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在村庄设施上建设节能环保设备，在乡村文化上大力弘扬张载文化。在校舍墙壁上、街道围墙上，可以大量绘制关于“民胞物与”思想的诗词图画，来往村民抬头即见潜移默化长期熏陶。培养推选一批“新乡贤”，大力宣传弘扬张载文化引导村民崇德向善，形成珍爱环境、与邻为善、共建美丽村庄的良好氛围。因地制宜规划发展横渠农家乐和文化体验旅游，一方面较好保存村庄质朴的农耕文化和良好生态环境，通过游客参与农事活动，开展现场采摘和委托种植等体验活动，游客直接接触体验乡土风情畅享农家乐趣。另一方面挖掘张载文化的内涵，建设乡村文化活动室、村史馆、文化长廊等公共文化平台，开展历史人物历史典故的说唱表演活动，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乡村旅游文化品位，给游客提供高品质的审美享受和文化熏陶。
参考文献：
[1] 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M].林官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
[2] 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62
[3] 吴凡明.张载“民胞物与”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9）：2-5.
[4] 夏学禹.论中国农耕文化的价值及传承途径[J].古今农业，2010（3）：88-102.
[5] 刘昂.中国乡村消费伦理问题研究——基于J村的田野调研[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57-68.
[6] 高德胜.生活德育：境遇、主题与未来[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2 （3）：5-10 .
摘 要：宋代张载从“天人关系、人物关系、人世关系”三个维度阐述“民胞物与”思想，其核心思想就是爱人爱物，这种生态伦理思想是宝贵思想资源。随着人们在自在世界和人化世界的中心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形成以满足人们需要和利益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越富越光荣”的财富伦理和农民的利己主义导致农民在追求财富与发展的过程中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伦理。农村生态伦理教育方面欠缺制度保障，尚未形成乡镇政府、村級组织和村民主体协同配合，这些因素共同制约“民胞物与”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农村生态伦理教育需要因地制宜逐步推进，要在主体上注重协同性，在内容上注重通俗性，在方法上注重实践性。“民胞物与”的思想精华需要与时代诉求相对接，融入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中，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宣传中，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关键词：民胞物与；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张载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4-0048-06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当前农村环境破坏与污染不仅影响村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而且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想在环境问题的挑战面前有所作为，最重要的是认识到科学和伦理同样重要” [1]。在农村的环境保护和治理中，我们不仅需要科学技术作为物质支撑，更需要生态伦理作为文化保障。
生态伦理突破了传统人际伦理的局限，把道德的对象从人类拓展到自然万物，确认自然万物具有独立的价值，确认人对自然万物应当给予道德关怀并履行道德义务。农村环境问题促使人们从精神层面来反思人类面对环境与发展、人与自然之矛盾的价值取向。农村生态伦理旨在建立村民与农村环境的道德新秩序，引导村民建立绿色化的消费方式、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合理化的生存方式，促进村民与农村环境和谐发展，培育和建设农村生态文明。村民生态伦理的观念和行为需要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养成，需要发挥教育教化的功效。
一、张载“民胞物与”思想中蕴含的生态智慧
张载提出“乾坤父母”阐明人与万物的同源性，提出“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阐明人类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提出“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观阐述天人之道，为当代生态伦理思想提供宝贵资源。
（一）人与万物同根同源
张载提出：“乾称父，坤称母，予慈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2]。人与自然都是出于“太虚”，是“气”聚合而生成，构成人体的物质与构成天地的物质是一样的，人与自然万物同根同源具有本源上的一致性。“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如此观之方均”[2]。因而人与自然万物都是生态系统中地位平等的成员，人类理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在价值层面上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张载把孝道与天地结合，用孝亲事天的思想类比人与自然的关系，表明人所承担的对自然万物的道德义务。若人对自然建立这种热爱尊敬的感情，定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张载基于气本论提出“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思想，如何实现“天人合一”？张载认为需要“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大其心是要充分发挥人心的认识能力，不囿于闻见之知，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将世间万物容纳于心。体天下之物的“体”有两重含义，一是体验即是情感体验，二是体恤即是关怀爱护，体物的过程既是一种认知活动，也是一种情感活动，需要主体的内在德性融入外物之中，把天地的生生大德与自身德性融于一起，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3] 。以心体物实际上是以仁体物，使仁爱之心由人而遍及于物，建立了人与自然的情感纽带。以仁心对待人与万物，实现天地万物的生生之道，最终达到“与天为一”理想境界。
（三）实施仁爱，爱人爱物
张载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同胞兄弟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是同类伙伴关系，人们需要像关爱自己兄弟一样关爱他人，像关怀爱护自己朋友一样关爱万物。“民胞物与”的核心思想就是爱人爱物，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人与物之间和谐共存。这蕴含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将人类的道德关怀从人类拓展到自然万物，将自然万物看作自己族类平等对待。这种思想正是现代生态伦理学中自然价值思想、敬畏生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培养人们的生态伦理责任意识、建立生态伦理行为规范、推进生态伦理的实践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二、村庄调查：“民胞物与”思想和村民生态伦理的现实差距
