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价值观的生活导向

    陈超群

    〔摘要〕“文化就是生活”体现了中国人健康的知识价值观。文化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文化化理念彰显了中华民族独特、优越和人性化的文化精神。唯有为了生活的知识才是健康而有益于人类幸福的知识，唯有充满文化的生活，才可能是高质量的“人的生活”。主张文化知识的发展和运用必须坚持生活导向原则。文化知识的价值目标从“力量”到“生活”的转变意味着共同体建设宗旨和人类发展模式的根本变化，并以此带动政治、经济、教育诸多方面的转变和文明跨越。“文化就是生活”的依据：作为文化强国的中国古代社会治国理念的民本取向、生活导向和文化至上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生活哲学，逐步摆脱人的异化，最终目标是“人的生活的确立”，而真正的“人”的出现有赖于人类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致的共同体目标：生活共同体，并同样反对“战斗共同体”，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生活世界的合理性。

    〔关键词〕知识价值观;文化价值观;殖民主义;文化生产力;生活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3-0112-07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一种几乎成为共识的观点：中国古代虽然科学技术在当时世界上遥遥领先，只因没有像西方那样把科技（尤其是火药）运用到枪炮之类的武器制造上，致使近代中华民族倍受列强欺凌，并为古人把火药用来制造烟花爆竹，美化和丰富文化生活而捶胸顿足，认为这是愚昧、落后的知识价值观。

     从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一角度看，这一看法有其道理，但从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与人民福祉考虑，中国古人运用文化科技于生活、造福人民的知识价值观才是健康而人性的。西方有识之士早已看出东、西方知识价值观的区别及其优劣，如罗素：“天性愉悦或生活快乐是普天下的民众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可惜，我们西方由于实行工业主义，大多数人生活在高压下而丧失了这种天性愉悦或生活快乐。中国仍然有这种天性愉悦，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考虑中国文明的优点。”〔1〕这些看法足以显现东、西方在社会理想、生活理想和知识价值观方面的差别。

     身处知识爆炸和西方掌控全球话语权的时代，我们是尾随西方殖民化的知识价值观，还是创造性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发展原则，这是事关中国发展道路及其能否真正做到“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当下中国，随着物质需要的基本缓解，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习近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定为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要求领导干部把学习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软实力，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背后更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这些重要论断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行动指南。

    一、“知识”“文化”的概念及其价值理念异同 伴随着知识和知识分子概念从西方引进，也带来了他们的知识价值观。西方列强入侵以前，中国人有明确的文化概念，称读书人为“士”或文化人，没有“知识人”或“知识分子”的说法，也很少有人想到用文化知识转化为开疆拓土、控制外在世界的“力量”。 “士”在中国古代社会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其理想作用恰如荀子所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①，承担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文化人是社会教化和道德良知的象征，他们的生活是人民向往的理想生活，具有价值导向的榜样意义。

     现在，“知识”与“文化”几乎是可以等同的概念了，但只要我们稍作辨析，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异，比如，说某人“有知识，没文化”是可以理解的，如极少数科学工作者专业水平很高，但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却知之甚少，也没有兴趣，我们不能说他没知识，但很难说他有文化。

     “知识”的本意是“认知”“识别”“了解”，指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成果。“文化”在中国古代指文治教化②，现在指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又特指精神财富，即观念形态的文化。对两者内涵进行区分的主要目的是理清文化知识的不同价值定位问题。

