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现状探究

2023.11.10

黄明理

〔摘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已成为执政党的第一领导权，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关键。调研表明，我国意识形态文化虽然总体安全，但不安全感较为明显。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持肯定态度的人多于持否定态度的人；信仰迷惑现象较为普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不高；高等学校对主流意识形态“形式上重视、实质上轻视”现象较为严重。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基本思路与举措包括：对意识形态热点问题不回避，善于在与错误思潮交锋中彰显自身的魅力；在经济生活中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减轻经济剥削，增进广大劳动者的福利；全社会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及，克服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误区；推进官德建设制度化，以增强文化安全的政治基础；改造高校教育办学理念，以健康的人才培养引领世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文化安全；话语权；核心价值观；思想阵地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4-0102-08

在信息时代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领导权成为执政党的第一领导权，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全球化浪潮和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文化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问题必然更加突出。在研究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时，存在着两个明显不足，一是意识形态文化自身谈意识形态文化安全之不足。意识形态文化毕竟是第二性的，它受制于经济。因此，意识形态文化安全不能简单就意识形态文化自身来研究安全的策略，还要深入到决定意识形态文化的经济基础。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经济领域，如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等制约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二是我们对国内的日常世俗文化观念和哲学文化关注不够，我们对文化系统中存在着的传统的官本位和市场经济所滋生的负面观念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等泛滥缺乏足够的警醒。哲学文化是文化层次中居高位的信念性、信仰性的文化，对文化的其它要素起统率作用，而在研究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时，我们对我国公民的哲学文化状态即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反思和反省不够，例如，泛道德化批判思维已经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了新的严重威胁，而对此，我们并没有引起应有的警觉。

一、我国意识形态文化虽然总体安全但不安全感仍存在

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最终取决于经济社会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空前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充满自信。这为意识形态文化自我认同和安全提供了根本保障。调查数据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1.超过五成的人认为我国文化是安全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惠勤教授负责并由笔者参与的我国文化安全蓝皮书①的调研数据显示，选择“非常安全”和“比较安全”的分别为5.56%和46.36%，认为我国文化安全的人超过五成；选择“不安全”和“形势非常严重”的分别为22.57%和16.45%，即有四成的人认为我国文化不安全，说明我国文化虽然总体上是安全的，但人们的文化不安全感在增加，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公民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还缺乏足够的自信力，同时也说明我国公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

2.有近七成的人信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四成以上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有69.07%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仅有11.77%不认同此观点；在历史观上，赞成人民创造历史观点的为58.73%；赞成人性创造历史观点的为20.74%；赞成资本创造历史和英雄创造历史的人分别为13.35%，6.95%。这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在社会上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持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观点的为69.60%，认为今天应该告别革命的为12.97%，9.78%的人认为革命扭曲了人性，6.77%的人认为革命妨碍了建设。绝大多数人更加赞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说法。

另外一个调查数据显示，41.7%的大学生声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远高于对其它对象的信仰，有近九成的大学生能够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的选择，七成的大学生思考问题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面。有七成的大学生认为信仰重要，但近六成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没有信仰或说不清自己信仰什么。②

《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数最多，占比41.01%；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为27.64%；选择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较少，分别为12.19%和11.7%；仅有7.3%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被访者中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选项持认同观点的人数达到58.09%，仅有17.84%的人不认同。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叫嚣的“中国崩溃论”，《信仰调研》显示，仅有6%的人“相信”这一论调，57.4%的人“不相信”，36.6%的人“说不清”。说明当代大学生大多数人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们并不相信这一论调，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前途是有信心的。不过，不容忽视的是，也有1/3以上的大学生态度游移，表明其信心不足。

3.对我国道德现状和人际关系现状满意率高于不满意率，但未过半数，特别是对政府官员道德现状普遍不满意。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幸福。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同志主持的、由笔者参与的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③的调查显示，在对我国社会的道德状况的总体评价方面，2.1%的被调查者非常满意，33.6%的被调查者比较满意，41.5%的被调查者觉得一般，19.0%的被调查者比较不满意，3.8%的被调查者非常不满意。在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总体满意程度方面，认为非常满意的占2.3%，比较满意的占35.1%，一般的占45.0%，比较不满意的占15.5%，非常不满意的占2.1%。55%的被调查者认同中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人们对道德现状和人际关系现状的满意度远高于不满意度。