（一）横渠村的地理文化特点
本次调研的横渠村因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在此创办横渠书院而得名。张载是关学学派的创立者，也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调研之所以选择横渠村，原因有三：一是张载在此著书立说，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孕育了我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二是横渠村农业特色鲜明，村集体力促农民增收，村庄经济发展良好；三是张载文化在当地仍有较大的影响。
横渠村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东部横渠镇，南靠秦岭，北临渭河，与杨凌农科城隔岸相望。横渠村有6个自然村， 11个村民小组，村民1 160户，人口4 436人，耕地面积7 400亩，经济以果业种植为主，主要种植猕猴桃、黑李子等经济作物，近年来横渠村人均收入1万元左右。村里建有5个规模不同的猕猴桃和黑李子合作社，大约半数村民加入果业合作社，合作社主要为村民提供技术培训、生产指导、果品销售。与当地的农业经济相适应，村民形成以农业为主导的“多半耕少半工”的生计模式。
（二）村民调查：生态伦理责任感缺失
张载文化一直熏陶着关中地区的人们，作为张载著书立说之地，横渠村的村民生态观念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契合“民胞物与”思想？课题组于2016年7月在宝鸡市眉县横渠村开展关于农民生态伦理观念与行为的调研。驻村调研采取问卷调查和农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503份，回收有效问卷471份，回收率为93.64%。调查中与农户进行深入交谈，对问卷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补充调查。
调研发现，在自然与村民关系层面，横渠村的生活垃圾由专人负责搬运到垃圾场，但是没有铺设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直接下渗排放，地下水受到污染。多数村民以务农为主，他们珍爱土地，信守农村的乡土伦理，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凸显，否定自然万物的自身价值，尚未树立正确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念。调查统计，有86.4%村民赞同“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是为人类的利用而存在”的观点，71.87%村民认为乡村环境保护是基于村民自身健康，并未考虑生态系统本身的平衡与发展。村民高度认可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但是个体对保护公共环境的责任感缺失，尚未形成自觉的生态伦理行为。调研显示，89.1%村民对自己院落的花草林木精心管理，对村庄道路两侧的集体花草林木不予关注。对于“看到有家禽粪便或工业废水往村里的池塘排放，你会如何对待”的问题，51.2%村民选择向村里反映，那是村干部和环保部门该管的事。77.2%村民认为政府应当承担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生态文明社区建设的资金应由政府全部承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村民基于行为付出和收益衡量，往往推卸在公共环境保护中个体责任。
在村民个体与外物关系层面，村民对于日常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和依赖增强，在购买和使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中更多考虑经济实惠和使用方便。84.9%村民知悉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会对土地造成危害，但在作物种植中化肥等生产资料的选择、种植技术的选择却都以实现最大经济效益为目标。对于“你是否会购买有利于环境的环保生活用品”的问题，87.3%村民选择“消费时不会考虑是否环保这一问题，比较同类型商品便宜就买”。83.1%村民知晓使用并扔掉一次性塑料袋会造成白色污染，但出于生活便利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在村庄生态伦理教育方面，生态伦理教育在横渠村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欠缺制度规范和责任划分，生态伦理的宣传教育途径单一，没有契合村民的实际需求。69.7%的村民认为目前村庄的生态伦理教育仅是关注和宣传村庄公共环境卫生的维护方面，尚未对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进行规划指导。64.2%的村民认为人们生态观念和知识的获得主要来源于电视、手机等媒体。79.4%村干部认为当前村民的分散化不便于集中开展生态伦理教育，52.6%多数村民认为忙于生计，没时间和精力学习和关注生态伦理， 23.3%的村民认为生态伦理与人们实际生活距离较远。
村民的生态观念和行为尚未真正契合“民胞物与”的思想，尚未贯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战略主张，当前村民生态伦理观念有待转变，生态伦理情感有待增强，生态伦理行为有待养成，这是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的应有共识。
三、“民胞物与”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的制约因素
中国传统农业中人们按照自然節律，遵循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原则从事农业生产。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就是在天、地、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4]。 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形成于农业社会，村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对村庄土地、林木、河流等生态环境潜意识中具有朴素的生态伦理情感，在追求发展实现小康的进程中什么因素阻碍村民生态伦理素养的形成？哪些因素制约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以下因素成为“民胞物与”和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相脱离的主要原因。
（一）财富伦理：经济理性高于生态理性
经济理性是研究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本质的思维方式，核心内容是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人类有自私利己的天性，人们在此竞争的环境中，会凭着自己理性判断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经济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以追求经济获利为主要目标，容易导致过度开发和破坏环境，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2014年冬季我国各地区被重度雾霾笼罩，根本原因是片面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优于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速度始终赶不上污染排放的速度。
