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启下——明北京
郑永华
在北京建都史上，明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凭借“靖难之役”的成功，明成祖朱棣将都城北迁，彻底改变了北京在明代的历史走向。此后他又举全国之力营建北京城，使元代一统南北的都城文化得以延续，一举奠定了明、清两代帝都的繁盛风貌。明成祖迁都，寻求军事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重新统一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即皇帝位”。登基前后，明太祖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命大将徐达率军北伐。明军一路北上，逼近大都，元顺帝带精锐连夜北逃。徐达攻占大都的捷报传至京师，太祖令改为北平府。这标志着北京自辽、金以来逐渐形成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明初又恢复为北方的军事重镇。
改变北京发展轨迹的，是燕王朱棣在明太祖逝后发动的“靖难之役”。为了确保朱明政权，也迫于北部边防的现实需要，明太祖册封秦王、晋王、燕王等为“塞王”，其驻藩的西安、太原、北平等地，也很快发展成为雄踞一方的军事重镇。北平处于连接东西防线的核心位置，地位尤为重要。朱棣就藩以后，多次领兵“巡边”，在官兵中积累了巨大威望。明太祖去世后，繼位的明惠帝朱允炆（朱元璋之孙）深感“强藩”对中央的威胁，于是采纳齐泰、黄子澄等人建议，着手“削藩”。在朝廷的进逼下，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以“靖难”为名起兵。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率军南下，攻入南京，登基为帝，史称明成祖。由此给北京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历史机遇。
明成祖登基后，即开始崇升其“龙潜之地”。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称北平“实皇上承运龙兴之地”，奏请“立为京都”。明成祖欣然同意，“以北平为北京”。这涉及明代都城北迁的重大时代课题，既与明成祖个人以“靖难”夺得帝位的独特经历有关，更是由明初政治、军事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早在洪武年间，定都南京的局限就有所呈现。因为处于三吴核心的南京虽有汇聚全国财赋的经济优势，但对于长江以北的领土却“鞭长莫及”。明太祖试图以封藩之制进行弥补，不料却带来“骨肉相残”的严重后果。而建文帝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定都南京导致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相分离的结果。因此明成祖夺得帝位后，当即决定以政治中心迁就军事重心的办法，寻求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的重新统一。
明成祖迁都，也得到其燕邸“从龙旧人”的大力支持。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以淇国公丘福为首的文武群臣，再次奏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由此拉开北京营建的大幕。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初一，明成祖正式以北京为首都，将南京作为陪都，由此奠定了明代“天子戍边”的基本布局，也奠定了明清六百多年定都北京的大格局。应该说，明成祖迁都北京，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的：一方面，迁都北京形成“倾全国之力，保都城之平安”的局面，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避免南北分裂的历史悲剧;另一方面，北京处于中原农耕经济与塞外游牧经济的结合线上，迁都有利于全国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在此基础上，也使北京恢复为全国文化中心，加速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营建北京城，奠定封建社会后期都城格局?
北京营建，自明成祖决定迁都就开始了。最早进行的，是人员调集、物资筹备、交通疏浚等准备工作。永乐初年，明成祖下令从江南、浙江、山西等地挑选大户迁往北京，以恢复和发展北京的经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又分派工部尚书宋礼等重臣，前赴四川、湖广各省采伐木料。修建都城所需的大量砖瓦，先委派泰宁侯陈圭就近督造，后来又根据实际情况，由工部差侍郎一人，驻山东临清专责管理。至于用于宫殿的“金砖”，则责成苏州、松江各府烧造，再随漕船北运。与此同时，明成祖又令工部征发工匠，于各卫所挑选军士，各省州府挑选民丁，做好应役准备。据统计，后来征调的工匠人数达到23万，应召前赴北京服役的兵士和民夫，更多达上百万人。
在物料筹办过程中，营建工程也逐渐展开。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明成祖在昌平天寿山为病逝的徐皇后营建皇陵，再次向大臣们显示其迁都北京的坚定决心，也成为日后北京大规模营建的工程预演。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冬，工部奏请“择日兴工”。永乐十五年四月，作为临时“御政”场所的“西宫”告成。六月，北京宫殿开工兴建。史载营建时，“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即所有礼制建筑均依南京形制而为。经过三年多的劳作，到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冬，北京宫殿宣布“告成”。统计其总数，“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
