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空间生成中政府模式建构的路径

    周军

    〔摘要〕

    在技术维度上，人类社会迈入到了网络化时代。按照刘祖云教授的梳理，在技术、社会公众和学术界这三股力量的支持下，政府改革走向了电子政府建设的道路，并在理论视角上走向了虚拟政府，这是从技术支持和思维方式变革两个维度去对政府模式展开的解析。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作为一种生态环境，虚拟空间的生成也正是从这个两个维度推动政府模式变革的，因而，在政府模式建构的意义上，基于这一虚拟生态而建构起来的虚拟政府，是从属于服务型政府理论范式的，是服务型政府治理虚拟化的理论概括。

    〔关键词〕

    虚拟空间；政府模式变革；电子政府；虚拟政府；服务型政府；符号化

    〔中图分类号〕D63-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5-0096-06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建构一个与此时代背景相契合的政府模式已成为各国锐意改革的政府及其领导者们所密切关注的亟待破解的课题。在这一既作为社会变迁特定现实又具有深远影响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选择了建设服务型政府这条政府变革道路，然而，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中，我们却陷入这一政府模式变革究竟处在了何种时代背景之下的困惑，而使人们对其总体面貌有了诸多猜测，尽管每一种猜测都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某一面，并从那一面看到了政府模式变革的可能性和方向性，但却不是它的全部内容，因而也就部分地割裂政府模式变革不同侧面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从“十大政府范式”的立意来看，它并不是要去建构十种不同的政府范式，而是在现实基础和逻辑演绎上去对中国行政改革理论与实践探索中生成的或被创造出来的“范式”进行哲学式、思辨式的梳理。通过这样的梳理，刘祖云教授试图去发现或者事实上已经发现，在“十大政府范式”背后蕴含着一个中国政府模式变革的核心价值目标，即服务型政府建设。应该说，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十大政府范式”之间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即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一核心价值目标统领并引导“十大政府范式”，反过来，“十大政府范式”又从不同的层面或不同的理论关注点去建构和拓展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使之成为更具理论方向性和现实指导性的理论体系。人类正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涌现，正在变革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作为这个时代特征的一种反映，虚拟空间的生成以及虚拟政府的出现，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极具跨时代意义和现实关怀的理论建构方向。

    一、虚拟空间生成的学术探索

    如果说人类社会正在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并且我们可以从技术维度上将之称作为网络化时代，那么，基于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电子政府建设正在成为“政府改革与发展的模式之一，其迅猛发展的态势得益于技术、社会公众与学术界的三方支持”。〔1〕从这三股支持力量出发，我们看到，与其他政府模式相比，电子政府有着强烈的技术依赖性，或者说，技术已经成为电子政府这一政府模式的结构性要素。因而，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进程正是政府模式走向电子政府的技术性支持。与此同时，社会公众通过互联网及其物质介质而实现网上生活，既是电子政府出场的物质支持，也是它的行为支持。按照刘祖云教授的总结，学术界关于电子政府的研究所追寻的是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从时代背景出发而进行的理想形态建构和价值追求，另一个则是通过大量的研究范本和感性经验进行实证分析。但不论是哪一种研究路径，我们都看到，“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学者凭借其学术的敏锐性把握到它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并以理论框架与知识体系的方式来呼吁与论证”，〔2〕可以说，电子政府专门研究领域的形成既是学者出场的结果也是它的结果。“在中国电子政府变革的历史实践中，与政府管理者与实践者相比较而言，他们所起的作用或许是间接的，但却是决定性的。因为，他们以其特有的理性品格而成为不可或缺的历史性参与者。”〔3〕如果说在电子政府的学术话语及其独特场域形成之后，关于电子政府的理论与实践走向了线性、平面与立体的三维建构的话，那么，电子政府的一个理论视角则是虚拟政府。

    作为一种学术思考，虚拟政府承接了电子政府的话题而进行一种理论建构。而作为一种理论建构，它则是基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瞬息万变的现实和人们变革官僚制的强烈诉求。当“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高度集权、自上而下的官僚制显得老态龙钟、反应迟钝，在变革与创新方面显得无能为力”〔4〕时，人们产生了一种通过电子政府建设变革官僚制的强烈诉求，而学者们则产生了一种进行虚拟政府理论建构的强烈冲动，而从电子政府和虚拟政府的内在逻辑出发，“今天我们所言的电子政府就必然是虚拟政府与官僚制政府的结合。也就是说，它是在官僚制政府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虚拟性的组织方式与路径，仅此而已。因此，电子政府就必然具有两种特性，即‘虚拟性和‘实在性，它必然落定在虚拟与实在之间，否则，虚拟政府是不可能的。”〔5〕或许，电子政府具有显著的技术色彩，而虚拟政府则更多蕴含着一种人类思维方式从实体向虚拟的转变，因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处处充满虚拟化迹象的世界当中，它正在变革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方式。

