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国高校特色发展的力量
冯海荣
巴图，蒙古族，1965年10月生，内蒙古哲里木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6月任中国戏曲学院校长。2001年入选“北京市培养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现为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研究会会长、全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顾问。
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同时也是全面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窗口期，中国高校如何在国际比较和竞争中逐步形成其整体品质、形象或者说集体特色。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戏曲学院校长巴图。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迅速完成了规模扩张，取得了公认的世界性成就，但也存在着有规模弱质量、共性多个性少、千校一面同质化的现象。您认为中国高校目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什么？
巴图：我觉得中国高校目前最紧要的事情之一是从价值观层面培育中国高校的集体特色。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奇迹，同时我们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教育体系，建立了世界教育大国发展的基本制度，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公认的世界性成就，可以说中国和中国教育正在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界仍普遍存在着对内讲自己大学个性多、讲共性少，对外讲大学共性多、讲个性少的情况，这一现象及背后的价值倾向应当引起我们注意，并在实现我国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有所改变。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各大学同质化的倾向，我们的教育政策越来越强调和突出大学特色问题，目的是区别大学各自的学科专业服务面向及人才培养规格的差异，保持各自的特殊优势和核心竞争力，避免千校一面的同质化问题，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但这只是基于国内大学内部竞争和国家布局的视角，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视角是，在国际比较和竞争中中国大学的整体品质、形象或者说集体特色，也就是说，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中，我们大学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在国际教育体系中，中国大学的特殊品质是什么？这是保证中国大学办学性质和培育中国大学世界竞争力的关键。
世界高等教育是由丰富多样的各国各民族的高等教育组成的，在教育的国际比较中，国际化一方面促进了多样性文化的彼此交融，另一方面又使得各国高等教育在激烈竞争中更加强调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呈现出一种民族化的趋势，可以说，高等教育民族化既是大学发展的逻辑前提又是其必然归宿。中国高等教育只有自觉培育这种民族性，才能从根本上拥有与世界先进文明进行交流的基础和优势。
记者：如您所说：高等教育民族化既是大学发展的逻辑前提又是其必然归宿。如何培育这种民族性，形成民族化呢？
巴图：这就要求我们在加速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以高度的民族自觉和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既不排外亦不盲从，扬弃他国教育理论、教育模式和教育经验，努力培育中国独有的民族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和大学特色，使我国高等教育在植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肥沃土壤中，从容稳健地走向世界。
正如我们看到的，在中国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还缺少自信，有意无意地规避我们的核心价值，为了与国际接轨按英美标准设计自己创建世界大学的蓝图，导致长期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逆差、入超、赤字，我们总是虚心地跟从，别人总是功利地引领。我们一些很好的大学甘愿成为西方所谓一流乃至不入流大学OEM（Original Equipment/Entrusted Manufacture，原始设备制造商或原产地委托加工）生产环节的小兄弟，盲从他人、拾人牙慧。在教育国际交流中，我们不理直气壮地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界的创造性成果等中国要素，不重视我们中国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没有令世人信服的大学观念，也就没有与他人平等对话的资格。
这种状况其实是近百年来中国大学的薄弱项，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制度性忽视。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研究的薄弱，重术轻道、重理轻文导致“有知识没文化”“有知识无审美”的现象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遍存在，过窄的专业教育、过强的功利主义、过弱的人文精神，使得高校缺少价值定位和文化身份。确认大学的文化身份，这是大学发展的一个逻辑基点，大学对文化身份的自觉维护与魅力保持，使大学因此而获得发展的价值和活力。一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选择、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引领的历史。大学植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之中，其教育内容、过程、制度都离不开一个国家文化的传统，具有传承文化、实践文化、创造文化的功能。高等教育具有文化属性，是培育大学核心价值的理论根据。
大学对文化的价值追求，西方人从不避讳，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庆讲话中提到：大学要以历史选择之后遗留给人们的一切优秀的精神文化遗产，提供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国家民族生命的延续者。
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的，“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国家精神、文化传统。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当与中国优秀的国家精神和文化传统发生更密切的关联，并使之成为自己的核心价值。
