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共通与文化多元视角解读“一带一路”的意义

    倪稼民

    〔摘要〕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只是一个设想和倡议，其主旨不仅是发展与沿途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更是为了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而要落实这个倡导，就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作支撑，也就是要“从文化开始”。由此，在承认文化共通的前提下，如何把握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即“一”和“多”的关系，并从自己切身的文化关怀出发，在这个被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分裂及至破坏的世界上，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和困境，不但负起对自己的命运，而且也负起对全人类命运的道德责任，这成为“一带一路”持续有效发展的全部的文化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

    “一带一路”； 文化共通；文化原教旨主义； 道德力量；全球地方化；地方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1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5-0112-04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最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和10月访问印尼期间提出的倡议，2015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会议并成立了领导小组，3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演讲中又再次强调了“一带一路”的具体内涵，接着由国家发改委和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共同合作发展的理念、蓝图和倡议。如何让理想成为现实，除了依靠中国与沿途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充分研究论证各种可行性和风险预测、唱好经济发展互惠共赢这出戏以外，更需要着力搭建文化认同共融这座平台。前者是显性的、眼前的，后者是隐性的但却是长远的。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好好体味欧洲之父让·莫内在他生命临终之际留下的“如果一切必须重新来过，那我们必须从文化开始”这句话背后的深刻含义。

    一、 文化共通是新老丝绸之路开辟的前提

    尽管不同地域的人，在不同活动中具体目标、具体结果、具体过程和运用的具体符号各不相同，但都必然地趋于一个共同的总目标、总结果和总过程——在探究世界、创造文化的活动中不断模塑自身、不断解放自身！对此，我们可以从文化人类学宗师爱德华·泰勒、安德鲁·兰和詹姆斯·弗雷泽等大家研究的成果那里，获悉到这种共相的渊源：人类生理机制普遍一致，人类心理本性也是共同的，由此导致古代人类“在观念、幻想、习俗和欲望上惊人地相似”。〔1〕神话和宗教通常被认为是我们了解人类起始生活的脚本。“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及生死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一起”，而在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历史中几乎都可以看到这种实质内容上的共同性，如对死亡的恐惧本能和对类的生命共同体的信念，〔2〕 还有斯宾塞发现的各种不同原始宗教却存在共同的祖先崇拜这个主题，罗马人的全部社会政治生活都带有他们对玛纳斯（古罗马人对死者神化了的灵魂的称呼）崇拜的印记，而古代中国则是典型的祖宗崇拜国家。尽管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神话作品体现出形式与内容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不同的宗教其具体教义、信条以及体系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对立冲突几乎不可调和；然而，诸神的品格、性情、功能以及这些神话、宗教所传递的价值信息和反映的思维方式却存在实质上的相近性和内在的统一性。

    而比较系统的全球指向的文化价值理念，在古代的东西方文化中都能够发现其源头：在中国，《礼记》的“大同说”以及自古即有的“天下”情怀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是其代表，在西方，则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晚期的斯多葛派，这些思想倡导“世界大同”、“人类普遍理性”和宇宙人生哲学，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全球主义（普世主义）思想的滥觞。斯多葛学派平等博爱的全球主义思想后来为基督教所吸收，蜕变为神学的平等和普世主义并借助于其信仰的力量产生了更为广泛深刻的影响。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则开启了现代版的全球主义，尤其是大哲康德以极具综合性的三大理性批判，打通了从普遍知识（理性）到普遍实践、从个人内在德性（良心发现）到社会普遍伦理（义务规范）的逻辑环节，进而又从自由主义的个人道德观念中提炼出普遍理性主义的“永久和平”和“世界公民”的预设，为现代版的全球主义理念构筑了一整套的价值人类学原理。直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对人类理想境界的构划，更是深刻地展示出人类对普遍价值和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不懈追求。

    人类正是基于这种与生俱来的共通性和内在的生存发展的冲动及普世主义情怀，才能得以从封闭的、隔绝的、地域的走向开放的、联系的、世界的，于是也就有了海陆古丝绸之路。络绎于途的丝绸、瓷器、香料、茶叶等商品贸易和多种文化碰撞交汇将中国与亚、欧、非三大洲的不同国家和族群联系起来，既体现了中国人冲破阻隔、交流互鉴的胆魄和毅力，也使中国开始了解世界并影响世界，为推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交融、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谱写了重要的历史篇章。而处于全球化大潮的当今世界，提出确认和建立人类共同价值和发展共同体实际上已不仅仅是美好的愿望，更是现实的需要。纵观激荡的百年史，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战争威胁和诸多的全球性问题的困扰，使人类越来越产生被绑在一起的感觉，越来越体验到利害交织一起的事实，也就越来越意识到人类进行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其影响广大，意义深远，不仅只是意识、领悟到开放和融入世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更是对人类面临共同问题、危机的深刻体认：其主旨即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在和平发展的旗帜下，主动地发展与沿途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二、“一”与“多”关系的拿捏把握是“一带一路”成功与否的关键

