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探析
王乐
〔摘要〕苏联解体后，诞生了中亚五国，留下了地缘政治权力真空。伴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目前该地区正遭受着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这包括边界冲突、跨国民族矛盾、资源短缺、种族暴力、颜色革命、糟糕的边境管理、毒品走私、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俄罗斯军事介入加大、有组织犯罪及疲软的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等，强烈的共同安全利益无疑增强了扩大地区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各国均期待共建中亚安全共同体，以维护地区集体安全，有效应对三股势力和全球化的内外部挑战。
〔关键词〕中亚安全共同体;全球化;亚洲新安全观;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3-0049-07
一、安全共同体思想的由来
民族国家通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熔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它是以民族共同体为组织基础的政治共同体，人类社会是以多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共同体。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1〕在鲍曼看来，共同体实际上只是为了追求安全而建立的认同共同体，“我们好像拥有的某种认同政治，它伪装成共同体，提供安全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控制机制”。〔2〕而作为共同体的坚定倡导者，阿米泰·伊兹欧尼认为认同与共同体之间存在深刻联系，“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哪种文化是自己的、应该仿效哪些英雄、必须避开那些恶棍、我们来自哪里、命运如何，除非我们与某个或多个共同体建立联系”。〔3〕“共同体不仅涉及成员该如何行动，它也为相关冲突的一致性解决方案提供了基础。”〔4〕共同体意味着与自己人安全地生活在一起，“我们怀念共同体是因为我们怀念安全感，安全感是幸福生活的重要品质，但是我们栖息的这个世界几乎不可能提供这种安全感，甚至更不愿意作出承诺……不安全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陷入了一个取消控制、灵活多变、充满竞争和普遍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流动的、不可预料的世界”。〔5〕所以，“共同体在今天的流行，可以被看做人们对于因全球化而产生并加剧团结和归属危机的一种回应”。〔6〕
然而，共同体会把自身所具有的那些共同性界定为与外部生活构成区分的共同特征，“社会团结要求一种基于共同的种族血缘和本土符号的文化统一感，因此为了加强共同体的团结，就会有持续的进行文化净化的迫切要求……正是独一无二的民族神话为国家赋予了合法性，并将其（常常是多元分散的）人群统一起来”。〔7〕而黑格尔和亨廷顿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寻找和树立外部的对手和敌人，这正是促进民族国家这种现代共同体的内部团结和国家认同的有效方法，外部力量是否与该共同体和谐相处，取决于前者是否触犯后者的边界和核心利益。但凡出现认同或归属危机，族群或社群往往会求助于群体原初的联系，依赖重新捡拾起来的历史记忆和族群根基史，重新建构意义、重塑族群形象并且赋予全新的意义，赖此基础重构地域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8〕
安全共同体的概念最早由理查德·凡·瓦根提出，但真正将其理论系统化的是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 他认为安全共同体是实现一体化的集团，集团内的成员确信彼此之间不以武力相互损害，而是以其他方式来解决争端，在《政治共同体与北大西洋区域》中将安全共同体分为混合的安全共同体和多元的安全共同体等两个类型，前者以美国为例，许多的政治单元最后形成一个政府成为一个国家，后者则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相互之间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争端，这源于其共享一些核心价值观和共同的“我们”身份认同，一种相互同情和忠诚，也是一种“我们感”和相互之间的信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自我形象和利益的认同以及对于彼此行为的预期，〔9〕并把安全共同体的创建看作是一种认同建构的实践，将其界定为“某种程度上普遍化的共同认同或忠诚”，在安全共同体的创建中，“参与者主要价值目标的和谐或一致是国家对共同体规范内化和认同建构的结果”。〔10〕阿德勒将安全共同体定义为当一个国家集团秉承一种消除争端的目的，集体放弃了暴力作为解决它们差异的手段时，安全共同体就出现了，在以他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看来，安全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放弃暴力解决彼此争端的惯例来自于社会化互动、规范和身份认同建构。他和巴奈特认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地区人们对和平变革有着可靠预期，安全的预期同样来自于共同体对于利益的共同理解和相互之间共同的身份认同。安全共同体具有三个特征：成员拥有共享的认同、价值观和意图;成员拥有多方面直接的联系和互动;该共同体展现出一种在面对面接触中产生的通过某种程度的长期利益和利他主义表现出来的互惠性。阿查亚发展了安全共同体理论，他认为安全共同体的核心观念是将国际关系看做一个交易、相互作用以及社会化驱使下进行社会学习和形成认同的过程。〔11〕肯·布斯认为安全共同体必须是综合的： 一是其安全议题是综合的， 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环境等;二是其安全行为体是综合的， 不能将国家作为唯一决定性的行为体， 区域性公民社会也需积极参与其中;三是其制度是综合的。它要求通过将权力从国家层次向上移至区域共同体制度， 向下移至地方社区团体， 从而将单一的国家主义模式转变为复合的结构和进程， 即超越领土界限、支持区域主义和人类多样性的非国家主义。〔12〕郝特纳将地区主义和安全研究结合起来，作为分析国际安全结构的新视角，他提出了安全地区主义概念，认为安全地区主义是从地区安全复合体起步，通过有效地区安全管理或安全秩序建构逐步演进为地区安全共同体的进程。地区安全复合体在地区层次上进行自主管理和解决冲突的制度化能力是评判其地区性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13〕在全球化的世界里， 安全是相互关联的，对安全威胁直接或间接具有区域的纬度，单个国家着眼于国内稳定的安全政策明显难以奏效， 因为只通过一国的努力，无法解决军事、政治等跨国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而通过将各国联合起来， 安全区域主义则成为缓解这些复杂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14〕
