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育人功能
杨连生++姜林++陆凯
摘 要：大学是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精神家园。大学本身也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具有育人功能，该系统主要由学科文化、制度文化、场域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子系统构成。学科文化和制度文化分别通过外显的知识传递功能和规范保障功能，实现教书育人和管理育人的目的；场域文化和行为文化皆以隐性的展示功能和内化功能，实现环境育人和服务育人的目的。
关键词：大学文化；生态系统；育人功能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指出：“大学是通过文化培养人才的，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大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在具有自身特殊性质的同时又具备文化生态的一般功能，是大学文化育人的重要载体。就文化本身来说，实质上是一种“有而无在”，虽看不见摸不着却可以实实在在地引导和制约意识和行为。知识是文化的基础和表现形式，文化这种“有而无在”在大学中主要体现为显性的或隐性的知识，因而唯有将大学这一文化生态系统作为载体，使文化这种“有而无在”通过知识传递发挥效力，从而实现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换言之，文化育人作为素质教育观指导下的教育模式，其实质是在知识教育中，通过文化价值等各种非智力因素的介入，发挥促进人才发展的良好内在驱动作用，并与培养对象共同形成一种互生互补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从而达到“文而化之”的目的。[1]
大学文化生态系统—育人的载体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大学文化育人的载体—“大学文化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目前，我国关于文化生态方面的权威论著不多，各领域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角度和出发点也不相同。但基本可以形成的共识是：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就某一区域范围中，受特定的情况和传统所规定，一系列的文化特质在其发展进程中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一个文化要素系统。该有机系统的诸要素之间通过相互关联和作用呈现出动态性、过程性和导向性，同时，还伴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区域的发展状况和价值观念。
在这一共识的影响下，教育学界也开始关注校园文化生态，特别是大学文化生态问题。王树国（2009）探讨了良好的文化生态对于高校在竞争优势、精神坚守以及科学创新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创造良好的大学生态有利于发挥大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进而促进大学可持续的、内涵式的发展。何频（2010）分别就大学文化生态建设的方略、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对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此外，谢凌凌（2011）就大学生态的本原状态：生态理念的遗传与变异、生态管理的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的生态和谐等问题展开了分析，并提出了大学生态系统的基本架构。张庆辉（2012）则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中生态位、生态网、生态流的观点分别探讨了大学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实施的管理策略。上述研究在充分运用生态学中的概念和观点以阐释大学生态系统特点的基础上，明确了大学文化生态对于大学发展和管理的重要意义，为本文研究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关于文化生态系统构成的研究方面，余清臣，沈芸（2005）首先提出应将学校视作典型的文化生态系统，文中以学校的不同文化场所为依托，将学校文化生态划分为五种生态圈。以场所作为划分文化生态结构的出发点，虽然借鉴了生物学中生态圈的概念，但似乎并不能突出几种生态圈之间的有机联系，就更无法探讨各个生态圈之间的互动，以及每个生态圈对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作用。潘静等（2013）则从大学文化的结构入手，将大学文化这个生态系统分为主体系统、环境系统和资源系统三个子系统，但对各要素系统如何在整体文化生态中进行能量传递和物质循环，即对要素之间的联系与作用方面着墨不多。
总结已有研究，不难看出大学内部不仅具备多种文化类型和文化因素，这些多样性的因素之间又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被联系到一起，加之高校本身更是一个既存在开放性又有其封闭性的知识系统，因而属于典型的文化生态系统。戴联荣教授（2005）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界定了大学生态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大学生态与学生“文化人格”之间的关系。其将文化人格理解为是“人适应社会文化环境过程中，稳定、持续追求生命潜能发挥的过程，保持个人内在心灵与外在文化生态平衡的个人化道德力量”[2]。