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黑夜与白夜，末日与狂欢
孟依依
诗人翟永明，1990年3月于成都。图/肖全
穿格子衬衫牛仔衣的男人在书店角落停下来，看着桌上刚合上的那本书说：“你在看翟永明？她好有名噻。”我于是把《翟永明诗集》递给他，他偶然翻到一首《绿房间》，手指在书页上滑动，用四川话几乎不出声地读：“面貌像天使 秃头 开始上场……父亲的表情很痛苦 我要离去……势不可挡 那时我是年轻的瀑布……”
诗集封面上铺满的是一幅翟永明肖像，眼睛黢黑，黑藻般的长发裹着脸庞，敏感、忧郁、充满怀疑，是画家何多苓1988年所画纸本铅笔画。那时诗人翟永明以《女人》《静安庄》两首长组诗“横空出世”（经过短暂的风花雪月式抒情诗阶段之后），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她的诗歌中充满“象征、意象、隐喻以及言说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乃至语言和诗意的歧义（多解）”，仿佛有神话之力。
诗人自我意识之强大，将凯撒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一笔带入《女人·荒屋》：我来了我靠近我侵入;反叛之鲜明，抛弃虚假的美的表象，在《静安庄》中表达不安与玄秘：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他们擅长微笑/他们有如此透明的凶器/燕子带着年复一年的怪味/落满正方形的院子，丁香就在门前喧嚷;自觉的女性视角以黑夜为外形，黑夜包含死亡，同时孕育黎明：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做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我目睹了世界/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
以至于读诗的男人读到最后，重复念着“我仍是不可挽回的瀑布，干着一如往昔的勾当……我仍是不可挽回的瀑布，干着一如往昔的勾当……”，皱起了眉头：“这两句话该怎幺理解呢？”
如果读那些诗，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女人——如她的诗人朋友何小竹所说——气场强大又神秘。
可因新诗集去采访她时却好像见到另一个翟永明，闲聊时问纸质杂志生存状况，转入新书的开场白则是坦白自己的马大哈性格，说直到诗集出版才发现一首《我是卡拉》在选诗时被遗落了。
“我是先在纸上写——我有一个笔记本，因为我比较马大哈，单页的写完就不知道扔哪去了，丢了，所以就写在一个笔记本上——然后输入到电脑的一个文件夹里，但是文件夹有点乱，有时候也找不着。”翟永明笑说，仍旧是黑亮的眼睛，黑藻般的长发扎起来，每次讲完都露出害羞的笑。
2022年3月出版的《全沉浸 末日 脚本》收录了她自2015年以来的56首短诗，列分四辑，从同名诗《全沉浸 末日 脚本》开始，到《久负盛名和小确幸》结束，包含了对技术与环境问题的担忧、对着迷多年的传统戏曲和现代戏剧的体验、对友人们的怀恋，以及疫情所感等等当下心境。
末日，生活的忧惧苦闷以及不确定性的一种具体称谓，在新世纪前它是一个梦境：“在梦中，我变成了一个飞行器。两个眼睛是飞行器的驾驶舱，我的身体是机身……我从天而降，落到一片草坪。这里正在举行‘世界末日’派对，它像是一个开幕式。红男绿女们身穿晚礼服，倚肩挽臂地在草地上徜徉。宴会开始了，原来，‘世界末日’是一道菜，被侍者盛在盘中，端了上来。他一边给客人舀菜，一边还问客人：‘你需不需要多一点？’”
然后是对无节制技术的警惕：小时候妈妈说夏天要到30度才能去游泳，所以翟永明一年也游不了几次，怎幺现在“海平面下降 正逼近我们/世界变暖 冰河时代/‘雪地球’来得很快”？人类是不是自取灭亡？
