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的发展、障碍与展望
乔旋
〔摘要〕“东亚共同体”既是当前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趋势，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其发展势头很快，前景不错，但在合作主导权、经济发展、身份认同及美国影响等领域也都面临着诸多障碍。东亚共同体的未来建设，应该遵循理性与实用主义等原则，加强经济推动，强化机制建设和构建东亚认同。同时，中国采取相应的战略也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并为区域的和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东亚共同体;东亚地区主义;“10+3”合作;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认同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2-0019-05
“东亚共同体”既是当前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趋势，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虽然它只有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发展势头很快，有较好的前景，当然也存在很多的障碍。当前，亚太经济政治格局经历了深刻变化，域内外不少国家内政外交的调整，使围绕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各种形势趋于复杂，不确定性放大，而东亚共同体的道路也将任重而道远。
一、共同体与东亚合作
“共同体”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开始探讨，其后的西塞罗、康德、卢梭、黑格尔和杜威等都有涉及，共同体的概念同时也在社会学等学科被广泛运用，例如，菲迪南·腾尼斯在其《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就曾将共同体定义为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的群体关系，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历史和思想积淀的联合体，是有关人员共同的本能和习惯，或为思想的共同记忆，是人们对某种共同关系的心理反应，表现为直接自愿的、和睦共处的、更具有意义的一种平等互助关系。〔1〕齐格蒙特·鲍曼进一步指出，共同体的本质是传递出一种安全、愉悦和令人神往的满足感，意味着怀念一种传统的稳定生活，或者渴望重新拥有一个团结和谐的世界。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身份不是人为设计的自然存在物，成员资格的认同也不需要去刻意寻求，更无法接受来自外界的任何反思、批判或试验。因此，一旦人为地夸大它的温馨和纯洁之美或贬低其存在的价值，就意味着共同体濒临消亡，而且共同体一旦解体，它就不可能再还原。另外，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应该强于与外部的交流。一旦内部行为体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变得比内部相互交流更为频繁，并且承负着更多的意义与压力，那么这种共同性也就会消失。〔2〕
随着国家间联系的日益增强、相互了解不断加深、集体认同感不断增强，东亚区域的政治概念将突破地理学的局限，在各种学术著作和新闻媒体中不仅仅是以地理概念出现，更多的是作为经济、政治概念出现。〔3〕对此本文将采用目前的普遍观点，所涉及的东亚地区主要指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从历史上来看，在该地区曾经出现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和以日本所主张并且试图以军事征服方式追求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冷战结束后，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区域一体化成为国家间共存共荣的有效途径。特别是以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合作进一步促进了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在世界发达区域“示范效应”及东亚金融危机的促推下，东亚各国逐渐在东亚主权国家共同体观念的基础上开始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将东亚合作与东亚共同体建设视为未来秩序的美好愿景。
二、东亚共同体的历史演进
（一）提出阶段（1990—1997年）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就首先提出了首个东亚区域一体化构想，即建立一个由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组成的“东亚经济集团”，这可以视为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开端。但马哈蒂尔主张集团成员不应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对此提议表示了强烈反对，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将自身排除在外的集团将对美国的利益形成威胁与挑战，并严重危及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由于当时东亚各国经济联合的条件尚不成熟，同时“集团”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封闭性与排他性，为了体现开放、平等和非歧视性原则，1992年10月，东盟将该设想更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试图淡化其负面影响来取得美、日、澳等国的支持，中国和东盟对此表示理解与赞成。然而，由于美国反对和日本、韩国的暧昧回避，东亚第一个合作计划被束之高阁，并最终流产。面对欧美等地区一体化合作进程的快速发展，马哈蒂尔的倡议顺应了地区合作的时代潮流，对东亚地区合作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启动阶段（1997—2004年）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转折点，东亚各国逐步认识到区域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东亚共同体的进程开始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1997年12月，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会议在吉隆坡举行，开始了以经济合作为突破口进而进行全方位的“10+3”东亚合作机制。韩国总统金大中是继马哈蒂尔之后再次提出全面推进东亚地区进一步合作构想的领导人。在1999年11月第三次“10+3”领导人会议上，金大中倡议成立“东亚展望小组”，并提出对东亚合作进程与目标进行规划的构想，之后向第五次“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东亚展望小组报告》，建议由“10+3”框架向东亚机制过渡，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2000年5月，《清迈协议》的签署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2004年11月，第八次“10+3”领导人会议明确了建立“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东亚共同体的构建逐渐成为各方共识，各国对东亚共同体的前景都充满了期待。然而，随着东盟区域性机制设立的日益增加，东盟为东亚一体化合作所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凸显不足，致使其重心逐步回转向东盟内部合作，其东亚共同体的合作设想也日趋流于形式化。