至此，大学文化生态与大学文化育人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关系：学生 “文化人格”的养成是在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学生充满个体情感和体验的自我成长和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以活化而又直观的方式表达了对大学文化的感悟和领会，他们事实上也参与着一所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运转。特别是由于大学生态系统传统的禀赋与性格、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仍旧“活”着，并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其对学生的影响意义十分深远。因此，我们讨论与解读的是一个互动和传递的关系，学生个人与大学自身的文化在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最终实现整个大学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和谐关系。此种文化互动和传递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大学文化育人的过程，而大学文化生态系统正是其实现育人功能的载体。
大学文化生态构成与功能—育人的路径
欲提高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内部调节能力，从而加强其外部适应能力，关键要促进大学生态系统的本体功能—育人功能的发挥。文化作为一种“有而无在”须依托有形载体来发挥效用，大学文化也须通过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各要素作用于学生，实现“育人”功能，因此大学文化生态的构成维度与大学文化育人的路径具有一致性。依据大学文化“以人文为特质，着眼于精神建设，侧重环境熏陶，直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特征，本文将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划分为学科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场域文化生态和行为文化生态几个子系统，分别通过学科精神建设实现教书育人，通过环境熏陶和影响实现环境育人，通过人性化的制度管理实现管理育人以及通过全方位的服务支持实现服务育人。
1.大学学科文化与教书育人
学科是大学最基本的单元，学科文化就成为了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最重要也最外显的组成部分，无疑起到的也是大学育人过程中最直接的作用，即教书育人的作用。
潘云鹤（2002）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提出了“学科生态管理”的概念，揭示了学科“交叉、生长、造峰、整体繁荣”的发展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对激励学生主动学习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由此可见，学科文化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成才密不可分，不仅关系到学生的理论知识储备，更从长远角度影响着学生未来适应社会的能力。此外，杨连生教授和肖楠博士（2010，2011，2012）就大学学科育人的本质、机理、方式及功能进行了大量详实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体系（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论的总和）是学科文化的基础要素，通过对大学生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价值取向乃至生活方式方面的引导，实现育人的目的；而学科主体（教师、学者和其他学生）则通过成员间的现实交往，影响大学生的学术人格和学科思维；同样，学科专业领域的价值体系（已形成的学科发展范式、学科功能与价值定位等）则通过学科传统影响感召学生的学术信仰，体现了文化濡化育人的效应[3-4]。欲使大学学科文化生态发挥更好的育人作用，唯有对学科文化采取“生态管理”变革，合理配置学科文化知识的结构，明晰学科文化知识体系的脉络，创新教学模式和学习方法，关注学生学习效果，增强学科传统的感染号召力，才能真正实现学科文化“教书育人”的目的。
大学学科文化生态作为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单元，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运转的意义和作用也是基础性的，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专业的学科知识，通过外显的方式影响学生，即实现教书育人的过程。
2.大学制度文化与管理育人
大学制度是大学“治理”的直接手段。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其本身的运行也需要相应的组织制度予以约束和规范，因而同企业文化中的制度文化相类似，制度文化也是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文化育人的载体中扮演管理育人的角色。在学科文化利用理论教化人，环境与服务通过校园文化和行为文化以“情”育人的同时，制度文化以规则育人的效果不可忽视。
“制度文化育人”在教育学界尚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话题，陈琦（2003）首先提出应给予制度育人以足够的关注；郑天竹（2010）、肖福赟（2011）分别就制度文化育人的功能和作用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已有成果对于制度文化的特征总结为规范性、约束性、层次性和相对稳定性，而对于制度文化功能的认知，仅宽泛总结为认识导向、情感陶冶和行为规范。