《信仰调研》显示，在回答“您如何看待道德”时，大学生选择“非常重视道德”的占72.8%，选择“有用就讲道德”的占24.1%，选择“不看重道德”的占3.1%。这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重视道德。

①调研时间为2013年9月，有效样本4316个。地点为全国各地，该书正在修改出版过程中，以下简称《文化安全蓝皮书》。

②《我国90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1期，以下简称《信仰调研》。

③依托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就《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调查》于2013年在全国28个省级行政单位进行了调查，共获得5666份有效样本，调研报告已经形成，但还未发表，以下简称《公民道德报告》。

《公民道德报告》显示，13.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生活非常幸福，58.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生活比较幸福，19.3%的被调查者认为说不上是幸福还是不幸福，7.4%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不幸福，1.5%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不幸福。总体上有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幸福。

《公民道德报告》还显示，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伦理道德最不满意，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不满意政府官员的伦理道德，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官员在人民心目中的伦理道德形象亟待提升；民众对商人的伦理道德不满意居其次，有三成的被调查者不满意商人的伦理道德；民众对演艺娱乐界明星的伦理道德的不满意度占第三位，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不满意他们的伦理道德。

4.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有较高的认知。《信仰调研》显示，在回答“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时，大学生表示“非常重要”的占28.7%，“比较重要”的占41.8%，“说不清”的占25.6%，“不重要”的占3.1%，“非常不重要”的占0.8%。从数量上看，大学生肯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性的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文化安全蓝皮书》调研显示，当被问及其本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什么的时候，其中公平正义、爱国主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四个选项所提及的人数较多，分别为62.74%、60.24%、60.24%、50.30%；而选择共同富裕、仁义诚信、人民至上、集体主义、劳动优先的各占39.83%、39.48%、38.53%、36.96%、27.55%。人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是公平正义、爱国主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2013年的这一调研与同年稍晚些时候发布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高的重合度。

二、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问题

1.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持肯定态度的人多于持否定态度的人。《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当问到普世价值是人类的发展方向问题时，有36.33%认同此观点，29.63%的人不认同，持不清楚观点的为33.71%；在回答西方宪政是否是当前政治改革的方向问题时，仅有21.39%的人认同，不认同此观点的占45.09%；对于新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这个观点，有40.22%认同，22.94%不认同；在民主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问题上，49.33%的人是认同此观点的，但也有17.05%的人持否定态度，33.20%的人对此问题说不清楚；当被访者被问及公民社会是否是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时有49.91%的人比较肯定此观点，而13.69%得人持否定态度，也有35.98%的人对此观点表示说不清楚。

《信仰调研》显示，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持“赞同”、“反对”和“说不清”态度的分别为52.8%、2.3%和44.9%。表明大学生群体中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大学生对“人性自私”观点持“非常赞成”和 “比较赞成”的分别占16.2%、52.8%，“说不清”的占20.4%，“不赞成”的占8.4%，“非常不赞成”的占2.2%。该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肯定人性是自私的。上述数据充分显示出大学生对人性的认知缺乏科学的方法论，存在着严重的认知偏差。关于“您如何看待利己主义”，5.9%的大学生选择“非常认同”，30.4%选择“比较认同”，35.7%选择“说不清”，23.0%选择“不认同”，5.0%选择“非常不认同”。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利己主义态度同样是模糊的和存在着较大偏差的。

2.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面临“外患”与“内忧”的严峻形势。首先，信息网络化的传播方式严峻挑战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正面临来自信息网络化的愈益严峻的挑战。一种信息的传播方式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掌握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就拥有了传播某种意识形态的权力和影响力。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无国界性等特点。信息网络化的传播方式削弱了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地域性，使舆论导向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控。网络传播的海量性所造成的信息选择的多样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导向力，弱化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

