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的问题与对策
申宣成
随着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移动终端的日益普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时代。互联网的神奇力量，不但创生了一个个新行业，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既有行业的存在形态。以零售业为例，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2013年11月12日，中国有两件头等大事：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二是“双十一”网购在凌晨结束，创下了人民币350亿元的惊人记录。而到了2014年11月11日，这一记录再创新高，阿里巴巴当日的销售额突破了570亿元，其中在移动终端上完成的交易额就高达243亿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下的中国，数以万计的消费者最为惬意的事情就是在茶余饭后或入睡之前，轻轻点击电脑鼠标或手机屏幕，完成一次网络交易。对于他们来说，收到快递时的激动和喜悦，已经不仅仅来自“宝贝”的光鲜或实惠，还有网购的便捷和快乐。
与商贸、金融、军事等领域相比，数字化时代对教育的冲击似乎要小许多。但这仅仅是我们暂时的感觉而已，正如工业革命和印刷术催生了班级授课制一样，数字时代和信息技术也将必然引发一场新的教育革命。就基础教育界而言，近几年来，随着“慕课” “翻转课堂”的出现，无数教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课堂“翻转”了，教师的地位是否也会随之被“颠覆”？“慕课”来了，名师的影响力被无限放大，普通教师的生存空间还有多大？如果大部分的知识学生可以自己学到，教师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如此等等，都成为大家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所言：“信息化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谁在信息化潮流中落伍，谁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根据教育部2012年3月颁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整体安排，2015年将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从其预期设定的目标来看，到2015年年底，我国的教育信息化水平要实现从应用阶段向融合阶段的转变。那么，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一转变的内涵呢？根据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管理局发布的《教师发展：技术与教学融合》一文（该文将教育信息化分为起步、应用、融合、革新四个阶段）的定义，处于融合阶段的教师，其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应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能够全方位地应用信息技术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管理学生的学习过程；第二，能够应用信息技术开发出积极的、富有创意的教学方式；第三，能够应用信息技术实现不同学科的内容整合；第四，能够应用信息技术全方位地促进自己的专业发展；第五，能够应用信息技术与其他教师合作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并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
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考查我省乃至我国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笔者认为，在从应用到融合的转变中，我们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任务艰巨，时不我待，这就需要我们尽快摸清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为此，我根据自己所接触和了解的学校和教师的情况，梳理出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信息技术过敏的表征与对策
信息技术过敏，就是指对信息技术持排斥和恐惧的态度，在教学中不愿意使用信息技术的现象。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年龄较大的教师身上。在推进信息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这部分教师也往往是最让学校头痛的：任凭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很难改变他们对信息技术的冷漠态度，最后只能听之任之。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我觉得定位“过敏原”至关重要。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和社会中心的约翰·帕尔弗里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一出生就面临着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世界，数字化生存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生存方式，由此他们提出“数字原住民”这一概念。就此而言，那些年龄较大的教师，无疑是数字时代的“移民者”。对于他们来说，粉笔、黑板、纸质教材等传统的教学媒体对他们有着深入血脉的亲切感。当他们带着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走入数字时代时，多媒体、互联网、电子互动白板等现代教育媒体给予他们的就不仅仅是技术的新奇，更有文化的断裂。这种断裂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弥合，就可能越陷越深，最终使他们对信息工具和数字生活产生抵触和反感。由此可见，文化心理上的不认同才是信息技术应用最为顽固的“过敏原”。正如约翰·帕尔弗里等人所说：“被数字革命引发的最持久的改变，不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算法研究，而是数字时代出生者和非数字时代出生者之间的代际鸿沟。”