正是基于对中国优秀的国家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深刻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中国社会要寻根，要回到原点汲取成长的力量，不能轻率幼稚地“去中国化”。
将这个“原点”与中国高等教育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命题，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国高校面向世界和未来应着力涵养的成长力量、价值遵循和集体特色。
记者：如您所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当与中国优秀的国家精神和文化传统发生更密切的关联，并使之成为自己的核心价值。如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全面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集体特色呢？
巴图：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都不可能与本国的传统文化割裂开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文化基础和厚实底蕴，高校应自觉承担起研究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将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几乎同时代出现的中国、西方、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这个时期在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在印度诞生了释迦牟尼；在古希腊先后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轴心时代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精神的诉求从此步入了有理想的时代。自此之后，每当人类在前行的道路上遇到阻遏与挫折之时，先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寻求精神上不竭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高等教育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发展的动力同样以此作为起点，继往开来。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可谓“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从典籍而言，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从思想脉络而言，在三教九流、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儒、佛、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生活经验、生存智慧，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强大的精神基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道德、价值观本质的深刻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突破的观点，他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在当前多元文化的环境下，如何认真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呢？
巴图：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过去的文化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应一味地赞美。一方面，不论我们如何想唾弃它，它也与现代有着血肉的联系；另一方面，不论我们如何想赞美它，它也已经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复活。黑格尔说过传统是一条流动的河流。没有延续和积淀就谈不上传统，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也就没有传统。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其内涵是有发展变化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传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送进博物馆，另一些传统则在经过调整以后，与新生的文化因素和社会环境相结合而被承继下来，并发展为新的传统。这就需要我们从现代社会的实际出发，按照需要和可能，对传统文化择其善者而调整之，使其适应新的社会机制，为现代社会服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进时代、用于实践。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只有真正“活”起来，才能落地生根、破土发芽，这就是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当前对于传统认识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五四”以来，从某些方面讲确实存在着对传统文化检讨不够彻底的情况，但是我认为，更不够的是对于传统文化缺乏敬畏、分析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转换。
加拿大学者许美德尖锐地指出：“从最根本的来讲，这就要求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历史进行全面的重新审视，因为自那时起儒家文化传统就被当作封建糟粕而抛弃，而且还被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最近十几年里，世界哲学界对儒家思想的兴趣开始回潮。这的确是对当代中国大学提出了严肃挑战，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抛弃了历史遗产，它们能够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
如何认真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对于大学师生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向道家借鉴做人之道，向儒家借鉴做事之心，向释家借鉴修心之法，儒家的中和圆融、经世致用，道家的有无相生，释家的空灵顿悟、慈悲心怀，兵家的权变谋略，纵横家的互联互通都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和认真继承的，而经史子集、戏曲民谣、中国汉语、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对修养提升的帮助更为直接。这些国学经典所蕴含的知识、思想应当成为中国师生天然的文化基因。
记者：作为中国戏曲学院的校长，您如何看待戏曲在培养中国教育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特殊价值呢？
