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
王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了现阶段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战略途径，“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们要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实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疏解中改革，在改革中疏解，扎实推进首都高质量发展。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分析，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高质高效疏解需要做到“三个结合”。把疏解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以下简称“新总规”）确定了人口总量、生态控制、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意味着北京城市发展模式必须完成根本转型，从“摊大饼”式的数量扩充真正转向以质量、效益和创新驱动的建设和发展模式。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实际上是京津冀在城市功能上“减”与“加”的关系，目的在于完善京津冀城市群中不同层次城市的功能与结构，加强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把疏解变成京津冀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疏解本身就是一项重大挑战，面临破解“大城市病”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但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高度看，疏解又是一个难得的重大机遇。疏解是迁移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公共资源和相关产业，构建北京高精尖产业集群，有利于北京“瘦身健体”，让“四个中心”定位更加突出;疏解是从区域高度重新配置和整合资源，有利于消除地区行政壁垒，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加快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疏解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有利于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合作模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京津冀可选择的合作模式多种多样。例如：企业总部+生产基地，销售市场+生产（或物流）基地，“PPP模式”，共建飞地产业园区，异地托管、共建产业园区，产业园区在异地设立分园，建立企业联盟或同业协会，实行股份合作制等。京津冀要根据自身实际发展状况，本着整体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创新合作模式，加强政策协调，缩短产业转移时间，降低转移成本，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在疏解中促进产业的优胜劣汰。政府的优势在于，在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解决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针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京津冀要继续加强联防联控，严格执法，绝不能让其换个地方继续污染。政府要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高技术产业保驾护航，制定相应的政策体系，鼓励“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突破对国外的技术依赖，形成自己的产业核心竞争力。把疏解与促进劳动力质量提升结合起来
充分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2016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比2015年增加2.4万人。2017年，常住人口2170万人 ，首次出现负增长。新总规对北京人口总量设立红线，意味着北京的人口红利将渐行渐远，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要靠“以质取胜”。北京一方面要更加重视人口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京津冀区域仍然处于人口数量较大和年轻人占比较高的有利时期，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夯实产业发展根基，降低居住成本，促进劳动力流动。
防止房价过高引起的挤出效应。北京发展高精尖产业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优质劳动力，但在房价高企的情况下，优质劳动力的供给有可能下降。同时，房价高企必然导致人工成本大幅增加，挤压一部分高精尖产业的利润空间，导致产业发展后劲不足。要坚决落实新总规相关规定，通过加大保障类住房、租赁类住房、共有产权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给，逐步恢复“房子是用来住的”的本质功能，有效遏制住宅的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从根本上缓解北京住房压力。
创新雄安新区发展模式。阻碍劳动力向河北流动的障碍之一是河北与京津之间巨大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要在疏解中加快缩小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以雄安新区的设立为契机，创新雄安新区发展模式，不走土地财政的老路，开辟城市发展的新路。要以产业发展促进劳动力流动，以劳动力的流动加速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产业化和城市化的良性互动。把疏解与企业改革发展结合起来
政府要为企业疏解创造必要条件。创新土地开发利用模式。搬迁企业腾退出的土地，在遵照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或授权原企业开发，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对于因疏解造成的企业员工离岗、转岗等，可给予必要的政策帮扶。对于原址新建的工业科技园、文化创意产业园可以比照中关村科技园的政策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政策扶持。
企业要化被動搬迁为主动转型。企业要以疏解非首都功能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指导，按照北京市《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要求，结合企业自身发展实际，化被动搬迁为主动疏解、主动转型。要主动对自身业务板块进行梳理整合，把制造环节迁出北京，制定转型升级方案，提高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
在疏解中加强企业间的合并重组。企业之间的合并重组是从供给侧角度解决产能过剩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京津冀要积极搭建企业合作和并购重组平台，消除企业合并重组的体制机制障碍。当然，这种合并重组不应局限在京津冀，也应当包括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的企业。