培养教师对信息技术应用和数字生活的认同感，可以考虑这样几条原则或途径。
第一，秉持尊重和包容的态度。成功的变革需要颠覆和抛弃，更需要传承和发展。尤其是对于教育这一古老的职业来说，传统中更是蕴涵着无穷的智慧。要想“数字移民”认同、接受信息技术和数字生活，我们首先要认同和接受他们的文化，看到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尊重教师的多样化选择，包容不同的教学风格，形成开放的学术心态，使彼此产生对话的冲动，建立合作基础，最终走向融合和共赢。
第二，发挥榜样在文化变革和重塑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不能指望一夜之间让所有的“数字移民”改变态度。那些聪明的学校管理者，总是注重从一部分人的改变做起，尤其是从自身的改变做起。因为在文化的变革中，管理者具有更大的示范效应。例如，郑州市第二中学的王瑞校长本人的专业就是教育信息技术，在他的引导和提倡下，该校的教育信息化水平已经居于全国前列。该校的许多“数字移民”都已经成为信息技术的应用高手。洛阳嵩县旧县镇一中是一所普通的农村乡镇中学，在白俊庭校长的引领下，该校的微信阅读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第三，为“数字移民”的文化适应提供切实的帮助。文化变革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扎实的行动。要想战胜教师对信息技术应用的过敏反应，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多地为他们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让他们接触信息技术，学会应用本领，以此增强他们的免疫力和适应性。相反，如果对这些教师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则必然导致“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之间的“代际鸿沟”和文化断裂，导致技术应用上的“马太效应”。
二、信息技术依赖的表征与对策
信息技术依赖指的是教师过度依赖信息技术手段，以致出现离开网络不会备课，离开PPT不会上课，离开QQ不会交流的现象。与信息技术应用过敏者相反，这类现象主要出现在“数字原住民”的身上，对于他们来说，在互联网时代，从来都不缺乏知识和信息，几乎备课时需要的所有知识，都可以在网络上信手拈来；而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可视化手段，这些信息和知识也无须经过自己大脑的吸收转化，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但是，这些教师在享受数字时代便捷和轻松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正如工业革命使人的手和腿产生了严重依赖一样，信息技术革命也会带来人的大脑和精神的严重依赖，人很容易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继而失去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除了对数字时代的精神依赖，很多教师还对信息技术的硬件设备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去年，我曾到一所师范学院给国培班的学员上课，课还没有开始，却突然停电了。因为无法播放PPT，那天上午该院的大部分教师都停了课。值得庆幸的是，我却没有被“电倒”，硬是“素面朝天”地上了一节“裸课”，效果依然很好。那次经历让我很是得意，因为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我有幸没有沦为信息技术的奴隶，而成了自己课堂命运的主宰者。
在笔者看来，与信息技术过敏相比，信息技术依赖对教师和学生的潜在危害可能会更大。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教学是一项个性化、艺术化的活动。正如国际知名的人力资源专家罗宾逊爵士所言：“教学是艺术实践，关乎鉴赏、评价和直觉。我们都记得自己生命中遇到的那些伟大的老师，是他们唤醒了我们。我们之所以一直记得他们，是因为他们对我们说的话，或是给我们指出的看问题的角度，让我们难以忘怀。”可见，一位伟大的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而不是信息的复制者。他应该能够说出别人说不出来的话、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而非鹦鹉学舌，拾人牙慧。
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引导教师摆脱对信息技术应用的依赖呢？在我看来，知识管理是一个有效的武器。知识管理原本就是教育技术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从2005年开始，国内的学者就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从知识管理的主体来看，它分为教师个人层面的知识管理、教师团队层面的知识管理和学校组织层面的知识管理。实施知识管理的方式很多，但不管哪种方式，都要遵循积累、共享和交流三个原则。其中，知识的共享和交流是教师摆脱信息技术的精神依赖、实现知识的深入加工和创新的关键环节。在和一些校长的交流中，我发现那些信息技术应用成功的学校，都特别注意在教研组和学校层面建立常态的知识共享和交流机制，如集体备课、公开教学、学术沙龙等，让收集的信息和知识经过一个晾晒和提纯的过程，最终将碎片化、浅表化、属于他人的知识转化为系统的、深刻的、属于自己的知识。而要使教师摆脱信息技术的物质依赖，关键则在于从学校层面做好信息技术设备的运营和维护工作。在和中小学校长的交流中，我发现绝大部分学校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信息技术设备的运营和维护工作跟不上，教师遇到设备故障时很难及时排除，结果耽误了大量的教学时间。我想，在目前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学校只有挖掘自身的潜力，培养一个兼职的信息技术管理维护团队，为信息技术的使用做好服务工作。
三、信息技术泛滥的表征与对策