竣工后的北京宫殿，巍峨壮丽，名号繁多。外朝以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为主，又有文楼、武楼，以及文华殿、武英殿等。俗称“金銮殿”的奉天殿，是紫禁城内礼制最高、体量最大的宫殿建筑。内廷以乾清、坤宁两大宫为主，又有昭仁殿、奉先殿及东西“十二宫”等建筑，供帝后日常起居之需。明初杨荣在《皇都大一统赋》中赞誉说：“金铺璀璨，绮疏玲珑。珠玉炫烂，锦绣丰茸。葳蕤起凤，天矫盘龙。千门瑞霭，万户春融”，对新建成的宫殿做了生动描绘。统一规划、布局严整的宫殿，鲜明展现了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精髓，也为世界建筑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初一，明成祖在奉天殿举行隆重的迁都大典。迁都之后的北京城，其外由高大森严的城墙环绕，其内街道笔直宽广，又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中轴线两侧，则对称分布雄伟庄严的宫殿、坛庙，以凸显都城“皇权至上”的基本原则。在整体上，北京呈现出“宫阙壮九重之固，市朝从万国之瞻。庙社尊严，池苑盛丽，诚万万年太平之基”的壮丽气象。
在宫殿营建前后，北京还进行了城墙的修整，由此奠定了明清两代都城的基本格局。明代北京城的空间布局，是在元末大都城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最早的城墙改建，为洪武年间废弃大都北边土墙，南缩五里而成北平城。明成祖决定迁都后，先对北京城墙贴砖加固，大大提高城垣的防御能力，也使外观上显得更为壮观，与帝都的礼制相符。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又将城墙南垣向南拓展一里。由此形成层层相包的宫城（即紫禁城）、皇城、京城三重城墙。其中最内层的紫禁城周六里，开八门。宫城之外的皇城周十八里，开六门。皇城之外的京城周四十五里，开九门。北京的礼制、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空间，随之确定。
成形于永乐年间的北京“回”字形构造，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又因增筑外城（俗稱“南城”，又称“罗城”），变为南大北小的“凸”字形（民间则戏称为“帽子城”），但作为都城的基本构造并未改变。北京内、外城之分定型后，持续延用四百余年，对北京在明、清两代以及民国年间的经贸布局、人文发展，都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长城、运河保障都城安全，促进文化交流
明代迁都，不仅在宫殿建筑与城垣布局上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举世闻名的长城与运河。如果从空中俯瞰，长城、运河仿佛构成一个巨大的“人”字，其交点就是明代作为都城的北京。在中国大地划出“撇”“捺”两笔的长城、运河，对于明代都城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后人总结明代大势，称“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巍峨雄壮的明代长城由此成形。应该说，修筑长城自西周时期就开始了，此后秦、汉、唐、宋各朝亦时有修筑。其分布不尽相同，但总体上与中国农、牧两大区块的地理分界线相交错。延及明代，由于迁都北京形成“凭南御北”的特殊情势，长城修筑无论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历时之久，还是设计之精、技术之巧，都达到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中国长城建筑史上的巅峰杰作。
明代修筑长城，首先出于保障都城的军事需要，但客观上也维护了整个明帝国的边塞安全。明长城始于洪武年间，永乐迁都后，由于明代“天子戍边”的军政布局，长城军事地位进一步上升，不断修缮。隆庆、万历年间，抗倭名将戚继光又“因地制宜，用险制塞”，增建坚固的墩台，使长城的防御能力有了质的提升，维护了明代中期北京的安宁与平静。
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是另一项举世闻名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对于明代都城的稳固同样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如果说长城着力于北京的军事拱卫，运河则侧重于都城的经济保障。大运河自隋唐“北通涿郡”开始，在促进南北统一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元代裁弯取直以后，三千多里长的京杭大运河成为元、明、清三朝最重要的经济动脉。与“据北驭南”的蒙元不同，明代京都的物资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运河向北输送。尤其是北京营建期间，所需木料、砖瓦基本上都通过运河转输北上。京东张家湾由此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获得“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美称。通州附近设置的大量木厂、砖厂、粮仓，更是运河保障都城物资的直接体现。老北京因此常感叹说，明代北京城其实是“从运河上漂来的城市”。
在南北文化交流方面，明代运河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自元代以来，文人学士沿运河来往渐成惯例。作为南北两京的便捷联络线，明代运河在文化交流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北上参加科举的江南举子，以及南下任职的朝廷命官，多取道运河。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归有光乘船进京时，曾感慨“半天下之士在此矣”。明人通过运河往来南北，留下了大量人文交流的佳话。都城人士前赴通州码头送亲接友，更成为独特的人文风景，“柳荫龙舟”因此成为“通州八景”之一。明人陈师《潞河舟中作》诗称：“夹岸杨柳青可怜，出门仍是葛衣天。乡书不到东吴雁，客梦重寻潞水船。”诗中的潞河两岸杨柳垂青，一派江南文人聚咏作别的场景，形象表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成为明代定都北京在文化传承上的生动展现。
