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阶级观点的解读

    鲁法芹+蒋锐

    〔摘要〕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学派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广泛传播，伴随着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和各种方案的实施，全部改造或根本改造中国社会也成为民主革命派人士的共识。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革命派人士对马克思阶级观点进行了解读，以探寻中国社会改造的途径——阶级斗争，并在与质疑者的论辩中，阐释了中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及阶级斗争的实践形式。但囿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们着重从“单纯经济的理论”上解读马克思阶级观点，忽略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中所包含的“政治的理论”的逻辑即无产阶级专政。

    〔关键词〕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马克思主义;阶级

    〔中图分类号〕K2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3-0062-06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士，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并没有丧失革命的斗志和信心，也对五四运动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并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得出它为中国提供了“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的枷锁的榜样”〔1〕，进而创办《星期评论》、《建设》杂志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期刊，积极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阶级观点的部分原理，探讨了中国社会根本改造的途径——阶级斗争，并在与质疑者的论辩中，阐释了中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及阶级斗争的实践形式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但囿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们着重“单纯经济的理论”上对马克思阶级观点进行解读，忽略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中所包含的“政治的理论”的逻辑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为后来民主革命派人士的进一步分化预埋了伏笔。

    一、对人类文明史上阶级斗争史实的认可

    五四时期，胡汉民以接受、宣传和具体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胡汉民指出：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的意义，简单说，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2〕，它“包含社会组织进化论和精神的生活之物质的说明两大部分，而阶级斗争说又是当中的一个重要关键”。〔3〕这就正确说明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派生物，是建立在唯物史观这一坚实理论基石之上的。这一点，在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有明确的表述。〔4〕在驳斥列拿努（Eugenio Rignano）“以为与‘阶级斗争说矛盾而非难唯物史观”时，胡汉民正确地指出，人类文明史上“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都是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故此在一方可以说社会生产力为历史之原动力，在他一方可以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阶级斗争是随“社会生产力变化而来”的，是“共产制没落以后不能免之事实。其所以不能免，是因社会组织要随着生产力变动而变动的原故。阶级斗争最后的解决，也是因这个原故。马克斯的话，实在没有矛盾。”〔5〕

     林云陔不仅正确认识到阶级斗争并非马克思的“创造”，而且认为马克思“阶级斗争原理，即唯物史观之分体，自人类经过原始社会之后，因经济状况之变迁，即于无形中而演成者也”。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阶级分等与阶级斗争是由社会之经济生活产出;第二，自原始共产时代之后，人类已自分为经济阶级，所有一切历史已成为阶级斗争之历史;第三，人类进化之各期历史，不啻皆为治人阶级之现形;第四，被治与被压等人如欲为自己解放起见，社会上断不容有阶级之区别，故阶级斗争，必时（时）继续。“总而言之，阶级斗争者起于私有财产之存在，终于私有财产之破灭。当社会主义之进行，人人皆能自食其力，或受社会之供养，无蓄私产之必要，阶级斗争自消灭于无形。”〔6〕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广泛传播，尤其是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真实情况认知的增多，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引起了时人的关注和广泛讨论。对其之研究，一是相应地扩张到文化学和社会学的视角上，“就文化史上言之，阶级斗争，实为促进之元素。今日世界之新潮，不外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斗争之发轫。本社会学上之观察，凡社会自有阶级差别以上，一切生活，一切文化，均因阶级组织而决定。不论何时代之社会，于或意味，必含阶级斗争。此种斗争，绝无方法可以避除之也。申言之，被一定阶级所支配之诸阶级中，于或时期，知识增进，实力充足，对于支配阶级，必怀不满，不得不开始斗争。而此时期，即社会进化之径路，亦文化发展之径路也。……迄至今日，劳动阶级能力之增进，对于资产阶级，立于利益不能调和之地位。于是直接间接，有形无形之斗争，何国蔑有？而可骇可怖之过激派，绞尽各国政治家之脑浆，以筹对付之策，不独无日蹙百里之象，且有传遍大地之忧。其故盖可思矣。吾人于此可以认识阶级斗争，为进化上不可逃避之事实，尽不必疑骇视之也。”〔7〕二是也有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说产生了质疑，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极端地认为“实行阶级斗争，是促社会死亡”。对于这种错误的观点，有人说：“这种话若出在资本家口中，吾人当以一笑置之，然而出在革命的安那其主义者口中，吾人就不能默默无言了”，并诘问道：“俄国无产阶级最努力阶级斗争就最先解放，中国无产阶级最不肯努力阶级斗争也就最吃苦，这是什么缘故呢？最努力阶级斗争的社会，为什么不最先‘死亡呢？‘促中国‘社会死亡的，是不是‘阶级斗争呢？为什么不实行阶级斗争，也会‘促社会死亡呢？为什么有产阶级与封建诸侯斗争，非但不‘促社会死亡，反而‘促社会进步呢？反对阶级斗争的，如何解释这些事实呢？”〔8〕相反，生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大潮流里面的我们”必须从“当中去任选一条道路不可”〔9〕，戴季陶继续解释说，这是因为“经济的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所教训我们的”〔10〕。三是有人错误地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由社会主义者“鼓吹”所致。对之，朱执信深刻地指出：“阶级斗争，本来是现存的事实，不是想出来的手段。社会主义者的主张阶级斗争，不是以为没有阶级斗争，也要用这手段。只是看见历史上的事迹，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现在要绝灭阶级斗争，不能不先绝灭阶级。”〔11〕林云陔亦云：“夫阶级斗争原理，据社会主义学子所主张，俱谓为社会进化之公例，故只能认为有此公例，不能对于此公例之存在而负责，亦犹牛顿之于地心吸力之公例也。地心吸力之公例，为牛顿所发明，不能谓为牛顿所创造，故阶级斗争之公例，为马克斯所发明，不能谓为马克斯所创造。在未有社会主义运动千年以前，已有等级之斗争。彼以为社会主义足以产出阶级斗争与憎恶者，实为背谬。”〔12〕