     首先，关注对象的侧重点不同。文化影响的对象主要是人、人的生活和人类社会。知识认知、改造和利用的对象主要是大自然。文化侧重人类自身创造的成果（如制礼作乐），知识侧重于认识成果（如科学发现）。文化看重价值观，知识偏向认识论。文化之“文”的对立面是野蛮的“野”，知识之“知”的对立面是愚昧的“愚”。有知识的人也许不愚昧，但可以很野蛮。其次，内外指向的侧重点有别。认识自然、社会等外在世界是知识的任务，眼光向外。文化侧重人类内在世界（如个人修养、社会教化）和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如典章制度，文化氛围），偏向于自我反思、自我创造（自觉），眼光向内。知识重“外识”，文化重“内化”（“内”包括人的内心、人类社会和人的生活世界内部），偏向于对精神世界和社会治理理念的体悟和自觉。自古以来的大思想家都很重视人类的自我认识，但近现代西方文明却把我们引向外在世界而疏于自省。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的首要任务。孔子把“反躬自问”作为知识的重要来源。庄子所说的“聪明”特指“自闻”“自见”（《庄子·骈拇》）。马克思把“自我认识”视为“聪明的首要条件。” 〔2〕“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3〕知识分子强调的是知识基础和专业水平，而文化人当然需要知识基础，但更注重言行举止与个人修养和生活的文化含量。所谓文质彬彬、举止文雅、知书达理等等，所指的主要不是知识多么广博精深，而是一种涵养、境界和生活状态。从动态意义分析，知识可理解为“以知造物”，重在改造世界和创造物质财富。文化可理解为“以文化人”，重在人类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所谓“学以润身”“修文以化人”“以文化民”“以文化物”，就是以人之为人的信念、准则去培育人，用人类文明的尺度和人道的要求去改造和创造世界，是人的对象化和人的本质的确证过程。

    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说的文化包括所有的知识，绝不排除认识论意义上诸如科学技术之类的知识，强调文化重要性的目的是为了给文化以新的价值定位，逐步减弱文化知识过于工具化、功利化、狭隘化和侵略性、殖民化的价值取向，促进文化知识的生活化回归。因此，“文化就是生活”对“知识就是力量”具有纠偏作用，并希

    ①参见《荀子·儒效》。在儒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儒者”基本上就是“文化人”的同义词。

    ②〔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以文化之而又顽固不化），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望通过知识价值论的重新定位，使人类文化知识的发展从近现代以来单一地重科技知识的偏执重新踏上统筹兼顾的全面发展轨道，使科学技术围绕国计民生和人类幸福这一具有终极关怀的方向发挥更合理的作用，同时，注重文化科技知识的“人文化”和生活化导向。例如，美国教育部门规定任何一门专业课程都必须对涉及文化、道德和生活的问题作出回答：该领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涉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什么？要面对哪些伦理和道德问题？〔4〕中世纪把数学、几何等学科归入文科，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科学对优化人的思维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意义，学数学可以加强思维的条理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另外，两种不同指向的知识价值观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知识的力量功能同样可以展现在生活中，文化的生活价值导向同样可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一直领先的科技水平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在现代社会，指出知识和文化的区别，并进而确立不同的文化知识价值观有其特殊意义。力量是一种手段和双刃剑，它可以是毁灭人类的力量（如原子弹、生化武器，军国主义理论等），也可以是给人类带来幸福安康的力量（如核电站的建设、医疗科技的进步等）。“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加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5〕与其说这些圣哲是思想家或宗教领袖，不如说他们是一种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的缔造者，是一种文化和一种精神家园的创造者。

     从“知识就是力量”到“文化就是生活”的超越，可以引发诸多理念的转变：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从以物质文明为主线踏上以精神文明为主线的健康发展轨道;国家实现从致力于建设“战斗共同体”转向潜心于构建“生活共同体”之价值目标的跨越;世界从霸权时代到和谐世界的文明跨越;思维方式从重外在的认识与控制到重内在的反思与创造的转变;经济学从痴迷于利益最大化的病态经济学向真正民生主义的健康经济学转变;政治学从权利政治学到生活政治学的转变;教育目的从工具化的“人材”培养到优化人的生存方式和提高生存质量的转变，如此等等。

