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衰落的文化根源及其启示

    张学森

    〔摘要〕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帝国的衰落在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之时，就已经注定了衰败的结局。至于什么时候衰落以及什么历史机遇促使其衰落，这仅仅是一个历史际遇问题。从这一角度来思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也许能够找到更加深刻的答案。

    〔关键词〕中华帝国衰落;文化根源;等级文化;平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3-0104-08

    《读书》2014年第3期发表康子兴《英国文化与帝国的衰落》一文，从“好古保守的文化传统”角度解读“漫不经心地政府并殖民了半个地球”的英帝国是如何走向衰落的。读完此文，最大的收获不是其内容，也不是其结论，而是其看待问题的视角，即从文化角度审视帝国衰落，从中找出帝国衰落的文化根源。这一视角是如此具有启发性，以至于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思考：英帝国的衰落有其文化原因，那么，曾经辉煌并引领世界文明的中华帝国，她的衰落的文化根源是什么呢？回答这一问题，对于正在努力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十分弘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华帝国衰落原因的已有分析

     一般认为，中华帝国的衰落始自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这种说法是明显的，因而具有近乎不言自明的说服力的。基于这种说法而进行的学术论述，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居于学术的主流。

     然而，从内、外因辩证统一的角度看，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毕竟是“奇异的悲歌”（马克思语）产生的外因。单单研究外因，即使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很明显是残缺的，既不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也不具有内生性的、令人振聋发聩的逻辑力量。其结果带来的是不注重内省图强，而偏重于造势而为。因此，如何从中华帝国内部探讨其衰落的根源，是一种更具眼光的理性思考。

     深入中华帝国内部，对其衰落根源进行解答的研究，总体上不是很多。但凡是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共鸣与反响。这说明真正有用的研究往往与民众的认知需求是相通的。

     在这类的研究中，以我目前的学力所及，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两部，一部是黄良宇的《万历十五年》，一部是学习时报编辑部编写的《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这两部著作，一从明朝“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入手，一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的“康乾盛世”入手，通过“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对比以及由“繁华到凋敝”、由“落日的辉煌到长夜无歌”的反差，展开论述，得出令人警醒的结论，让人读罢荡气回肠、掩卷三思。

     黄良宇所著《万历十五年》，从构思到写作完成历时7年。作者在广泛收集明朝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史为据、条分缕析明帝国衰落的内部根源。在该书中文版自序中，作者指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1〕从中可以看出，作者重点考察的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中华帝国，这与那些认为中华帝国的衰落始自于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的观点，显然是不同的。

     作者选择万历十五年作为时间切入点，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万历十五年明帝国的考察，发掘出中华帝国衰落的内部原因。通过考察，作者认为明帝国内部问题重重，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2〕而明朝衰落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3〕在书的末尾，作者在以是时间为主线分别对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进行分章记述后，最终回归到本书主题和立意上来：“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有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速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4〕

     这一结论，至今读起来让人有一种无奈感，然而从真真切切历史史实中得出的结论，更加明证了“莫道英雄造时势，乃是时势造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与《万历十五年》相比，《落日的辉煌》则把对中华帝国衰落进行全方位考察的时间点推迟到一二百年后的十七八世纪。文章开篇名义为“对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作了历史的反思，这对我们学会敏锐地洞察和把握当今世界大势，不无借鉴意义”。〔5〕可以看出，文章是从以史为鉴的角度，着重强调世界眼光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文章认为：“康雍乾三代君主，英明有为，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历史性大变动、大转折，却茫然无知，毫无准备，甚至采取错误的对策，把门关上，最终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6〕该结论看起来是把“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的原因，归结为闭关锁国、没有跟上历史潮流这一外因，但是在“一潭死水”部分，作者却着重从内因上进行了阐释，指出产生这一外因的内在根源。

     作者指出：“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业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7〕不合祖宗成法以及对国家无利的判断，都来自于儒家思想内蕴的价值标准。在儒家思想价值体系的影响下，清政府不仅对工商业打压，而且在科学技术上，“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在对外关系上，“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在政治制度上，拒绝改革，“当殴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颠峰”;最后，作者的论述归结到文化根源上，“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8〕