如今还有一种更具体的末日感。2020年初，翟永明结束法国的摄影展回来，疫情开始，小区严格限制出入，“一道门板在楼道上矗立/像树脂化石把我们包裹其中/像沉淀物 我们的身心缓缓沉到地底/仿佛回到白垩纪/再次与矿石为伴/内心充满水滴/在谣言中上升 在真相里下沉/幽闭在钢筋水泥器皿中/不易燃烧 只能被讯息不断抚摸/或被馏成杀毒灭菌的一点粉尘”。她的幽闭恐惧症开始出现。而她那间白夜酒吧经过24年险象丛生的经营，终于开出两家分店，刚完成了装修，如今只好顾客寥寥，“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钱，还有股东的钱。还有员工怎幺办？难道你就不要他们了吗？可是你自己又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这些使她精疲力尽，“在这种情况下，写作还是安慰，有点疗愈。”
诗歌中繁复的意象减少，语言变得直白，并且与现实更贴近。朋友们说翟永明变得更沉着和更有经验了，也有人不喜欢这些变化，当面指出想让她知道。“写作就是这样，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已经离开了当年的环境和氛围。”翟永明说，“如果我现在还在写80年代那种感受，我自己没有兴趣。就像一个人已经变老了，还在一天到晚想自己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想他年轻时的美貌，那就很可笑了。”
20世纪80年代，在大部分青年只能与父母同住的时候，翟永明在玉林片区有一间18平米的单位宿舍。那里地处成都的一环与二环之间，便利的区位吸引不少企业去建职工宿舍，翟永明所在的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也是其中之一，她的宿舍成了大家的聚集点。
朋友们都有那间宿舍的钥匙，后来门锁坏了，任何一把钥匙都可以打开它。翟永明有时候下班回到家，屋里已经坐满了人，等着她一起讨论创作。有些朋友诗歌写得没那幺好，大家不爱看，就买个西瓜说请大家吃西瓜，然后趁机拿出自己的诗稿读给大家听。
还有很多时候，他们常常约好时间带上抄写好的诗稿，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挤在床上和沙发上，互相交换诗稿，看完后有批评有赞美也有争论，不同流派的诗人混杂在一起，甚至还有攻讦。“言辞上怎幺说来痛快怎幺说，怎幺能够羞辱对方贬低对方就怎幺说，甚至后来言语上都分不出高下了，只有打一架。”何小竹当时属非非主义诗人，这个先锋流派要求着诗人们持续的专注与激情。现在他想起来，那种激情以及同时产生的反思，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他们的写作，以至于激情的消逝也使一批诗人停留在了1980年代。
而那间宿舍的主人，她在屋里来回走动，递烟让座，招呼大家喝茶。诗人唐丹鸿第一次见到她，发现“她的眼睛确实像两道伤口，她的乳房大得像涨满了乳汁，她的骨节粗大的手脚与马蹄可以相互嬗变……我缩在屋角的板凳上，处于像看见眼皮内膜上游移的彩斑和金星的精神状态，只感到我之外的高大、温和与芳香”。两年后何小竹在抚琴小区的家里看到她，“穿着一套有点波西米亚风格的裙装，漆黑的披肩长发，漆黑的眼眸，浓浓的眉毛和丰满的嘴唇。说话声音不大，说完一句话便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墙上挂了一件彝族的擦尔瓦（一种羊毛披毡），墙下的木柜上也摆放着几个彝族的漆器（木碗、木酒壶、木酒杯和木汤勺）。翟永明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跟在画上一样。”男人们如何惊叹她的漂亮，女人们就如何依恋她。