     二、“知识就是力量”的来源与本质

     培根对知识价值的论述全面而深刻，大有知识万能论的倾向，但也正因为他面面俱到的论述，很容易使人忽略其理论的主旋律。首先，虽然培根谈及的知识包括文学、哲学、历史等学问，他说得最多且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科技知识。他认为对人类生活改善给予影响力量的不是文化，也不是思想，而是“机械技术上的发明”，他的理想国“本色列国”有一个近乎神圣的机构“所罗门宫”，其显著特点是科学主宰一切，科学家享有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

     培根认为，知识不仅仅是认识，更是一种力量。他在《沉思录》中指出：“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他所推崇的力量主要不是对生活或道德的力量（虽然他曾论述到这些内容），而是对文治武功（如他推崇备至的亚历山大、凯撒）和对异国统治的力量。他的社会历史观带有明显的军国主义色彩和殖民意识，目标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实力的增长、国家的强大和殖民战争。他嗜好战争，并对此进行全面辩护：“一国的增长就是要靠在外国人方面取利。”称大力拓展殖民地为“英雄的工作”，要准备折本20年而最后获取大利。他还极力鼓吹建立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以掠夺海外财富，认为“一个国家若是海上的主人，就等于已成了一个帝国”。他还从国民性及其道德观的角度提出非常荒谬的观点，认为长久的和平会使人民道德败坏，精神萎靡，而对外战争却是人民一种不可缺少的操练。

     “知识就是力量”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但当我们强调知识重要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必要的人道原则，不应强化知识这把双刃剑中以邻为壑、殖民掠夺、毁灭人类的一面，而应该保证和强化文化知识造福于人类生活的基本立场，在实践上可借鉴中国古人以知识服务于生活的健康做法。因为如果在文化知识职能和价值选择上犯错误，知识会使该错误及其灾难加倍放大。正如赫舍尔对西方知识力量化取向所指出的：本来知识的增长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但在西方近现代，知识和理性是满足人的感性欲望、趋乐避苦的工具。正是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近代人不断向自然开战，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6〕爱因斯坦对此也提出发人深省的观点：“技术进步的最大害处，在于它用来毁灭人类生命和辛苦赢得的劳动果实，就像我们老一辈人在世界大战中毛骨悚然地经历过的那样。但是我以为比这种毁灭更可怕的，还是战争加给个人的卑贱的奴役。”〔7〕

     三、“文化就是生活”的内涵与意义

     通过强调知识的力量和功利职能来强化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固然能激发人们学习文化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然而，一旦发现知识的负面作用或某些文化（尤其是基础科学、哲学、诗歌等）不能直接带来利益时，人们就开始对这类知识的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弃之不顾。如因为某些专家制作假冒伪劣产品和有毒食品或罔顾道德底线在公开场合胡说八道，不少人就认为知识越多危害越大。因为大学毕业可能找不到工作的高中生认为读书无用而集体罢考。本来文化的重要性早已成为人类共识，但在当下中国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说，自文革以来，一直在丧失其应有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了文化复兴和繁荣的可喜势头，但被随后20年过强的物质观念所抑制，以至于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有钱，有没有文化知识无关紧要，那些没有文化的运动员、演员、老板同样可以一夜暴富，腰缠万贯。这里存在三个危险：一是文化贬值，二是生活堕落，三是文化内容的日益狭隘化。认为生活品质的高低和文化无关，有钱的生活才是高品质的幸福生活，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才是有用和值得重视的文化，这三大错误观念对文化的危害很大。反之，通过强调知识或文化对生活的价值来确立文化知识的地位，则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一困境，因为那些对赚钱“没用”的文化知识对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升却大有作为，体现其“无用之大用”。回归和服务生活的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因此而得到全面而持续性的强化、巩固和提升。因此“文化就是生活”这一理念更能激发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更能体现文化知识的人道价值和优质生活须臾不能离开的重要意义。

