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史视域下推进中国城镇化的三个转变

    王新燕　赵洋

    〔摘要〕

    城镇化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的以人为本视域推进中国城镇化由土地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转变，从生态文明视域推进经济型城镇向生态型城镇转变，从统筹城乡视域推进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化转变，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运行，为推进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城乡发展；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统筹城乡；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5-0123-05

    城镇化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跃过50%这个历史性门槛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性阶段。这个阶段既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也要正视出现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解决了近2亿农民工的就业，农民以及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不断得到提升。然而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贫富差距、农村留守、拆迁问题等等已经严重影响到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因此，结合城镇化进程中的短板，从马克思的以人为本视域、生态文明视域、统筹城乡视域寻求发展理念、及时修正城镇化发展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以人为本视域：土地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转变

    马克思没有明确地提出过以人为本这个概念，但在他的著作和文献中却深刻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学术精神和立志为了全人类而努力工作的实践精神。马克思不是抽象地谈论人，在他的视域中，人是现实的，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其自身的关系运动过程中实现解放的；而人的解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条件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体现人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剧中人”又是“剧作者”，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人在不断实现其解放的同时也是作为主体不断展现的过程。

    马克思的以人为本视域是在批判、继承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西方人本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扩展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因此人理应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中心和最终目的。尽管马克思对西方人本主义进行了积极扬弃，但他并不否定“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中自然的先在性，想反，他所认为的人是现实世界之本是基于自然的前提之下的，正是基于人作用于自然的实践活动，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武器，马克思才开辟了一条“以人为本”的崭新道路，确立了人是现实世界之本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曾批评费尔巴哈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界活动的结果。”〔1〕

    马克思视域中的以人为本既关注人作为类的规定性，也关注到每个个人的发展，正如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集聚地，城市的上空弥漫着自由和理性的空气，也成为能更加解放人、开发人的集中地。因而，转移农业人口的城镇化进程是实现个人更加现代化、个人更加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途径。因此，必须把视角转向人融汇于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并把作为类的人和作为个体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作为讨论和关注的基点和核心。随着近年来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逐年推进，城镇化率显著提升。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这也意味着有超过50%的中国居民生活在城镇。

    然而，在关注于这个数字变化的背后时，土地城镇化与真正的人的城镇化问题开始显现。所谓土地城镇化，顾名思义，是把原来的农村集体土地变化为城镇土地的过程。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显示，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比原来增加了六成多，而同期的城镇人口由2000年的39.22%增长到2010年的49.95%。之所以出现土地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的深层根源在于利益驱动，在于“重地轻人”的理念影响。首先，土地作为自然资源具有有限性，在发展过程中有限的土地资源成为政府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其次，土地城镇化比较容易看到成果，大拆之后新建的大马路、大花园、高楼大厦一目了然，政府的业绩也非常明显。而人口城镇化则会带来诸如就业、医疗、教育等软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再次，土地城镇化能在短期内刺激和促进经济的增长，尤其是近些年由于土地性质变更后所带来的城市房地产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了就业和经济的表面繁荣，也成为政府业绩中重要的可量化指标。这种“重地轻人”“见物不见人”的城镇化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影响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一些地方政府凭借大片的廉价土地吸引投资和劳动力，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脱离工业化和信息化驱动，滋生城市经济泡沫，造成一方面农民工居住环境脏乱差，一方面又出现了无人居住的“鬼城”“睡城”的现实矛盾。而且过快发展的土地城镇化进程毁掉了大量的良田，大肆兴建，不断扩大城区面积，在“经营城镇”的理念下助长了不合理拆迁和城市房价，加剧了社会矛盾和隐患。

    人的城镇化是相对于土地城镇化而言的，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关注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以人的发展、人的幸福感等作为城镇化发展的目的，符合马克思关于“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唯物辩证观。没有人类的活动就没有社会发展的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民群众的“合力”，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也必然指向人、指向人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人的城镇化”，就是要从人这个城镇化主体的根本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最终实现人自由生存、自主活动、自我实现等。人的城镇化也不完全等同于人口城镇化，2014年54.77%的城镇化率中大约包含有2亿多的农民工或者更全面地说是农业户籍人口，这部分人虽身在城镇但仍然不能享受到城镇人口的各种福利，因而，这种方法计算的城镇化率也仅仅是人口城镇化而非真正的人的城镇化。由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农业人口虽人在城镇，但并未实际享受到与市民户口人能享受到的各种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相反，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因各种体制的壁垒在身心发展及子女教育等方面付出了诸多的代价。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是更加自由全面发展了，因为放弃乡愁、远离妻儿的城镇打工生活也许只是无奈之举，是貌似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背后的人的不自由，是城乡差距加大、农业反哺工业之后的人的被迫选择。