由此可见，安全共同体意味着许多国家之间通过各种类型的互动而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基于共同的身份关系的信任和利他关系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国家之间尽管存在争端，但是均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并相信共同体内的其他国家也会采取同样的政策，最终所有国家都不会使用武力而能够获得安全。〔15〕
二、全球化的共同挑战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 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重建世界经济体系、政治格局和文化形态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影响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变量，全球化不仅是形成国家认同的推动力量，也构成了消弱民族国家认同的力量，〔16〕对此，格罗斯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进程中一体化与离散化趋势并存，而民族认同问题成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离散化的重要因素。“今天两个表面上看来似乎同样的辩证过程，正在塑造着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的未来，这就是和一体化进程同时存在的，有时甚至是暴力性质的分化和分离的趋势。”〔17〕卡斯特认为欧洲整合既是一个回应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全球化最先进的表现，它证明了全球经济不只是一个由企业体和资本流动所组成的同质化体系，而是一个区域化了结构，由旧国家体制和超国家实体在其中持续扮演操纵经济竞争的角色并钻营利润。〔18〕全球化时代也是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全球化与地方化，就是信息的去民族化与去国家化，二者如今已密不可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它的典型特征是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劳动的个体化、由一种无处不在的纵横交错的变化多端的媒体系统所构筑的现实虚拟的文化，以及通过形成一种由占主导地位的活动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所表达出来的流动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而造成的生活、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基础的转变，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到了全世界”。〔19〕
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终结状态，全球化具有解构民族国家的根本功能，其基本形式是通过全球交往关系来超越国家认同，交往关系和交换关系超越了国家界限，变得更加紧密，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制度发生结构性转变，这一转变将从根本上限制民族国家的行动余地，国家的塑造力量将不得不转让给跨越地域的、不受限制的市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国家对内对外主权的丧失和决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合法性危机。〔20〕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化潮流，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被迫卷入，正是全球化导致了民族国家政治危机，全球化最严重后果在于其弱化了各民族国家认同，因为“非政府行为者，如跨国公司和具有全球影响的私人银行，削弱了在形式上得到承认的民族国家的主权”。〔21〕“国际组织和市民社会组织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能通过操纵观念、规范和价值而不是枪炮和金钱而变得强大。”〔22〕吉登斯也有类似观点，他把全球化界定为国际关系紧密化，其结果导致本地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相互作用，〔23〕认为当代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经济活动之中，国家边界逐渐演变为边疆，边界弱化也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弱化，随之世界出现碎片化，“碎片化难道不是当前的现实吗？这种碎片化一方面伴随着民族认同在族群部落文化冲击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区域性国家分裂”。〔24〕随着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地方自主要求则越来越强烈，老式民族认同不得不接受重构，传统民族国家主权和边界既被外部的全球化力量所弱化，地方部族主义又从内部弱化着民族国家的既有权威和合法性认同，传统民族国家观受到内外两个方面的现实挑战。〔25〕“国家不是全球化的牺牲品，而是推动者，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作用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不是在阻滞发展而是推动进步。”〔26〕可见，“民族主义仍然是对全球化做出反应的一种根本途径，它还远远没有消亡”。〔27〕
