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语境中语言变体的社会语言学意义
刘洋
[摘 要]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是描述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其基本出发点是研究社会诸因素与语言的关系，从社会角度探索语言和社会共变的方式和规律，揭示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多元文化语境中“新英语”语言变体具有诸多特点。根据Kachru（1985）的英语世界化理论和Ooi的同心圈模式，可以探寻多元文化语境中“新英语”语言变体的成因。认识“新英语”语言变体特点，有助于深刻理解语言社会本质和文化特色，并增强语言习得与应用价值。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语言变体；多元文化；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07-0086-02
语言是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与社会文化相关的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ation），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研究范畴和重点。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是描述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其基本出发点是研究社会诸因素与语言的关系，从社会角度探索语言和社会共变的方式和规律，揭示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
一、社会语言学中语言变体及其意义
英国语言学家赫德森（R.A.Hudson）把“语言变体”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言项目”。[1]对语言变体进行分类，最常见的是分为两大类：根据语言使用的社会群体将语言变体分为标准变体和非标准变体。标准变体为整个社会群体所使用，通常以某种地域方言为基础，经过不断规范而逐渐形成；而非标准变体则往往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方言变体，是一个言语群体身份标志的显著特征。
语言变体主要通过四种形式表现出来：语音变体、词汇变体、词型变体、语法变体。以美式英语为例，为适应快节奏生活，美语发音往往力求简单，如英语词尾为-our和-re，美语则为-or和-er，英语的colour、centre、plough，美语则为color、center、plow。词汇与词型变体如“bug”一词，在英语中专指“臭虫”，美语则泛指“虫子”，保留了该词的原意。不同语言变体的语法结构亦有所不同，如“我什么也做不了”：I can not do anything.（用于正式场合的标准英语）或I can do nothing.（用于非正式场合）；“你有词典吗？”：Do you have a dictionary？（AmE）或Have you a dictionary？（BrE）。
在多种功能中，语言变体最为基本的功能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交际需求，一旦交际需求发生变化，其社会心理及语言形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由此可见，语言变体并无好坏优劣、高低等级之分，人们有可能根据交际需要选择不同的语言变体来增进社会认同和社会交往。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和把握语言的交际功能及其社会性本质，才能优化对语言及其变体的理解，掌握其发展规律。
二、多元文化语境中“新英语”语言变体的特点
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英语在广泛传播的进程中，因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产生了变异，成为不同国家多元文化的载体。“新英语”被看做是独立的语言变体，尤其是在亚洲前英国殖民地国家，“新英语”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英语母体的标准语言，发展为各自本土化的语言模式。
Platt在其The New Englishes一书中，总结了“新英语”所体现的一些共同特点：①“新英语”是通过正规教育作为第二语言发展的；②在“新英语”得到发展的地方，英语的母语变体并非大多数人所说的语言；③“新英语”用于地区内部的语言交流；④“新英语”已经被本土化并且自成体系。[2]
“新英语”是英语与本土社会文化融合发展的产物。在本土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新英语”，反映了本土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产生了许多新的词汇、新的语法特点以及新的表达方式。正如Kachru（1986a）所说：“‘新英语是经过移植的变体，有自身的明显的生态特征、语境和功用”。[3]因此，无论是新加坡英语还是印度英语，都在音韵、词汇和句法等表层语言形式和深层文化及心理结构上，表现出各自语言特质，体现了各民族的语言心理或思维方式。
此外，“新英语”应用于各种社会场合，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得到发展，并产生所谓“双语现象”。在重要的正式社交场合，人们所使用的往往是基本接近标准英语的高级变体（High Variety），这类高级变体因能规范和提升本土语言功能，并增进使用者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而成为官方第一语言，而在非正规场合人们多使用俚语化英语。如“thunder-box”一词，本意指马桶，而在印度广告语“I？want？my？thunder！”中，则只取其“雷鸣时的轰隆声”之意，使人联想到喝饮料时发出“咕咚咕咚”声的畅快感。
三、多元文化语境中“新英语”语言变体探源