张载“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思想没有受到村民的重视，没有得到有效的弘扬，根本原因是村民的生活逻辑与“民胞物与”的生态思想距离遥远，村民追求经济利益的行动导向与天人和谐持续发展的价值导向有所冲突。波普金的理性小农理论认为：“农民也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及最优的资源分配是其行为的现实动机”[5]。 虽然村民知晓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对土地林木等生态系统具有情感，但是在生活需要和经济利益面前，在行动上仍旧以人类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为价值指导，有时出现片面强调经济效益而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随着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人在自在世界和人化世界的中心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形成以满足村民需要和利益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农民朴素的生态观念让位于经济利益和物质追求。“越富越光荣”的财富伦理和农民的利己主义逐渐俘获了村庄传统道德秩序，村庄传统伦理式微，导致人们在追求财富与发展的过程中忽视环境资源的承载力，在当代人不断追求生活质量过程中忽视了考虑后代人的需要。
生态理性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理性是以人与自然同生共进的整体论为出发点，以追求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维方式。在商品短缺和物质贫穷时期，这种生态理性不会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开始关注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开始反思并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成员，人类的理性选择必须关注生态环境。村民生态理性不是一蹴而就构建的，而是要与农村的经济振兴、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紧密结合相互促进。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随着市场对猪肉产品需求的不断扩大，浙江嘉兴借助产业基础优势，逐渐成为“供港”“供沪”生猪基地。2013年3月上海黄浦江松江段水域出现大量漂浮死猪，相关部门打捞的死猪数量超过13 000头，事件矛头都指向了嘉兴。事件发生后，嘉兴立即全面部署生猪养殖业转型发展工作，划定了禁限养殖区，拆除违建猪舍，控制生猪存栏量，帮助8万多退养农民顺利实现了转产转业，引进40余台高温生物降解无害化处理设施，实现了死猪处理无害化，同时开展污水治理行动，出台《浙江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2015年嘉兴断面水质从以前的不合格转为优秀。嘉兴生猪减半实现水质逆袭，正是注重在生态保护中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赢。
（二）制度缺失：农村生态伦理教育欠缺制度规范
生态伦理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才能把理念转为实践，才能对村庄和村民的行为产生约束。制度的缺失使村民行为失范，村社治理无章可循。2018年北京、上海、合肥、郑州、西安等地发布《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管理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者罚款或者拘留。相关执法部门严格执法并制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居民。明确制度底线，广泛宣传教育，确保严格执行，大量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环境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这展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需要明确的制度规范，生态伦理教育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也需要制度保障。
生态伦理制度是在全社会形成的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伦理教育的各种引导性、规范性和约束性规范的总称，具体表现为法规条例等正式制度和道德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将生态伦理的理念和行为规范纳入村规民约或制度规范，将生态伦理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机构、评价方法、经费保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要求纳入法律规章，才能实现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
（三）力量分散：农村生态伦理教育欠缺相关主体协同
村级组织和乡镇组织成为农村基层组织的重要组织载体，但是农村基层组织承担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连接桥梁功能不断弱化。村级组织在税费改革后逐渐丧失在村庄中的权威，为村庄集体服务的意愿逐步降低，与村民之间的生产生活联系愈来愈少。乡镇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末端层面，在税费改革后财政吃紧财力下降，在农村的道路、水渠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力承担，乡镇干部评价激励机制弱化，工作人员服务农村的积极性不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税费改革及其国家财政支农制度的推行，中国的农村社会开始由“熟人社会” 转向“半熟人社会”，呈现出新的特征：多数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村的人财物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向明显，难以对村民进行集中培训和教育；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村民的集体感削弱；村庄传统规范难以对村民的行为产生约束力。
农村生态环境是村民共同享有的公共资源，生态伦理教育是实现农村持续发展的公共事务，需要政府、村组织、村民的共同关注、共同行动。当前农村社会尚未对生态伦理教育产生足够重视，尚未在生态保护、生态伦理教育方面形成三大主体协同配合的局面。
四、“民胞物與”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的对策探析
农村生态伦理教育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逐步推进，在主体上注重协同性，在内容上注重通俗性，在方法上注重实践性，在队伍上注重本土性。民胞物与思想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需要与时代诉求、党的方针政策相对接，“民胞物与”的思想精华需要融入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宣传中，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