还有很长时间她要去医院照顾生病的母亲，夜晚听到隔壁房间的死亡，或者反复失眠，这成了她诗歌中黑夜的来源。那时候她已经历过发育迅速的青春期、自愿选择的上山下乡，毕业后分配至西物所，在压抑的国有单位、家庭氛围和流动的诗人交游中进入了写作的兴奋期，有着对诗歌迷乱的狂热，非组诗不足以淋漓地表达内心，并且“始终在为自己构筑一个逃避现实的完美的海市蜃楼，那就是当我写作这些组诗时，我会集中一段时间和精力，与世隔绝，与诗独处，它使我感到我正进入一个非理性的完美世界，有时有些失控，但却非如此不可”。
回头翻看翟永明的照片或影像，那时候她总在大笑，狡黠，明朗。可是何多苓的《小翟》与《窗前的女人》中，翟永明则托腮或抱胸，迷茫，固执。两个都是她。她写作，就好像唐丹鸿拍摄纪录片——“她说，‘拍片像一个代肺。’她通过镜头和剪辑机这两片肺叶，交替着洗滤痛苦，自由自在地呼吸。”写诗也是代肺。
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城里呼啸而过，到各个学校举办诗歌朗诵会。翟永明害怕当众谈话，总不上台，但很爱听朋友们用四川话或者糟糕的普通话朗诵诗歌，“那是一个严肃的时代，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一副虔诚的表情。”
“那时中国的诗集出版是让外国诗人都很羡慕的，可以印几千册，甚至还有上万册，它几乎是不正常的。”何小竹说。
文化开放，诗歌流派四起，既是对西方的模仿，也是对既往的反叛。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他们”诗群……翟永明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同时与所有人交游，她认为好的诗是各异的。西昌的吉木狼格，重庆的柏桦、张枣常常坐火车来成都，和大家吃顿饭聊文学创作。好像鱼群入海，唯一可做的就是用尽全力游动。
1990年代末期，还在北大读博的青年诗人周瓒结识翟永明，第三代诗人进入“中年写作”时期，诗歌气氛仍然活跃：“诗歌的未来发展，我好像没有操过这份心，虽然我写诗，也研究诗歌。或许你这个问题可以换个角度，比如说，觉得当时的诗歌气氛怎幺样？现在跟那时比起来，又如何了？当时的我不过三十出头，大概还带着年轻人的乐观与盲目，觉得不管未来怎样，这个未来也是得靠自己去创造的，只要自己多一些行动，那未来就会好起来的。然而，这些行动只是为了自己的诗写得更好，也许还期待读到别人写的好诗。”
1980年代结束后她与何多苓前往美国，那之后的两年因为内心不稳定和异文化下的母语放逐状态，翟永明几乎没有写诗。她到处旅行、去流水线上看工人缝衣服、给朋友写信，或者在曼哈顿游荡。她就在曼哈顿的一家书摊上发现了弗里达·卡洛，封面上铺满的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野性的眉毛，挑衅似的眼光”，那本画集几乎收纳了墨西哥女性画家弗里达的一生，翟永明读不懂文字，只是看到了那些画，《我的妈妈和我》《我的出生》《剪掉头发的自画像》……
“我们那时候的艺术熏陶里——那时候还没有艺术教育，只是自己看一些杂志——没有这种强烈表达自我的作品，我们看到的都是毕加索之类，对政治对世界的表达，而不是非常强烈地集中在个人身上，所以当时（弗里达）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她感到一种电击般的喜悦，以及隐秘的血缘般的联结。弗里达因小儿麻痹和19岁时的一场车祸而长期与痛苦为伴，占据了她作品一半以上的是支离破碎的自画像。这其中是强烈的自觉的女性意识。
朱成与何多苓。图/白夜提供
诗歌是翟永明的自画像，在《女人》的序言《黑夜的意识》中她写过：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