（三）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
2005年12月，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发表的《吉隆坡宣言》明确“10+3”是实现东亚共同体的主要途径;首届东亚峰会也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包容的、具有普遍价值的东亚共同体。2009年9月，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对外关系方面强调以“友爱”精神建立“东亚共同体”，被称之为“鸠山构想”，并提出以中日韩为核心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10月25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出席第四届东亚峰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各国要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的原则”，“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4〕 2012年，“东亚展望小组”在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建议在2020年前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同年召开的东盟领导人会议采纳了这一建议。从上述发展历程来看，自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的研究报告提出将“东亚共同体”建设作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后，这立场在此后历次的东盟系列领导人会议上不断得到确认。这说明，“东亚共同体”构想得到了东亚主要国家的普遍认同，并已为地区国家所接受。〔5〕
东亚合作在“东亚共同体”构想引领下，采取了符合本地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现实方式，各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宽和加深，各种机制相互协调补充。但不可回避的是，东亚共同体建设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困难与障碍。
三、东亚共同体发展的障碍
目前，东亚国家就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已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既有理性的期盼，也有许多不安的声音。之所以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首要问题就是与欧盟相比较，东亚地区在合作主导权、经济发展、身份认同及美国影响等领域都面临着诸多障碍，也说明构建东亚共同体并非一日之功，必须充分考虑到现实的困难因素。
（一）合作缺乏主导力量
近年来，东亚共同体到底该由谁来主导一直是各国学术界广泛争论的议题。卡尔·多伊奇认为：“一体化就是单位中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它们相互依存并共同产生出它们单独时所不具备的系统性能。”〔6〕 在欧美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法德和美国分别承担了“领航员”的角色，这表明强有力的主导力量是保证区域一体化进程顺利发展的基本要素。一般来看，区域合作的主导力量必须是以地区共有利益为目标，具有开放、包容的社会精神和文化;必须在区域内具备一定程度的领导能力且国际形象良好，具有较大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必须具备为整个地区提供从市场到制度等各种“公共产品”的能力，主导权得到区域内其他成员国的认可。不可否认的是，每个国家都希望能成为主导者，以便为本国谋取最大利益。当前东亚共同体领导权确立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是本区域对领导能力的要求与各国的客观实力以及主观愿望之间的矛盾。参考欧盟的成功经验，如果中日两国能如法德一样，那么东亚合作将会处于强有力的领导之下。但现实是，中国目前仍然处在经济发展阶段，加之产业结构升级等问题，尚不具备在整个区域内协调全局的能力;中国虽然一再支持由东盟担任地区合作的主导者，但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积极参与东亚合作的态度，使得外界对中国是否将主导东亚地区及其参与诚意产生疑问。日本就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具有强烈的恐惧感与抵触感，钓鱼岛之争已经让两国关系跌至冰点，而且日本公然右倾、罔顾历史，极大伤害了与中、韩两国关系。在2010年鸠山由纪夫辞职，次年决定加入TPP谈判之后，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势头也随之骤减。在此情况下，中日在短期内联手推动东亚合作难以实现。而韩国也试图在其中占有重要一席，并一直将中国作为潜在竞争对手来加以防范，但由于自身实力所限，也难以在其中担当主导大任。反观力量相对弱小的东盟，却暂时被置于东亚合作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合作的深化，东盟不管是在合作议题与议程设置方面，还是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方面，都开始逐步显得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二）经济发展差距甚大
从历史经验来看，区域共同体的构建一般都是从经济领域起步，进而推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的一体化，欧盟的成功正是建构在欧洲各国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但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严重制约了东亚共同体的深入发展。首先，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二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并存。日本与韩国先后于20世纪70、80 年代实现了经济腾飞，中国通过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成功，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升，东盟各国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当前，因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而形成的东亚经济“雁形模式”已难以为继，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经济危机的打击，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已经非常悬殊，根据2013年的经济数据，日本人均GDP约3.8万美元，韩国2.6万美元，老挝1534美元，而柬埔寨则仅有1036美元。〔7〕 其次，各国经济战略差异性较大。尽管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各国经济交流也日趋频繁，但彼此间的竞争也影响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实际进展，而东亚国家间的经济“鸿沟”与摩擦日益凸显出各国经济战略的差异性，例如，多年来，日韩在贸易逆差、技术转让等方面引起的贸易摩擦不断，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企图构建以己为主导的亚太经济格局，而韩国则是想实现国际经济水平分工，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东亚地区小国也担心被强势经济圈所蚕食，在一体化过程中逐步沦为区域内大国的附庸，在经济合作时经常出现左右摇摆之势。