信息技术泛滥指的是信息技术应用的过度或冗余。所谓过度，就是信息技术应用过多，导致了过犹不及的后果；所谓冗余，就是信息技术的使用没有必要，本来不用信息技术也可以解决的问题，偏要多此一举。导致信息技术泛滥的原因很多，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教师没有弄清技术与目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缺乏对教学本质的深刻理解。如果我问大家翻转课堂是什么，可能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教师制作一段视频在课堂上播放。但是翻转课堂的倡导者亚伦和乔纳森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对翻转课堂的理解是：“翻转课堂不是在课堂上如何使用视频，而是如何让学生最好地利用课堂时间，其本质在于促使教师重新思考自己的教学方式。”2014年10月，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发布了《重新想象学习：互联社会的学习变革》一书，该书的作者格拉汉姆对教育作出这样的思考：为什么一直到今天，技术对提高学习效果的作用都如此之小？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还在用21世纪的技术强化19世纪的教学实践，以满足已经过时的评价模式。”“我们把技术扔进教室和学校，但学校本身以及教学方式并没有改变——我们只是更快、更便宜地获得19世纪的结果罢了。但这难道就是我们想要的吗？”他的这些评论足以引发我们对信息技术使用的本质思考。
那么，如何减少甚至避免信息技术滥用呢？在我看来，丰富教师的学科知识至关重要。教师的学科知识包括的类型很多，其中两种类型是最重要的。一种是学科内容知识，即我教的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学科本质问题），它主要研究的是什么内容（核心概念问题），它的内在结构是什么（学科体系问题），它对发展学生的整体素养有什么作用（学科价值问题）等。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教师在应用信息技术时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游刃有余。另一种类型是学科教学法知识，即我用什么方法才能教好的问题。例如，是用讲授法还是用探究法？是自主学习还是开展小组合作？是借助传统手段还是使用现代媒体？需要注意的是，自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我们在学科教学法知识方面强调得比较多，如大力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而在学科内容知识方面强调得不够。其结果是，由于教师对学科内容把握得不准，结果学科教学法的变革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对教学内容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信息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沦为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
随着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移动终端的日益普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时代。互联网的神奇力量，不但创生了一个个新行业，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既有行业的存在形态。以零售业为例，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2013年11月12日，中国有两件头等大事：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二是“双十一”网购在凌晨结束，创下了人民币350亿元的惊人记录。而到了2014年11月11日，这一记录再创新高，阿里巴巴当日的销售额突破了570亿元，其中在移动终端上完成的交易额就高达243亿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下的中国，数以万计的消费者最为惬意的事情就是在茶余饭后或入睡之前，轻轻点击电脑鼠标或手机屏幕，完成一次网络交易。对于他们来说，收到快递时的激动和喜悦，已经不仅仅来自“宝贝”的光鲜或实惠，还有网购的便捷和快乐。
与商贸、金融、军事等领域相比，数字化时代对教育的冲击似乎要小许多。但这仅仅是我们暂时的感觉而已，正如工业革命和印刷术催生了班级授课制一样，数字时代和信息技术也将必然引发一场新的教育革命。就基础教育界而言，近几年来，随着“慕课” “翻转课堂”的出现，无数教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课堂“翻转”了，教师的地位是否也会随之被“颠覆”？“慕课”来了，名师的影响力被无限放大，普通教师的生存空间还有多大？如果大部分的知识学生可以自己学到，教师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如此等等，都成为大家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所言：“信息化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谁在信息化潮流中落伍，谁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根据教育部2012年3月颁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整体安排，2015年将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从其预期设定的目标来看，到2015年年底，我国的教育信息化水平要实现从应用阶段向融合阶段的转变。那么，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一转变的内涵呢？根据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管理局发布的《教师发展：技术与教学融合》一文（该文将教育信息化分为起步、应用、融合、革新四个阶段）的定义，处于融合阶段的教师，其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应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能够全方位地应用信息技术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管理学生的学习过程；第二，能够应用信息技术开发出积极的、富有创意的教学方式；第三，能够应用信息技术实现不同学科的内容整合；第四，能够应用信息技术全方位地促进自己的专业发展；第五，能够应用信息技术与其他教师合作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并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