    以上两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中华帝国从繁荣到衰落的原因。总结这些原因，其最终的指向是中华帝国衰落的文化根源。文化可以灭国。于此，为政者不可以不慎，为学者不可以不察也。

    二、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看中华帝国的衰落 说文化可以灭国，因为有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几近亡国灭种的旧痛在，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其实，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在这半句话之前，还有半句话是“文化可以兴国”。考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史，就很容易看出：正是中华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取得了举世无匹的文明。

     何谓中华传统文化？对此问题解释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在这里，作者既无力也无心进行一一列举。反而对产生众说纷纭的原因，想谈一些认识，以就教于读者诸君。

     我们认为，对中华传统文化阐释众说纷纭的原因在于，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概括式解读。概括式解读，用逻辑学的语言就是采用归纳的方法，按照行文者的价值经验和价值判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分析、比较、取舍，从而提出自成体系的见解。归纳法的好处是和人们日常的感觉具有很高的趋同度，因而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其缺点也一样明显，那就是由于人们价值经验和价值判断的差异，很容易产生“千人千解”的尴尬局面。与这一尴尬局面相一致，在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就很容易走上认同者力捧、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反对者不齿、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历史的臭“裹脚布”的对立局面。然而在实际上，稍稍具有辩证法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两种观点同样具有片面性，在现实中都是无法站住脚的。

     对中华传统文化作出全面的阐释，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性质、特征、内涵等作出说明。所谓中华传统文化，通常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文化。这一阶段的文化，“从经济形态上看，它是农业文化;从社会形态上看，它是封建社会的文化;从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看，它的主体是‘内圣外王伦理政治文化;从思想文化流派在历史上的地位看，它的正统是儒家文化”。〔9〕除此之外，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包括在思维方法上的经验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传统。而贯穿于这几个方面之中的是蕴涵在其中的价值观念系统。从以上几个方面来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对我们全面、客观地评价中华文化以及如何继承与发展中华文化提供比较清晰的理论基点。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化，是与“当时最为先进的精耕细作型农耕文明相适应的”，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10〕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1〕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家庭为单位）、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和自足性（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家生活需要和纳税）特点，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重农轻工商”的产业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在性质上是封建主义文化。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宗法分封制早在公元前221年就被秦帝国郡县制取代，用‘封建概括此后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有点不伦不类;而且‘封建已成为愚昧、落后、黑暗的代名词，用黑暗的‘封建一词概括古代两千多年文化也有失公允。”〔12〕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观不是从简单的词源学角度，而是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剩余劳动的攫取方式两个本质属性上来进行界定的。〔13〕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包括起于西周止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整个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又可以分为封建领主社会（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和封建地主社会（公元前221年—公元1840年）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是以等级占有为特征，因此，中国传统封建主义文化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因此在实质上是等级文化。这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以资本为等级的文化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都是等级文化之具体历史形态的表现，因而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而与社会主义在消灭阶级基础上主张的平等文化是截然不同的。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是重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文化。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在民族关系上，中华文化主张各民族之间平等、融合、共同发展，讲求“和而不同”与“大一统”的辩证统一;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中华文化强调道德伦理，先“正名”，名正之后要各尽职责、各尽义务，即“尽伦”。尽伦而后内圣，内圣而后外王，亦即通常所说的大道之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用伦理指导社会政治生活，是伦理政治文化。

     复次，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上注重经验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和辩证思维。经验性思维来自于亲身经历与生活历练，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经验性思维强调“经世致用”，注重认识的实践性和可行性，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整体性思维从人与自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的角度，来把握和体认整个世界，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统一性，弱化他们之间的对立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和整体性思维是内在一致的，是在对世界整体性把握的基础上进行的辩证思维。如《易经》中，首先把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概括为“阴阳”并图示为“阴阳鱼”，强调“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在此基础上，强调阴阳（事物）之间的辩证运动规律，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反者道之动”等思想，进一步发展，由于事物的发展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时间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必须是参与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辩证思维特别看重“时机”，追求“时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庸”学说，成为影响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深刻根源。