    二、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形成原因的探讨

    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13〕 这就表明阶级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但马克思并没有展开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和说明。对之，恩格斯解释道：“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14〕，因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15〕，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16〕“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表明，马克思学派阶级学说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而“分工”则是这一理论诞生的逻辑起点，尽管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起了关键作用。

    朱执信指出：“为什么要成立一阶级呢？为什么会生起阶级斗争呢？这是先决问题。假如大家都做工，就分不出劳动阶级来了。大家都不做工，又没有资本阶级。在人人做工里头，特别有一部分人不用做工，而享很多的结果，于是成了所谓资本阶级。又有一部分人，做工是特别少，而享结果比较多，就成为了中等阶级。然后把其余的人，编在劳动阶级里头。劳动阶级是这两种阶级的反射做出来的。阶级斗争也是这两种阶级逼出来的。劳动社会要混在别两个阶级是不能随意的。这两个社会的人，要到劳动社会里头，却毫无制限。所以社会问题的解决，是要把阶级构成的特权消灭去。”〔17〕可见，朱执信是侧重从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尤其从是否占有无偿劳动的视角来划分阶级的。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忽略了对阶级产生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对阶级产生根源的探析。不过，朱氏认为阶级斗争是“逼出来的”，倒是比较正确的见解。林云陔也持有类似的见解，他说：“阶级争斗何自而起乎？起于阶级之权利与义务之不均。阶级之权利与义务之不均，由于彼自称为上等阶级者之过于私利，而此之所称为下等阶级者又不甘居压抑，故至演成彼此冲突。”〔18〕那么，什么是阶级呢？胡汉民说：“所谓阶级，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经济阶级，大抵一方是经济上压服掠夺他人的，一方是被人压服掠夺的。”〔19〕又说：“人类社会由分业的差异，和生活物资的余剩，渐渐于一个社会内，发生不平等的现象。其初区别甚微，日久便成有阶级的趋势。自有史以来，我们晓得所有社会，都是阶级的社会。”〔20〕可见，他们对阶级的认知，与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对“阶级”所下的经典定义，已非常接近：“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21〕