在北京建都史上，明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凭借“靖难之役”的成功，明成祖朱棣将都城北迁，彻底改变了北京在明代的历史走向。此后他又举全国之力营建北京城，使元代一统南北的都城文化得以延续，一举奠定了明、清两代帝都的繁盛风貌。明成祖迁都，寻求军事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重新统一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即皇帝位”。登基前后，明太祖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命大将徐达率军北伐。明军一路北上，逼近大都，元顺帝带精锐连夜北逃。徐达攻占大都的捷报传至京师，太祖令改为北平府。这标志着北京自辽、金以来逐渐形成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明初又恢复为北方的军事重镇。
改变北京发展轨迹的，是燕王朱棣在明太祖逝后发动的“靖难之役”。为了确保朱明政权，也迫于北部边防的现实需要，明太祖册封秦王、晋王、燕王等为“塞王”，其驻藩的西安、太原、北平等地，也很快发展成为雄踞一方的军事重镇。北平处于连接东西防线的核心位置，地位尤为重要。朱棣就藩以后，多次领兵“巡边”，在官兵中积累了巨大威望。明太祖去世后，繼位的明惠帝朱允炆（朱元璋之孙）深感“强藩”对中央的威胁，于是采纳齐泰、黄子澄等人建议，着手“削藩”。在朝廷的进逼下，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以“靖难”为名起兵。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率军南下，攻入南京，登基为帝，史称明成祖。由此给北京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历史机遇。
明成祖登基后，即开始崇升其“龙潜之地”。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称北平“实皇上承运龙兴之地”，奏请“立为京都”。明成祖欣然同意，“以北平为北京”。这涉及明代都城北迁的重大时代课题，既与明成祖个人以“靖难”夺得帝位的独特经历有关，更是由明初政治、军事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早在洪武年间，定都南京的局限就有所呈现。因为处于三吴核心的南京虽有汇聚全国财赋的经济优势，但对于长江以北的领土却“鞭长莫及”。明太祖试图以封藩之制进行弥补，不料却带来“骨肉相残”的严重后果。而建文帝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定都南京导致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相分离的结果。因此明成祖夺得帝位后，当即决定以政治中心迁就军事重心的办法，寻求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的重新统一。
明成祖迁都，也得到其燕邸“从龙旧人”的大力支持。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以淇国公丘福为首的文武群臣，再次奏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由此拉开北京营建的大幕。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初一，明成祖正式以北京为首都，将南京作为陪都，由此奠定了明代“天子戍边”的基本布局，也奠定了明清六百多年定都北京的大格局。应该说，明成祖迁都北京，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的：一方面，迁都北京形成“倾全国之力，保都城之平安”的局面，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避免南北分裂的历史悲剧;另一方面，北京处于中原农耕经济与塞外游牧经济的结合线上，迁都有利于全国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在此基础上，也使北京恢复为全国文化中心，加速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营建北京城，奠定封建社会后期都城格局?
北京营建，自明成祖决定迁都就开始了。最早进行的，是人员调集、物资筹备、交通疏浚等准备工作。永乐初年，明成祖下令从江南、浙江、山西等地挑选大户迁往北京，以恢复和发展北京的经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又分派工部尚书宋礼等重臣，前赴四川、湖广各省采伐木料。修建都城所需的大量砖瓦，先委派泰宁侯陈圭就近督造，后来又根据实际情况，由工部差侍郎一人，驻山东临清专责管理。至于用于宫殿的“金砖”，则责成苏州、松江各府烧造，再随漕船北运。与此同时，明成祖又令工部征发工匠，于各卫所挑选军士，各省州府挑选民丁，做好应役准备。据统计，后来征调的工匠人数达到23万，应召前赴北京服役的兵士和民夫，更多达上百万人。
在物料筹办过程中，营建工程也逐渐展开。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明成祖在昌平天寿山为病逝的徐皇后营建皇陵，再次向大臣们显示其迁都北京的坚定决心，也成为日后北京大规模营建的工程预演。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冬，工部奏请“择日兴工”。永乐十五年四月，作为临时“御政”场所的“西宫”告成。六月，北京宫殿开工兴建。史载营建时，“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即所有礼制建筑均依南京形制而为。经过三年多的劳作，到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冬，北京宫殿宣布“告成”。统计其总数，“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
