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并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之路
李航等
摘 要：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把握好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才能走出一条特色兴校之路。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的自觉、自信、自省。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特色；道路自信
一般认为，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在上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现代大学的形态、结构、制度、模式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其承担的功能也由最初的人才培养逐渐涵盖了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现代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延续与创新至关重要，在推动国家发展、民族崛起的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98年，中国率先启动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即“985工程”），从2004年至今，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既包括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充分说明一流大学在当今国际竞争中的战略性作用。
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看，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依。因此，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打造中国特色。
只有分析世界范围内其他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的历史条件，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道路的内涵特征。只有始终把握正确方向，树立科学的办学思想，才能真正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一流大学，怎样建设这样的一流大学”这一根本问题，才能更好地明确我国大学的使命是什么、道路是什么。
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模式与发展道路
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有许多普遍性特征，但这些普遍性特征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世界一流大学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塑造的。通过研究这些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每所一流大学，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如果说普遍性特征是支撑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骨架，那么深受文明体系、文化土壤、国家需求和国家战略影响的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则是流淌在大学体内的血液。
1.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根植于所在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土壤之中
根植于不同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土壤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亦各具特点。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诞生于11世纪的欧洲，其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深受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欧洲中世纪建立的大学中有70%至今仍然是世界知名大学，有16%位于当今世界一流大学行列，[1]这反映了欧洲文明对欧洲大学发展的持久影响。反观美国大学，深受清教徒开拓精神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引入市场竞争理念，将欧洲大学缺少的“社会服务”功能和理念发挥到极致。[2]“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一所大学只有深深扎根于其所处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土壤之中，才能走出一条符合文明特质、具备自身气质的特色兴校之路。
2.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以国家和社会需求为导向
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教授在“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的著名演讲中指出：“一所大学能在国家的历史上占一个位置，不是因为其学识，而是因为其服务精神。在我看来，大学如果要正确地服务于国家，那么其所有的课堂都应该有处理各种社会事务的氛围。”[3]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核心是为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而培养一流人才和产出一流科研成果。大学所面临的社会需求因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而有所不同。例如：1877 年，日本明治政府创办的东京大学是为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方针，当时东京大学办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国家领导人和各阶层的中坚力量，使日本尽快地成为能同西方列强相抗衡的强国”。[4]1988年，在宣布“明治以来的赶超型现代化时代已经结束”后，东京大学在办学方向上又作出抉择“把东京大学办成以研究生院为重点的大学”。因此，一流大学因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社会需求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
3.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以国家战略和国家实力为依托
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一流大学的集中地不断地发生着转移，这种转移与近代以来大国的兴衰紧密关联。欧洲封建制度至11 世纪末已至鼎盛，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刺激了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世界最早的高等教育中心；17世纪，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其工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英国大学改变了以古典课程为主的教学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大学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形成高等教育新的中心；18 世纪，法国高等教育在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革，工业革命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大革命扫清了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上的阻碍，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到法国；19世纪中叶，德国尽管发展程度远不及英、法两国，但在先进的大学教育理念和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德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成为新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发达，高等教育投入剧增，逐渐发展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往往会带来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加，并有利于培育优良的研究环境、建设一流的人才队伍、形成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的自觉、自信与自省
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必须首先把握好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只有在共性中坚持个性，才能在个性中发展共性；既要把握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规律，又必须立足于我国国情，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才能结合国情、校情，走出一条特色兴校之路。
1.要增强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自觉
加快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明确要求，是中国高等教育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至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有着“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的胸怀和理想。1918年，北京大学建校20周年之际，蔡元培先生在校庆纪念会上演讲中提出：“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莱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未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惜我国百事停滞不进，未能有此好现象耳。”[5]德国的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代表了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所以蔡元培校长在1918年就提出，中国的大学要急起直追，要和这些大学“平行发展”，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虽然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大学没有好的历史机遇和发展条件，但蔡元培先生提出的“进化之例，愈后而速率愈增”的重要观点，充分表达了推动中国大学实现跨越发展的雄心壮志。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提出“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100周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百年目标。在高等教育战线，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探索与奋斗，也将是我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成果。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倍加自觉、倍加努力地创造无愧于先烈和前辈，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业绩。