    如上文所提及到的，他们已经在事实上指出了当今社会已处于“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之中。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之，戴季陶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了探讨。在《经济之历史的发展》一文中，戴季陶认为马克思对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等几个问题的学说，“实在是近代经济学上的极大功绩”，因而，“关于推求经济进化的原理，说明各时代一切社会现象的因果，分析进化过程的内容，指示社会改革的途径，最精微的还是要算加尔·马克斯”。〔22〕又说：“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从何处生出来呢？不用说，就是近代产业革命后所发生的资本家生产制的结果。因为生产方法改变了，产业组织改变了，各个独立的家庭工业及徒弟工业变成了分工协作的大机器工业组织。从前使自由农民及手工业工人享受利益的私有财产，随着生产机关的变化，都被少数资本所独占。机器本是为万人增加手的能力的，这些机器被资本家阶级独占了。为万人增加口的能力的文字被资本家独占了。把这大多数的人都化为少数人服役的机械。生产与分配不能相应，全社会的不平不安都从此而起。更可怜的，就是由生产方法的变更促起无产者家庭的破灭，无形的剥夺无产者的性欲、恋爱、结婚、生育、教养、扶助种种自然的权利，使无产阶级的人丧失一切人类的希望、慰安、快乐，仅仅得着一个无形主人许可可以作叫化子的自由。”〔23〕这就点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林云陔更是进一步指出：“在工业社会中，雇主与雇主有经济共同之关系，工人与工人有经济共同之关系，故此级与彼级之利害有绝不相容者”，“不免有利害冲突”。〔24〕因此，在探讨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戴季陶发出了“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的号召，指出“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那里有许多的苦人，有许多的苦事;要研究也得在那里去找材料，要奋斗也要在那里去找朋友，要训练也要在那里才有战斗员，要试验也要那里才是大大的试验所”。〔25〕

     三、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实行社会革命并从根本上拯救中国五四时期，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种社团和改良社会的方案、实践风起云涌，但均昙花一现。在汲取北京工读互助团实验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施存统得出了：“（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的结论，并说：“既然免不掉现实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的障碍。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把这些障碍根本打翻。要打翻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26〕李人杰也说：“我们从前的努力，革命党的奋斗，中国的共和政体，南北的战争，上海的议和，学生的救国运动都是犯了这个毛病”即局部的改良，“我们现在晓得了局部的改良，是无结果的，是劳而无功的，非全部改造不可”，因此，“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27〕。朱执信则认为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教育改造中国”与“工业改造中国”及“工读互助新村主义”等种种方案都不能拯救中国：“不特是教育和工业上的改造，过不了钱和兵两个关头。你如果再想去离了学校和工场，去做一个新组织，可以算做顶让步的了，然而还是不行的。工读互助团新村的失败，就是说明世上没有独善其身的法子的。只希望这些团体里头办得好是不行的。团体里头办得好，不过是表示将来如果到了新社会的时代，可以照样做团体的生活。但是这个事业，还是失败，还是因钱和钱背后的兵失败”;“以外种种的改造社会方案，都比不上教育界和工业界两方面有实力，却是所遭遇的困难，一定是钱和钱背后的兵，没有可以逃得过的。”〔28〕

    在朱执信看来，救中国只有借助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一途：“社会主义者的主张阶级斗争，不是以为没有阶级斗争，也要用这手段。只是看见历史上的事迹，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现在要绝灭阶级斗争，不能不先绝灭阶级。要绝灭阶级，还要借斗争的一个阶级的力量，所以现在要奋斗的时候，还得找一个破灭阶级的势力。”〔29〕那么，这个“势力”是指哪个阶级的力量呢？朱执信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上首先排斥了“中产阶级”的说教，他说：“这二十多年的继续的产业集中，物价腾贵的结果，所有中产阶级，除了特别有好机会的以外，都跑到劳动者一路去。那些要有学问的工作，虽然还是雇往日自命中等社会分子的人来做，这些人早已以有识无产阶级自居。这些碰着好机会留着财产的人，也只好钻到资本阶级里头并附庸。独立的小资本家，再没有占势力的机会。”〔30〕所以，“要想改造现在的组织，自然要拿劳工做中心。”〔31〕“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32〕也就是说，朱执信认为“劳工”阶级即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