竣工后的北京宫殿，巍峨壮丽，名号繁多。外朝以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为主，又有文楼、武楼，以及文华殿、武英殿等。俗称“金銮殿”的奉天殿，是紫禁城内礼制最高、体量最大的宫殿建筑。内廷以乾清、坤宁两大宫为主，又有昭仁殿、奉先殿及东西“十二宫”等建筑，供帝后日常起居之需。明初杨荣在《皇都大一统赋》中赞誉说：“金铺璀璨，绮疏玲珑。珠玉炫烂，锦绣丰茸。葳蕤起凤，天矫盘龙。千门瑞霭，万户春融”，对新建成的宫殿做了生动描绘。统一规划、布局严整的宫殿，鲜明展现了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精髓，也为世界建筑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初一，明成祖在奉天殿举行隆重的迁都大典。迁都之后的北京城，其外由高大森严的城墙环绕，其内街道笔直宽广，又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中轴线两侧，则对称分布雄伟庄严的宫殿、坛庙，以凸显都城“皇权至上”的基本原则。在整体上，北京呈现出“宫阙壮九重之固，市朝从万国之瞻。庙社尊严，池苑盛丽，诚万万年太平之基”的壮丽气象。
在宫殿营建前后，北京还进行了城墙的修整，由此奠定了明清两代都城的基本格局。明代北京城的空间布局，是在元末大都城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最早的城墙改建，为洪武年间废弃大都北边土墙，南缩五里而成北平城。明成祖决定迁都后，先对北京城墙贴砖加固，大大提高城垣的防御能力，也使外观上显得更为壮观，与帝都的礼制相符。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又将城墙南垣向南拓展一里。由此形成层层相包的宫城（即紫禁城）、皇城、京城三重城墙。其中最内层的紫禁城周六里，开八门。宫城之外的皇城周十八里，开六门。皇城之外的京城周四十五里，开九门。北京的礼制、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空间，随之确定。
成形于永乐年间的北京“回”字形构造，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又因增筑外城（俗稱“南城”，又称“罗城”），变为南大北小的“凸”字形（民间则戏称为“帽子城”），但作为都城的基本构造并未改变。北京内、外城之分定型后，持续延用四百余年，对北京在明、清两代以及民国年间的经贸布局、人文发展，都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长城、运河保障都城安全，促进文化交流
明代迁都，不仅在宫殿建筑与城垣布局上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举世闻名的长城与运河。如果从空中俯瞰，长城、运河仿佛构成一个巨大的“人”字，其交点就是明代作为都城的北京。在中国大地划出“撇”“捺”两笔的长城、运河，对于明代都城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后人总结明代大势，称“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巍峨雄壮的明代长城由此成形。应该说，修筑长城自西周时期就开始了，此后秦、汉、唐、宋各朝亦时有修筑。其分布不尽相同，但总体上与中国农、牧两大区块的地理分界线相交错。延及明代，由于迁都北京形成“凭南御北”的特殊情势，长城修筑无论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历时之久，还是设计之精、技术之巧，都达到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中国长城建筑史上的巅峰杰作。
明代修筑长城，首先出于保障都城的军事需要，但客观上也维护了整个明帝国的边塞安全。明长城始于洪武年间，永乐迁都后，由于明代“天子戍边”的军政布局，长城军事地位进一步上升，不断修缮。隆庆、万历年间，抗倭名将戚继光又“因地制宜，用险制塞”，增建坚固的墩台，使长城的防御能力有了质的提升，维护了明代中期北京的安宁与平静。
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是另一项举世闻名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对于明代都城的稳固同样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如果说长城着力于北京的军事拱卫，运河则侧重于都城的经济保障。大运河自隋唐“北通涿郡”开始，在促进南北统一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元代裁弯取直以后，三千多里长的京杭大运河成为元、明、清三朝最重要的经济动脉。与“据北驭南”的蒙元不同，明代京都的物资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运河向北输送。尤其是北京营建期间，所需木料、砖瓦基本上都通过运河转输北上。京东张家湾由此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获得“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美称。通州附近设置的大量木厂、砖厂、粮仓，更是运河保障都城物资的直接体现。老北京因此常感叹说，明代北京城其实是“从运河上漂来的城市”。
在南北文化交流方面，明代运河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自元代以来，文人学士沿运河来往渐成惯例。作为南北两京的便捷联络线，明代运河在文化交流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北上参加科举的江南举子，以及南下任职的朝廷命官，多取道运河。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归有光乘船进京时，曾感慨“半天下之士在此矣”。明人通过运河往来南北，留下了大量人文交流的佳话。都城人士前赴通州码头送亲接友，更成为独特的人文风景，“柳荫龙舟”因此成为“通州八景”之一。明人陈师《潞河舟中作》诗称：“夹岸杨柳青可怜，出门仍是葛衣天。乡书不到东吴雁，客梦重寻潞水船。”诗中的潞河两岸杨柳垂青，一派江南文人聚咏作别的场景，形象表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成为明代定都北京在文化传承上的生动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