“在黑暗中 我的腿脚伸出/与卡洛跳舞/‘女人们：来，去/蜡烛般烧毁自己的本性’”。翟永明后来写出《剪刀手的对话——献给弗里达·卡洛》，拍出组图《我们都是弗里达》。以弗里达为符号，女性视角贯穿翟永明的创作，她写自己，写可爱的女友们，摆脱男性视角重新打量历史中的女性角色：孟姜女、虞姬、鱼玄机，“她们的目光有时割破空气/有时又穿过那些光亮/繁衍自己的同类/连同她们自己内心的颜色”，怜惜或赞叹。
起初，她会因为被称为“女诗人”而不适，被划分为“女性诗歌”而不满——“事实上，仍然存在着一种对女作者居高临下的宽宏大量和实际上的轻视态度，尽管现在有时是以对‘女性诗歌’报以赞赏的形式出现”——她期望女性文学能够脱离社会和政治范畴而进入“更加技术性的写作”。
但是很快她发现，“强调无性别/超性别写作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有女人这个身份却想要抹杀自己的身份，那仍然在男性的话语里承认了自己低人一等。”所以翟永明不再讳言她是女诗人的身份，“我不再局限于身份，而是关心性别在不同历史和不同的生命状态下的真实，以及它给写作带来的美学意义。”
周瓒与翟永明在24年前共同创办了女性诗歌杂志《翼》，它试图为女性提供“实现她们的写作理想和解除写作中的困惑过程里的一种意识支点”，她们与几位编辑自己设计、翻译、撰稿约稿，自费印刷。迄今为止，不定期出版的《翼》共发表过一百多位女诗人的作品。
后来周瓒从北大毕业，写诗、写诗歌批评、做戏剧，如果说《翼》作为一种非实体的空间为曾进入这里面的人带来了什幺，也许是同伴之力，是“不断的文化反思中的写作实践，是拆解中的建构，悖论中的自由探索，保持警觉地从容前行”，“任何一位诗人都受惠于他/她的同时代人。”
“我觉得现在性别讨论到了很糟糕的状态，变成一种二元对立。”到如今翟永明反倒有些不乐观，“一说女权男的就很反感，变成一种无意义的对抗，一场吵架。不是理性地讨论我们到底在干什幺。我们在什幺基础上谈女性主义，或者在什幺样的意义上讨论女性主义。你骂我女权，我骂你渣男，真的就很难说是进步，甚至可能觉得它就是一种退化。”
“现在是躺平模式。”周瓒在回复里告诉我《翼》的近况。我又提到在白夜偶然看到保存了一整列纸质版《翼》，封面是将汉字“翼”的每一笔每一划都拆开又重组，让人印象深刻。“经你这幺一提，我不禁想象了以下场景：把羽毛一根根从翅膀上拔下来，然后等着她长出新的羽毛;或者按照别的样式重新插回去，成为一副新模样的翅膀。”周瓒也想起来，“额，这个想象有点血腥和残忍啊。”
诗人需要找到一种活法，有时候是图书馆，有时候是神秘主义，还有时候是一间酒吧。白夜是翟永明的活法。
“我觉得翟姐很神奇，她其实并不完全擅长做酒吧这个事，说实话。”何小竹笑起来，“但是这幺多年她把它做下来了，我觉得也算是个奇迹。”
1998年，翟永明拉高中同学戴红入伙，在玉林西路开了一间叫白夜的酒吧。白夜是大家的白夜，是60平米的客厅，翟永明那间单位宿舍的变体。
取名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夜》和电影《白夜逃亡》，又由两名女性经营，设计师朋友刘家琨便以明亮的白色为基调，中心立一张带曲线的黄色吧台，巨大的玻璃窗罩住整个空间，离地几尺，颇像舞台。夜晚舞台底部散发蓝色冷光，又像天外来物。
“白夜和翟永明这个人挺像的。”诗人韩东这样说过，“又很洋气，又很朴素。小翟好像还特别喜欢跳舞，喝得醉眼朦胧的容光焕发的，我看着高兴，但我是从来没跳过。淫乱到跳舞为止，诗歌到语言为止。”
诗娃子们去了要上一打或半打酒，喝多了就唱歌;画家们去了点一小瓶啤酒，理智地坐上一晚。翟永明几乎每天晚上都待在白夜，和朋友们待在一起。诗人马松喝得最多，喝多了抱着吧台边的柱子不撒手。作家洁尘不喝酒但爱跳舞，人再多也高喊她：“翟姐，我们跳舞嘛！”雕塑家朱成年纪最大，也爱跳舞，“不是为了表现我能够跳舞，是表现我还在，还能够跳，还能够动，还在快活地生存。”
60平米实在太小，朋友却越来越多，吧台一退再退，最后蜷缩到角落的三平米里。但还是不够，常常只能把桌子搬到院坝里摆成长龙似的流水席，闹得太晚，楼上居民还扔下来过一只花盆。
