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革命前中国的工会法
衡芳珍
摘 要：大革命前，北京政府和国民党都制定颁布了工会法。双方的工会立法，都确立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规定工会为法人，予工会以保护，但同时也设置了一些限制，国民党的工会法对于工会的保护更多，旨在动员工人参加革命，北京政府的工会法限制工会更严，目的在于压制工人以利稳定。
关键词：北京政府;工会;立法
1 工会立法的背景
中国工会法的产生，是近代产业发展和工人阶级壮大的结果，还与党派及社会各界的推动有关，其中北京政府被动立法，而国民党南方政权主动立法。
1.1 北京政府的被动立法
对于工人，北京政府不思保护，反而制定恶法限制工人结社，镇压工人集会、同盟罢工等行为。对此引不但工人反抗，政府有识之士也反对，国共两党及各界更是发起劳动立法运动，促进北京政府立法。
其中共产党人的推动至关重要。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要求“成立产业工会”，提出开展工会运动的具体要求。中国劳工组合书记部成立后，于1922年8月发起劳动立法运动，发表宣言，争取劳动保护条款入宪，主张工人的结社权，并提出关于《劳动法大纲》。唐山、郑州、长沙等地工人起而声援运动，要求政府接受大纲，承认工人的集会结社的权利。唐山铁路工人表示“若不能如愿以偿，则相率来京求速死”。为扩大运动影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还积极与上海各工团接洽，筹设劳动立法大同盟。运动后被取缔。
北京政府一些议员主张制定工会法。1920年以何海鸣为首的二十多名议员，因政府不派劳工代表出席国际劳工大会，质问政府劳动部之设立、劳动法规之编、劳工结社权等，但并未引起重视。同时，社会知名人如李大钊、李石曾等人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要求制定工会法、废除限制民权的苛法。北京七十二个团体代表推举蔡元培、林长民、邓仲澥等为代表，向政府请愿废除妨碍人民自由、剥夺劳工集会结社之权的恶法。但请愿归请愿，政府依然漠视工会法。
1923年的京汉大罢工给北京政府很大震动，部分议员建议颁布劳工法改组现存工会。参众两院议员为此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造成很大压力，随后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要求妥拟工会法案。
1.2 国民党的主动立法
相对于北京政府的消极应对，国民党积极进行工会立法。这与“保育”工人的政策有关，实际上，国民党革命多得工人相助，其也支持工人。1917年，国民制定政策扶植工会组织，倡导举办工人福利，援助工人的罢工等。1920年护法军政府恢复后，又确立政策“提倡工会”、“草定工厂法及工人卫生条例”等。孙中山因受工人拥护被称为“工人总统”，表示使劳工成为“社会间一种有资格的人”。工人和国民党之间的良性互动，要求国民党制定工会法，保护工人的权利，以动员其参加革命，后国民党转变革命方略，确立三大政策，大力支持工人运动，开始立法保护工人和工会。
2 国民党和北京政府的工会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国民党先后颁布两部工会条例，而北京政府也制定了工人协会法草案，并进行修改，虽最终没有通过，但毕竟开启了立法保护工人结社权。
2.1 国民党的工会立法
香港海员工会罢工期间，护法军政府以中国工会陆续成立，“非速编订工会条例，无以为成立工会之标准”，特将《广东省工会法草案》加以修改，于1922年2月提交国务会议通过，更名为《中华民国暂行工会条例》，由孙中山以大总统令颁布实施。该条例共20条。
条例规定同一职业50人以上可以组织工会，工会为法人，可以与雇主签订集体的雇用契约;工会的成立采取注册制度，组织工会要向主管官署递交申请书，审查合格方可成立;工会应制定章程，规定名称、目的、区域、经费等事项;工会的包括改良工业技术，举办福利事业，调解劳资纠纷等。工会的财产受法律保护;工会应定期向主管官署汇报章程、会议、职员等情况。
后孙中山有感于工人制定工会法的热情，于1923年命人起草工会条例，条例草案后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1924年11月由孙中山公布，是为修正的《工会条例》。该条例内容共21条，规定同一产业和职业的年满16岁劳动者，集合50人以上，可以组织工会;工会为法人，与雇主处于对等的地位;组织工会须向主管官署呈请注册;工会应有章程规定的名称、目的、区域、职员、会议、会费等事项;工会的任务包括职业介绍、缔结团体协约、举办福利事业、调解纠纷等;授权工会于必要时罢工，但不得妨碍公共秩序;工会的财产受法律保护。条例侧赋予工会广泛的权利，目的在于动员工人参加革命，也注重对工会的管理。
2.2 北京政府的工会立法
根据黎元洪总统的要求，农商部草拟《工人协会法案》，提交国会审查。该法案共15条，规定工人协会为法人，其任务有雇佣条件的改善及调查劳动状况;工人协会须有章程，并向主管官署呈报注册，不注册和定期不呈报要予以罚金;工人协会如果淆乱政体、妨害公安、危及公众之生活、危碍交通及国家社会时，主管官署可以解散。后由于黎元洪被逐，此项草案夭折。
政府的无视并不能安抚工人，1925年各地工潮迭起，北京政府有意通过制定法律加以规范，减少纠纷。特别是五卅惨案的发生，中国民族主义再起，各界请愿要求政府制定工会法，上海各团体要求政府“迅速颁布工会条例”，以使“工人结社有所遵守”，“免外人借中国的法律，破坏中国工人之团结”。在各种压力下，北京政府重启了工会立法。