巴图：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戏曲被斥为封建文化糟粕的集大成者，舞台上的忠臣孝子、义侠书生都是荼害精神的毒草，这个问题现在仍值得我们思索。从实际来说，戏曲并不是“高台教化”，它对观众精神的浸润是透过一个个鲜活可知、历经检选的故事，它所蕴藏传递的价值观都是我们父子相承、日用而不觉的。戏曲艺术是从这些土壤中生长出的一朵鲜花，舞台上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心底激荡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言必信，行必果”；是“扶贫济困，守望相助”。从传统文化中来，再反哺到民族精神中去，我觉得戏曲艺术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戏曲起的作用就是无字的文化圣经，有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满脑袋忠孝节义，这大多是从戏曲中来的。传统戏曲以劝善惩恶为教化宗旨，以忠孝节义为善恶标尺，是人生朴素的礼教裁判。
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论戏曲》一文中说：“戏园者，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戏曲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
由于贴近普通民众的理解程度和接受水平，戏曲所传扬的传统价值观念对强化民众的道德观念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戏曲人物的言行，常常是民众虔诚仿效的对象，“在他们的思想上，按照家庭戏的样子去生活，生活就是如意美满的；按照生活的样子去看家庭戏，家庭戏就是楷模和学校”。根本的原因是戏曲因应了百姓的需求，民众朴素的道德判断在戏曲中得到共鸣和再现，他们生活的价值原则在戏曲的审美世界中获得了肯定和赞颂，戏曲的道德训诫常常内化为他们的日常生活道德，编织成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世界。
可见，“传奇虽小道，别贤奸，明治乱，善则福，恶则祸，天道昭彰，验诸俄顷，无论贤愚不肖，皆是动其观感之心，其为劝惩感发者良便，未始非辅翌名教之一端也。”其思想教育的功能正如明陈洪绶说：“今有人焉，聚徒讲学，禁民为非，人无不笑且诋也。伶人献俳，喜叹悲啼，使人之性情顿易，善者无不劝，而不善者无不怒，是百道学先生之训世，不若一伶人之力也。”庄严的道德说教让人“笑且诋”，同样是道德训世，戏曲以艺术的方式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戏曲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人生目标。事实上，中国人历代就是从戏曲艺术中树立道德标准，汲取人生智慧，了解历史发展，获得人生经验的。千百年来，特别是明清以来，戏曲文化之所以得到飞速发展，关键就在于它应和了人民大众对从戏曲艺术中沐浴伦理教化，获得历史文化，满足艺术欣赏的情感渴望、思想诉求和文化需求。
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关系到民族精神的继承，关系到民族文化传统的赓续和民族身份的记忆，保护传承这份遗产是我们的职责。在我国大学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充分运用戏曲的特殊表现方式，将找到一座连接老百姓的桥梁。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下，深刻把握戏曲的鲜明特色，充分发挥戏曲的独特功能，对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更好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有重要意义。中国戏曲所蕴涵的民族精神、爱国意识和传统美德，理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成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载体。正是基于对传统戏曲艺术中承载的具有传统文化价值和当代性的思想、文明、伦理、道德的了解和感受，习近平在莫斯科与外国友人交往时推介中华传统文化时说，中华书画、京剧、中医等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当尚长荣先生谈到自己创作剧目时，习近平表示《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等戏曲“有警示启迪的作用，很有现实针对性，真正起到了繁荣发展文艺工作的作用”。可以说，对于戏曲艺术的价值，理解了才知道珍惜，珍惜了才会自觉地传承，传承中便会有新的创造与发展。
记者：作为新中国戏曲教育的开创者，学校立足其戏曲特色，在培养中国教育文化软实力方面的思考是？
巴图：中国戏曲学院作为现代戏曲教育体系的建构者，是戏曲教育观念的引领者和示范者，是培养戏曲高端人才的最高学府。截至2014年7月9日，全国高校共计2，542所，中国戏曲学院只是其中之一，是微不足道的，但特殊的大学使命注定让我们必须有“小学校，大责任”的办学胸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中国戏曲学院的特殊价值是我们与中国戏曲、中国国粹及其背后所蕴藏的东方智慧、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品格和中华古典美学精神的直接关联，这一文化的特质表现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与尊崇，对中国戏曲文化的热爱与守护，对戏曲当代传承的使命与责任，我们有志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通过戏曲艺术的教育、研究、公共服务、传承与创新，将学院办成一所传承中国人审美品质、代表中国表演文化符号、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大学。
在国家对于传统文化日益重视的举国氛围中，学院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高层领袖集体出席学院执导的新年戏曲晚会彰显了国家以文化复兴助推民族复兴的坚强决心，北京市与文化部共建中国戏曲学院为教育文化艺术结合提供了体制性保障，首都“高参小工程”和北京校园传统文化促进会开启了戏曲从娃娃抓起的政策性先河，“张火丁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让我们对传统艺术因应时代和社会需求的创造性转化充满了信心。
2015年9月，代表中国戏曲当代发展的标志性人物张火丁将带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使命，登陆世界艺术的最高殿堂—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展示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价值观念，展示首善之区的道德力量，展示中国文化的最新成果，展示中国传统艺术的时代魅力。
在国家和民族日益走向复兴的今天，在国家以文化复兴助推民族复兴的决心和战略日益坚定和清晰的今天，在中国梦、中国精神、中国品格、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中国艺术日益得到社会关注并走向复兴的今天，我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教育者能认可中国传统文化之于当代的特殊价值，进而认可中国戏曲的特殊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过程中，学校愿意与大家相携而行。