    其次，通过“文化的生活指向”以及同样重要的“生活的文化指向”（如把生活引向诗意和艺术），改变两种错误理念——文化工具主义和生活的去文化化倾向。唯有为了生活的知识才是健康而有益于人类幸福的知识，也惟其如此，才表明人类真正踏上了人道和人性的文明（而非野蛮）发展轨道。准确地说，“文化就是生活”所强调的不是文化为生活服务的工具意义，而是说，正是文化，不断促成我们的生活成为“人的生活”，文化行为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灵活、正确运用知识的知识价值观，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幸福指数甚至人类的命运。另一方面，我们倡导的生活是充满文化含量的文化化生活，而不是愚昧、盲目而粗野的物质主义或低俗、狭隘、浅薄的实用主义平庸生活;是靠文化知识来丰富的，充实而丰满的幸福生活，而不是脑满肠肥却头脑空虚的无聊生活。正如塞涅卡所说：“无知者的闲暇莫过于死亡，等于生存的坟墓。”〔8〕

     生活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存主体的文化水平及其生活智慧的高低。文化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并因此而提高人的人文修养、精神境界和生活层次，提高生活能力和生活感受力。而且文化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没有内容的生活只能是处于自发性的动物状态。对个体而言，文化使人懂得自己需要怎样的生活并有能力组织、经营和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因此，“要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达到科学、健康、文明的水平，没有教育作为基础是难以实现的”。〔9〕对社会来说，生活好的社会才是充满魅力和凝聚力的美好社会。我们向往古希腊的雅典最本质的原因是他们创造了伟大的生活。基托在《希腊人》中极力赞赏雅典，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改进和组织人们的生活。〔10〕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不是经济发达或“伟大”的帝国，而是伟大的人类生活。

     四、中国优秀传统：民生主义与文化化生活的典范 中国是一个非宗教大国，人们没有把至高无上的存在放在彼岸世界，而是放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也是我们考虑治国方略时不能不考虑的“中国特色”。

     作为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基础是民本主义，统治者普遍相信“得民心者的天下”，其理论宗旨直接指向百姓内心愿望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国先哲们把民生问题提高到决定国家命运的战略高度，而没有类似于西方殖民意识中的霸道理念。虽然中国的法家思想曾成为秦朝的意识形态，汉代王充也在理论上比培根早1500多年就提出过“知为力”，“人有知学则有力矣”（《论衡·效力篇》）的观点，但这些理念没有得到弘扬，而是被知识的其它更为全面的功能所制衡和优化。

     最能体现一种理论主旨的是该理论对理想社会、理想人格及其理想生活的设计（这正是该共同体核心价值观的直接来源）。孔子“安百姓”（《论语·宪问》）安顿好百姓生活，使之安居乐业）的理论宗旨和“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孟子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人人皆悦”（《孟子·公孙丑上》）的快乐社会，道家“甘其食，美其服”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都把“人民的美好生活”放到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在“大同世界”中得到最典型的体现，其立足点无疑是人民的美好生活，特别是百姓安居乐业，人人“皆有所养”的经济生活和“外户而不闭”（《礼记·礼运》）的道德生活。

     儒家治国平天下有着崇高的理想追求，不仅为了百姓暖衣饱食，还要形成良好淳朴的民风、营造浓郁醇厚的文化氛围、创造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这一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被普遍认可，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共同崇尚并已深入人心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尽管中国古代的文化、科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居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但几乎无一例外都运用在生活中，而不是发展军事，拓展疆土，四处掠夺。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在那些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且有益于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文化领域异常发达和繁荣，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建筑园林、衣食住行等。