制度文化同学科文化一样，在整个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处于较为靠前的显性位置，其主要通过看得见的规程、条例、准则等，保障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传递过程顺畅有序，因此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规范作用。首先，制度化管理的直接结果是形成秩序，这种秩序的直接体现即为各类章程，而无论教学的秩序、学习的秩序，还是管理的秩序、都是保证高校每天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制度实现育人的途径。其次，制度中的各种规则规定着责任和义务，任何行为自由都基于一定的责任基础之上，学术自由也同样如此，文化主体在行使教学、学习、科研等学术权力的同时，必然需要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和学术义务。最后，制度本身还应包括完善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这两种机制也是制度育人的效应从外向内转化的重要途径。制度文化正是以一种显性的、刚性的形态，保障着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是维持其他几个子系统发挥效力的必要条件，也同时是学生人格塑造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3.大学场域文化与环境育人
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正是由大学中的人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等产生的一种文化，即大学场域文化。这种风格不仅体现在大学的仪式文化中，更透过大学的每个细节表现出其内在的精神文化。大学精神文化在学生中的传播，固然需要一定程度的说理甚至灌输，但更离不开学生长期生活的环境对其产生可知可感、具体生动的影响作用，场域文化正是通过环境作为载体实现育人的目的。此处我们所关注的环境，不单单指学校所在的场所这一静态概念，更是基于对“环境与人的浑然天成的统一”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认为，环境决定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环境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文化资源和心理条件，人在认识与改造环境过程中发展。具体到大学场域文化育人中来，高校的物质条件包括教学设施、生活设施，体现着一所学校自身的风格，形成独特的仪式文化，借助于形象影响学生的思维和观念；同时，大学又拥有着各不相同的各类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在服务日常教学及生活时发挥资源效力，实现育人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环境的变化影响到人们思想的变化，大学环境借助场域文化来改变学生的心理条件，最终还会促使学生行为的改变。
与学科文化和制度文化相对具有外显性不同，场域文化大部分时候是通过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并改变着学生的思维甚至行为，而这种隐性文化的育人效力往往更深刻、更持久。
4.大学行为文化与服务育人
大学是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的组织，因此学科文化、制度文化和校园文化最终都将融入到大学的教学服务、行政服务和生活服务中，体现为整所大学的行为文化，此种行为文化又在时时刻刻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实现育人的功能。
目前，学术界对于大学服务育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后勤机构（宿舍、食堂）、图书馆、校园网络服务中心的服务对于学生的影响，体现了学术界对大学生活服务中的行为文化已经形成一定认识（田晓明，2010；张丹平，2011等）。但不容忽视的是，学生学习的过程也是接受教育的过程，因此教学本身也是一种服务。尽管去行政化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中国高校，但不可否认大学成员的学术活动离不开行政服务的支持。由此可见，教学服务、行政服务和生活服务是大学发挥服务育人的三种基本途径，学科文化透过教学服务展示出来，制度文化很多时候则通过行政服务展示出来，而校园文化也往往通过生活服务展示出来。
诸多文化通过大学服务展示出来，并通过与学生进行行为交流和互动，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又逐渐内化为一种行为文化。大学行为文化通常是成员间不言自明的共识，因此也是一种隐性文化，这种隐性文化得到成员的普遍认同后又将指导行为。可见服务通过行为文化育人的过程，是一种从实践中总结出认识，认识再指导于实践的过程。
大学文化育人的过程—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服务
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康斯坦扎（Costanza）认为生态系统的服务过程，即是人类从生态系统的各种功能中获得收益的过程，并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 17 种类型。文化系统功能在其研究中作为其中一个功能模块，被定义成传播审美、艺术、教育等精神科学价值的生态系统[5]。大学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依据其本身属性亦可以被视作一个典型的文化生态系统，因而大学文化育人的过程，也相应可以视作为：大学借助文化生态系统向学生提供服务，学生获得教育收益的过程。根据文化生态学观点，大学文化生态育人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系统内要素间所处的状态、运行规律的问题，即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如何有机运转的问题。