     最后，我们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价值观及其演进。从本质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主义文化，是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和封建主的利益服务的。这一点世界历史上皆然，这是共性。但是，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际遇，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西欧封建社会相比，西欧国家的封建社会发展到封建宗主社会之后，就开始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中国封建社会，却在经历过封建宗主社会阶段之后，在“中央集权制模式”改造下开始升级，进入封建地主社会阶段。由于抛弃了“血缘固化等级”而代之以“科举制”基础上的非固化的封建官僚等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并通过网罗文化精英而结成封建社会利益共享机制，使得中华帝国表现出超强的稳定性而一致延续到与工业文明冲突的那一刻。而冲突一起，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比拼、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比拼，是一开始就注定了胜败结局的比拼。

    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封建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当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认为，中国封建领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以宗主为本”进行设计的。在宗法制度模式下，西周贵族统治阶级以血缘为纽带，按照大宗小宗的等级秩序，通过“封土建国”使得政治组织和家族等级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家天下”的统治，从而达到维护宗主及其家族利益的目的。在“以宗主为本”的价值原生点上，中国封建领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具体表现为“亲亲、尊尊、贤贤、男女有别”，而这四个核心价值观又被“周礼”所统摄。正如王国维所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14〕

     西周之后，中国社会进入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混乱，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经济利益根源。从封建领主社会向封建地主社会过渡，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政治权力的再划分。在这一背景下，代表各阶级、阶层的学者或思想家都纷纷著书立说，“呈现出群星灿烂、盛况空前的局面，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光辉的一页，是乱世绽放的文景”。〔15〕百家争鸣的结果，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思想逐步上升为封建地主社会正统思想，而内涵在儒家思想之中的封建地主社会价值观也逐步成为封建地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封建地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以君为本”进行设计和建构的。在“以君为本”的价值原生点上，逐步生发出以“三纲五常”为具体内容的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李从军在《价值体系的历史选择》一书中，对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发展进行总结，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仁、‘礼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到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二阶段到唐代‘三教合一，第三阶段到‘宋明理学。”〔16〕

     儒学在产生之初，只是作为“百家争鸣”的一个派别存在，但是以“仁”“礼”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由于能满足封建社会等级社会价值观的需要，在经过秦朝倡导法家权利价值论、西汉初年推行黄老无为价值观的辩证统合后，到汉武帝时，儒家思想上升为统治思想。这时的儒家思想，与先秦儒家已有所不同，它是以儒家为中心，而又吸取黄老之学，糅合阴阳、名、法各家所精心构筑的封建思想体系。作为这一思想体系之核心的价值观念就是“三纲五常”，它对维护、巩固封建社会将发生巨大的作用。

     汉代之后，中国社会进入到长达400年的分裂、动荡时期，与之相适应，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也进入到多元竞争的格局。“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一次大转折、大转向。这是由一元到多元、由儒家到道家、由经学到玄学的转向，是由名教到自然、由群体本位到个体本位、由道德到自由、由求善到求美的转向。在转向中，玄与儒、儒与释、汉与胡，在价值观领域发生着激烈的矛盾、斗争和冲突。正是这种矛盾冲突，推动了价值观念由旧到新的演变。”〔17〕当中国社会进入到盛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演变到“三教混元”的特殊时期，亦即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危机。这一状况，加上儒道释三家各有所长，儒可以治国、道可以治身、释可以治心，使得越来越多的官僚士大夫感到在“儒道释”融合的基础上复兴儒学的必要，于是开始了以古文运动为旗帜的儒学复兴运动和“三教合一”思潮，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开辟了先声。