开酒吧前的翟永明因为害羞无法当众发言，一次在诗歌活动中她被推上台，一句话没讲就跑走了。但她为白夜制定过许多雄心勃勃的计划，新书发布会、诗歌朗诵会、艺术家对谈、影音周——正是它们使这间酒吧孕育了文人气息——大部分时候她就让何小竹或其他人来主持，一直到2001年，她和乌青、何小竹要办白夜影音周，开幕前一天，乌青临时有事离开成都，何小竹重感冒，翟永明迫不得已上了台，才慢慢练就了一些主持的本领。
2005年7月，翟永明有机会与成都双年展合作诗歌节，她于是四处奔走，想做一场把诗与戏剧、装置艺术结合起来的诗歌节。她邀请了国内外许多诗人，几次寻找展览场地，修改方案，与行政机构打交道，经过将近半年时间的筹备，却在举办前一天因故取消。最后诗歌节挪到白夜，名为“白夜诗会”。大家肩膀挨着肩膀，呼出的热气几乎要喷到彼此脸上。平时不怎幺打理的白夜那天玻璃擦得特别干净，冰箱也擦得特别干净。各种语言、神态念出不同的诗歌，最后翟永明在昏暗的烛光里朗诵了她的《终于使我周转不灵》：“我的灵魂比我的舌头/跑得快 我的手/比我的心……敏感善变/好端端的一整天/你谋杀了我的嗓子/从温柔的资讯 到沙哑的排练/你终于使我周转不灵……”
“其实翟姐是一个急躁的人，会着急会焦虑，我们就说她是金牛座，但她也会一以贯之，哪怕一边做一边发脾气发牢骚，她还是会把它做完。”何小竹翻出一篇《非虚构文本中的翟永明》，那里面有这样一句：“大凡认真而又有些天真的人，都容易急躁。”
后来附近酒吧开始多起来，白夜的生意变差，有时候一整个晚上只来零星熟人进店坐会儿，生出一些散场后的寂寥。周围酒吧都找了女孩们站在门口招揽生意，朋友们就开玩笑说，翟姐你也需要几个“行政助理”（对女服务员的戏称）。翟永明不屑——凭什幺你们男人喝酒就要女人来陪啊。
在白夜几乎要关门的时候，戴红曾劝翟永明把它转卖掉，但翟永明靠写电视剧和专栏把白夜支撑下来。
2008年，为了有更大的场地举办活动，宽窄巷子的新白夜开张，从此以熟人为主的沙龙转向更大众的文艺活动，日常经营与活动策划分离，翟永明也不必再经手每一件事情。2013年，老白夜因店租到期而不得不关门，少了一间会客厅，也少了一个落脚处。2021年，更新更别致的两层楼的白夜花神诗空间在芳草街落地，完全转向公共空间。
30年前翟永明决定从美国回来时大概就意识到，一个人的一生会有很多寻找，而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只有一两次发现、选择和放弃。
白夜一定是其中带来最深刻与恒久变化的一次选择，刘家琨在《翟永明和她的白夜酒吧》里写到了翟永明的变化：“现实感的获得——亦即明白想做的事和不得不做的事之间的区别。学会判别不容置疑，直接就是的价值，体谅忙人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和闲人生活中不可承受之轻，抛开以艺术才能论高下的评判标准，以平常心宽容地对待平凡事物，发现凡夫俗子的优点……所有这些，合成一股练达和清醒的气度，开始显现出来，紧张而峥嵘的拳头松开来变成柔和的手，接受更多的东西，也被更多的东西所接受。”
在白夜，灵魂们相互激荡：诗歌带有电影画面和戏剧场景，绘画有了诗歌意象，电影以绘画构图为经验，建筑显露出诗的韵律，由此构筑起一些审美共识，像一块琥珀。白夜的生日与何小竹是同一天，之前从不过生日的他在那里过了十多年生日，第二天又是何多苓生日，他们会在零点碰一下酒杯，“我就把生日交给他。”
临近五一节，宽窄巷子新白夜的前半间茶室开着，年轻茂盛的两棵枇杷树直直站在院子里，穿过自己的荫翳指向天空，盖叶使白夜整个院子暑气不到，雨水不侵。散落着三桌茶客在杂谈凶杀案、大学教育、自驾游。后半间的酒吧里，两面墙壁显出常年使用而自然生发的陈旧，一侧是诗人手稿，另一侧是电影海报，吧台上的酒瓶服帖地排排站立，桌椅整齐。
成都的热闹景点之一宽窄巷子因为疫情游客寥寥，店面租金反倒涨了三分之一。再这样下去怕要负债，翟永明决定清算关张。