其实，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民族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也会给其发展带来挑战，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对待。尽管伴随着全球化而兴起了超国家的区域认同和次国家的族裔认同，这两种认同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国家认同造成了冲击，但它们不会取代民族国家认同而形成人们的主要政治认同形式，民族国家认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事实上，民族国家与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实现工具，他们需要利用民族国家的保护和支持来征服世界，通过武力扩张和建立殖民地，以寻求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打通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也是各个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在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以经济全球化作为实现各自利益的工具。〔28〕全球化是世界整体化、结构化的过程，它遵循着一条辩证的逻辑轨迹向前推进，世界因此而不断地整合和分化，它对民族认同形成了全方位的冲击，其直接后果便是民族认同的开放化，民族国家越来越受到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权威的制约，不得不认可其公民所持的那些相互交叉和竞争的忠诚。〔29〕
全球一体化思潮带来全方位的冲击，中亚各国也未能幸免，其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包括国内民族矛盾激化和民族融合复杂性加剧，大俄罗斯主义余威尚存，颜色革命的外部冲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死灰复燃，多元文化思潮的兴起，无力应对大国势力角斗场的现实困境，公民社会政治参与诉求扩大，水资源争夺和三股极端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俄罗斯族人双重国籍问题，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矛盾，跨国民族问题、主体民族主义和双泛思潮的兴起等，这些挑战都对国家安全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用，同时伴随着互联网普及，欧美外来文化迅速传播，自由民主观念泛滥，潜移默化影响着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强烈冲击着民族传统文化，人们对本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传统衰弱的忧虑感在加深，现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复杂的认同变迁导致国家认同危机出现，民族国家安全建设任务异常艰巨。〔30〕
三、应对中亚非传统安全的现实需要
行为主义研究表明，“个体表现合作的倾向通常依赖于对他们交往对象的认同：内部人优于外部人”。〔31〕这源于内部人之间拥有超越利益关系的共识基础，相互认同度更高，这也适用于中亚地区国家认同，毕竟中亚各国将自身定义为有共同的价值观与利益纽带所维系的中亚安全共同体的一部分，倡导建立欧亚经济联盟，致力于推动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这无疑将改变各国定义国家利益的方式和内容，引起中亚国家的共鸣和普遍认同，这主要源自于中亚各国均脱胎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现代中亚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诸领域的发展无一不受到俄国或苏联整体历史发展的制约”。〔32〕因此，世界主要大国和所有地区大国都认为中亚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独立后“中亚国家逐渐选择了高度集权的总统制，这是一种混合体，它形式上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拥有议会和反对党，但实际上却是总统大权独揽，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内容，并杂糅了中亚地区特色”。〔33〕
中亚五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构成不同的次区域，共享苏联社会主义遗产，这包括薄弱的民主制度和适应性计划经济、权力过度集中和越来越独裁的政府，任意的经常有争议的边界，种族间紧张关系和国家治理高度依赖执法机构。五国均深处内陆位置，缺少直接出海口，所以严重依赖周边近邻大国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实施能源出口的多元化目标，其中哈萨克斯坦率先完成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过渡转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成为五国领头羊和致力于中亚经贸一体化的模范国家。所有中亚各国政府在巩固与俄罗斯强劲的双边关系的同时，也在寻求开发一个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包括美国、中国、日本、伊朗和欧盟，以作为一种保护他们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外交手段。〔34〕由于中亚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交叉地带和一个交通走廊上，地缘政治位置优越，历来就是各种形式的人口和毒品贩卖、小型武器交易和非法移民聚集地，贩卖毒品和轻型武器的违法犯罪经济活动日益猖獗。对北约部队撤军后塔利班是否会卷土重来的担忧加剧，近邻阿富汗问题也成为中亚最主要的外部安全威胁，在中亚也是一个重大关切，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安全和稳定。