网络化的传播方式具有强大的渗透功能，这就为网络强国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条件。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非对称性和强大的渗透性，西方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的文化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很大挑战。由于我国的网络技术相对落后，对信息的传播和防御能力相对有限，因此，在网络化境遇下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难以取得优势地位。借助信息优势，发达国家成为信息强国、网络强国。美国拥有信息传播的特权和霸权，文化的双向交流也变成了单向的输出，在美国发起并由其主导的因特网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推销自己意识形态的平台。发达国家利用网络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化进行贬低、丑化，使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动摇。对于“信息弱国”来说，其信息资源、信息产业、信息传播、信息安全将被控制在“信息强国”手中，它们原有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面临着被“信息强国”加以改造的危险。

总之，网络文化的活跃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世界的缺位，已经形成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网络世界，就失去未来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必须抓住当今中国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机遇，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才能确保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

其次，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滲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出现了“西弱东强”的趋势，然而，在文化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西强东弱”的形势仍然未能改变，我国意识形态面临守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进行文化扩张和侵略，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价值观在改型。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本质是文化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文化渗透，彻底消灭西方文化可能存在的竞争压力，以保持其在世界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霸主地位，进而达到主宰和掌控全球意识形态的目的。

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宣传。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积极进行人才争夺，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进行价值观滲透。

《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受访者对影响当前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因素的选择，选择外来文化的滥输滥用的为56.63%；选择领导层缺乏文化安全观念的为48.98%；选择文化体制改革的过度产业化倾向的为41.64%；选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渗透的为38.42%；选择封建文化沉渣泛起的为34.38%，选择信息储存和流动被美国操纵的为27.11%。数据表明，民众认为外来文化的滥输滥用、领导层缺乏文化安全观念、文化体制改革的过度产业化倾向等这三项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在被问到美国等国家利用网络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文化渗透的现象的感受时，认为“这种现象有一些，但不必过度关注”的为49.65%；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多，且情况非常危险”的为40.89%；认为“美国不至于，不会这样做”和认为“美国希望中国越来越好”的分别只有6.33%和2.69%。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等国家会利用网络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文化渗透，其中，认为不必过多关注的人数占多数，认为情况非常危险的占四成，这表明，国人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但多数人对其危害认识不足。

再次，多元化增加了文化共识和认同的困难。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日益活跃，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思想的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沖击和淡化。

《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被访者中认为拜金主义对当代我国文化冲击较大的人数最多，占总体人数的47.66%；选择功利主义、奢靡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分别占总体人数的35.57%、34.29%、32.90%和24.49%。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在对当代中国文化冲击较大的几项因素中选择最多的是拜金主义。《公民道德报告》显示，被调查者认为对当前我国伦理关系和道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因素是传统文化的崩坏，然后是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盛行，继而是外来文化的冲击。

3.大学生群体信仰迷惑现象较为普遍。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体，他们的文化态度决定性地制约着我国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文化的安全。《信仰调研》表明，大部分大学生能够认识到信仰的重要性，有31.8%的大学生认为信仰“非常重要”，37.5%的大学生认为信仰“比较重要”。值得注意的是，24.1%的大学生认为说不清楚信仰的重要性，这反映出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里，为数不少的大学生在信仰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迷茫与困惑。41%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有信仰”，23.6%的学生认为自己“没有信仰”，亦有35.4%的大学生选择了“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意味着大学生的信仰对象模糊不清，这和“没有信仰”的比例加起来高达59%。数据说明，没有信仰或者信仰不明确已经成为当前大学生信仰现在的一个突出问题。1/4左右的大学生既认识不到信仰的意义，也没有明确的信仰目标，这表明了大学生信仰危机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也更说明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非常缺乏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专题教育。大学生表示信仰宗教的占12.9%，信仰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占16.7%，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占41.7%，信仰其它的占28.6%。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比例显然远高于其它的信仰，这说明当前大学生信仰的主流是健康积极的，但同时也显现出大学生信仰状态显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信仰调研》显示，37.1%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很大”， 51.9%的大学生认为它“作用不大”，认为“没有作用”和“有消极作用”的分别为9.5%和1.6%。这表明，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总体上评价较低，虽然了解马克思主义相关基本理论，但是对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持“非常赞成”和“比较赞成”观点的分别为6.2%和15.0%，持“说不清”观点的占44.0%，持“不赞成”和“非常不赞成”观点的分别占“29.1%和5.7%。