在疏解中推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公平竞争。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之一是过剩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根据北京的历史经验，国有企业释放的劳动力主要是由大量的民营企业来吸收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会降低国企改革的难度。一方面，要推动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加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切实把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另一方面，要为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占有、员工身份等方面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建立健全包括规划、投资、价格、补贴、金融、税收、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配套政策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了现阶段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战略途径，“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们要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实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疏解中改革，在改革中疏解，扎实推进首都高质量发展。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分析，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高质高效疏解需要做到“三个结合”。把疏解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以下简称“新总规”）确定了人口总量、生态控制、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意味着北京城市发展模式必须完成根本转型，从“摊大饼”式的数量扩充真正转向以质量、效益和创新驱动的建设和发展模式。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实际上是京津冀在城市功能上“减”与“加”的关系，目的在于完善京津冀城市群中不同层次城市的功能与结构，加强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把疏解变成京津冀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疏解本身就是一项重大挑战，面临破解“大城市病”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但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高度看，疏解又是一个难得的重大机遇。疏解是迁移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公共资源和相关产业，构建北京高精尖产业集群，有利于北京“瘦身健体”，让“四个中心”定位更加突出;疏解是从区域高度重新配置和整合资源，有利于消除地区行政壁垒，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加快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疏解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有利于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合作模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京津冀可选择的合作模式多种多样。例如：企业总部+生产基地，销售市场+生产（或物流）基地，“PPP模式”，共建飞地产业园区，异地托管、共建产业园区，产业园区在异地设立分园，建立企业联盟或同业协会，实行股份合作制等。京津冀要根据自身实际发展状况，本着整体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创新合作模式，加强政策协调，缩短产业转移时间，降低转移成本，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在疏解中促进产业的优胜劣汰。政府的优势在于，在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解决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针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京津冀要继续加强联防联控，严格执法，绝不能让其换个地方继续污染。政府要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高技术产业保驾护航，制定相应的政策体系，鼓励“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突破对国外的技术依赖，形成自己的产业核心竞争力。把疏解与促进劳动力质量提升结合起来
充分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2016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比2015年增加2.4万人。2017年，常住人口2170万人 ，首次出现负增长。新总规对北京人口总量设立红线，意味着北京的人口红利将渐行渐远，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要靠“以质取胜”。北京一方面要更加重视人口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京津冀区域仍然处于人口数量较大和年轻人占比较高的有利时期，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夯实产业发展根基，降低居住成本，促进劳动力流动。
防止房价过高引起的挤出效应。北京发展高精尖产业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优质劳动力，但在房价高企的情况下，优质劳动力的供给有可能下降。同时，房价高企必然导致人工成本大幅增加，挤压一部分高精尖产业的利润空间，导致产业发展后劲不足。要坚决落实新总规相关规定，通过加大保障类住房、租赁类住房、共有产权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给，逐步恢复“房子是用来住的”的本质功能，有效遏制住宅的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从根本上缓解北京住房压力。
创新雄安新区发展模式。阻碍劳动力向河北流动的障碍之一是河北与京津之间巨大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要在疏解中加快缩小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以雄安新区的设立为契机，创新雄安新区发展模式，不走土地财政的老路，开辟城市发展的新路。要以产业发展促进劳动力流动，以劳动力的流动加速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产业化和城市化的良性互动。把疏解与企业改革发展结合起来
政府要为企业疏解创造必要条件。创新土地开发利用模式。搬迁企业腾退出的土地，在遵照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或授权原企业开发，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对于因疏解造成的企业员工离岗、转岗等，可给予必要的政策帮扶。对于原址新建的工业科技园、文化创意产业园可以比照中关村科技园的政策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政策扶持。
企业要化被動搬迁为主动转型。企业要以疏解非首都功能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指导，按照北京市《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要求，结合企业自身发展实际，化被动搬迁为主动疏解、主动转型。要主动对自身业务板块进行梳理整合，把制造环节迁出北京，制定转型升级方案，提高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
在疏解中加强企业间的合并重组。企业之间的合并重组是从供给侧角度解决产能过剩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京津冀要积极搭建企业合作和并购重组平台，消除企业合并重组的体制机制障碍。当然，这种合并重组不应局限在京津冀，也应当包括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的企业。
在疏解中推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公平竞争。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之一是过剩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根据北京的历史经验，国有企业释放的劳动力主要是由大量的民营企业来吸收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会降低国企改革的难度。一方面，要推动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加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切实把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另一方面，要为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占有、员工身份等方面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建立健全包括规划、投资、价格、补贴、金融、税收、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配套政策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