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书

    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爱书如命的人。我愿意加入这一行列。

    书能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但也能给人带来麻烦，带来灾难。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里，我就以收藏封资修大洋古书籍的罪名挨过批斗。1976年地震的时候，也有人警告我，我坐拥书城，夜里万一有什么情况，书城将会封锁我的出路。

    批斗对我已成过眼云烟，那种万一的情况也没有发生，我“死不改悔”，爱书如故，至今藏书已经发展到填满了几间房子。除自己购买以外，赠送的书籍越来越多。我究竟有多少书，自己也说不清楚。比较起来，大概是相当多的。搞抗震加固的一位工人师傅就曾多次对我说：这样多的书，他过去没有见过。学校领导对我额外加以照顾，我如今已经有了几间真正的书窝，那种卧室、书斋、会客室三位一体的情况，那种“初极狭，才通人”的桃花源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

    有的年轻人看到我的书，瞪大了吃惊的眼睛问我：“这些书您都看过吗？”我坦白承认，我只看过极少极少的一点儿。“那么，您要这么多书干吗呢？”这确实是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没有研究过藏书心理学，三言两语，我说不清楚。我相信，古今中外爱书如命者也不一定都能说清楚。即使说出原因来，恐怕也是五花八门的吧。

    真正进行科学研究，我自己的书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我搞的这一行有点儿怪。我还没有发现全国任何图书馆能满足，哪怕是最低限度地满足我的需要。有的题目有时候由于缺书，进行不下去，只好让它搁浅。我抽屉里面就积压着不少这样的搁浅的稿子。我有时候对朋友们开玩笑说：“搞我们这一行，要想有一个满意的图书室简直比搞‘四化还要难。全国国民收入翻两番的时候，我们也未必真能翻身。”这决非耸人听闻之谈，事实正是这样。同我搞的这一行有类似困难的，全国还有不少。这都怪我们过去底子太薄，解放后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一时积重难返。我现在只有寄希望于未来，发呼吁于同行。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日积月累，将来一定会彻底改变目前情况的。古人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让我们大家都来当种树人吧！

    [知识加油站]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留学欧洲，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驰骋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并翻译了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

    （小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