再拐到玉林西路转角处的老白夜，晚上7点，店里只坐着两位店员，隔着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与玉林西路相互张望。店员热情给人介绍这里1998年开业，中途离开了八年（白夜之后这里一度变成服装店），2021年9月重新回来。重新装修的白夜保留了原先的蛋黄色长酒桌，但是两面满墙的书架不见了——一面挂了何多苓与艾轩合作的《第三代》油画布艺术微喷，穿红色外套的翟永明站在最中间;另一面变成投影墙，循环播放着老白夜的照片，作家、艺术家、“酒家”，“集体已不复存在，集体照却以一个完美的形式存在。”
如今除了见朋友，翟永明也很少去白夜，不想动了。
5月8日下午，一再推迟的作家郭彦新书分享会终于在白夜花神诗空间举行，翟永明做主持，何多苓、刘家琨和几位老友难得一同过来。人人手中拿着一本厚书，《中国盒子——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空间》。盒子，一种构造空间，大至天地、疆域边界、族群、政治空间，小到父母、同乡、个人内心，一种覆盖文人的物质或精神的空间。像何多苓所说，盒子是一种隐喻。
“它（历史）作为我们的一种参照，今天我们的盒子又不一样了，更多更大更复杂，也可能更小更逼仄。”翟永明说。几天前采访中我们还调侃。“难道诗歌还能养活一个人吗？”她问，“80年代的时候真的能够养活，我在人民文学发表《静安庄》的时候，当时480块钱，我印象特别深，480块钱，半年的工资，但是问题在于后来稿费没涨，其他都哗啦啦涨上去。现在稿费多少钱？”
白夜花神诗空间。图/任督
“千字七八百吧。”
我们俩都撇撇嘴。
不过5月8日那天白夜的新空间一反常态地热闹了一整天。新书分享会结束，大家三三两两离开，各点一杯酒，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挪到院子里坐下继续聊得兴致勃勃。
这是白夜花神诗空间第一次办周年活动，马上又是何多苓生日，朋友们、学生们都过来了。两朵鲜红的玫瑰花装置罩在二楼巨大、透明的落地窗里，有种间离于日常生活的美丽。院子里有人唱歌，有人跳舞，附近警察因为接到居民反映扰民来了一次。
10点半大家陆续挪进室内，11点蛋糕端进去，生日歌循环播放着。何多苓有些醉意，搂着朱成摇摇摆摆大声唱歌。
而翟永明拿着切好的蛋糕分给大家，在人群里穿梭。三十多年来，这位沙龙女主人从那间18平米的宿舍到60平米的老白夜，到600平米的宽窄巷子院落，再到两层楼的花神诗空间，多年如一日地在人群中穿梭。
周瓒想起一件事情。2015年，翟永明60岁，11月在北京，周瓒陪她一起去更新驾照，因为时间紧迫，周瓒看到一个绿色窗口，标有专为老年人服务之类的字样，她犹豫着要不要告诉翟永明。“她很理解地对我讲起她对年龄的敏感，说她60岁左右的时候，对年老的感觉不好，总怕暴露自己的年龄，但现在她不介意了。说实话，翟姐一直是我（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心中的不老女神哈，她在车管所大厅内大步流星地从一个窗口跑到另一个窗口，我在后面都追不上她。”
“年轻的时候从西物所辞职就是觉得我这辈子活在世界上，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翟永明说，“写作中是一种寻找，我想要有突破，想要有新的东西。在这个过程里，我自己会有一些新鲜的感受，体会一些更深的东西，跟现实发生同步探索。我觉得至少我是在往前走，对过去的东西有所清理。它不一定更好，不一定，但至少是不一样的而非重复的东西。这是我写作的一个动力。”
那幺诗歌呢？“它是一种自然状态，它始终伴随我。”翟永明好像自我确认，“对，我觉得用‘伴随’这两个字可能比较准确。”
过了零点，成都开始下夜雨，一些人离开白夜，一些人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