根据前文的论述，我们将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划分为显性的学科文化与制度文化两个子系统，以及隐性的校园文化和行为文化两个子系统。显性文化系统育人的过程，是育人主体（大学文化）直接通过系统作为载体，作用于育人客体（学生）的观念和行为的过程；而隐性文化系统则首先需要透过育人载体（文化生态），把文化这种“有而无在”体现和展示出来，再影响育人客体（学生），这是一个间接的过程。但隐性文化系统育人的效果，往往更具互动性和持久性，这是由于育人客体是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到隐性文化熏陶。与显性文化育人相对具有强制性不同，隐性文化通常是育人客体去主动接受和习得，又能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育人客体的潜意识中，并再次指导育人客体的后续行为和观念。当然，无论是显性文化抑或隐性文化，都离不开大学文化生态这个载体的有机地动态的运转，其各组成系统及系统内的要素间所处的状态及其运行规律（如图1所示）。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主要由学科文化、制度文化、校园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子系统构成，学科文化和制度文化通过外显的知识传递功能和规范保障功能，直接地、一定程度上是强制地实现教书育人和管理育人的目的；校园文化和行为文化以隐性的展示功能和内化功能，潜移默化地间接实现环境育人和服务育人的目的。
图1 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育人模式
文化育人的主体和客体分别是“有而无在”和生动又复杂的人，探循这一过程中的规律和机制是一项及其困难的工作。而把大学文化视作一个动态开放的生态系统， 并把大学文化的各类载体看作是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生态因子，是希望借助大学文化生态这一系统作为载体，讨论系统组成要素间的各种关系和作用，以期在各生态因子竞争与共生的状态中探究大学文化传递与嬗变规律[6]，最终将“育人”这一抽象过程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1]Costanza R， et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J].Nature，1997，387：253-260.
[2]戴联荣. 大学生态：文化人格共生和建构[D]. 南京师范大学，2006.
[3]何频.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大学文化建设[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3）：131-134.
[4]肖楠，杨连生. 大学学科文化育人及其四维向度[J].思想理论教育，2011，8：32-38.
[5]肖楠. 大学学科文化的育人功能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2.
[6]章 兢，何祖健. 从“知识育人”到“文化育人”—整体论视野中的大学素质教育[J]. 高等教育研究，2008，11（29）：9-13.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责任编辑：于 洋]
摘 要：大学是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精神家园。大学本身也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具有育人功能，该系统主要由学科文化、制度文化、场域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子系统构成。学科文化和制度文化分别通过外显的知识传递功能和规范保障功能，实现教书育人和管理育人的目的；场域文化和行为文化皆以隐性的展示功能和内化功能，实现环境育人和服务育人的目的。
关键词：大学文化；生态系统；育人功能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指出：“大学是通过文化培养人才的，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大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在具有自身特殊性质的同时又具备文化生态的一般功能，是大学文化育人的重要载体。就文化本身来说，实质上是一种“有而无在”，虽看不见摸不着却可以实实在在地引导和制约意识和行为。知识是文化的基础和表现形式，文化这种“有而无在”在大学中主要体现为显性的或隐性的知识，因而唯有将大学这一文化生态系统作为载体，使文化这种“有而无在”通过知识传递发挥效力，从而实现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换言之，文化育人作为素质教育观指导下的教育模式，其实质是在知识教育中，通过文化价值等各种非智力因素的介入，发挥促进人才发展的良好内在驱动作用，并与培养对象共同形成一种互生互补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从而达到“文而化之”的目的。[1]
大学文化生态系统—育人的载体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大学文化育人的载体—“大学文化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目前，我国关于文化生态方面的权威论著不多，各领域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角度和出发点也不相同。但基本可以形成的共识是：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就某一区域范围中，受特定的情况和传统所规定，一系列的文化特质在其发展进程中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一个文化要素系统。该有机系统的诸要素之间通过相互关联和作用呈现出动态性、过程性和导向性，同时，还伴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区域的发展状况和价值观念。