4.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性认识严重缺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在各种座谈会、学术交流会和大学课堂上，学者和意识形态领导者们虽然已意识到了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重要性，但许多人对24字核心价值观却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冷淡甚至拒斥的态度。认同度和信服度不高，这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大阻力。这种态度的形成主要基于三种理由：其一，他们认为中央本身并不十分坚信24字就是已经定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根据是，从中央文件的重要程度看，中央文件分为“决定”、“决议”和“意见”等不同层次，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一方面它还只是《意见》而非《决定》或《决议》，另一方面它仅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而非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这充分表明24字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最终定型态。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在还只是“正在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其二，认为24字没有体现出核心价值观应有的简洁性。核心价值观之为核心，就是因为它是众价值观的灵魂和统领，因此，应当少而精，否则就是没有核心的核心价值观。其三，认为24字把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包含其中，未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优越性。

如果否定了以上24字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那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没有概括出来，这时，又如何要求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上三点质疑是巨大的困惑，也是影响文化安全的巨大挑战，必须从顶层设计上提高其政治地位，同时理论研究要给予其所以然的有说服力的深度阐发。

5.高等学校对主流意识形态“形式上重视、实质上轻视”现象较为严重。高等教育是文化精神生成的摇篮，是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的主要阵地，能否确保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直接地取决于我国高等教育是否真正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威胁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诸多问题，如教育理念重知识技能、轻人文精神培育，重经济等可量化的指标、轻精神等不可量化的指标，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和精神效益等。

高校教育办学理念的功利化甚至是金钱崇拜破坏了先进文化的生成环境。高校是文化的摇篮和先进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教师是大学生先进文化养成的主力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里，大学生成为先进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示范引领者。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是否安全，直接地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理念是否正确和健康。我国的高等教育理念和具体政策的偏差不仅构成了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潜在威胁，甚至已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我国文化安全。具体表现在，其一，办学理念上金钱崇拜现象严重，工具理性主义恶性膨胀。如，办学目标经济标准化，经济标准成为任何高校领导都难以抗拒的办学好坏的主导标准，一些高校正在蜕变为经营公司，重经济效益、轻人文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急功近利，重眼前利益、轻大学精神培育。其结果是人才培养畸形化，师生关系功利化，师生眼界不宽、境界不高，缺乏超越自我利益的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担当。其二，在处理学术与行政、教师与管理者的关系方面，行政化色彩浓厚，对学术研究和教师利益重视不够，行政权力型学术倾向明显，导致学术行政化、行政特权化。同时学科之间、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严重不平等，甚至形成严重的盘剥关系。其三，在处理科研与教学关系时，教师课堂教学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特别是教学评奖官本位现象严重，导致一线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教学缺少热情、创造性和成就感，以致产生被污辱感和怨恨情绪，进而误人子弟。其四，直接从事意识形态教育的教师受到普遍性的专业歧视。高校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重视主要不是表现在形式上或现象上，更多地是表现在学校的政策制度等实质性问题上，即形式重视实质不重视。一方面，工具理性已深入到当今中国高校办学理念的骨髓，经济指标成为根本性指标，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思想政治专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被边缘化。但是，由于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校，于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做表面文章，形式上热热闹闹、轰轰烈烈，所谓的实际效果大都是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事实上，思想政治课老师们工作条件之恶劣、劳动成果之被贬低和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之被忽视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氛围下，其它专业的教师们自然会在课堂或其它场合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和学科的歧视与蔑视，以致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密切相关的学科都在事实上疏远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学界所悄悄流传的那样，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沦陷区、法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灾区，以致有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宣称，自己的论文从不引用马克思观点，不然会遭到同行的耻笑。总之，歧视性的评价机制和其它专业广大教师的藐视性态度构成了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们和广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的压力氛围和斥力场。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我国高校科研奖励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上普遍存在着不分学科差异一切向西方看齐的崇洋媚外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有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可是，在引进人才时，高校却并不关注其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奖励政策更是奉行SSCI崇拜论，这对缺乏意识形态辨别力的青年教师产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误导，因此，我们不得不担忧：怎么能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创造的财富去供养和培养反社会主义和反人民的专家学者？