     儒家经典《礼记·学记》开宗明义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在孔子的理想社会中，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虽然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伦理道德，但他倡导的道德是以文化（“学”）为必要前提的。孔子“六言（德）六弊”①的观点明确说明了道德对文化知识的依赖关系。孔子的民本取向并非以封闭性（闭关自守）、低水平的“愚民政策”为前提的，他是举世公认的大教育家，看重民智开启（“富之”，“教之”）和国民的文化生活。文化与生活在儒家那里是统一的：他们推崇的生活是有文化的生活，推崇的文化是直接体现在日常生活（如，如家的礼乐文化）中的文化。从大处说，经邦济世“安百姓”必须以“学”为前提。孔子的学生子夏对此心领神会：“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韩诗外传》）从小处说，生活本身就是文章学问：“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文化被确认为区分文明与蛮夷的主要依据，“这种重‘人文的特征与古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义的世界秩序观也有着密切的关联”。〔11〕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文字的字纸不能被踩踏，更不能用作手纸，因为文字和文化是不能亵渎的，具有“准宗教”高度的神圣价值。出于敬惜字纸的风俗，很多地方建有一种类似亭或塔的炉体，用来焚烧字纸。

     中国传统社会这一价值观的形成和巩固是通过贯彻“学而优则仕”精神的科举制而实现的，即若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必须出仕做官，而要做官，就必先“学优”。因此，“学优”就成了实现理想、成就功名、造福百姓的必要前提，文化也因此确立了“指挥棒”的核心地位。有了科举制这一核心制度的保障，中国文化成就辉煌则成必然。这也正是两千年华夏文明之所以一直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主要秘诀所在。

     五、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的生活的确立” 关注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具现实意义和终极意义的活的灵魂和核心价值所在。马克思主义起始于对当时欧洲工人阶级悲惨生存状态的认识和揭露，体现在对劳动异化及随之而来的人和人的生活的全面异化的批判，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标志是“人的生活的确立”。在马克思那里，人就是人的生活：“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活动的一定形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12〕把“人”展现在“人的生活”中，使“人”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有怎样的生活就有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人生价值。共产主义消除了异化，是本真的、自然的人的出现，同时也标志着“人的生活的确立”〔13〕。“马克思所理解的革命是包含社会结构和人的存在方式双重变革的历史进程”〔14〕。事实上两者是统一的，但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的变革是目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是必要途径。

    诚然，“人的生活的确立”首先需要真正的“人”的出现，而文化的高度发达是真正的人（自由自觉的人）出现的前提条件。推动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包括两个“主车轮”：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15〕，但唯有超越了物质生产的精神生产，才是真正属于人的生产：“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

    ①《论语·阳货》：“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精神生产所以是自由的，正在于它超越狭隘的肉体需要和直接的外在目的，而能够为精神的需要和内在目的进行创造，并产生出具有提升人的精神价值的产品。”〔16〕在马克思那里，精神文化需要才是真正体现人之为人的需要，因此，他非常强调精神文化及教育对人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决定作用：“求知能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人是贫穷的，除非他没有接受过教育。”他所理解的财富更多的是精神财富，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17〕“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8〕。反之，“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9〕。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中的“思想觉悟”既是一个道德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与孔子的“六言（德）六弊”和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具有同样的内涵。“人的生活”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非异化的生活”，即自然、自由、自主、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必须是有丰富文化含量的生活，即有意识的、自觉的、精神生活。如果违背了“非异化”原则，即使很有文化，这样的生活也不是人的生活，而可能是禽兽的、魔鬼的、机器的。如果仅有原则而没有文化内容，这样的生活是蒙昧的原始生活。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自然主义对应的是“非异化”，人道主义对应的是文化的充分发展，因为“人是天生的文化动物”。

     六、不同的理论基础：战斗共同体与生活共同体的文明分野 不管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大同世界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都属“生活共同体”范畴，与破坏人类生活和压缩精神文化的“战斗共同体”对立。划分战斗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主要依据是共同体的最高目标，即是以共同体的强大与称霸还是以经营人民优质生活为目标。

     中国古代的“王霸之争”正是关于生活共同体与战斗共同体之价值选择的争论。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王道意识占绝对优势。中国先哲们孜孜以求的“有道社会”或大同世界就是王道社会。马克思主张国家的最终消亡，本质上就是从根本上铲除战斗共同体存在的基础，消除奉行丛林法则的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这意味着战斗共同体在全世界的彻底消失和全新的共同体形式即“自由人的联合体”〔20〕（一种高级的“生活共同体”）的普遍建立。