    在工业化进程中，科学技术进步所改变和建构的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涌现则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建构一个同它们并行但又彼此联结的符号化的虚拟现实。在这个并非“真实”的虚拟现实中，人们建构起了一种虚拟空间，而在这一正在生成的空间里，真实世界的逻辑和虚拟世界的逻辑之间既相互作用，又时常处在相互纠缠、相互冲撞中，人们按照真实世界的逻辑有时无法理解虚拟世界中自我指涉的符号，而用虚拟世界中不受时空限制的逻辑去理解真实世界则又会陷入乌托邦的幻象当中。在这个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虚拟世界相互联结的人类生存空间里，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对现在的体验，以及对未来的感知，都陷入了令人既坚定又迷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渴望预测和控制未来的人们时常处在了当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当未来变得不可预测时，一切形式的预测和控制工具都受到了挑战，人们试图对这些工具进行更新，却发现工具的刷新速度往往跟不上社会的变革速度。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部分地源自于技术进步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建构。在既有的理论范式和解释框架之下，预测和控制未来的目标在其实现过程中往往遭遇令人难以捉摸的结果，或许这些结果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但是对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规划社会治理的方案来说，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所建构起来的理论范式和解释框架通常都是以实体性存在作为其认识和分析的对象。而人类社会正在遭遇的却是不断涌现出来的虚拟存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符号化的过程中映射到虚拟世界当中，与此同时，流动的符号又依据虚拟世界的运行逻辑自我建构地生成，这样，正在生成中的虚拟世界既与已存在的客观现实保持着一种紧密的联系，同时又涌现出了符合其自身运行规则的符号化现实。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兴起，很快就被致力于政府变革的改革者们觉察到，他们深刻地感受到这是“重塑政府”的一个良好机遇，并因而将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政府对网络空间的运用上来。在美国1993年的“通过信息技术的再造”（Reengineering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报告中，改革者们试图利用互联网所创设的网络空间来建构一种新政府组织方式，以期“快速地把美国政府推向数字时代”。〔6〕在美国，正是看到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网络空间的塑造，NPR委员会的改革者们才想要通过蕴含于网络空间当中的流程再造来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并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来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我们看到，当管理行政及其官僚制组织形式逐渐走向失灵时，改革者当然渴望能够找到一种“注射液”来激活政府，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和网络空间的塑造恰好满足了改革者们的这一需求，不仅如此，它们还帮助改革者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高科技化转型。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浏览器马赛克（Mosaic）的出现意味着互联网从此走上了连接全世界的道路，那么，对于个人和政府用户来说，实现即时、快速、低成本的全球通信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十分平常的一件事情。在网络的空间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以惊人的速度自我更新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如果说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改革者能够根据社会的变革而对组织的运行和流程进行重新设计的话，那么，技术进步和组织变革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则无疑减少了官僚制组织的繁文缛节，提高了政府在公共服务活动中的运行效率。我们看到，通过符号化、虚拟化的网络空间，政府的各项公共服务活动开始通过符号化而在虚拟世界中流动和运行，因而，这就使得通过接入到虚拟世界的终端，公众可以轻松、快捷地通过互联网甚至物联网来实现信息的获取和公共服务的接受。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符号化、虚拟化的网络空间的生成，不仅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而且正在改变人类社会这样的虚拟性存在的组织方式，正在改变政府等实体性存在的组织方式。