    当然，光承认人类文化共通还是难以实现这种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的，如果说古丝绸之路是基于当时一定的现实条件、利益需要和共通意识，那么，今天这种共通是基于什么标准？如何解决普世与特殊的矛盾呢？试看18、19世纪的全球主义者（基本上是欧洲人）关注的其实是一种欧洲的“全球性”，本质上就是“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一元论”，他们（如莱布尼茨、康德、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包括马克思等）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或低估了种族和宗教这一深深植根于族群文化的坚韧而保守的力量（或在转型为民族主义后）在现代性中的顽强而执着的作用；而当代较多的全球主义者（如汤因比、罗马俱乐部的佩西等）又超越了民族国家依然还是目前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主导的事实，主张突破民族国家，建立世界性机构，显得过于前卫。再看现实，在全球主义使命的表象后面，帝国主义权力游戏一幕又一幕上演得惊心动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强势赋予其政治经济制度以普世主义的使命，并竭力从“世界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和共同责任”中获得更大更新的权力资源，而更多的落后的东方国家感受到的却是血雨腥风般的悲惨、凄苦和绝望。正如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曾尖锐地揭露西方的这种虚假普世主义那样：“我知道这些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爱情、荣誉、祖国的废话，它们无碍于我们同时坚持种族主义的说法：肮脏的黑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事情比种族人道主义更为始终如一，因为欧洲人只有通过制造奴隶和怪物，才能使自己成为人。”〔3〕不可否认，这种“普世主义”在行进中虽然突破了地域和传统的樊篱，但却是以排斥或消弭非西方文化来解决普世性与多样性（即“一”和“多”）问题的文化帝国主义方式展开的，从而引发和加剧了非西方弱势社会的那种强烈的被压抑、被异化和被剥夺感，造成更大的紧张和隔阂。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时，不能排除可能会引发周遭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对殖民地历史的痛苦的集体回忆和对新帝国主义的警惕，不能排除他们在希冀获取经济发展的同时会表现出本能的谨慎、保守和不信任感，更何况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为“一带一路”配置的某些机构、建制和项目是靠单方面出资千万亿砸出来的势头上，令沿途国家和民族产生恐慌是可以意料的。

    如何消解沿途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疑虑和担忧，关键就在于我们将怎样诠释和处理“我们-他们”文化中的普世性（即“一”）与“我们-他们”文化中的特殊性（即“多”）的关系，也就是要寻找到将普世主义特殊化和特殊主义普世化双向良性互动的中轴，既不固执于本土特殊性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又反对将自身文化普世化。这里，全球化理论专家罗兰·罗伯森教授提出的“文化研究”范式，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全球化背景中国家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交流的重要性。罗伯森承认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多元的必然性，也看到文化上严重冲突的事实，但他力图从一种宏观综合的层面展示全球化的文化维度，通过所谓的“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与“特殊主义的普遍化”之间双向互动，揭示全球化在文化上的可能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的现实性。他指出：“全球化……正在使所有社会文化形态相对化，并使它们‘平等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凸显的“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张力”是“当今全球性互动的中心问题”。实际上，“特殊社会的文化在不同程度上是它们与全球体系中其他社会的互动的结果。换言之，民族社会的文化是在与其他重要文化的互相渗透中分别形成的。由于同样原因，全球文化本身部分地说也是从民族社会文化之间的具体互动的意义上创造出来的”。由此，罗伯森认为某种全球化的认知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念是可以特殊化的，他把这一过程称为“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此相对应，罗伯森又认为只要各民族群体或本土群体放弃各种绝对特殊形式的文化原教旨主义，以开放的心态融入全球化进程，或者不再固执于对本土文化或某种特殊文化的知识权力的过度诉求，那么，地方性知识或族群文化同样可以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他将这一过程称为“地方全球化”（locglobalization）。〔4〕 因此在罗伯森等人那里，尽管全球化充满悖论，却是一把刺向固执于本土特殊性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普遍主义的双刃剑。