    总之，人的解放与发展总是同历史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密切相联的。城镇化是促使人更加解放和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必须依靠人的合理的实践手段和途径去改造和变革现实世界，以开发人、解放人为目的，实现由土地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的转变。

    二、 生态文明视域：经济型城镇向生态型城镇转变

    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上形成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实践基础上自然进化与社会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人通过实践与自然建立的实践关系事实上即是人化自然关系。从根本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便是人类永恒关注的主题，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进程。在古代，“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2〕敬畏自然；近现代，尽管人们已经获得了强大的看似能够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技术和力量，甚至想挑战自然规律，自然却以不断恶化人的生存环境报复着人类。从土地沙化到洪涝灾害，从之前的伦敦雾到今天的北京霾，自然界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人类提出严正警告。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预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3〕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自然是人类存在的无机身体。马克思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4〕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城镇本质上也是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对自然地修正、建设创造出更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推动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之路，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整个社会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改革过程中，许多人将“发展是硬道理”简化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甚至直接理解为“GDP是硬道理”，将社会发展的目标仅仅关注在经济增长方面，对其背后的其他问题视而不见，引发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在快速城镇化的背后，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凸显。随着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大量迁移，城镇的负荷逐渐加重。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以GDP为导向的城镇化理念以及中国特殊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许多城镇过度开发、追求各种“高、大、上”的建筑和道路，致使土地空间利用不合理、土地滥用、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日益严峻。同时，城镇人口的增加以及生产方式的粗放加剧了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土壤污染等多种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危及城镇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城镇生态系统的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陷入恶性循环。

    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之后，人类才开始逐渐由野蛮进入到文明。按照马克思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划分，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奴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人类又经历了传统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向更高的文明迈进。但从生产方式角度分析以往文明的进程有它自身的缺陷。着眼于生产方式的文明进程主要是指物质文明的进步，具体而言，是指人作用于物质的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因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必然是首要的，所谓“物质中心”的观念也是自然形成的，无论如何生存是第一位的，人只有能生存下去才会思考如何能生活的更好。然而，随着工业文明副作用的出现，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城市病”等全球性问题开始蔓延并且已经影响到人类物质生活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马克思的生态文明视域研究中国城镇化建设意欲从整体发展的角度，从准确客观的视角来认识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为逐步建立平衡、实现社会和谐提供可行的思路。社会是一个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推进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能够正常地运行需要内部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斗争、相互制约同时达至有效作用、相互平衡来逐渐推进。一旦某些方面重要的制约和平衡被打破，系统就会失衡甚至导致无序和混乱，致使社会问题集聚。从根本上说，只有社会系统间相互平衡才可能建设生态文明。在当前中国，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一定程度的不平衡可能是促进城乡发展的动力，如果双方的矛盾打破既有的范围必然会影响社会系统的健康发展。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正是在需要的推动下人类社会逐渐向前发展。当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需要也是不同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不仅有低层次的生理需要，也有更高层次的受尊重、自我实现等需要。因此，城镇化的进程绝不应仅仅止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要满足人的个性与能力全面提升和发展的需要。从马克思的生态文明视域角度看，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生态城镇更加符合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更加能够满足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的良性循环，也才更加能够突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主题。

    三、 统筹城乡视域：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化转变

    城乡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持续关注并一直致力于寻求解决的重大课题，他没有论述城乡关系的专门著作，他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散见于《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从原著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的认识和研究是从对资本主义的城乡差别以及尖锐的利益冲突开始切入的。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导致分工的根本原因，分工导致了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最终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甚至是对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5〕这种分离直接导致了生产要素、劳动者、需要等在城镇的集中，而同时隔绝和分散成为乡村的普遍状况。因此，马克思得出，屈从于分工后的城市和乡村使人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从而从事工业劳动的人成为发展受局限的城市人，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则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成为更加受局限的乡村人。同时，分工的不同以及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不断产生和加深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对于城乡对立、分离的原因，马克思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他认为，工商业劳动与农业劳动分离造成一个民族内部不同的分工，而分工的不同直接导致人类作用于自然的方式差异，从而导致城、乡在地域的分离和以及在利益方面的直接对立。在他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6〕从此，“城市利益”与“乡村利益”产生分裂，城乡关系从原始同一走向分离、分裂甚至对立。