2.要坚持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是要树立跨越式发展的道路自信。从历史上看，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从来都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经常出现、反复出现的现象，许多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其发展历程中，都曾有过高速发展、突飞猛进的阶段。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在百余年积累的基础之上、在具备了充分历史条件的前提之下，向着新的目标再出发，实现“而今迈步从头越”。例如：根据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数据，2002年，北京大学只有4个学科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1%，而截至目前，学校有19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其中进入前千分之一的学科已经达到5个。从整体上看，中国顶尖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虽仍有明显差距，但已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目标可望更可及。
二是要树立教育创新的理论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大学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构建具有特色与生命力的大学文化，推动大学的科学发展。这是将国际先进办学经验、办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表现，既尊重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轨迹，又远瞻大学发展的前进方向，既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经验，又融入本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不僵化、不封闭，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着永不停歇的改革创新动力。
三是要树立建设现代大学的制度自信。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既是同世界、国家外部环境发展变化相适应的结果，也是结合大学自身历史与现实进行选择的结果。一方面，我国高校同世界一流大学制度建设相“接轨”，在教学与科研工作同发展、通识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学位学历授予、国家高校关系等内外部制度建设方面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与微观治理模式，也具有中国特色，扎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两个方面应该结合起来，借鉴融合，这样有利于我国探求到一条既符合学术组织特性又保证发展方向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道路。
3.要保持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自省
一是思想认识上还有许多不深入和不一致的地方。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怎样根据国情、校情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等问题上，我们的认识不够深入、视野不够开阔、观念不够解放，使涉及具体利益问题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许多争论和阻力，无形中助长了不敢改、不愿改、不会改的畏难情绪，直接影响了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
二是办学体制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不完全适应。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是典型的举国体制，优点是步调一致、工作协调、效率较高，决定要干的事情马上就能办，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缺点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办学主体的自主权不够，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不够明晰，容易出现不按教育规律和科学发展规律办事的现象，不利于学校办出特色和拔尖人才脱颖而出。
三是发展进程面临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压力和风险。发达国家在国际高等教育竞争中占有先发和先导优势。我们在发展，人家也在发展，我们发展比较快，人家发展也不慢，迫使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主动实行高难度、高风险的“弯道超车”。尤其是在一些基础领域和前沿领域，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消耗，需要具备承担失败风险的足够能力以及从失败中找出经验的足够能力，对此我国大学很难像国外一流大学那样从容自如，一旦新的科技革命再次在发达国家出现，我们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差距将越拉越大。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不确定因素。
四是教育质量和办学实力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仍有不可小觑的差距。其中，最主要的差距体现在教师学术创新能力不适应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高层次学术领军人才的数量和量级不够。此外，从办学实力上看，以北京大学为例，在校生数是哈佛大学的1.7倍，专任教师数是哈佛大学的1.5倍，而每年的办学经费仅为哈佛大学的三分之一，优秀人才的待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平均水平的1/3，我们在国际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不足，并可能还会继续面临顶尖人才外流的压力。
关于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1.加强党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办好大学的事情，关键也在党，党的领导是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政治保证。加强和改进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关键在于改进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始终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要充分相信师生、紧紧依靠师生、紧密团结师生，始终保持与师生员工的血肉联系，从而凝聚群众的深厚伟力，实现学校的跨越发展，实现宏伟目标；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育人为本、人才为本、师生为本，才能确保把主要精力和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地集中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上来，把各项工作的重点更加有力地集中到同心同德、真抓实干，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上来，从而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实现内涵发展；只有坚持师生共享学校改革发展成果，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2.坚持用科学理论指导办学实践
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解决好科学理论和先进办学理念的指引问题。科学发展观就是指引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用科学发展观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高等教育发展和办学实践，是实现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总开关” “总阀门”。教育战线应该从新的思想高度提升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自觉性，把科学发展观牢固确立为指导办学实践的根本理念，把科学发展作为统领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建设全局的重大主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践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进一步深化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理论提炼和升华还不够，理论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整，理论创新还应更具胆略。要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增强高等教育战线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