     这一时期，胡汉民不仅介绍了唯物史观的部分原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用此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的现实问题。通过写作《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阶级与道德学说》《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和《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等文，胡汉民成为了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来较为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问题、道德问题、家族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等的领军人物，并从中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即所有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均在于经济领域。正是鉴于这一正确认识，他主张在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时候要以变革社会经济组织为中心任务，“社会改造不能限于—部分，而全部改造须以社会经济的组织为中心”〔33〕。也就是说，在胡汉民看来，当时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就是社会经济组织的变革，而经济组织的“不良”恰是其他—切社会弊病产生的根源所在，“象中国现在社会这样腐败，人民道德这样堕落，无论何人都晓得非快快出法子去谈改造不可。然而改造的方法，多半摸不清头脑。依我的研究，中国社会腐败、道德堕落的病根，探本求源就要归到经济组织不良的一个原因”，“所以要从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34〕那么，如何进行“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呢？胡汉民说：“阶级斗争，为共产制没落以后不能免之事实。此所以不能免，是因为社会组织要随着生产力变动而变动的原故。阶级斗争的最后解决，也定是这个原故。”又说：“社会革命为自然必致的事情，或激或徐，不问他的方法手段如何，他的成功，总是从来生育于旧社会胎内”，“强力是进化的接生者，使一个由旧社会结孕的新社会产生出来。”〔35〕可见，胡汉民亦得出了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中国社会革命的主张。

     ? 四、关于中国是否适宜进行阶级斗争及对阶级斗争形式的探讨 ? 如上文所言，1919年12月15日《民铎》杂志第7期以“记者”的名义发表的《阶级斗争与现在环境之打破》一文，从文化学和社会学视角解读并赞成马克思阶级斗争说，但又从中国实际出发认为，“我国雄厚之资本家，既不多见，而劳动阶级组合，能力之薄弱，尤在零点以下，则震撼全球之劳动阶级斗争，在我国目前之极短时间中，除野心家煽动不计外，决不致成吃紧之问题”。这就挑明了马克思学派阶级斗争学说是否适宜中国的问题。如果仅就阶级斗争去谈阶级斗争，该文也许不会引起民主革命派人士的关注。但问题在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者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否定了在中国有行阶级斗争的必要，也就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研究系的张东荪、梁启超的主张就点明了这一实质。

     对之，朱执信指出：“阶级斗争，成不成问题，是看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多少，和劳动者生活工作条件如何。”这里，朱执信是从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即从资本家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剥削程度视角来痛斥那些认为阶级斗争“专出（野心家）煽动而起”的谬论。基于这种认识，朱执信鉴于“现在中国虽然没有雄厚的资本家，这小资本家的取得余剩价值的手段，要比欧美的大资本家凶十倍”的现实，认为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是“应该的”，也是“最吃紧的问题”。所以，他说：“中国的劳动者虽然没有力量，他所受的痛苦压迫，比别的国民也要加多几倍。我们如果是替资本阶级打算，当然觉得劳动者没有能力斗争，可以说不是吃紧问题。但是要从国民着想，从人类的进步着想，那一般劳动者还没有能力斗争，岂不是最吃紧的问题么。他这斗争是应该的，他这斗争的能力是没有的。我们正应该扶助他，替他想解决的方法。为什么幸灾乐祸，说不是吃紧问题呢”？〔36〕因为，“阶级之区别，总以各阶级之共同经济关系定之，故阶级斗争，亦必不能逃出其共同经济之外。阶级原理之解释，既云根据于共同利益，即个人利益亦包含之。不过谓个人利益因共同利益而始能存在，此可见物质主义之在于世界极大之势力”。〔37〕

    但是，阐明阶级斗争产生的经济根源，并非在现实中就能直接进行阶级斗争。换言之，指出了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经济对立，只是在实践中发动阶级斗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把理论变成实践，还得需要革命的形势，亦即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得具备“阶级自觉”才能实现。对此，他们提出了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思想。林云陔说：“近代社会主义，即因劳动者之觉悟，而加以智识之诱导，既可使其自体有团结能力，复能使之与其敌体相抗，而后以其组织再进而入于实行运动。”〔38〕朱执信亦云：“现在我们想改造社会，自然要打破经济的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所以如果能够使做工的人，了解了现代社会组织的缺憾，是他们生活上痛苦的原因，自然能够信奉一种主义，为这个主义去拼命了。如果能够使农人了解，现代社会组织的缺憾，是他们生活上痛苦的原因，那他们能够为主义拼命，也和工人一样了。但是现代做工的人，感觉痛苦了解缺憾的程度，比农人更强，所以现代肯替主义拼命的人，还是要为主的向工人方面找去。”〔39〕“在这工人的生活底下，有输进社会主义的可能。世界的工人，都比农人感觉资本制度的痛苦较早，而且较深切。”同时他又指出：“在军队教育里头，同时做社会主义的宣传，引起他阶级的自觉”，“到这个时候，才能算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拿来做改造社会的一种力量”。〔40〕