三、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思路与举措

总体上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要充满信心，应避免悲观情绪，但同时要充分迎战困难的准备，避免盲目乐观。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既要有长远战略，也要重视当前问题的策略对应。

《文化安全蓝皮书》调研显示，为当前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树立理想信念，通过中国梦凝聚共识被选择的最多，提及率为72.75%；其次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把思想领导权放在首位提及率较高，提及率为47.22%；再次，选项对西方文化渗透保持清醒认识，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和加强网络文化安全的技术建设、培养熟悉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才三个建议提及率相似，分别是43.86%、43.47%和42.26%；加强对当前信息舆论工作的重视，唱响网络主旋律和建立文化产品引进的评估机制两个选项提及率较低，分别是40.76%和37.28%。分析表明，保障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首要工作是，树立理想信念，通过中国梦凝聚共识；其次是对西方文化渗透保持清醒认识，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和加强网络文化安全的技术建设、培养熟悉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才三个方面。综合来讲，提高意识层面的文化安全比技术层面更重要，笔者以为，以下六个方面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特别重要。

1.对意识形态热点问题不回避，要善于在与错误思潮交锋中揭示其实质并彰显自身的魅力。在以上的调研中发现，有1/3的人对一些意识形态重大热点问题态度暧昧，或者处于无知状态，甚至还出现对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率高于不认同率等情况，这表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事实上占据了他们的思想，这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对那些具有热点性质的似是而非的社会思潮不应当简单以论断的方式来否定或抛弃，而要善于说理，对这些问题给予学理上的深度剖析；同时也不能将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性认知停留在专业、专家或宣传部门，要能够大众化的语言在一切可利用的现代传媒上进行广而告之。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教材应当真正能够有效地回应当代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困惑，要勇于揭示各种错误思潮的实质和谬误之处。关于普世价值争论、所谓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新闻舆论自由、人性自私论、革命错误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等，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以及主流舆论和新兴媒体上从学理的角度、用大众化的语言予以深度解析。

2.在经济生活中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增加群众获得感，增进广大劳动者的福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在精神层面上的展现，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取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践兑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其实践性，社会主义优越性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分配更加公平，劳动者共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但如果现实生活普遍存在着因财富分配和残酷的剥削导致两极分化，人们也许会暂时地满足于理论和理想层面的社会主义好，如果理论与现实的巨大把关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现实成为对理论的否证，那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便被虚化，进而就失去了安全的经济基础。我国的两极分化甚至超过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比中国做得还好，社会保障更健全合理，那么，在这些事实面前，受众无法接受意识形态教育宣传者关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的结论的。如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不认同或没有信心，那么，又何以能够认同其意识形态文化？

3.全社会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及，克服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误区。我们不难发现主流舆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自信自满的评价与民间消极怀疑的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民间评价普遍地陷入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误区。泛道德化批判是将非伦理现象伦理化后再用理想主义化、甚至是双重化的标准进行道德评判的一种批判方式。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后果是容易滋生个人生活的消极主义和碌碌无为，社会生活的怀疑主义和悲观厌世；削弱社会凝聚力、瓦解社会稳定的精神基础；滞缓制度建设，不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它为西方敌对意识形态“妖魔化”中国提供口舌，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构成威胁。泛道德化批判放大道德阴暗面，矮化甚至丑化人心人性，带来社会道德恐慌、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摧毁意识形态文化的道德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信仰的缺乏是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方法论根源；儒家德性论和德治论传统是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历史文化基因；网媒时代社会意识网媒化、网媒意识矮化和丑化社会现实是泛道德批判的主要土壤。为了避免陷入泛道德化批判的误区，在处理理性与感性的二维关系中，努力培育将科学批判与道德批判有机结合的科学批判观；在甄别“客观存在的事实”与“个别性的事例”、“现实”与“现存”等基础上养成唯物辩证的思维理念；在直面道德矛盾冲突中，提升道德审美能力，培养勇于道德担当的责任意识。