3.坚持走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过去一个阶段，我国不少高校都是以外延扩张的发展模式为主。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期，这是必要的。但快速大众化甚至普及化之后，必然会出现投入要素报酬递减和稀缺资源瓶颈两大问题。投入要素报酬递减的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与自身传统以及外部需求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要素组合，要素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主要表现为发展目标和学科结构的趋同化、办学没有特色；稀缺资源瓶颈则体现为招生规模和学科规模快速扩大之后，围绕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反而显得更加激烈，高校从外部汲取的资源虽然总量大大增加了，但并没有确保这些资源都能有效集中到关键的发展领域。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走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在于结构的优化调整。我国高校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学科专业结构、人才队伍结构和治理结构等都亟待改善，要直面矛盾、攻坚克难。大学应该更加自觉、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衔接，要坚持服务国家战略，确立需求导向，通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互动，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办学的理念、模式和教育发展方式，进而实现质量与效益的提升。
要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还必须依靠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的制度创新。宏观层面，在巩固已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继续深化宏观领域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进一步做好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理顺办学体制，包括近年来社会广泛关注的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应该依法给予保障，有序地给高校扩权；微观层面，大学自身改革是体制改革的重要基础，今后一个时期，积极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健全高教质量保障体系，实现大学自主发展与监管内控机制的有机统一，是我们改革的重点，也是必须有所作为的领域之一。
4.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八大强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一论断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明确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导向。
长期以来，高校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但也必须看到，这一根本导向也受到了一些冲击。部分大学（也包括顶尖大学）片面追求论文数量、项目数量和发展规模，把数字当成绩，“见物不见人”。一些大学对科学技术等物质层面的成果重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对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内心世界的和谐安宁等却相对忽视。少数教师只重科研，不重教学，重知识传授、重技术工具，轻道德思想精神中的关怀培养，不安心教书育人，不愿也不善做思想政治工作，归根到底，是人文精神的缺失，是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的混乱，对此必须予以纠正。此外，以科研成果为主要评价指标的大学排行榜，以及一些不理性、不科学的社会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5.坚持文化引领战略，加强大学文化建设
大学要追求“有灵魂的卓越”，一所大学好不好，有形的校园固然重要，无形的精神、文化、学术氛围更加重要。我们要抓住国家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深入实施文化引领战略，制定学校文化建设方针政策，自觉承担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服务文化强国战略。
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世情、国情和校情，引导师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要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推进古今文化的比较研究，开展中西文化的对话交流，促进人文与科学、文化与科技的结合。构建与创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体系、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努力形成若干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派。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大学在百余年中形成的深厚的优秀文化传统，依托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实力，不断巩固、发挥和提升我们的文化建设优势。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与文化底蕴[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8（1）.
[2]刘宝存. 威斯康星理念与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J].理工高教研究， 2003（5）.
[3]别敦荣，张征. 教育理念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J].高等教育研究， 2010（7）.
[4]张阔.从东京大学的发展看日本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态度[J].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5]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11.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李艺英]
摘 要：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把握好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才能走出一条特色兴校之路。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的自觉、自信、自省。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特色；道路自信
一般认为，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在上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现代大学的形态、结构、制度、模式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其承担的功能也由最初的人才培养逐渐涵盖了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现代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延续与创新至关重要，在推动国家发展、民族崛起的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98年，中国率先启动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即“985工程”），从2004年至今，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既包括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充分说明一流大学在当今国际竞争中的战略性作用。
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看，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依。因此，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打造中国特色。
只有分析世界范围内其他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的历史条件，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道路的内涵特征。只有始终把握正确方向，树立科学的办学思想，才能真正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一流大学，怎样建设这样的一流大学”这一根本问题，才能更好地明确我国大学的使命是什么、道路是什么。
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模式与发展道路
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有许多普遍性特征，但这些普遍性特征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世界一流大学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塑造的。通过研究这些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每所一流大学，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如果说普遍性特征是支撑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骨架，那么深受文明体系、文化土壤、国家需求和国家战略影响的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则是流淌在大学体内的血液。
1.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根植于所在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土壤之中
根植于不同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土壤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亦各具特点。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诞生于11世纪的欧洲，其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深受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欧洲中世纪建立的大学中有70%至今仍然是世界知名大学，有16%位于当今世界一流大学行列，[1]这反映了欧洲文明对欧洲大学发展的持久影响。反观美国大学，深受清教徒开拓精神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引入市场竞争理念，将欧洲大学缺少的“社会服务”功能和理念发挥到极致。[2]“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一所大学只有深深扎根于其所处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土壤之中，才能走出一条符合文明特质、具备自身气质的特色兴校之路。
2.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以国家和社会需求为导向