     宋明理学的产生及形成，一方面标志着儒道释三教鼎立局面的结束，儒学再次获得了正统地位，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进入到封闭、僵滞和衰落阶段。“理学虽然吸取佛道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修养方法，但是佛道到儒学却表现为公开的依附和屈从。理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进行精神控制的有效工具”〔18〕，被强化为“普及的宗教”。这种被强化到近乎“普及的宗教”的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高峰，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提供了有凝聚力的文化共识，但是在价值观层面上却成为人们思想上的桎梏。宋明理学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存天理、去人欲”。天理是人的道德理性，人欲是人的生理欲望。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理学家所谓的天理，其实际内容就是三纲五常，是三纲五常的总名，儒家道德规范的总称。天理未有不善，也就是说儒家的伦理道德是善的;而与天理想对应的人欲，则是恶的。不仅如此，宋明理学还为人们提供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具体方法和途径。以朱熹为代表的“主理派”主张走“由外向内的路径，用的是‘格物穷理的方式”，以王守仁为代表的“主心派”则认为应该走“由内向外的路径，用的是‘致良知的方式，但对于‘存天理去人欲的价值取向而言，二者不过殊途同归”。〔19〕由此可见，宋明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通过对天理的推崇，把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价值提高到至高的地位，其他一切非道德价值、尤其是物质利益价值是与其相对立的。但是，物质利益价值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对物质价值利益的抹杀，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地主社会缺少前进的动力源。

     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中华帝国由盛转衰的著作，多把康乾盛世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如《落日的辉煌》;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华帝国的衰落，则进一步上溯到明朝，如《万历十五年》;而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看，则要进一步上溯到宋明理学时期。盛唐之后，在“三教合一”基础上产生并兴起的宋明理学，既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到极致的地标，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进入到封闭、僵滞和衰落阶段。宋明理学所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预示着中华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没落的败局。何时败落，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三、历史的经验及对我们的启示

     文化可以兴国，文化亦可以衰国。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帝国的兴衰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历史相关性，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以史为鉴，来认真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这是我们关注的落脚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期，都会产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冲突与调整，与之相伴随的是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从宏观上看，中国社会的转型及价值观的冲突与调整时期，大致有以下几个节点：其一，西周封建宗主制的确立及封建宗主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对此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而王国维先生则强调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就文化废而新文化兴”。〔20〕其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从封建宗主社会向封建地主社会的转型与升级，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并在“百家争鸣”之后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内涵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封建地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三，这也是往往被忽视的一个节点，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进入到长达400年的分裂与动荡时期，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再次进入到多元竞争格局。这次的多元竞争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促进儒家内蕴的核心价值观更有活力。因此，在其后的“初唐到盛唐这一百多年历史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最有活力、最有成效的时期”，“太平盛世、开明政治、小康经济是封建社会价值体系充分发挥效应的完美时期。它表明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与它的价值体系达到了极其和谐的状态”。〔21〕其四，“三教合一”基础上产生的宋明理学时期，意味着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鼎盛阶段已过，并且不会复返时，统治阶级必然要加强思想控制来维系社会生产方式的稳定”，“存天理、灭人欲”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进入到封闭、僵滞和衰落阶段。其五，明清之际，中国现代价值观开始萌芽。“始于嘉靖、终于乾嘉时期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运动，始终与这三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缓慢发展大体平行”，但是在这一现代化运动中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在一方面“为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接受西学提供了精神方面的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这两大价值观念对于知性的丰富性与个性的独立性开掘得不够深入，从而未能为中国人接受近代西方的科学、民主与自由精神提供足够丰富的精神土壤”。〔22〕其六，鸦片战争之后，面临着“亡国灭种”与中华复兴两种历史命运的抉择，在文化和核心价值观领域展开了艰难而持久的中、西之争，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批判了旧文化，开辟了文化建设的新纪元”，但是也应该看到“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新道德主要是资产阶级道德，鼓吹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确实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没有提出关于道德的比较完整的新的理论体系”。〔23〕也就是说，在中西之争中，西学占了上风。其七，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过渡之后，更为艰难的是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社会主义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产主义道德得到广泛的宣传，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1957年以后‘左倾教条主义日益严重，个人崇拜盛行，酿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导致民族文化大倒退。1979年拨乱反正，伦理道德受到重视。但是近两三年来，拜金主义忽又流行，西方的非道德主义思想涌入中国，助长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重建新道德，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严重任务。”〔2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来，始终重视加强思想工作。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把思想文化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来抓。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当前，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大多采用概括和凝练的方法进行，力求寻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角度，强调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5〕党的十八大之后，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在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同师生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我们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体人民一起努力，通过持之以恒的奋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美丽，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6〕