    二、政府模式变革的虚拟生态

    按照实体性存在的运行逻辑，原子化的个体和组织化的社会都要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运行，近代以来的科学原理所理解的世界是由长、宽、高的空间尺度和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维度构成的四维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要遵循“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去运行。因而，即便是在人类的思维空间中，一切观念、思想和逻辑都要受到这种时空维度的约束，或许能够超越这个时空维度而存在的事物也只有上帝了，甚至是上帝这样的宗教存在物也要通过数学原理和逻辑论证去证实其是否真实存在。同样如此，虚拟世界的生成也遭遇了数学原理和逻辑论证的困惑。当人们去理解符号化现实的组织方式和运行规则时，其实是将其放置在了实体性存在的运行逻辑之下，因为对于从工业社会思维逻辑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说，真实是可以被证实的。在这个意义上，虚拟世界中的符号化现实则首先被从它们与真实世界中现实的联结上去加以理解，因而，既然实体性存在的运行逻辑能够对实体性存在起作用，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自然地能够对与实体性存在紧密联结的符号化的虚拟存在起作用。这里，符号化被理解为了真实的现实的符号化，每一个符号都有它的意义，每一个意义都对应着实体性存在。然而，在虚拟世界的自我建构中，越来越多的符号化现实不是有明确的指涉对象和存在意义的符号，而是自我指涉的符号，这些符号自行地运行于虚拟世界当中，并按照虚拟世界的规则反过来建构虚拟世界。这些虚拟性存在既是实体性存在在虚拟世界中的映射，同时又独立于实体性存在而自为、自在地运行于虚拟世界当中。因而，当人们用符合实体性存在的组织方式和运行规则去框定虚拟性存在时，就会遭遇“幻象”的困扰，而如果我们仅仅将之视作幻象而不加以认真对待的话，那么，它又不断地困扰着人类社会的运行秩序。这时，如果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符合实体性存在的运行逻辑的行政模式的话，那么，新的行政模式将首先表现出其所拥有的虚拟性思维，而不是实体性思维。

    在实体性思维当中，人们总是认为实体性存在是真实存在的，因而也就逻辑地认为它们是真的，而虚拟性存在则是不真实的存在，因而也就会将它们作为假的东西来对待。然而，当我们将这些虚拟性存在看作是虚假的幻象时，它们却时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甚至会给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行秩序造成极其严重的冲击，因而，我们也就不能将这些虚拟性存在当作假的东西来对待。换句话说，尽管它们是虚拟性的存在，但它们同样也是真实的，同样也是人类社会现实的一个构成部分。这也是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与以往社会现实的不同之处。因而，处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当中的人们需要的是一种虚拟观。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正在创造一个虚拟世界，而在这一虚拟世界中运行的则是符号化的现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进程中走向了多重存在和多元运行的格局。比如，与实体经济不同的是，在虚拟世界中运行的则是虚拟经济。实体性存在并不能在虚拟世界中任意流动，而流动的是符号。因而，我们只有在符号化和虚拟化的意义上，才能理解虚拟经济的组织方式和运行逻辑。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然看到，虚拟经济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的公共行政却仍然只是适合于实体性存在的管理行政模式，因而，在缺乏虚拟世界观和有效应对虚拟世界中的符号化现实的行政模式的情况下，人类社会陷入到了金融危机当中，尽管按照实体性经济的运行规则和治理方案，管理行政暂时性地遏制住了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巨大的经济社会动荡，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自信能够保证在下一波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发生时，人类社会还能够度过这样的难关。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建立的恰恰就是这种虚拟世界观。在经济领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在交换的过程中通过价格来反映它的价值，而这其中的价格就是用货币来表示的，在交换过程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既可以是实体性的金银，也可以是权威机构发行的代表金银的纸币。在实体性经济这样一个运行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作为实体性存在的货币符号。而作为筹集资金手段的股票的出现，则意味着货币的符号化。在工业化进程中，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将作为收益凭证的股票放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行为，这也为资本的稳定和长期运行提供了保障，持有股票的股东们不用担心资本因公司经营不善而造成损失，通过股票进行的融资的大公司也不必担心股东们的“挤兑”而使资金链断裂。实际上，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股票也开始脱离资本使用状况或者融资公司的经营状况而独立运行。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以及金融市场逐渐呈现出了它们的虚拟化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货币的符号化在工业化进程中就已经发生了，但是符号运行的虚拟化则是后工业化进程中才出现的。我们看到，股票这种符号的交易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是发生在交易所中的，而如今，似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或需要去交易所进行交易。也就是说，符号在实体性经济是可以运行的，但在符号化和虚拟化的过程中，符号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虚拟世界中流动，实体性经济的思维模式以及数量、质量等测量工具已经不能帮助我们成功地理解符号经济的运行方式了，虚拟世界中运行的符号经济只能用流动性来表示符号自身的运行状况。在从实物到货币再到股票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的符号化、再度符号化的过程中，符号便逐渐实现了在虚拟世界中的运行。符号的这种流动显示出了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人们再也无法用生产—消费体系来理解符号经济在虚拟世界中的运行了。如果虚拟世界中的符号经济只是社会走向符号化、虚拟化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的话，那么，人类未能很好地应对和治理虚拟世界中的符号经济而导致金融危机，也同样会发生在人类社会的治理活动中而导致整个人类社会运行的崩溃。