     最早也是最完备地从理论上阐述“生活共同体”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人的目的和国家的目的是一致的，都在于善，“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21〕。他说的善就是“幸福”，即“优良的生活”〔22〕。他认为国家的产生是以人的两种基本自然关系（男女和主奴）为基础。男女相配、主奴相合构成家庭。家庭是人类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由若干家庭组成的“村坊”是人类为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成立的“社会的初级形式”。由若干村坊就可组合为城邦，社会就进入了人类生活可以完全自给自足的“高级而完备的境界”。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为‘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人不仅要生活，而且要过优良的生活，而优良的生活又必须在国家中实现，国家的目的也正是使人过上优良的生活。此外，亚氏继承了苏格拉底“知识就是美德”的基本理念，认为合乎德性、从事思辨活动的人最幸福，最高的快乐和幸福必源于人的德性和智慧〔23〕。

     与之相反，战斗共同体以自身实力的强大为核心任务，把其他共同体当做敌人或假想敌。共同体始终处于战备状态，随时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以最终战胜所有敌人为最高目的。人们的生活只是实现共同体强大目标的工具和牺牲品，人们生活紧张，压力沉重，病态人格多，自杀率高。以牺牲人们的幸福生活来换取共同体的强大，文化内容限定在能使国家强大的狭隘范围，是战斗共同体最基本的特征。西方的斯巴达、大英帝国和法西斯属于典型的战斗共同体。而生活共同体把提高和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为核心目的，文化建设是实现生活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当今世界，不丹、瑞士、北欧诸国等属于比较典型的生活共同体国家。

     在西方，战斗共同体得到“发扬光大”，而在中国，法家的战斗共同体理念受到儒、道、释各家的抑制，“生活共同体”理念得到弘扬和长时间大范围的实践。西方从《荷马史诗》的英雄（主要指战斗英雄）崇拜到斯巴达，从十字军东征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从两次世界大战到今天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霸权，殖民传统从未间断，且大有日益强化趋势。在理论上，培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尼采、斯宾格勒、汉斯·摩根索等都是战斗共同体理论的代表，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更是把战斗共同体国家理念推至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然，生活共同体并非绝对不要战斗，但侧重于自卫。战斗共同体也需要暖衣饱食，但对战斗共同体来说，战斗是常态，即使不战斗也是在为战斗做准备，生活只是手段。在知识价值观上，两者都可以十分重视文化知识，但战斗共同体只看重科技知识及其促进经济和军事实力提高的功能，一切服务于强大和称霸。正如罗素所言：“科学的实际重要性，首先是从战争方面认识到的。”〔24〕而在生活共同体中，崇尚的是文化知识的生活价值，一切为生活服务，战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时期的特殊工作，发展文化和经营生活才是目的。

     战斗共同体虽然可能实现短暂的强大与辉煌，但一般来说都是脆弱和短命的。因为它以牺牲人们的生活为代价，从而导致“社会系统”（即作为国家机器的政治系统）与作为民意的“生活系统”的对立，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25〕，因此终归会成为人民大众的公敌。他们维护统治的主要法宝有二：一是靠欺骗，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这种欺骗终究会被识破而退出历史舞台。二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但是，在高压政策控制下的共同体就像活火山，一旦机会成熟，就会不可避免地喷发而一发不可收拾，国家机器异常强大的大秦帝国就是典型。而生活共同体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因为其合法性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合理性，人民群众的“生活系统”与共同体的“社会系统”不断趋向一致。因此，不管统治者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还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团结，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百姓心中确立其统治或管理的合法性，因为共同体民众对日常生活的满意程度即生活世界的合理性是该共同体合法性的最终依据。“生活实在是最高实在”，胡塞尔指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从生活之外去寻找共同体的合法性依据是徒劳无益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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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刘彦武】党政研究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