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考查我省乃至我国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笔者认为，在从应用到融合的转变中，我们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任务艰巨，时不我待，这就需要我们尽快摸清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为此，我根据自己所接触和了解的学校和教师的情况，梳理出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信息技术过敏的表征与对策
信息技术过敏，就是指对信息技术持排斥和恐惧的态度，在教学中不愿意使用信息技术的现象。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年龄较大的教师身上。在推进信息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这部分教师也往往是最让学校头痛的：任凭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很难改变他们对信息技术的冷漠态度，最后只能听之任之。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我觉得定位“过敏原”至关重要。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和社会中心的约翰·帕尔弗里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一出生就面临着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世界，数字化生存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生存方式，由此他们提出“数字原住民”这一概念。就此而言，那些年龄较大的教师，无疑是数字时代的“移民者”。对于他们来说，粉笔、黑板、纸质教材等传统的教学媒体对他们有着深入血脉的亲切感。当他们带着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走入数字时代时，多媒体、互联网、电子互动白板等现代教育媒体给予他们的就不仅仅是技术的新奇，更有文化的断裂。这种断裂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弥合，就可能越陷越深，最终使他们对信息工具和数字生活产生抵触和反感。由此可见，文化心理上的不认同才是信息技术应用最为顽固的“过敏原”。正如约翰·帕尔弗里等人所说：“被数字革命引发的最持久的改变，不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算法研究，而是数字时代出生者和非数字时代出生者之间的代际鸿沟。”
培养教师对信息技术应用和数字生活的认同感，可以考虑这样几条原则或途径。
第一，秉持尊重和包容的态度。成功的变革需要颠覆和抛弃，更需要传承和发展。尤其是对于教育这一古老的职业来说，传统中更是蕴涵着无穷的智慧。要想“数字移民”认同、接受信息技术和数字生活，我们首先要认同和接受他们的文化，看到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尊重教师的多样化选择，包容不同的教学风格，形成开放的学术心态，使彼此产生对话的冲动，建立合作基础，最终走向融合和共赢。
第二，发挥榜样在文化变革和重塑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不能指望一夜之间让所有的“数字移民”改变态度。那些聪明的学校管理者，总是注重从一部分人的改变做起，尤其是从自身的改变做起。因为在文化的变革中，管理者具有更大的示范效应。例如，郑州市第二中学的王瑞校长本人的专业就是教育信息技术，在他的引导和提倡下，该校的教育信息化水平已经居于全国前列。该校的许多“数字移民”都已经成为信息技术的应用高手。洛阳嵩县旧县镇一中是一所普通的农村乡镇中学，在白俊庭校长的引领下，该校的微信阅读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第三，为“数字移民”的文化适应提供切实的帮助。文化变革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扎实的行动。要想战胜教师对信息技术应用的过敏反应，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多地为他们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让他们接触信息技术，学会应用本领，以此增强他们的免疫力和适应性。相反，如果对这些教师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则必然导致“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之间的“代际鸿沟”和文化断裂，导致技术应用上的“马太效应”。
二、信息技术依赖的表征与对策
信息技术依赖指的是教师过度依赖信息技术手段，以致出现离开网络不会备课，离开PPT不会上课，离开QQ不会交流的现象。与信息技术应用过敏者相反，这类现象主要出现在“数字原住民”的身上，对于他们来说，在互联网时代，从来都不缺乏知识和信息，几乎备课时需要的所有知识，都可以在网络上信手拈来；而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可视化手段，这些信息和知识也无须经过自己大脑的吸收转化，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但是，这些教师在享受数字时代便捷和轻松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正如工业革命使人的手和腿产生了严重依赖一样，信息技术革命也会带来人的大脑和精神的严重依赖，人很容易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继而失去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除了对数字时代的精神依赖，很多教师还对信息技术的硬件设备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去年，我曾到一所师范学院给国培班的学员上课，课还没有开始，却突然停电了。因为无法播放PPT，那天上午该院的大部分教师都停了课。值得庆幸的是，我却没有被“电倒”，硬是“素面朝天”地上了一节“裸课”，效果依然很好。那次经历让我很是得意，因为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我有幸没有沦为信息技术的奴隶，而成了自己课堂命运的主宰者。