2012年以来，中亚安全形势呈现内忧外患和喜忧参半的特点：一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边界冲突、水资源争夺、毒品跨国走私、颜色革命、三股势力、跨国犯罪、非法移民、能源安全、核扩散、生态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增加，“非传统安全不是由某个国家制造，不是被某一个国家认知，也不能由一个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不是国家之间的相互安全威胁，而是国家群体乃至整个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35〕它使国内安全国际化、国际安全国内化，客观需要探索共享安全的新安全观，以建构安全共同体。二是存在共同威胁的安全问题，目前中亚地区正遭受着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这包括边界冲突、跨国民族矛盾、资源短缺、种族暴力、颜色革命、糟糕的边境管理、毒品走私、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俄罗斯军事介入加大、有组织犯罪和疲软的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等，比如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种族间暴力事件导致超过400人死亡，它不仅暴露了这个国家的内在脆弱性，对邻国和国际社会确保中亚稳定的努力也有重大影响。尽管事件已经过去，但导致暴力冲突根本原因——治理不善、经济增长和安全供给等尚未解决，这些问题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明显威胁，而长期努力预防中亚暴力冲突需要大量国际投资才会带来积极乐观的改变，进一步爆发潜在冲突的根源在于各国有争议的边界划分，这类冲突经常出现在为获取自然资源的边境地区居民之间，在费尔干纳盆地附近2013年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就爆发了跨边界冲突事件，这导致了不安全因素的增加以及对各自政府的不信任情绪。三是国内安全地区化和国际化趋势明显，各国主体民族与俄罗斯族的矛盾冲突随着俄罗斯重返中亚而呈现不断激化的迹象，这不仅涉及到国内政局的稳定和领土的完整，也直接影响到中亚各国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好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新的不安全因素。四是具有相同的安全脆弱性，尽管中亚各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存在差异，但在安全领域其脆弱性是大体相同的，“在每一个中亚国家中都存在几乎所有的中亚民族群体，这就使得一个国家的不稳定必然会影响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结果便形成了只要一个国家不稳定，其他国家也不可能稳定的局面”。〔36〕所以，中亚稳定只有在所有国家都获得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各国安全问题彼此交织、彼此关联，客观上需要建立新中亚安全共同体，来确保中亚和平和政局稳定，以防止爆发民族冲突“多米诺骨牌效应”。
进入 21 世纪，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逐步发展成为威胁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因素。尽管“三股势力”各自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并无根本差异，对它们来说，宗教是载体，恐怖主义是手段，分裂是最终目的。“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不断制造绑架、暗杀、爆炸等一系列恐怖活动，对中亚各国的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37〕中亚地区“三股势力”中最严重的危害是分裂主义，由分裂主义产生恐怖主义，而极端主义往往是它们的意识形态工具和组织手段，在组织形式上通常是同一股力量。〔38〕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他们大多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目的，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社会安定，其根本目的就是独立，在混乱中推翻中亚各国的世俗政权，按照他们的“纯粹民族教义”，建立“纯粹伊斯兰政权”。为此，中亚各国立足构建安全共同体，坚持集体防御，采取了参与联合打击的共同立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通过签订《上海公约》、设立反恐机构、展开多国联合军演、执法情报部门协作等举措，在打击与遏制“三股势力”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这样，基于共同的安全威胁和共同安全利益，无疑就增强了扩大地区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各国均期待共建中亚安全共同体，以维护地区集体安全，破解安全困境。〔39〕
中亚五国分布图