[责任编辑：李艺英]
巴图，蒙古族，1965年10月生，内蒙古哲里木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6月任中国戏曲学院校长。2001年入选“北京市培养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现为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研究会会长、全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顾问。
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同时也是全面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窗口期，中国高校如何在国际比较和竞争中逐步形成其整体品质、形象或者说集体特色。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戏曲学院校长巴图。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迅速完成了规模扩张，取得了公认的世界性成就，但也存在着有规模弱质量、共性多个性少、千校一面同质化的现象。您认为中国高校目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什么？
巴图：我觉得中国高校目前最紧要的事情之一是从价值观层面培育中国高校的集体特色。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奇迹，同时我们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教育体系，建立了世界教育大国发展的基本制度，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公认的世界性成就，可以说中国和中国教育正在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界仍普遍存在着对内讲自己大学个性多、讲共性少，对外讲大学共性多、讲个性少的情况，这一现象及背后的价值倾向应当引起我们注意，并在实现我国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有所改变。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各大学同质化的倾向，我们的教育政策越来越强调和突出大学特色问题，目的是区别大学各自的学科专业服务面向及人才培养规格的差异，保持各自的特殊优势和核心竞争力，避免千校一面的同质化问题，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但这只是基于国内大学内部竞争和国家布局的视角，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视角是，在国际比较和竞争中中国大学的整体品质、形象或者说集体特色，也就是说，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中，我们大学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在国际教育体系中，中国大学的特殊品质是什么？这是保证中国大学办学性质和培育中国大学世界竞争力的关键。
世界高等教育是由丰富多样的各国各民族的高等教育组成的，在教育的国际比较中，国际化一方面促进了多样性文化的彼此交融，另一方面又使得各国高等教育在激烈竞争中更加强调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呈现出一种民族化的趋势，可以说，高等教育民族化既是大学发展的逻辑前提又是其必然归宿。中国高等教育只有自觉培育这种民族性，才能从根本上拥有与世界先进文明进行交流的基础和优势。
记者：如您所说：高等教育民族化既是大学发展的逻辑前提又是其必然归宿。如何培育这种民族性，形成民族化呢？
巴图：这就要求我们在加速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以高度的民族自觉和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既不排外亦不盲从，扬弃他国教育理论、教育模式和教育经验，努力培育中国独有的民族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和大学特色，使我国高等教育在植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肥沃土壤中，从容稳健地走向世界。
正如我们看到的，在中国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还缺少自信，有意无意地规避我们的核心价值，为了与国际接轨按英美标准设计自己创建世界大学的蓝图，导致长期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逆差、入超、赤字，我们总是虚心地跟从，别人总是功利地引领。我们一些很好的大学甘愿成为西方所谓一流乃至不入流大学OEM（Original Equipment/Entrusted Manufacture，原始设备制造商或原产地委托加工）生产环节的小兄弟，盲从他人、拾人牙慧。在教育国际交流中，我们不理直气壮地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界的创造性成果等中国要素，不重视我们中国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没有令世人信服的大学观念，也就没有与他人平等对话的资格。
这种状况其实是近百年来中国大学的薄弱项，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制度性忽视。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研究的薄弱，重术轻道、重理轻文导致“有知识没文化”“有知识无审美”的现象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遍存在，过窄的专业教育、过强的功利主义、过弱的人文精神，使得高校缺少价值定位和文化身份。确认大学的文化身份，这是大学发展的一个逻辑基点，大学对文化身份的自觉维护与魅力保持，使大学因此而获得发展的价值和活力。一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选择、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引领的历史。大学植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之中，其教育内容、过程、制度都离不开一个国家文化的传统，具有传承文化、实践文化、创造文化的功能。高等教育具有文化属性，是培育大学核心价值的理论根据。
大学对文化的价值追求，西方人从不避讳，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庆讲话中提到：大学要以历史选择之后遗留给人们的一切优秀的精神文化遗产，提供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国家民族生命的延续者。
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的，“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国家精神、文化传统。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当与中国优秀的国家精神和文化传统发生更密切的关联，并使之成为自己的核心价值。
正是基于对中国优秀的国家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深刻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中国社会要寻根，要回到原点汲取成长的力量，不能轻率幼稚地“去中国化”。