再次，各国相互依存的不对称。基欧汉和奈认为，相互依存是指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这种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分为对称性的和不对称性的，其程度取决于角色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与脆弱性。〔8〕 在不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中，依赖较少的行为体会把相互依赖关系作为在某一领域进行讨价还价的有效筹码。例如，日本就经常依仗经济实力，刻意利用别国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劣势获取额外收益，造成了不平等的主体性权力分配关系，进而导致主体利益性差异和冲突。
（三）身份认同感不强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非天然固有的。”〔9〕 东亚共同体在构建过程中各行为体的身份认同感不强，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文化差异明显。东亚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在宗教信仰、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上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性。〔10〕 以宗教为例，中、日、韩三国主要信奉大乘佛教，而东南亚的宗教状况则较为复杂，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和越南主要信奉佛教，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主要信奉伊斯兰教，菲律宾主要信奉天主教，新加坡主要宗教则是佛教与道教。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在历史上，东亚地区形成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中国、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是其核心部分，而东南亚则构成其外环地区。但进入近代以来，东亚思想开始进入多元化时代，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东亚各国存在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等众多类型，甚至同等类型国家间也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与特殊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及其价值观念的不同和冲突，也使东亚区域合作面临着更多的障碍与曲折。这种差异性在经济合作起步阶段不会构成大的障碍，但一旦进入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阶段，就将成为一道巨大的鸿沟。亨廷顿认为：“只有在地理与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区域组织的整体效果一般来说与成员国之间文明的多样性成反向变化”。〔11〕 虽然东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还未达到“文明的冲突”，但这已经成为该地区主要行为体身份认同的一大障碍，对于东亚合作的未来必然产生消极影响，加之日本与周边多国愈演愈烈的历史问题和民族矛盾也决定了东亚合作中共有观念与身份认同的建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四）美国影响深远
东亚既是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集中之地，也是大国利益相互交织之所。美国作为在东亚地区有着重大的现实利益的域外国家，是影响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最主要的外部变量。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国家往往担心，对可能获得利益的划分，可能对别的国家而不是对自己更有利。〔12〕正如华尔兹所说：“国家的首要关注不是权力最大化，而是维持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13〕 一直以来，美国不仅是东亚的工业产品最主要的销售市场，也是东亚国家获取资金和技术支持的重要来源，并在政治、外交、安全等诸多方面对东亚地区都产生过巨大影响。而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地区大国崛起，防止独立的排他性的地区合作，维持美国东亚事务主导权。〔14〕 对于东亚合作，美国长期持警惕与反对立场，既不赞成亚洲搞共同体，也不赞成亚洲搞共同货币。早年的“东亚经济集团”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美国的极力反对而最终流产。2009年，美国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旨在重新确立和提升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奥巴马总统当年在东京的一次演讲中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自己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不会放弃其在亚洲的战略地位”。〔15〕 近年来，美国利用强大军事和经济优势，在“重返亚洲”战略的指引下，进一步密切美日、美韩同盟，积极介入如“天安号事件”、“延坪岛事件”、“钓鱼岛事件”、“南海争端”等东亚国家间的争端，并大力推动TPP进程，这一系列举措都必将在客观上起到消解东亚共同体的作用。虽然随着东亚合作的不断深化，美国也在逐步改变一味反对的做法，如奥巴马在印度的演讲中明确表示：“如今美国再次在亚洲承担领导角色，与老盟友加强合作并深化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也重新参与区域组织的事务，像东盟以及东亚峰会。”〔16〕 但美国的存在仍将给东亚共同体的未来投下不确定因素。
四、东亚共同体的前景展望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虽然构建东亚共同体面临着上述很多障碍，仍停留在不断摸索阶段，但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东亚共同体的未来构建，应该遵循理性与实用主义等原则，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加强经济推动。当前，东亚共同体构建的突破口应该在经济合作领域，这是因为东亚各国间的经贸关系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进一步密切，这将使东亚更容易实现一个经济共同体。具体而言，应当稳步推进东亚自贸区建设，这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东亚各国最容易达成合作和最容易获得进展的领域。2010年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2012年东亚峰会期间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谈判启动，三个“10+1”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将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石，而中、日、韩之间的合作虽然进程曲折，但这也将成为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推动力。