在这一共识的影响下，教育学界也开始关注校园文化生态，特别是大学文化生态问题。王树国（2009）探讨了良好的文化生态对于高校在竞争优势、精神坚守以及科学创新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创造良好的大学生态有利于发挥大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进而促进大学可持续的、内涵式的发展。何频（2010）分别就大学文化生态建设的方略、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对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此外，谢凌凌（2011）就大学生态的本原状态：生态理念的遗传与变异、生态管理的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的生态和谐等问题展开了分析，并提出了大学生态系统的基本架构。张庆辉（2012）则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中生态位、生态网、生态流的观点分别探讨了大学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实施的管理策略。上述研究在充分运用生态学中的概念和观点以阐释大学生态系统特点的基础上，明确了大学文化生态对于大学发展和管理的重要意义，为本文研究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关于文化生态系统构成的研究方面，余清臣，沈芸（2005）首先提出应将学校视作典型的文化生态系统，文中以学校的不同文化场所为依托，将学校文化生态划分为五种生态圈。以场所作为划分文化生态结构的出发点，虽然借鉴了生物学中生态圈的概念，但似乎并不能突出几种生态圈之间的有机联系，就更无法探讨各个生态圈之间的互动，以及每个生态圈对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作用。潘静等（2013）则从大学文化的结构入手，将大学文化这个生态系统分为主体系统、环境系统和资源系统三个子系统，但对各要素系统如何在整体文化生态中进行能量传递和物质循环，即对要素之间的联系与作用方面着墨不多。
总结已有研究，不难看出大学内部不仅具备多种文化类型和文化因素，这些多样性的因素之间又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被联系到一起，加之高校本身更是一个既存在开放性又有其封闭性的知识系统，因而属于典型的文化生态系统。戴联荣教授（2005）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界定了大学生态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大学生态与学生“文化人格”之间的关系。其将文化人格理解为是“人适应社会文化环境过程中，稳定、持续追求生命潜能发挥的过程，保持个人内在心灵与外在文化生态平衡的个人化道德力量”[2]。至此，大学文化生态与大学文化育人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关系：学生 “文化人格”的养成是在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学生充满个体情感和体验的自我成长和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以活化而又直观的方式表达了对大学文化的感悟和领会，他们事实上也参与着一所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运转。特别是由于大学生态系统传统的禀赋与性格、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仍旧“活”着，并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其对学生的影响意义十分深远。因此，我们讨论与解读的是一个互动和传递的关系，学生个人与大学自身的文化在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最终实现整个大学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和谐关系。此种文化互动和传递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大学文化育人的过程，而大学文化生态系统正是其实现育人功能的载体。
大学文化生态构成与功能—育人的路径
欲提高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内部调节能力，从而加强其外部适应能力，关键要促进大学生态系统的本体功能—育人功能的发挥。文化作为一种“有而无在”须依托有形载体来发挥效用，大学文化也须通过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各要素作用于学生，实现“育人”功能，因此大学文化生态的构成维度与大学文化育人的路径具有一致性。依据大学文化“以人文为特质，着眼于精神建设，侧重环境熏陶，直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特征，本文将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划分为学科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场域文化生态和行为文化生态几个子系统，分别通过学科精神建设实现教书育人，通过环境熏陶和影响实现环境育人，通过人性化的制度管理实现管理育人以及通过全方位的服务支持实现服务育人。
1.大学学科文化与教书育人
学科是大学最基本的单元，学科文化就成为了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最重要也最外显的组成部分，无疑起到的也是大学育人过程中最直接的作用，即教书育人的作用。