将这个“原点”与中国高等教育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命题，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国高校面向世界和未来应着力涵养的成长力量、价值遵循和集体特色。
记者：如您所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当与中国优秀的国家精神和文化传统发生更密切的关联，并使之成为自己的核心价值。如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全面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集体特色呢？
巴图：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都不可能与本国的传统文化割裂开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文化基础和厚实底蕴，高校应自觉承担起研究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将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几乎同时代出现的中国、西方、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这个时期在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在印度诞生了释迦牟尼；在古希腊先后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轴心时代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精神的诉求从此步入了有理想的时代。自此之后，每当人类在前行的道路上遇到阻遏与挫折之时，先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寻求精神上不竭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高等教育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发展的动力同样以此作为起点，继往开来。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可谓“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从典籍而言，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从思想脉络而言，在三教九流、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儒、佛、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生活经验、生存智慧，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强大的精神基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道德、价值观本质的深刻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突破的观点，他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在当前多元文化的环境下，如何认真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呢？
巴图：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过去的文化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应一味地赞美。一方面，不论我们如何想唾弃它，它也与现代有着血肉的联系；另一方面，不论我们如何想赞美它，它也已经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复活。黑格尔说过传统是一条流动的河流。没有延续和积淀就谈不上传统，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也就没有传统。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其内涵是有发展变化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传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送进博物馆，另一些传统则在经过调整以后，与新生的文化因素和社会环境相结合而被承继下来，并发展为新的传统。这就需要我们从现代社会的实际出发，按照需要和可能，对传统文化择其善者而调整之，使其适应新的社会机制，为现代社会服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进时代、用于实践。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只有真正“活”起来，才能落地生根、破土发芽，这就是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当前对于传统认识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五四”以来，从某些方面讲确实存在着对传统文化检讨不够彻底的情况，但是我认为，更不够的是对于传统文化缺乏敬畏、分析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转换。
加拿大学者许美德尖锐地指出：“从最根本的来讲，这就要求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历史进行全面的重新审视，因为自那时起儒家文化传统就被当作封建糟粕而抛弃，而且还被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最近十几年里，世界哲学界对儒家思想的兴趣开始回潮。这的确是对当代中国大学提出了严肃挑战，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抛弃了历史遗产，它们能够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
如何认真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对于大学师生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向道家借鉴做人之道，向儒家借鉴做事之心，向释家借鉴修心之法，儒家的中和圆融、经世致用，道家的有无相生，释家的空灵顿悟、慈悲心怀，兵家的权变谋略，纵横家的互联互通都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和认真继承的，而经史子集、戏曲民谣、中国汉语、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对修养提升的帮助更为直接。这些国学经典所蕴含的知识、思想应当成为中国师生天然的文化基因。
记者：作为中国戏曲学院的校长，您如何看待戏曲在培养中国教育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特殊价值呢？