根据Kachru（1985）的英语世界化理论，英语在全球的传播、习得和使用情况，可用“内圈”（规范提供型）、“外圈”（规范发展型）、“扩展圈”（规范依附型）三个同心圈的理论模式来解释。Kachru将内圈英语语言变体的发展变化和外圈新英语语言变体的发展变化区分开来，提出了“旧英语”与“新英语”之说，认为英语在外圈国家的使用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与发展，形成了“新英语”语言变体。
Kachru认为，位于内圈的是旧英语，又称为旧英语变体，有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等。内圈除传统的以英语为母语的英美两国外，还包括具有移民性质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内圈以英语为第一母语，使用人口较之外圈相对要少，其获得方式源自历史传承或自然习得，但却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标准英语，影响全球。
在研究“新英语”变体的范畴模式中，McArthur提出ENL、ESL和EFL（1998），Schneider提出“后殖民英语变体”（2007），后又提出“动态模式”（2011），发展了Kachru提出的“内圈”、“外圈”和“扩展圈”的理论框架，认为“新英语”变体历经以下五个阶段：基础阶段、外生标准稳定阶段、本土化阶段、内生标准稳定阶段和分化变异阶段（Schneider，2011：34）。[4] 中国学者借用V.B.Y.Ooi提出的五个同心圈模式（见Ooi，1998），则将外圈国家的“新英语”区分为五个等级：中心圈为Group A，依次向外扩展为Group B、C、D和E。[5]
Group A：核心英语，即世界范围广泛使用的英语，属于高级变体，传统上只包括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但因受多元文化语境影响，导致英语语言变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非英语词汇进入了核心英语圈内，如印度语lakh（10万）、sari（莎丽）；马来语amuck / amok（疯狂地）；中国英语tofu（豆腐）、kungfu（功夫）等。
Group B：源自英语并用于正式场合的“新英语”。这一组包括源于核心英语的词语和规范表达法，无论是高级变体还是低级变体，都能被“新英语”的使用者理解和认同。比如新加坡人广泛使用的red packet（红包），印度英语中的arranged marriage（包办婚姻）等，这些表达法在核心英语中难以见到，但却反映了当地社会习俗，为英语使用国所独有。
Group C：源自当地语言并适用正式场合的“新英语”。这一组内的词语和表达法，已然揉进了许多当地的土语、社会文化和生活习俗，体现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很难在核心英语中找到相应的对等词或表达法。如把peanut（花生）说成Kaeang（新加坡语花生果之意）；把tender meat（鲜肉）说作sofl meat（依附美语标准的菲律宾语）等。
Group D：源自英语但只见于非正式场合的“新英语”。如新加坡英语口语中常见的no head no tail（没头没尾），Can can！（好的，没问题），印度英语中的head-pain（头痛），而用isnt it？表达尊重或认同的语用功能，则构成印度英语反问句的固定标记。
Group E：源自当地俗语或方言只用于非正式场合的“新英语”。这类“新英语”与当地的词汇和语法混用，被标准英语认为是有着明显错误的地方英语。如kiasu（源自闽南语“怕输”），a junglee girl（印度语“粗野的女孩”），还有一些当地的感叹词“Ayyo-ayyoo”，“wah lau”等。
Ooi的五个同心圈模式可以视为一种客观标准，用来对各种“新英语”语言变体进行等级区分，如Group A，Group B，Group C都可以划归为高级变体，Group D和Group E则应归类为低级变体。这种等级区分主要便于优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语言学习，并不意味着语言变体的好坏优劣或高低等级。合理区分这种语言变体的等级，不仅有助于编撰各种“新英语”语言变体语料库，而且能为语言使用者更清晰地认知语言变体的发展走向及其社会性本质，也能更准确地选用合适的语体和表达方式。
四、结语
语言和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共变”关系。社会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引起语言的变化，而语言的变化又必然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变迁，语言正是在这种“共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新英语”充分发展并自成体系，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社会文化特色和语用价值观，它真实地折射出特定地域的社会文化需求，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也必然与社会需求与发展走向相契合。
[ 注 释 ]
[1] R.A.Hudson.Sociolinguistics[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2] Platt，J.，Weber，H.，Ho，M.L.The New Englishe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2-3.
[3] Kachru，Braj B.The Alchemy of English.The Spread，Functions and Models of Non-Native Englishes[M].Oxford： Pergamon Press Ltd，1986a.
[4] Bhabha，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Schneider，E.W.English Around the World：An Introduc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5] 许丽芹.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新英语”语言变体[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9）：13-15.