    从培养革命力量的“阶级自觉”出发，朱执信清楚地认识到，阶级斗争应该具有多种样式，并以此批判了那种以为只用炸弹手枪等才是阶级斗争的观点：“他以为用炸弹手枪，是阶级斗争。他不晓得用小册子、用演说台，也是阶级斗争。他以为聚众要挟、杀人放火，是阶级斗争，他不晓得罢工、罢市、怠业，也是阶级斗争。”〔41〕而在不具备革命形势时，胡汉民则主张用“道德学说”来培育“阶级意识”。他说：“凡是有阶级区别的社会，都以利用一种调和折衷的道德论，为最适宜。一方以从顺的道德注入弱者阶级精神里，使彼等的行为有一定规矩适合于强者的利益，一方对于强者阶级任其有绝对支配的权利，但也要有温情善意，不做过度的专横，免得服从者反抗和政制之崩坏。利用此类的道德学说，是强者阶级自卫的上策，也是一个变形的阶级斗争。”〔42〕总之，他们已认识到阶级斗争既有暴力的也有和平的形式，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五、对民主革命派马克思阶级观点解读的评析 ? 通过上面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民主革命派人士对马克思学派社会主义学说的两大理论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尤其是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较时人更为深入的解读和探讨。同样，也可以发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解读几乎都局限在经济领域之内，但他们并非不清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逻辑结果——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同时期施存统恰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文写道：“现在世界上面只有两种国家：一种是有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种国家，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决不能并存于同一世界”，〔43〕后来胡汉民亦云：“本来马克斯的革命理论亦可大别为两部分，即除了单纯经济的理论外，还有政治的理论”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一点。马克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点的。”〔44〕如此，他们何以避而不谈马克思的“政治的理论”呢？在我们看来，是他们囿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众所周知，民主革命派人士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此一时期孙中山“民生主义”已由单纯的“平均地权”扩充到“大实业国有”即孙氏“节制资本”思想。孙氏“节制资本”并非要彻底消灭私人资本，如此一来，从理论上讲，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会在政治上造成一种困境：“从资本、劳动阶级对抗的中间，插进一个中等社会，就一定引起一种四不像的盲动出来”，〔45〕而这恰又与大力宣传的由工人阶级为主导的阶级斗争学说相冲突，因为阶级斗争被他们视为是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唯一途径。困境如何化解？一是如上文朱执信那样，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事实上去论证“中产阶级”的分化和没落，从而势必就会接受马克思的资本集中和积聚的学说，如是就会渐渐走上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二是，按照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精神，在承认近世社会主义是“工业大革命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的组织”的弊端而生成的产物的同时，又着重指出“无论哪一个说社会主义的，都有自由平等的理想，尤其有救济社会多数人的目的。所以说明社会主义的由来，有人追寻到希腊的柏拉图，有人就附合上基督教教义。从共通的一点看来，也不是张冠李戴的事。我们翻到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也觉得这种思想竟是相承不断的。”换言之，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古今东西一脉相承的，只是由于时代不同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也就不同，“我们很公道的说几句话，就是拿古人的手段方法，不能应用于今时，拿欧洲近代社会主义的主张，也不能完全适合于中国”。〔46〕如是，则又有彻底放弃阶级斗争主张的一面。胡汉民这一左右逢源的态度，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名著中作了深刻的剖析。〔47〕事实是，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解读与不同态度，已经孕育出民主革命派人士内部分化的征兆。这一裂痕，伴随着大革命时期国共第一合作而得到了彰显。这已是后话，在此不再赘述，拟另文详谈。

    顺便说，真正化解民主革命派人士内部的这一矛盾，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的统一战线“国体论”。然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国体论，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及其科学结论才为这一‘国体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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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朱凤霞】党政研究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