其次，强化机制建设。东亚各国应切实推进共同体的制度化建设，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的原则，相互尊重多样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广泛展开政治和安全的对话，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与安全机制建设。充分发挥“10+3”机制在东亚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整合东亚峰会、中日韩合作、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合作机制，利用多边协调机制来解决区域内的诸多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争端，例如，在朝核问题、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等方面求同存异，逐步消除彼此间的敌对情绪，构筑真正的信赖关系，为东亚共同体建设创造和平的环境，实现东亚地区未来的共同繁荣。
最后，构建东亚认同。文化具有传播性强与影响深远的特点，这将对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此，各国政府应尽快开展研究合作，寻求对东亚历史的认同性解释与身份定位，共育“东亚认同”，让本国民众充分了解共同体的建设对于东亚未来的积极意义;进一步完善彼此间的民众交流机制，加强各国间的文化、教育、媒体交流与合作，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地区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促进文明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进一步使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在心目中逐渐培养对他国历史与文化的好感，为东亚共同体建设奠定牢固的文化基础与信念纽带。
面对东亚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发展与障碍，中国外交面临重要的选择，采取相应的战略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并为区域的和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第一，量力而行，积极拓展。中国在经济上，GDP总量虽己排名世界第二，但人均量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在文化上，虽有悠久历史，但在当代软实力方面暂时还难与日韩匹敌。因此，中国应该清醒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即中国目前仍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单独主导东亚事务，中国应将自身定位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积极参与者”，而非“绝对主导者”。为此，中国率先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双边经济的良性发展，也夯实了彼此间的政治基础，对于化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中国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继续深化对日本战略互惠伙伴关系、对韩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前，三国已经建立外交、科技、财政、环保、农业等18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50多个工作层交流合作平台。中国全面参与地区建设，表明中国以周边地区为战略依托，将本国安全、周边稳定和地区发展相结合，与东亚各国携手共建东亚共同体。
第二，维护东盟主导地位。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大国，但不管谁主导东亚共同体的进程，都会引起多方的猜疑与恐惧，虽然两国在区域合作等方面已经达成了诸多共识，但由于两国目前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加之历史与领土等问题，中日在短期内携手并进、共同推动东亚合作是难以成行的。如前文所述，虽然东盟在主导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它仍是东亚地区主义与地区国际政治现实相互妥协的最佳选择。中国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了支持东盟的主导权，例如，2013年在“纪念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联合声明”中，“中方再次承诺愿在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等东盟主导机制框架内，与东盟紧密合作，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长远目标”。〔17〕 维护东盟主导权对中国来说不仅能增强政治互信，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也将实现经贸双赢，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3年，双方贸易额达4436亿美元。〔18〕
第三，重视美国的影响。长期以来，美国对东亚的影响巨大，其在东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东亚也需要来自美国的资金、技术与经验，而美国本身也是东亚国家出口的巨大市场。美国在对待东亚各国时，一直都奉行均势政策，尤其是“重返亚太”后，美国更加警惕某一力量会以东亚地区为依托崛起并挑战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例如，美国力推TPP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希望借此重新确立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以此来抵消东亚共同体给其带来的负面效果，并进而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但如果完全忽视或排斥美国的存在和影响，那也会增加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困难。因此，中国要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确保中美关系始终不偏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更应该登高望远，加强合作，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19〕 中美两国关系应该正确定位，这不仅需要美国以自信的心态接受中国的崛起，也需要中国以开放的思维欢迎美国加入东亚合作的进程，充分发挥两国在该地区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这将是未来东亚共同体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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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本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