[责任编辑：钟 岚]
[摘 要]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是描述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其基本出发点是研究社会诸因素与语言的关系，从社会角度探索语言和社会共变的方式和规律，揭示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多元文化语境中“新英语”语言变体具有诸多特点。根据Kachru（1985）的英语世界化理论和Ooi的同心圈模式，可以探寻多元文化语境中“新英语”语言变体的成因。认识“新英语”语言变体特点，有助于深刻理解语言社会本质和文化特色，并增强语言习得与应用价值。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语言变体；多元文化；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07-0086-02
语言是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与社会文化相关的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ation），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研究范畴和重点。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是描述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其基本出发点是研究社会诸因素与语言的关系，从社会角度探索语言和社会共变的方式和规律，揭示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
一、社会语言学中语言变体及其意义
英国语言学家赫德森（R.A.Hudson）把“语言变体”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言项目”。[1]对语言变体进行分类，最常见的是分为两大类：根据语言使用的社会群体将语言变体分为标准变体和非标准变体。标准变体为整个社会群体所使用，通常以某种地域方言为基础，经过不断规范而逐渐形成；而非标准变体则往往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方言变体，是一个言语群体身份标志的显著特征。
语言变体主要通过四种形式表现出来：语音变体、词汇变体、词型变体、语法变体。以美式英语为例，为适应快节奏生活，美语发音往往力求简单，如英语词尾为-our和-re，美语则为-or和-er，英语的colour、centre、plough，美语则为color、center、plow。词汇与词型变体如“bug”一词，在英语中专指“臭虫”，美语则泛指“虫子”，保留了该词的原意。不同语言变体的语法结构亦有所不同，如“我什么也做不了”：I can not do anything.（用于正式场合的标准英语）或I can do nothing.（用于非正式场合）；“你有词典吗？”：Do you have a dictionary？（AmE）或Have you a dictionary？（BrE）。
在多种功能中，语言变体最为基本的功能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交际需求，一旦交际需求发生变化，其社会心理及语言形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由此可见，语言变体并无好坏优劣、高低等级之分，人们有可能根据交际需要选择不同的语言变体来增进社会认同和社会交往。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和把握语言的交际功能及其社会性本质，才能优化对语言及其变体的理解，掌握其发展规律。
二、多元文化语境中“新英语”语言变体的特点
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英语在广泛传播的进程中，因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产生了变异，成为不同国家多元文化的载体。“新英语”被看做是独立的语言变体，尤其是在亚洲前英国殖民地国家，“新英语”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英语母体的标准语言，发展为各自本土化的语言模式。
Platt在其The New Englishes一书中，总结了“新英语”所体现的一些共同特点：①“新英语”是通过正规教育作为第二语言发展的；②在“新英语”得到发展的地方，英语的母语变体并非大多数人所说的语言；③“新英语”用于地区内部的语言交流；④“新英语”已经被本土化并且自成体系。[2]
“新英语”是英语与本土社会文化融合发展的产物。在本土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新英语”，反映了本土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产生了许多新的词汇、新的语法特点以及新的表达方式。正如Kachru（1986a）所说：“‘新英语是经过移植的变体，有自身的明显的生态特征、语境和功用”。[3]因此，无论是新加坡英语还是印度英语，都在音韵、词汇和句法等表层语言形式和深层文化及心理结构上，表现出各自语言特质，体现了各民族的语言心理或思维方式。
此外，“新英语”应用于各种社会场合，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得到发展，并产生所谓“双语现象”。在重要的正式社交场合，人们所使用的往往是基本接近标准英语的高级变体（High Variety），这类高级变体因能规范和提升本土语言功能，并增进使用者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而成为官方第一语言，而在非正规场合人们多使用俚语化英语。如“thunder-box”一词，本意指马桶，而在印度广告语“I？want？my？thunder！”中，则只取其“雷鸣时的轰隆声”之意，使人联想到喝饮料时发出“咕咚咕咚”声的畅快感。
三、多元文化语境中“新英语”语言变体探源
根据Kachru（1985）的英语世界化理论，英语在全球的传播、习得和使用情况，可用“内圈”（规范提供型）、“外圈”（规范发展型）、“扩展圈”（规范依附型）三个同心圈的理论模式来解释。Kachru将内圈英语语言变体的发展变化和外圈新英语语言变体的发展变化区分开来，提出了“旧英语”与“新英语”之说，认为英语在外圈国家的使用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与发展，形成了“新英语”语言变体。