在笔者看来，与信息技术过敏相比，信息技术依赖对教师和学生的潜在危害可能会更大。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教学是一项个性化、艺术化的活动。正如国际知名的人力资源专家罗宾逊爵士所言：“教学是艺术实践，关乎鉴赏、评价和直觉。我们都记得自己生命中遇到的那些伟大的老师，是他们唤醒了我们。我们之所以一直记得他们，是因为他们对我们说的话，或是给我们指出的看问题的角度，让我们难以忘怀。”可见，一位伟大的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而不是信息的复制者。他应该能够说出别人说不出来的话、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而非鹦鹉学舌，拾人牙慧。
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引导教师摆脱对信息技术应用的依赖呢？在我看来，知识管理是一个有效的武器。知识管理原本就是教育技术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从2005年开始，国内的学者就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从知识管理的主体来看，它分为教师个人层面的知识管理、教师团队层面的知识管理和学校组织层面的知识管理。实施知识管理的方式很多，但不管哪种方式，都要遵循积累、共享和交流三个原则。其中，知识的共享和交流是教师摆脱信息技术的精神依赖、实现知识的深入加工和创新的关键环节。在和一些校长的交流中，我发现那些信息技术应用成功的学校，都特别注意在教研组和学校层面建立常态的知识共享和交流机制，如集体备课、公开教学、学术沙龙等，让收集的信息和知识经过一个晾晒和提纯的过程，最终将碎片化、浅表化、属于他人的知识转化为系统的、深刻的、属于自己的知识。而要使教师摆脱信息技术的物质依赖，关键则在于从学校层面做好信息技术设备的运营和维护工作。在和中小学校长的交流中，我发现绝大部分学校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信息技术设备的运营和维护工作跟不上，教师遇到设备故障时很难及时排除，结果耽误了大量的教学时间。我想，在目前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学校只有挖掘自身的潜力，培养一个兼职的信息技术管理维护团队，为信息技术的使用做好服务工作。
三、信息技术泛滥的表征与对策
信息技术泛滥指的是信息技术应用的过度或冗余。所谓过度，就是信息技术应用过多，导致了过犹不及的后果；所谓冗余，就是信息技术的使用没有必要，本来不用信息技术也可以解决的问题，偏要多此一举。导致信息技术泛滥的原因很多，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教师没有弄清技术与目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缺乏对教学本质的深刻理解。如果我问大家翻转课堂是什么，可能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教师制作一段视频在课堂上播放。但是翻转课堂的倡导者亚伦和乔纳森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对翻转课堂的理解是：“翻转课堂不是在课堂上如何使用视频，而是如何让学生最好地利用课堂时间，其本质在于促使教师重新思考自己的教学方式。”2014年10月，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发布了《重新想象学习：互联社会的学习变革》一书，该书的作者格拉汉姆对教育作出这样的思考：为什么一直到今天，技术对提高学习效果的作用都如此之小？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还在用21世纪的技术强化19世纪的教学实践，以满足已经过时的评价模式。”“我们把技术扔进教室和学校，但学校本身以及教学方式并没有改变——我们只是更快、更便宜地获得19世纪的结果罢了。但这难道就是我们想要的吗？”他的这些评论足以引发我们对信息技术使用的本质思考。
那么，如何减少甚至避免信息技术滥用呢？在我看来，丰富教师的学科知识至关重要。教师的学科知识包括的类型很多，其中两种类型是最重要的。一种是学科内容知识，即我教的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学科本质问题），它主要研究的是什么内容（核心概念问题），它的内在结构是什么（学科体系问题），它对发展学生的整体素养有什么作用（学科价值问题）等。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教师在应用信息技术时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游刃有余。另一种类型是学科教学法知识，即我用什么方法才能教好的问题。例如，是用讲授法还是用探究法？是自主学习还是开展小组合作？是借助传统手段还是使用现代媒体？需要注意的是，自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我们在学科教学法知识方面强调得比较多，如大力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而在学科内容知识方面强调得不够。其结果是，由于教师对学科内容把握得不准，结果学科教学法的变革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对教学内容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信息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沦为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