    需要指出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直以来都分散地存在着虚拟现象，但这些分散的虚拟现象并没有构成一个虚拟世界。我们看到，在自然界中，王阳明所说的“月印万川”实际上是实体性存在的影像或镜像，我们可以说那是真实世界的虚拟影像，这种影像和实体性存在本身是联结在一起、合为一体的，因而，我们既不能否定实体性存在的真实性，同时也不能完全拒绝影像对实体性存在的反映。但是，实体性存在及其影像之间却不存在符号化的问题，在自然界的虚拟现象中，影像是实体性存在的反映，但却不是它的符号化。而在以电视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屏幕影像中，影像往往比在场的真实情形还要优质，因为人们通过电视等媒体形式接收到的影像是真实或在场的符号化，符号化的影像以电子信号的方式进行传播，然而，符号化的影像只是将现实或在场的影像传播了出去，而观众也只是接受这些符号化的影像，或许观众能做的只是换个频道或关掉电视。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电视为代表的屏幕传媒只是符号化影像的单向传播，它并不构成符号流动和运行的空间或世界，也就是说，这种虚拟现象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虚拟世界的生成。而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中，符号则是在虚拟世界中流动和运行的，实体性存在的符号化以及符号的符号化共同构成了虚拟世界中的符号化现实，它与真实世界的现实彼此联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虚拟世界中，符号并不完全是用来传送的信息和意义的载体，而更多的则是虚拟世界中流动的存在物，虚拟世界是它进行流动和运行的空间。而正是由于它们在流动和运行才使得虚拟现象得以建构成一个有时间、有空间，但同时又超越时空束缚的虚拟世界。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对人类的实体性思维方式提出了重大挑战，并因而对一切建立在实体性思维之上的制度设计、治理方案，以及行政模式提出了质疑。如果说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的建构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则需要在这一全新的思维范式之上去重建人类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由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虚拟世界构成的既有时空也超越时空的世界。而这正是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所身处其中的虚拟行政生态。

    三、服务型政府的治理虚拟化

    在信息技术应用上，改革者们将之应用于改善公共服务上，建构虚拟公共服务方式，并且虚拟公共服务在供给途径、供给方式，以及供给思路上都走向了电子政府建设。事实上，它也正是通过电子政府建设来展现其作为一项政府创新工程的价值的。在英国政府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战略实施计划中，我们看到，“致力于减少并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现代公共服务”〔7〕已经成为政府及其公共服务改革的战略目标。在利用信息技术来改善社会治理和建构虚拟政府的问题上，早期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往往陷入成本高昂而实际功效并不高的困境，实际上，这种困境根源于我们并未弄清楚技术意义上的电子政府同思维方式意义上的治理虚拟化之间的确切关系，因而也就把建构虚拟公共服务体系完全放在了电子政府建设上。这也就实质性地影响了虚拟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积极推展。在进行文献梳理时，一方面我们很容易找到有关电子政府建设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又能在这些文献中发掘到虚拟公共服务的影子。〔8〕因而，电子政府是需要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去加以理解的，而虚拟公共服务则不仅体现在这种技术意义上，而且它更多地展现了一种虚拟世界观和虚拟性思维。与此同时，充分意识到电子政府和虚拟公共服务之间的互动关系，既为电子政府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方向，同时也使得虚拟公共服务体系建构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它能够很快地走出资源有限共享、重复建设的困境。在建设现代化、数字化、虚拟化公共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服务方式的变革、管理能力的提升、业务单元的良好合作，以及业务流程的合理再造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府在虚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走向成本低廉、效果优异的建构方向。此外，在政府和多元治理力量之间互动关系的建构上，虚拟公共服务体系不仅能够“创建一个更开放、更具竞争力的市场，并在此寻求服务和解决方案”，〔9〕而且我们更能够在创造性技术的有效利用中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并因而促进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在空间运行规则上，通过虚拟世界去开展社会治理活动使得符号化的信息在网络空间中的运行和流动实现了非中介化，因而，它不仅节约了社会治理的工作量和工作成本，而且还大大地节约了公众的通勤费用和时间成本。正是由于这种低廉的运行成本和高效率的流动性，才将互联网这种信息传播媒介同传统的大众传媒区分了开来。如果说像报纸、杂志、电视，以及广播电台这样传统的大众传媒能够支持点对面的单向广播式传播的话，那么，在虚拟世界里，符号化的信息不仅可以供人们检索、保存、传送，以及修改，而且还具有非常强的延展性。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网络空间中，符号化的信息是不受时空限制、近似自由地蜂窝式传播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与传统大众传播的信息传送相比，虚拟世界中的信息流动和运行具有非常独特的成本结构。因而，当这种符号化、虚拟化的网络空间被特定的利益集团所利用时，它会使所有能够自由进入它的利益相关方获益，它所蕴含的商业潜能的挖掘正在振兴整个虚拟经济行业，然而，没有人去考虑虚拟世界本身的成本结构。令人担忧的是，虚拟世界作为符号化现实运行和流动的平台，它并不像人类社会所赖以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虚拟世界本身既是一个平台，又是一种存在方式，那么，建构虚拟世界的成本将成为未来社会中的一项重要议题。也就是说，一旦人类社会顺应社会变革的发展方向去积极建构虚拟世界，那么，一切运行其中的符号化—虚拟化连续体都将以此世界为基础来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增长，因而，我们就不可能去拆解虚拟世界，实际上正如人类不能毁灭自然界一样，我们同样也无法消灭掉虚拟世界的存在。为此，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不是去通过控制导向的制度体系去遏制虚拟世界的生成，而是积极建构这个世界。如果将政府放置于虚拟世界的平台上运行的话，那么，这个“虚拟政府”将获得这样一种能力，即“表面上看来浑然一体，实际上源自几个分立机构能力的快速传递和共享”。〔10〕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当公众与政府的某一机构或部门开展互动时，我们就会发现，在虚拟世界中，每一个政府机构或部门都通过互联网而与其他机构或部门保持极其紧密、快速的联动，“正是通过这些关系网络和网上服务，政府机构正越来越趋向网络化。当我们谈论这些现象的时候，所谈论的可能就是虚拟政府。将那些没有关联的、权限上分离的、地理上经常分散的组织或者服务整合起来以至于表面看来天衣无缝，虚拟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整合功能。”〔11〕因而，政府的各个机构或部门尽管是按照分工—协作体系分立开来的，但在虚拟世界中，它们则又通过超越时空限制的互联网以串联的方式整合到一起。