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教授在“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的著名演讲中指出：“一所大学能在国家的历史上占一个位置，不是因为其学识，而是因为其服务精神。在我看来，大学如果要正确地服务于国家，那么其所有的课堂都应该有处理各种社会事务的氛围。”[3]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核心是为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而培养一流人才和产出一流科研成果。大学所面临的社会需求因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而有所不同。例如：1877 年，日本明治政府创办的东京大学是为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方针，当时东京大学办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国家领导人和各阶层的中坚力量，使日本尽快地成为能同西方列强相抗衡的强国”。[4]1988年，在宣布“明治以来的赶超型现代化时代已经结束”后，东京大学在办学方向上又作出抉择“把东京大学办成以研究生院为重点的大学”。因此，一流大学因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社会需求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
3.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以国家战略和国家实力为依托
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一流大学的集中地不断地发生着转移，这种转移与近代以来大国的兴衰紧密关联。欧洲封建制度至11 世纪末已至鼎盛，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刺激了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世界最早的高等教育中心；17世纪，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其工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英国大学改变了以古典课程为主的教学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大学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形成高等教育新的中心；18 世纪，法国高等教育在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革，工业革命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大革命扫清了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上的阻碍，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到法国；19世纪中叶，德国尽管发展程度远不及英、法两国，但在先进的大学教育理念和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德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成为新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发达，高等教育投入剧增，逐渐发展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往往会带来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加，并有利于培育优良的研究环境、建设一流的人才队伍、形成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的自觉、自信与自省
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必须首先把握好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只有在共性中坚持个性，才能在个性中发展共性；既要把握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规律，又必须立足于我国国情，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才能结合国情、校情，走出一条特色兴校之路。
1.要增强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自觉
加快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明确要求，是中国高等教育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至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有着“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的胸怀和理想。1918年，北京大学建校20周年之际，蔡元培先生在校庆纪念会上演讲中提出：“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莱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未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惜我国百事停滞不进，未能有此好现象耳。”[5]德国的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代表了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所以蔡元培校长在1918年就提出，中国的大学要急起直追，要和这些大学“平行发展”，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虽然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大学没有好的历史机遇和发展条件，但蔡元培先生提出的“进化之例，愈后而速率愈增”的重要观点，充分表达了推动中国大学实现跨越发展的雄心壮志。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提出“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100周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百年目标。在高等教育战线，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探索与奋斗，也将是我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成果。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倍加自觉、倍加努力地创造无愧于先烈和前辈，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业绩。
2.要坚持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是要树立跨越式发展的道路自信。从历史上看，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从来都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经常出现、反复出现的现象，许多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其发展历程中，都曾有过高速发展、突飞猛进的阶段。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在百余年积累的基础之上、在具备了充分历史条件的前提之下，向着新的目标再出发，实现“而今迈步从头越”。例如：根据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数据，2002年，北京大学只有4个学科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1%，而截至目前，学校有19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其中进入前千分之一的学科已经达到5个。从整体上看，中国顶尖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虽仍有明显差距，但已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目标可望更可及。
二是要树立教育创新的理论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大学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构建具有特色与生命力的大学文化，推动大学的科学发展。这是将国际先进办学经验、办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表现，既尊重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轨迹，又远瞻大学发展的前进方向，既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经验，又融入本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不僵化、不封闭，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着永不停歇的改革创新动力。
三是要树立建设现代大学的制度自信。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既是同世界、国家外部环境发展变化相适应的结果，也是结合大学自身历史与现实进行选择的结果。一方面，我国高校同世界一流大学制度建设相“接轨”，在教学与科研工作同发展、通识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学位学历授予、国家高校关系等内外部制度建设方面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与微观治理模式，也具有中国特色，扎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两个方面应该结合起来，借鉴融合，这样有利于我国探求到一条既符合学术组织特性又保证发展方向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道路。
3.要保持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自省
一是思想认识上还有许多不深入和不一致的地方。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怎样根据国情、校情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等问题上，我们的认识不够深入、视野不够开阔、观念不够解放，使涉及具体利益问题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许多争论和阻力，无形中助长了不敢改、不愿改、不会改的畏难情绪，直接影响了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
二是办学体制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不完全适应。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是典型的举国体制，优点是步调一致、工作协调、效率较高，决定要干的事情马上就能办，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缺点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办学主体的自主权不够，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不够明晰，容易出现不按教育规律和科学发展规律办事的现象，不利于学校办出特色和拔尖人才脱颖而出。