潘云鹤（2002）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提出了“学科生态管理”的概念，揭示了学科“交叉、生长、造峰、整体繁荣”的发展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对激励学生主动学习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由此可见，学科文化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成才密不可分，不仅关系到学生的理论知识储备，更从长远角度影响着学生未来适应社会的能力。此外，杨连生教授和肖楠博士（2010，2011，2012）就大学学科育人的本质、机理、方式及功能进行了大量详实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体系（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论的总和）是学科文化的基础要素，通过对大学生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价值取向乃至生活方式方面的引导，实现育人的目的；而学科主体（教师、学者和其他学生）则通过成员间的现实交往，影响大学生的学术人格和学科思维；同样，学科专业领域的价值体系（已形成的学科发展范式、学科功能与价值定位等）则通过学科传统影响感召学生的学术信仰，体现了文化濡化育人的效应[3-4]。欲使大学学科文化生态发挥更好的育人作用，唯有对学科文化采取“生态管理”变革，合理配置学科文化知识的结构，明晰学科文化知识体系的脉络，创新教学模式和学习方法，关注学生学习效果，增强学科传统的感染号召力，才能真正实现学科文化“教书育人”的目的。
大学学科文化生态作为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单元，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运转的意义和作用也是基础性的，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专业的学科知识，通过外显的方式影响学生，即实现教书育人的过程。
2.大学制度文化与管理育人
大学制度是大学“治理”的直接手段。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其本身的运行也需要相应的组织制度予以约束和规范，因而同企业文化中的制度文化相类似，制度文化也是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文化育人的载体中扮演管理育人的角色。在学科文化利用理论教化人，环境与服务通过校园文化和行为文化以“情”育人的同时，制度文化以规则育人的效果不可忽视。
“制度文化育人”在教育学界尚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话题，陈琦（2003）首先提出应给予制度育人以足够的关注；郑天竹（2010）、肖福赟（2011）分别就制度文化育人的功能和作用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已有成果对于制度文化的特征总结为规范性、约束性、层次性和相对稳定性，而对于制度文化功能的认知，仅宽泛总结为认识导向、情感陶冶和行为规范。
制度文化同学科文化一样，在整个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处于较为靠前的显性位置，其主要通过看得见的规程、条例、准则等，保障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传递过程顺畅有序，因此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规范作用。首先，制度化管理的直接结果是形成秩序，这种秩序的直接体现即为各类章程，而无论教学的秩序、学习的秩序，还是管理的秩序、都是保证高校每天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制度实现育人的途径。其次，制度中的各种规则规定着责任和义务，任何行为自由都基于一定的责任基础之上，学术自由也同样如此，文化主体在行使教学、学习、科研等学术权力的同时，必然需要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和学术义务。最后，制度本身还应包括完善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这两种机制也是制度育人的效应从外向内转化的重要途径。制度文化正是以一种显性的、刚性的形态，保障着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是维持其他几个子系统发挥效力的必要条件，也同时是学生人格塑造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3.大学场域文化与环境育人
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正是由大学中的人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等产生的一种文化，即大学场域文化。这种风格不仅体现在大学的仪式文化中，更透过大学的每个细节表现出其内在的精神文化。大学精神文化在学生中的传播，固然需要一定程度的说理甚至灌输，但更离不开学生长期生活的环境对其产生可知可感、具体生动的影响作用，场域文化正是通过环境作为载体实现育人的目的。此处我们所关注的环境，不单单指学校所在的场所这一静态概念，更是基于对“环境与人的浑然天成的统一”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认为，环境决定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环境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文化资源和心理条件，人在认识与改造环境过程中发展。具体到大学场域文化育人中来，高校的物质条件包括教学设施、生活设施，体现着一所学校自身的风格，形成独特的仪式文化，借助于形象影响学生的思维和观念；同时，大学又拥有着各不相同的各类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在服务日常教学及生活时发挥资源效力，实现育人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环境的变化影响到人们思想的变化，大学环境借助场域文化来改变学生的心理条件，最终还会促使学生行为的改变。
与学科文化和制度文化相对具有外显性不同，场域文化大部分时候是通过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并改变着学生的思维甚至行为，而这种隐性文化的育人效力往往更深刻、更持久。
4.大学行为文化与服务育人