    在社会治理变革上，当信息系统的建构越来越多地帮助政府从事更多的非等级化、非控制性的工作任务时，网络的跨边界意义变革了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工作的内容。与官僚制组织形式下的文档、报告等信息存储和分类不同，信息系统的建构改变了信息在政府中的流动方式，大量自动化的信息处理系统使得各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任务处理都变得轻松、快捷，甚至可以说，如果信息系统的建构是足够完善的，那么，信息就可以不受时空约束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提取、存储、交流等。然而，在一般的意义上，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政府及其社会治理来实现某种程度上更富弹性的行动模式，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变革社会治理方式。我们看到，虚拟世界中的符号化现实在信息的跨边界流动和组织决策中的应用都在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增长，因而，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运行的规则。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网络空间中，经过整合的符号化信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治理跨边界的虚拟化运行，而且还迅速提升了政府与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力量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多元社会治理力量将在虚拟世界中建构起一种网络关系。按照虚拟世界的运行逻辑，在不同行动者之间所建构起来的互动关系将直接延伸到虚拟世界中的任何区域的个人和组织，因而，当公众从物理世界接入到虚拟世界并试图通过某个治理力量的某个机构或部门来实现其需求时，整个虚拟世界都将接受到他们的这项需求，并可能做出积极的回应，甚至已经采取前瞻性行动。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联动关系中，公众的社会治理需求将从虚拟的和实体的社会治理力量那里获得满足。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理型政府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的官僚制组织形式和分工—协作体系的同时，又实现了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虚拟世界中的运行逻辑必然要求物理世界中的运行规则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显然不是被动适应或修修补补的，而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总之，治理虚拟化所展现出来的是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网络空间中去变革政府模式及其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技术应用的和思维方式的层面上走向了虚拟政府，而在政府模式变革的意义上则走向了服务型政府模式。

    〔参考文献〕

    〔1〕〔2〕〔3〕〔4〕〔5〕〔8〕刘祖云.十大政府范式：现实逻辑与理论解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217，223，223，243，248，217-255.

    〔6〕〔10〕〔11〕〔美〕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M〕.邵国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8，23，23.

    〔7〕〔9〕沈大风.电子政务发展前沿（2012）〔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5，6.

    【责任编辑：朱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