    马克思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旧的社会分工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关系也将最终由对立走向融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尽管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矛盾，但是他并不否认城市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城市“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7〕城市环境也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大城市推动社会智慧的发展，工人绝不会进步到现在的水平”。〔8〕同时，马克思也设想了未来城乡融合的条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满足人更高生活要求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也会不断丰富，一些人的需要满足必须通过剥夺和限制另一些人才能满足的状态也将终结，旧的社会分工将消除，城乡关系也会由对立走向融合。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9〕每个人都可以共享社会所创造的福利，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对于城镇在历史发展过程先导性，马克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10〕“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载体，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形成一定量和规模的城市群与城市工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发展农村新型产业开辟道路。”〔11〕由此，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城镇化不是要消灭农村，反而是为城乡对立转向城乡融合准备条件。马克思认为，工业与农业是相互依存的，只有二者之间有效联系、相互促进，城市和乡村才能实现一体化。因此，工业和农业的有效融合为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渐消灭，而城乡差别的消灭为城乡在制度、分工等方面的“一体化”提供了前提，也为最终实现城乡在经济、产业和人员流动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准备了条件。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城市对乡村索取，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差距甚至是对立。至上个世纪70的年代农村承包联产责任制之后，农民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乡村居民与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一度缩小。然而，随着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当然，这些政策的倾向性也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的，为了摆脱国民经济即将崩溃的现实，邓小平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然，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工业的发展比农业的发展见效更快。于是，区域政策、城乡政策更加倾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数以亿计的乡村人口开始涌向城镇以获得更好的发展。然而由于户籍的限制，长期居住、工作在城镇的农业户籍人口尽管身在城镇，但是横亘于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制度壁垒依然是难以跨越的鸿沟。而且，由于户籍不同所导致的公共福利享受也差别很大，农业人口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远远低于市民人口。当前中国城镇化率的统计是以国际通用的标准，即城镇常住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因此，中国的城镇化也常常被学者称为“不完全城镇化”。而且，目前仍然生活在农村未被城镇化的农业人口，在生存环境、水资源洁净、食品安全、公共服务设施、子女教育等方面与城市人口的差距更大。由于工业和农业本身的“产业差”是各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共性原因，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制度差”是导致城乡差别的主要原因。城乡发展不平衡性持续加大将会对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甚至直接威胁社会的稳定。

    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加强惠农政策，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把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作为发展的新主题。城镇化是实现城乡统筹的推动因素，是连接城镇和农村人员、贸易、生产资料更加广泛流动的桥梁。城镇化并不是要放弃乡村，也不是所有人都进入城镇，而是应该制度并轨、因地制宜，使乡村也能拥有好的公共服务、良好的教育，使农民在家乡即可享受到现代化和城镇化的便利，使城镇先进的生产力能够延伸和辐射到乡村，而乡村也为城镇的发展提供更优良的物质资源。城镇化的本意是单向度的人口和资源由农村向城镇的流动。但事实上，城乡一体化之后，城市和乡村只是地域上有差别，公共福利和教育资源将趋向平衡，由于乡村本身的环境和地理的优势，可能会出现“逆城镇化”现象。城乡“一元”结构、人口和生产资料双向和自由的流动等是统筹城乡、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平衡发展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之一。

    四、结语

    马克思的以人为本视域、生态文明视域、统筹城乡视域等尽管可能不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发现和研究视角，而且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他设想的一些具体的策略和措施可能已经不适用今天中国城镇化的实践。但从整体和长期发展的角度上看，马克思的视域无疑具有科学性和高瞻远瞩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当前我们研究和探讨中国城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出发点。

    〔参考文献〕

    〔1〕〔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81-82，4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5〕〔6〕〔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6，520，436，618.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0.

    〔11〕列宁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35.【责任编辑：石本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