巴图：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戏曲被斥为封建文化糟粕的集大成者，舞台上的忠臣孝子、义侠书生都是荼害精神的毒草，这个问题现在仍值得我们思索。从实际来说，戏曲并不是“高台教化”，它对观众精神的浸润是透过一个个鲜活可知、历经检选的故事，它所蕴藏传递的价值观都是我们父子相承、日用而不觉的。戏曲艺术是从这些土壤中生长出的一朵鲜花，舞台上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心底激荡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言必信，行必果”；是“扶贫济困，守望相助”。从传统文化中来，再反哺到民族精神中去，我觉得戏曲艺术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戏曲起的作用就是无字的文化圣经，有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满脑袋忠孝节义，这大多是从戏曲中来的。传统戏曲以劝善惩恶为教化宗旨，以忠孝节义为善恶标尺，是人生朴素的礼教裁判。
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论戏曲》一文中说：“戏园者，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戏曲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
由于贴近普通民众的理解程度和接受水平，戏曲所传扬的传统价值观念对强化民众的道德观念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戏曲人物的言行，常常是民众虔诚仿效的对象，“在他们的思想上，按照家庭戏的样子去生活，生活就是如意美满的；按照生活的样子去看家庭戏，家庭戏就是楷模和学校”。根本的原因是戏曲因应了百姓的需求，民众朴素的道德判断在戏曲中得到共鸣和再现，他们生活的价值原则在戏曲的审美世界中获得了肯定和赞颂，戏曲的道德训诫常常内化为他们的日常生活道德，编织成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世界。
可见，“传奇虽小道，别贤奸，明治乱，善则福，恶则祸，天道昭彰，验诸俄顷，无论贤愚不肖，皆是动其观感之心，其为劝惩感发者良便，未始非辅翌名教之一端也。”其思想教育的功能正如明陈洪绶说：“今有人焉，聚徒讲学，禁民为非，人无不笑且诋也。伶人献俳，喜叹悲啼，使人之性情顿易，善者无不劝，而不善者无不怒，是百道学先生之训世，不若一伶人之力也。”庄严的道德说教让人“笑且诋”，同样是道德训世，戏曲以艺术的方式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戏曲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人生目标。事实上，中国人历代就是从戏曲艺术中树立道德标准，汲取人生智慧，了解历史发展，获得人生经验的。千百年来，特别是明清以来，戏曲文化之所以得到飞速发展，关键就在于它应和了人民大众对从戏曲艺术中沐浴伦理教化，获得历史文化，满足艺术欣赏的情感渴望、思想诉求和文化需求。
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关系到民族精神的继承，关系到民族文化传统的赓续和民族身份的记忆，保护传承这份遗产是我们的职责。在我国大学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充分运用戏曲的特殊表现方式，将找到一座连接老百姓的桥梁。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下，深刻把握戏曲的鲜明特色，充分发挥戏曲的独特功能，对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更好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有重要意义。中国戏曲所蕴涵的民族精神、爱国意识和传统美德，理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成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载体。正是基于对传统戏曲艺术中承载的具有传统文化价值和当代性的思想、文明、伦理、道德的了解和感受，习近平在莫斯科与外国友人交往时推介中华传统文化时说，中华书画、京剧、中医等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当尚长荣先生谈到自己创作剧目时，习近平表示《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等戏曲“有警示启迪的作用，很有现实针对性，真正起到了繁荣发展文艺工作的作用”。可以说，对于戏曲艺术的价值，理解了才知道珍惜，珍惜了才会自觉地传承，传承中便会有新的创造与发展。
记者：作为新中国戏曲教育的开创者，学校立足其戏曲特色，在培养中国教育文化软实力方面的思考是？
巴图：中国戏曲学院作为现代戏曲教育体系的建构者，是戏曲教育观念的引领者和示范者，是培养戏曲高端人才的最高学府。截至2014年7月9日，全国高校共计2，542所，中国戏曲学院只是其中之一，是微不足道的，但特殊的大学使命注定让我们必须有“小学校，大责任”的办学胸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中国戏曲学院的特殊价值是我们与中国戏曲、中国国粹及其背后所蕴藏的东方智慧、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品格和中华古典美学精神的直接关联，这一文化的特质表现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与尊崇，对中国戏曲文化的热爱与守护，对戏曲当代传承的使命与责任，我们有志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通过戏曲艺术的教育、研究、公共服务、传承与创新，将学院办成一所传承中国人审美品质、代表中国表演文化符号、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大学。
在国家对于传统文化日益重视的举国氛围中，学院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高层领袖集体出席学院执导的新年戏曲晚会彰显了国家以文化复兴助推民族复兴的坚强决心，北京市与文化部共建中国戏曲学院为教育文化艺术结合提供了体制性保障，首都“高参小工程”和北京校园传统文化促进会开启了戏曲从娃娃抓起的政策性先河，“张火丁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让我们对传统艺术因应时代和社会需求的创造性转化充满了信心。
2015年9月，代表中国戏曲当代发展的标志性人物张火丁将带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使命，登陆世界艺术的最高殿堂—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展示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价值观念，展示首善之区的道德力量，展示中国文化的最新成果，展示中国传统艺术的时代魅力。
在国家和民族日益走向复兴的今天，在国家以文化复兴助推民族复兴的决心和战略日益坚定和清晰的今天，在中国梦、中国精神、中国品格、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中国艺术日益得到社会关注并走向复兴的今天，我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教育者能认可中国传统文化之于当代的特殊价值，进而认可中国戏曲的特殊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过程中，学校愿意与大家相携而行。
[责任编辑：李艺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