Kachru认为，位于内圈的是旧英语，又称为旧英语变体，有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等。内圈除传统的以英语为母语的英美两国外，还包括具有移民性质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内圈以英语为第一母语，使用人口较之外圈相对要少，其获得方式源自历史传承或自然习得，但却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标准英语，影响全球。
在研究“新英语”变体的范畴模式中，McArthur提出ENL、ESL和EFL（1998），Schneider提出“后殖民英语变体”（2007），后又提出“动态模式”（2011），发展了Kachru提出的“内圈”、“外圈”和“扩展圈”的理论框架，认为“新英语”变体历经以下五个阶段：基础阶段、外生标准稳定阶段、本土化阶段、内生标准稳定阶段和分化变异阶段（Schneider，2011：34）。[4] 中国学者借用V.B.Y.Ooi提出的五个同心圈模式（见Ooi，1998），则将外圈国家的“新英语”区分为五个等级：中心圈为Group A，依次向外扩展为Group B、C、D和E。[5]
Group A：核心英语，即世界范围广泛使用的英语，属于高级变体，传统上只包括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但因受多元文化语境影响，导致英语语言变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非英语词汇进入了核心英语圈内，如印度语lakh（10万）、sari（莎丽）；马来语amuck / amok（疯狂地）；中国英语tofu（豆腐）、kungfu（功夫）等。
Group B：源自英语并用于正式场合的“新英语”。这一组包括源于核心英语的词语和规范表达法，无论是高级变体还是低级变体，都能被“新英语”的使用者理解和认同。比如新加坡人广泛使用的red packet（红包），印度英语中的arranged marriage（包办婚姻）等，这些表达法在核心英语中难以见到，但却反映了当地社会习俗，为英语使用国所独有。
Group C：源自当地语言并适用正式场合的“新英语”。这一组内的词语和表达法，已然揉进了许多当地的土语、社会文化和生活习俗，体现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很难在核心英语中找到相应的对等词或表达法。如把peanut（花生）说成Kaeang（新加坡语花生果之意）；把tender meat（鲜肉）说作sofl meat（依附美语标准的菲律宾语）等。
Group D：源自英语但只见于非正式场合的“新英语”。如新加坡英语口语中常见的no head no tail（没头没尾），Can can！（好的，没问题），印度英语中的head-pain（头痛），而用isnt it？表达尊重或认同的语用功能，则构成印度英语反问句的固定标记。
Group E：源自当地俗语或方言只用于非正式场合的“新英语”。这类“新英语”与当地的词汇和语法混用，被标准英语认为是有着明显错误的地方英语。如kiasu（源自闽南语“怕输”），a junglee girl（印度语“粗野的女孩”），还有一些当地的感叹词“Ayyo-ayyoo”，“wah lau”等。
Ooi的五个同心圈模式可以视为一种客观标准，用来对各种“新英语”语言变体进行等级区分，如Group A，Group B，Group C都可以划归为高级变体，Group D和Group E则应归类为低级变体。这种等级区分主要便于优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语言学习，并不意味着语言变体的好坏优劣或高低等级。合理区分这种语言变体的等级，不仅有助于编撰各种“新英语”语言变体语料库，而且能为语言使用者更清晰地认知语言变体的发展走向及其社会性本质，也能更准确地选用合适的语体和表达方式。
四、结语
语言和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共变”关系。社会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引起语言的变化，而语言的变化又必然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变迁，语言正是在这种“共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新英语”充分发展并自成体系，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社会文化特色和语用价值观，它真实地折射出特定地域的社会文化需求，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也必然与社会需求与发展走向相契合。
[ 注 释 ]
[1] R.A.Hudson.Sociolinguistics[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2] Platt，J.，Weber，H.，Ho，M.L.The New Englishe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2-3.
[3] Kachru，Braj B.The Alchemy of English.The Spread，Functions and Models of Non-Native Englishes[M].Oxford： Pergamon Press Ltd，1986a.
[4] Bhabha，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Schneider，E.W.English Around the World：An Introduc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5] 许丽芹.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新英语”语言变体[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9）：13-15.
[责任编辑：钟 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