尽管“安全的五个主要方面（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和环境）的因素都会对人类集合体（如国家）的安全造成影响，但安全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方面在安全共同体中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们是与限定安全共同体的威胁恐惧和友好敌对模式最为相关的因素，而经济关系不像军事和政治关系那样受地理上的邻近的限制，虽然经济和环境的因素同样也很重要，但它们的重要性随各个安全共同体的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有时候经济因素可能会和军事因素一样重要”。〔40〕“民族和语言因素是巩固中亚国家地区联系的纽带，每个中亚国家境内都有大量的其他中亚国家的民族人口，因此，一个国家内出现的民族主义或民族冲突，很容易蔓延至整个地区，这种民族和语言联系使中亚人认识到他们共同的脆弱之处，并使他们懂得如果本地区其他国家处于动乱状态，那么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或保持稳定是非常困难的，民族和语言因素的这种安全成分，尤其有利于巩固中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对于中亚人来说，接受来自具有共同血统的国家援助，看起来是自然的、合理的，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因为中亚国家过去无法从与中亚没有民族和语言联系的国家那里获得过援助。”〔41〕因而，中亚未来既不取决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博弈结果，也不取决于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三个大国的博弈结果，而是取决于中亚五国内部全面合作的真诚愿望和共建安全共同体的基本共识。〔42〕
四、落实亚洲新安全观的重要举措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尽管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但人类面对的安全威胁却有增无减，当前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影响下，不少国家面临安全困境加剧、发展瓶颈突出、社会治理失衡等一系列综合性难题的困扰，如何消除安全威胁，有效应对各类安全挑战，营造一个彼此放心的安全环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在思考的突出问题，在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与繁荣，也是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人类面临着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共同命运意味着采取集体行动维护共同安全，而亚洲地缘政治环境较为复杂，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又有现实利益摩擦;既有领土权益争端，又有地缘政治博弈;既有亚洲一国自身和地区内部的问题，也有域外国家带来的影响。早在1992年，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倡导下，就成立了“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成为覆盖中亚的众多多边合作机制之一，除了亚信会议，还有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白哈关税同盟、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突厥语国家峰会、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等。〔43〕其中亚信会议起源于中亚，2014年亚信峰会提出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新安全观，新的亚洲安全观摒弃了霸权、强权和武力威胁等元素，提倡以共同安全为前提，综合安全为方向，合作安全为手段，可持续安全为关键，追求平等、正义和公平的新型安全观，必将成为亚洲安全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指南和构建亚洲和平发展大厦的基石。〔44〕上海合作组织以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为首要宗旨，这些地区组织提供了一个多边合作对话平台，也提供了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组织载体。由于全球化推动着区域安全日益朝着综合化方向发展，区域安全共同体作为安全区域主义的最佳选择， 其基本架构也必须顺应这种要求，因此，建构一个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度，物质、制度、观念等多因素，国家、区域政府组织、区域公民社会组织等多元行为主体的“综合安全共同体”成为一种现实选择。〔45〕
当前，鉴于俄罗斯保持了欧亚联盟的绝对主导地位，美国在中亚军事存在日渐式微，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构想，欧盟推行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也积极介入中亚事务，中亚各国理应参照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模式，建构中亚安全共同体。这已成为解决区域安全问题的最佳选择，以共同应对中亚各国所面临的内外部挑战，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平，这既是运用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实践机会，也是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安全问题的现实需要，更是各国抱团取暖同舟共济的必然选择。毕竟各国不仅利益与共，而且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安全又与发展相关联，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期待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46〕为此，中亚各国只有共建安全共同体，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才能共处同一个屋檐下，有效解决目前相对不安全的现实困境，获得集体安全庇护，打造命运共同体，以携手应对地区安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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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凤霞】党政研究20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