理想信念是意识形态文化的灵魂，而理想信念淡化的理论根源同样是唯物史观的缺乏，例如，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人，他们大多是只考察事物的结果，而没有深入分析其原因，或者静止而非历史地比较。那些坚信近现代中国错误论特别是认为中国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主要是陷入庸俗生产力论而不是真正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那些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的人，一方面对共产主义作了窄化理解，另一方面也未能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而是用抽象人性论（即异化了的、人性自私论）来评判共产主义的未来。

新兴媒体原本是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新平台，但人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似乎一下子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的说话能力，毫无根据的谣言、捕风捉影的传言等无一不透露出言说者哲学理性的缺乏。因此，应当在全国尤其是大学生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通识教育。

4.推进官德建设制度化，以增强文化安全的政治基础。政府官员是文化的引领者和宣传者，他们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状况影响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影响到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如果上述调研数据所显示的有五成的人对政府官员道德不满意这一状况不能彻底改善，就意味着政治文化安全失去了政治根基，政府官员倘若成了道德的反面典型，它对政治文化的损害便是釜底抽薪式的。客观地说，积极领导干部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我们的制度建设滞后，未能有效地保护他们，借鉴国外经验和我们的教训，首先，对公务员职业道德进行立法。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分解为更加详细而可操作性的规范，并将其制度化。其次，建立和完善对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行为的惩处机制。这其中主要包括惩处和监督机构的设立、功能和权限的规范与完善等。再次，不同系统和具体部门要将本系统内的公务员道德要求规章制度化，形成完善合理的可操作的奖惩体系。公务员道德法制化的外部保障条件是重要的支撑，它主要包括：第一，真正落实公务员选拔任用的民主集中制度，把道德素质和民心民意两个因素作为核心的考量指标，尽量减少上级领导的干预，彻底杜绝任人唯亲现象。第二，为公务员提供基本和有尊严的物质生活保障。第三，将公务员道德细化，落实到具体的工作细节中去。

5.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现全民的价值认同。首先，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战略意义的思想认识。要从国家安危和民族兴亡的战略全局高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如果认识不到位，践行就不力。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文化化的时代里，就国际而言，国际政治制度的矛盾与斗争越来越来通过意识形态来展开，而意识形态又集中在核心价值观之角力上——近年来关于普世价值之喧嚣便是西方借助于意识形态特别是核心价值观进行和平演变之证明。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企及的成就，出现了“西弱东强”的态势，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强东弱”的局面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和平演变依然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付社会主义中国的最主要手段，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便成为其政治领导权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是对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西强东弱”现状的积极应对。

就国内而言，社会主义之中国，人们的精神世界将更加自由发展，利益多元和思想价值观念多样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当前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封建落后的官本位等各种错误价值观粉墨登场，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巨大困惑与混乱，因此，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到我国公民个人精神世界健康发展进而实现人生幸福的大事，关系到凝心聚力、形成共同理想，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战略任务之大局。

其次，应当努力克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教方面重论断轻论证之不足，要从对24字核心价值观的质疑入手，深入分析它与其它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辩证关系，揭示其超越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6.改造高校教育办学理念，以健康的人才培养引领世俗文化的健康发展。其一是彻底改变目前高等教育唯GDP决定论的评价标准，将大学精神塑造和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提升为大学评价的核心指标。其二是管理上去行政化，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其三是在具体政策导向上尊重教学劳动特别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劳动价值。其四，在科研政策上纠正意识形态西化倾向，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决不能言必谈西方，仿佛唯有西方学术思想才是真思想，才能救中国。另一方面要清醒地正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意识形态分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社会制度的对立必然带来意识形态学术观点评价上的对立，目前，在国际社会，只有中国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最重要阵地，具有最高的水平。如果盲目崇拜即重奖西方的SSCI期刊，势必将国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引向歧路。其五，以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高校主要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现在有人私下评论说，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高校党委书记基本上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针对性，因为高校特别是知名高校的校长大多有漫长的国外理工科的求学经历，或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甚至有的人意识形态思想基本西方化了。而中国高校以理工科院校居多，校党委书记和基层书记大多没有系统地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如果不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本理论，又如何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有效地领导意识形态工作？

总之，我国的文化安全系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唯有改变目前科研经费至上论，真正把培育健康人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作为第一要务，重视大学精神的培育和科学世界观、价值观的养成，我国文化安全才能有坚实的精神基础、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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