    就中国而言，我们既要弘扬和挖掘传统文化中富有特色但又有普世意义和吸引力的一面，又要虚心地承认和吸取他国文化中值得学习借鉴的精华的一面，承认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共通的一面又有其独特的一面，如同孔子、老庄、苏格拉底、阿威罗伊到近现代的康德、托尔斯泰等思想作品，既彰显了民族文化的辉煌灿烂又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丰硕成果而为世人所认同。所以，我们更应该主动、诚意、平等地与沿途国家和地区进行各种形式各种内容和各种层面的交流和对话，切不可因为拥有一定的经济、政治、财富、资源等优势而显出盛气凌人或颐指气使倾向，更不能以为钱能砸出“一带一路”，否则将不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大可质疑，且本身的利益和安全也会受到危害。而相对弱势国家或民族而言，强化本土性和民族认同意识固然必要和可以理解，但如果这种民族认同变成了一种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封闭主义，就有可能造成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而更加延缓了发展步伐，所以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对话。这就是说，各方都应该看到差异（更多的是文化的隐型层面中那个难以通约的部分），承认多样性，这已被人们期待成为一剂纠正反复出现的种族主义、种族屠杀、文化灭绝等大规模罪恶的良方（这种罪恶的基础是在意识形态上明确或含蓄地否认受害者具有人权和利益）。当然，在承认多元性的前提下又要避免另一种极端：即“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号下……一种新的反人文主义观念……以一种不加批判的方式弘扬差异，否认可能存在的共同兴趣和理解，甚至否认对话和辩论，而且还把人们带到自己的族群以外”的做法，或把文化多元主义概念变得越来越狭窄并逐步成为“各种分离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含混的隐喻”的倾向。〔5〕 同时，强弱双方也应该看到同一和接受共通性。尽管这种同一主要属于文化的显型层面但并不是绝对的，不少原来属于隐型层面的东西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表现出越来越趋同，而且，世界上什么样的文化能够随时间的推移完全、完整地保持自己的过去呢？这种同一不是以强势压倒弱势的文化霸权主宰方式进行，而是能够像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所提倡的那样，先在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耐心、小心的对话、商谈和理解，取得共识后再制定出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然后再谋取共同的发展和利益，最后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任何一种现成的特殊的文化体系都不可能或根本没有资格能够充当作为人类文化共通的“一”的全部样板，它必须是基于国际社会公共理性和多元文化之间的“全体对话”，以达成一种合乎理性的“重叠共识”（罗尔斯），从而最终形成一种可以为所有信奉不同宗教和道德观念、承接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所共同认可和践行的普遍正义的价值观念。一带一路所期盼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只有基于这样一种“一”与“多”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获得成功和持续久远。

    三、塑造一种作为道德力量的文化共识以葆丝路精神永存

    卡西尔曾经讲过：“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哲学不可能放弃它对这个理想世界的基本统一性的探索，但并不把这种统一性与单一性混淆起来，并不忽视在人的这些不同力量之间的张力与摩擦、强烈的对立和深刻的冲突。这些力量不可能被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它们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不和谐者就是与它自身的相和谐；对立面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互相依存：‘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6〕人类文化史展示了不同文化之间对立中统一、冲突中融合的事实，揭示了文化中的隐型层面的东西也不是绝对不可通约的事实，而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入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生成，将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提升出越来越多的价值被整个人类所普遍接受。

    事实上，纯粹的普世文化是不存在的。所谓文化的普世性、共性总是相对于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而言，离开了特殊性和多样性的普世性和共性是空泛的和无意义的。普世性、共性、统一性如果是在抹杀特殊性、个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显现，那么，文化就丧失了过去，丧失了根，也就丧失了认同感、自尊心、方向感和创造力。文化首先是地方性、民族性的（即使大众消费主义文化实质上也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快餐式文化），任何跨文化传统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认同都必须基于这一前提，它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理由和命运，除非人类世界已不再有国家、民族存在。人类的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深深地烙上民族的、地方的和个人的印记，但是从人文意义来看，它们又都是超越了这种特殊性和个体性。真正的民族文化精华是既在塑造性格、心灵和想象力的过程中张扬个性，又在赋予生命和生机流溢的价值层面中彰显普世性、共性或统一性。“凡是历史上鲜明、具体和特殊的东西，现在都成了真善美的载体并从而增强了普世价值的内涵”，所以，普世性就其本质方面而言是一种道德力量，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卡西尔所谓的“理想世界的力量”，甚至美与真都最终依赖于这种力量。〔7〕

    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成功而持续地进行经济合作与发展，就必然需要这样一种道德力量支撑。这种道德力量不是凌驾于一切民族文化之上的绝对律令，更不是某一种强势文化居高临下的宰制，而是从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中提升出最具人性的、最赋予生命真谛的人类共性。这种文化扬弃了多样性中狭隘、自私、颓废、鲁莽和残忍，洗练出人性中博大、宽容、进取、温和及谦让。这种文化要求各个民族“从自己切身的文化关怀出发，培养像托尔斯泰、爱因斯坦和甘地这样的博大胸怀，在这个被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分裂及至破坏的世界上，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和困境，不但负起对自己的命运，而且也负起对全人类命运的道德责任。”〔8〕只有这种道德力量，才能真正让沿途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相辉映、激荡汇合，积淀形成“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只有这种道德力量，才能永葆丝路精神为沿途各国各民族认同和推崇，并不断注入时代内涵，造福千秋。

    〔参考文献〕

    〔1〕 郑凡.震撼心灵的古旋律〔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54.

    〔2〕〔6〕〔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 〔M〕.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5，107-108，288.

    〔3〕 乌·贝克，哈贝马斯，等. 全球化与政治 〔M〕.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48-49.

    〔4〕 罗兰·罗伯森. 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186.

    〔5〕 王宁，薛晓源. 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M〕 .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248.

    〔7〕 克莱斯·瑞恩 . 异中求同：人的自我完善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24，7.

    〔8〕 王缉思. 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M〕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320.【责任编辑：刘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