（一）农村生态伦理教育与村民生产生活体验相结合
乡村生态伦理教育越是贴近村民的内在需要，越是与村民的接受能力相匹配，越能催发村民良好的接受效果。“生活是道德得以生长的土壤，离开了生活，道德无法进行‘无土栽培的。真实有效的伦理教育需要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 [6]。 乡村生态伦理教育要从张载“民胞物与”思想中汲取精华，把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与村民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生态伦理教育融入日常生产生活是村民生态伦理行为与习惯养成的必由之路和活水源泉。
乡村要根据当地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因地制宜带领村民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特色旅游，带领村民在发展中得到实惠，自觉自愿在生活中践行生态伦理。目前，横渠镇全镇猕猴桃种植4.2万亩，以红提葡萄为主的干鲜杂果1万亩，部分群众开始发展苗木花卉种植。横渠镇中的古城村、土岭村、横渠村、豆家堡村地势相对平坦，适合李子、猕猴桃等作物种植。在种植中适宜提升土地有机质，培育绿色无公害高品质的猕猴桃品种，注重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街北村、孙家塬地势低洼、水源充足适宜兴建鱼塘，可以改良低洼地发展绿色苗木，因地制宜开展垂钓观光等生态旅游，因势利导精心开发生态农业景观，学习生态示范村的建设经验，在促进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的发展中增加农民收入，传播生态文化，引导村民把生态伦理内化为道德情感外化为道德行为，激励村民在积极参与生态实践中提升生态伦理素养。
（二） 农村生态伦理教育与制度规范建设相结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农村生态伦理的持续开展更需要制度保障，逐步实现乡村生态伦理建设的制度化和长效化。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推进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的实施和实效。一是明晰林木、池塘等资源的产权，推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清产核资，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乡村实施林地确权后，林木乱砍乱伐的现象得到遏制，根本原因是具体的林地归属于特定村民管理，明晰的产权制度促进村民积极履行生态伦理责任和承担管理义务。二是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规则。各个村庄需要因地制宜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明确生理伦理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机构、考核办法，明确政府和村组织的义务设定和责任划分，严格执行制定的法律规章，既需要对合规行为进行正向激励，也需要对违规行为给予适当处罚，通过明确的规章制度引导村民自觉践行生态伦理要求，真正促进村民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三） 农村生态伦理教育与构建联动协同机制相结合
巩固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形成政府、村委、村民的力量协同，逐步推进农村的生态伦理教育和生态文明建设。政府通过政策积极引导和强制约束，村“两委”通过动员督促和服务村民，村民通过行动培训学习和实际践行，构建政府、村组织、村民的联动协同机制，促使农村生态伦理教育落到实处见到成效。明确各级政府生态伦理教育的职责，根据当地实际为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制定具体规划和完善法规，明确相关主体的分工任务；充分发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作用，推进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的具体实施和事务协调；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引导村民积极参与生态伦理教育培训和生态伦理教育实践活动。合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挥其社会组织的管理聚合作用。政府在支持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时，通过政策导向促使村民在种植、生产农产品的过程中，注重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引导村民种植无公害农产品，推进生态农业关键技术的应用，逐步形成生态化生产方式。
（四）将“民胞物与”思想融入村庄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建设
汲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关照村民的生产生活实际需求，是农村开展生态伦理教育的有效途径。张载“民胞物与”思想为开展生态伦理教育提供宝贵资源。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横渠村可以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相结合的村庄建设路径。在农业生产上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在村民生活上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在村庄设施上建设节能环保设备，在乡村文化上大力弘扬张载文化。在校舍墙壁上、街道围墙上，可以大量绘制关于“民胞物与”思想的诗词图画，来往村民抬头即见潜移默化长期熏陶。培养推选一批“新乡贤”，大力宣传弘扬张载文化引导村民崇德向善，形成珍爱环境、与邻为善、共建美丽村庄的良好氛围。因地制宜规划发展横渠农家乐和文化体验旅游，一方面较好保存村庄质朴的农耕文化和良好生态环境，通过游客参与农事活动，开展现场采摘和委托种植等体验活动，游客直接接触体验乡土风情畅享农家乐趣。另一方面挖掘张载文化的内涵，建设乡村文化活动室、村史馆、文化长廊等公共文化平台，开展历史人物历史典故的说唱表演活动，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乡村旅游文化品位，给游客提供高品质的审美享受和文化熏陶。
参考文献：
[1] 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M].林官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
[2] 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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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夏学禹.论中国农耕文化的价值及传承途径[J].古今农业，2010（3）：88-102.
[5] 刘昂.中国乡村消费伦理问题研究——基于J村的田野调研[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57-68.
[6] 高德胜.生活德育：境遇、主题与未来[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2 （3）：5-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