三是发展进程面临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压力和风险。发达国家在国际高等教育竞争中占有先发和先导优势。我们在发展，人家也在发展，我们发展比较快，人家发展也不慢，迫使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主动实行高难度、高风险的“弯道超车”。尤其是在一些基础领域和前沿领域，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消耗，需要具备承担失败风险的足够能力以及从失败中找出经验的足够能力，对此我国大学很难像国外一流大学那样从容自如，一旦新的科技革命再次在发达国家出现，我们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差距将越拉越大。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不确定因素。
四是教育质量和办学实力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仍有不可小觑的差距。其中，最主要的差距体现在教师学术创新能力不适应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高层次学术领军人才的数量和量级不够。此外，从办学实力上看，以北京大学为例，在校生数是哈佛大学的1.7倍，专任教师数是哈佛大学的1.5倍，而每年的办学经费仅为哈佛大学的三分之一，优秀人才的待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平均水平的1/3，我们在国际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不足，并可能还会继续面临顶尖人才外流的压力。
关于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1.加强党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办好大学的事情，关键也在党，党的领导是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政治保证。加强和改进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关键在于改进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始终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要充分相信师生、紧紧依靠师生、紧密团结师生，始终保持与师生员工的血肉联系，从而凝聚群众的深厚伟力，实现学校的跨越发展，实现宏伟目标；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育人为本、人才为本、师生为本，才能确保把主要精力和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地集中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上来，把各项工作的重点更加有力地集中到同心同德、真抓实干，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上来，从而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实现内涵发展；只有坚持师生共享学校改革发展成果，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2.坚持用科学理论指导办学实践
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解决好科学理论和先进办学理念的指引问题。科学发展观就是指引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用科学发展观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高等教育发展和办学实践，是实现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总开关” “总阀门”。教育战线应该从新的思想高度提升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自觉性，把科学发展观牢固确立为指导办学实践的根本理念，把科学发展作为统领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建设全局的重大主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践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进一步深化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理论提炼和升华还不够，理论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整，理论创新还应更具胆略。要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增强高等教育战线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
3.坚持走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过去一个阶段，我国不少高校都是以外延扩张的发展模式为主。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期，这是必要的。但快速大众化甚至普及化之后，必然会出现投入要素报酬递减和稀缺资源瓶颈两大问题。投入要素报酬递减的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与自身传统以及外部需求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要素组合，要素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主要表现为发展目标和学科结构的趋同化、办学没有特色；稀缺资源瓶颈则体现为招生规模和学科规模快速扩大之后，围绕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反而显得更加激烈，高校从外部汲取的资源虽然总量大大增加了，但并没有确保这些资源都能有效集中到关键的发展领域。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走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在于结构的优化调整。我国高校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学科专业结构、人才队伍结构和治理结构等都亟待改善，要直面矛盾、攻坚克难。大学应该更加自觉、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衔接，要坚持服务国家战略，确立需求导向，通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互动，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办学的理念、模式和教育发展方式，进而实现质量与效益的提升。
要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还必须依靠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的制度创新。宏观层面，在巩固已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继续深化宏观领域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进一步做好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理顺办学体制，包括近年来社会广泛关注的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应该依法给予保障，有序地给高校扩权；微观层面，大学自身改革是体制改革的重要基础，今后一个时期，积极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健全高教质量保障体系，实现大学自主发展与监管内控机制的有机统一，是我们改革的重点，也是必须有所作为的领域之一。
4.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八大强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一论断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明确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导向。
长期以来，高校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但也必须看到，这一根本导向也受到了一些冲击。部分大学（也包括顶尖大学）片面追求论文数量、项目数量和发展规模，把数字当成绩，“见物不见人”。一些大学对科学技术等物质层面的成果重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对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内心世界的和谐安宁等却相对忽视。少数教师只重科研，不重教学，重知识传授、重技术工具，轻道德思想精神中的关怀培养，不安心教书育人，不愿也不善做思想政治工作，归根到底，是人文精神的缺失，是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的混乱，对此必须予以纠正。此外，以科研成果为主要评价指标的大学排行榜，以及一些不理性、不科学的社会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5.坚持文化引领战略，加强大学文化建设
大学要追求“有灵魂的卓越”，一所大学好不好，有形的校园固然重要，无形的精神、文化、学术氛围更加重要。我们要抓住国家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深入实施文化引领战略，制定学校文化建设方针政策，自觉承担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服务文化强国战略。
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世情、国情和校情，引导师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要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推进古今文化的比较研究，开展中西文化的对话交流，促进人文与科学、文化与科技的结合。构建与创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体系、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努力形成若干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派。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大学在百余年中形成的深厚的优秀文化传统，依托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实力，不断巩固、发挥和提升我们的文化建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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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李艺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