随之北京农商部拟定《工会条例草案》25条，未及提交国会就被外界知悉，反对之声甚多。上海总工会对该草案多有指责。面对非议，1925年9月，北京临时执政府命令农商、内务、司法、交通四部派员汇订工会条例，后由农商部根据意见加以拟定，改为34条，后交农商部和交通部签注修改。
该工会法草案的主要內容有：同一产业或职业的工人为公共利益可以组织工会，发起成立工会应向主管官署呈报并注册;工会应有明确的章程;工会的任务有职业介绍、救济，举办福利事业，调处劳资或会员间的纠纷，陈述意见于官署及调查工人状况等;工会为法人，工人入会退会自由;工会应设正副会长、理事、书记若干;工会之基金、劳动保险金、及会员储金等，均应存贮于代理国库之银行;工会每年应将会员和职员情况、办理业务状况，会员与雇主争议状况及基金状况，造具表册，经会员大会同意后，呈报主管官署备案;地方长官对该管区域内的劳资纠纷有调处和公断的权力，严格限制工人罢工和雇主解雇工人的行为。
纵观1924年《工会条例》与1925《工会法草案》。可以发现两者都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规定工会为法人;在工会的设置程序上，都采取呈报注册制度，不经呈报注册的工会为非法;都规定了政府主管机关对工会的监管。但不同也显而易见，《工会条例》赋予工会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如承认工会与雇主团体处于对等地位等，《工会法草案》关于工会内部组织机构及工会日常活动的条款，如规定工会的财產要存储于代理国库的银行等，较为详细。整体来看，前者给予工会更多的权利，后者对于工会的限制更多。究其缘由，南方的工会立法于保护工人中寓有动员之义，北京政府的工会立法更趋向保守，限制更多。
3 结语
在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工会法的产生较晚，但其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制度，确立了保护工人的原则，规范了对于工会的管理，有利于工人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劳资关系，提高劳动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推进了中国的法律近代化。 但在工会法的创制上，国民党南方军政府首开先例，在中国大地上公开废除北京政府限制工人集会、结社的恶法，颁布中国第一部赋予工人广泛权利的工会法，并于1924年修订，完善了工会法。北京政府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颁布了简略的工人协会法草案，并进行了多次修订，但始终没有正式颁布，该法案在结构，内容方面借鉴了国民党的工会法，只不过对工人的管控严格一些，对工人的保护弱化一些。有“政治南伐，军事北伐”之说，说的是南京政府在政治法律方面对北京政府的继承，揆诸工会法的创制，此说值得商榷，在工会法的创制上，国民党走在前列，这和其动员工人参加革命相关，但其保护工人的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的工会立法过多地照顾了西方的成法，忽略了对历史传统的照顾。在法律近代化的过程中，落后的国家会吸收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同时适当照顾自身的历史传统。但中国的工会立法，过多地吸收借鉴了西方的法律，忽视了本国的历史传统，1922年的工会条例，参照法国的职业组合法，大力引进西方工会官管理制度，而忽视了中国的社会传统。对此，当时著名学者陈达、孙本文、全汉昇认为不妥，也导致工会法的执行难。中国近代法律重视国外先进经验，忽视国内传统，脱离国情的现象十分严重，这造成法律的执行困难，减低法律的权威，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在走向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如何探索出一条技能吸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又可保存中国历史传统的道路，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课题。
参考文献
[1]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京：北平社会调查所1928年，第2编《劳工运动》，436.
[2]《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筹组劳动立法大同盟》.上海《民国日报》，1922-8-31.
[3]《民权运动大同盟宣言》.天津《大公报》，1922-9-1.
[4]《京各团体请废治安警察条例》.《申报》，1922-10-17.
[5]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234-236.
[6]黄季陆.《革命文献》第51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335-337.
[7]《孙文力助工人之宣言》.《华字日报》，1921-6-9.
[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634.
[9]《新政府公布工会条例》.《民国日报》，1922-3-6.
[10]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