     诚然，国无德不行，人无德不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关“中国梦”的实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魂”。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所有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中国人都应该积极地参加进来，开展一场新时代的“百家争鸣”。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能把“三倡导”的内容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不管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多么的美好，都不能改变中央通过“倡导”而达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部署。把“倡导”的内容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的做法，是一种推卸“培育”责任的做法，是政治上的不清醒和实践上的不作为。

     基于这样的认识，加上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历史演变的分析，我们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有清醒的把握。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宗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以宗主为本位”进行构建的，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以君主为本位”进行构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旗帜，所着力反对的正是这种封建等级制度，可惜的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打破了“封建等级”，在推动人类社会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同时，却同时创立了“以资本为等级”的社会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即工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和资本家雇佣工人劳动使资本增值的自由。因此，资产阶级的自由“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27〕民主和博爱的虚伪性和自由大致类似。

     把人类社会从封建宗主社会到封建领主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综合，可以发现，社会主义之前的人类文明都是阶级社会的文明，换句话说，都是等级文明（当然要把原始社会排除在外），而社会主义文明是消灭阶级的文明，也就是平等文明。人类社会关于等级文明构建的历史经验很多，但是，关于平等文明的构建却几乎是空白。就算原始社会有过构建的尝试，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现在也根本无从知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以往在等级社会构建等级价值观的历史经验，都只具有参考性而不具有借鉴性。对此，我们应该有十分清醒地认识。

     张岱年先生下面这段话，虽然没有总结得这么直白，但是，从其所阐发的主旨思想上，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他说：“事实上，新道德的基本原则还是明确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就是：首先要有个人的人格意识，同时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坚持自己的主体自觉，也尊重别人的主体的自觉。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互相关系，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人道主义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其出发点是把人当人看待，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使人不成其为人。事实上，把人当人看待的观点，在古代已经有了。就中国来说，孔子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墨子主张‘视人如己，都是主张把人当人看待，这可以称为古代的人道主义。但孔子承认等级区分是合理的，墨子也没有提出废除贵贱的区分，所以古代人道主义是不彻底的。近代资产阶级反对等级划分，宣扬自由平等，比古代人道主义进了一步。但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阶级区别是合理的，不反对人对人的剥削，所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是不彻底的。唯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既反对等级划分，更反对人对人的剥削，要求废除阶级。这才是彻底的人道主义。但是，废除阶级是难以实现的，今天的西方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彻底取消等级观念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封建制社会达二千多年之久，等级观念的阴影是不易彻底消失的。发扬五四所提倡的民主精神，健全民主制度，还是我们今天必须努力完成的任务。”〔28〕

     这里，张岱年先生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等级文明、等级价值观与平等文明、平等价值观之间的区别，并且指出从等级文明向平等文明转化的困难性，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发扬民主精神、健全民主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看，发扬民主精神、健全民主制度仅仅是解决该问题的途径之一，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

    我们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平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需要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其一，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的平等文化和平等价值观应体现在“共同富裕”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决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接下来，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发展。我们认为，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其二，在政治领域，社会主义的平等文化和平等价值观应体现在“人民民主”的内容和实现形式上。从本质上说，人民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民主是根本不同的。但是，这种本质的不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应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体现在民主的实现形式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在人民民主的价值指导下，创造出能够体现人民民主本质的恰当的实现形式，推进人类民主实践完成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其三，在社会领域，社会主义的平等文化和平等价值观应体现在公正、法治上。公正未必法治，法治也未必公正。但是两者的结合，在公正价值指导下的法治，是与资本主义的法治具有本质不同的。可惜的是，我们在公正价值和法治精神上，不仅与社会主义平等文化的要求相差很远，而且与资本主义的现状相比，都还有差距。因此，如何在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指导下，在社会领域构建公正法治的实现途径与体制机制，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其四，在文化领域，社会主义平等文化和平等价值观的确立与弘扬，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不可能凭空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不继往，谈何开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为继往而继往，继往仅是手段，目的在于开来。这就需要我们正确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同时，还必须把眼光放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学习与借鉴上去。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之后，按照历史的经验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会迎来新一轮更加蓬勃、更有生命力和持续性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会像阳光一样照进生机勃勃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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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刘彦武】党政研究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