大学是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的组织，因此学科文化、制度文化和校园文化最终都将融入到大学的教学服务、行政服务和生活服务中，体现为整所大学的行为文化，此种行为文化又在时时刻刻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实现育人的功能。
目前，学术界对于大学服务育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后勤机构（宿舍、食堂）、图书馆、校园网络服务中心的服务对于学生的影响，体现了学术界对大学生活服务中的行为文化已经形成一定认识（田晓明，2010；张丹平，2011等）。但不容忽视的是，学生学习的过程也是接受教育的过程，因此教学本身也是一种服务。尽管去行政化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中国高校，但不可否认大学成员的学术活动离不开行政服务的支持。由此可见，教学服务、行政服务和生活服务是大学发挥服务育人的三种基本途径，学科文化透过教学服务展示出来，制度文化很多时候则通过行政服务展示出来，而校园文化也往往通过生活服务展示出来。
诸多文化通过大学服务展示出来，并通过与学生进行行为交流和互动，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又逐渐内化为一种行为文化。大学行为文化通常是成员间不言自明的共识，因此也是一种隐性文化，这种隐性文化得到成员的普遍认同后又将指导行为。可见服务通过行为文化育人的过程，是一种从实践中总结出认识，认识再指导于实践的过程。
大学文化育人的过程—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服务
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康斯坦扎（Costanza）认为生态系统的服务过程，即是人类从生态系统的各种功能中获得收益的过程，并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 17 种类型。文化系统功能在其研究中作为其中一个功能模块，被定义成传播审美、艺术、教育等精神科学价值的生态系统[5]。大学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依据其本身属性亦可以被视作一个典型的文化生态系统，因而大学文化育人的过程，也相应可以视作为：大学借助文化生态系统向学生提供服务，学生获得教育收益的过程。根据文化生态学观点，大学文化生态育人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系统内要素间所处的状态、运行规律的问题，即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如何有机运转的问题。
根据前文的论述，我们将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划分为显性的学科文化与制度文化两个子系统，以及隐性的校园文化和行为文化两个子系统。显性文化系统育人的过程，是育人主体（大学文化）直接通过系统作为载体，作用于育人客体（学生）的观念和行为的过程；而隐性文化系统则首先需要透过育人载体（文化生态），把文化这种“有而无在”体现和展示出来，再影响育人客体（学生），这是一个间接的过程。但隐性文化系统育人的效果，往往更具互动性和持久性，这是由于育人客体是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到隐性文化熏陶。与显性文化育人相对具有强制性不同，隐性文化通常是育人客体去主动接受和习得，又能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育人客体的潜意识中，并再次指导育人客体的后续行为和观念。当然，无论是显性文化抑或隐性文化，都离不开大学文化生态这个载体的有机地动态的运转，其各组成系统及系统内的要素间所处的状态及其运行规律（如图1所示）。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主要由学科文化、制度文化、校园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子系统构成，学科文化和制度文化通过外显的知识传递功能和规范保障功能，直接地、一定程度上是强制地实现教书育人和管理育人的目的；校园文化和行为文化以隐性的展示功能和内化功能，潜移默化地间接实现环境育人和服务育人的目的。
图1 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育人模式
文化育人的主体和客体分别是“有而无在”和生动又复杂的人，探循这一过程中的规律和机制是一项及其困难的工作。而把大学文化视作一个动态开放的生态系统， 并把大学文化的各类载体看作是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生态因子，是希望借助大学文化生态这一系统作为载体，讨论系统组成要素间的各种关系和作用，以期在各生态因子竞争与共生的状态中探究大学文化传递与嬗变规律[6]，最终将“育人”这一抽象过程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1]Costanza R， et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J].Nature，1997，387：253-260.
[2]戴联荣. 大学生态：文化人格共生和建构[D]. 南京师范大学，2006.
[3]何频.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大学文化建设[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3）：131-134.
[4]肖楠，杨连生. 大学学科文化育人及其四维向度[J].思想理论教育，2011，8：32-38.
[5]肖楠. 大学学科文化的育人功能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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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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