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那边的小学

    聂阳欣

    

    4月份，十几处雪崩让折拉山道堆积起三四米的雪墙，挖掘机在道路中间开出一条路

    一栋教学楼，一栋学生宿舍，一排教师宿舍，几间杂物间，一个升旗杆，组成了古拉乡中心小学。学校规模不大，这个学年有201名学生，分为7个班级，除了三年级多出一个班级外，其他年级各1个班级，而老师有17名。

    在这里工作生活是一件很仰赖经验的事。古拉乡是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最偏远的乡镇之一，从察隅县域出发，去古拉乡全程有一百多公里山路，先要经过一段铺满碎石子的丙察察公路，再翻过一座名为“折拉山”、海拔近4800米的雪山，历时至少三个半小时才能到达。

    网购平均半个月才会送达县里，再由自己或委托邮政车送到乡镇。有经验的老师们会在每年开学前半个月网购一学期要用的生活用品和零食，寄存在县里常住的旅馆里，等到开学进乡时顺路带进去。

    学校附近只有两家小超市，陈列着少有人听说过的日用品品牌，以及保质期成谜的食品。教务主任段勇祥买到过不出泡的洗洁精，支教大学生陈海宁买到过发臭的卤蛋，只有酒是为数不多的正常商品，因为乡里的男人们都爱酒。

    因为路途遥远，学期中段老师们很少上来县里，除了在学校教课，就在宿舍休息。学校为每个老师配备了一室一厅的宿舍，宿舍楼是一排3层小楼，在教学楼旁边，步行两分钟可到。不足之处是，一楼总是有老鼠出没，支教教师李梦真有一天半夜被窸窸窣窣的声音吓醒，发现屋内窜出一只大老鼠，教师陈琴掀起沙发帮她抓捕，末了，经验丰富地将一个红酒瓶倒插进厕所的下水道口，平息了那天晚上的鼠患。

    而在三楼，冬天的水管时常罢工导致停水，陈海宁总结出了自己的生存经验，他用十几个大矿泉水瓶储满了水，以备不时之需。

    2022年1月，陈海宁支教结束，他对下一任支教的大学生小林传授经验：每年10月份到次年4月份是折拉山的雪季，经常会有雪崩导致封路、断电断网，不过没关系，通常两三天就好了。

    小林发现陈海宁欺骗了她，从3月到4月，古拉乡被大雪封路了一个多月，且没网没电。每天，只有早晨和中午给学生蒸饭的十几分钟里，学校会打开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机，老师们会抓紧时间在这期间烧好两壶饮用水，给手机充充电。

    古拉乡偏僻，本就很难买到新鲜食材，封路后更没有了。清明节前，学生食堂存粮告急，学校赶紧给学生放了假。放到第八天，还是没有通路的迹象，学校党支部书记高波怕耽误课时，又让学生回校。高波带着老师一起去村里收购蔬菜，村民们很支持学校，有的人家里只种了约10平方蒜苗，把能拔下的都送给了他们。

    

    陈琴热爱运动，是一个笑着进古拉乡的老师

    二十余人的教工小食堂没有选择，每天的食单都是海带、木耳、干豆皮、干香菇和午餐肉罐头，有的老师实在受不了，只能去超市碰运气买没过期的泡面加餐。

    古拉乡断网了，小学升学考试报名的工作只能通过网络进行。为了让学生报上名，陈琴带着另外几名女教师爬乡里的雪山，连上了隔壁昌都市左贡县的信号，山脚下是奔腾不息的怒江。有一个老师爬山的过程中出现轻微高反，高波听说后很担心，急着脸问她们：“你们是想要命还是想要网？”

    翻山找网的那天，小惠老师已经二十多天没和家里联系，她趁着上传学生资料的间隙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听到我妈的声音，我就哭了，我妈也哭了，那一刻我特别心酸。”

    直到4月下旬，在铲车一寸一寸推进后，道路间或能通行了。如果途中遇上小雪崩，可以用铲子挖开，遇上大雪崩，只能打电话让交通局出动挖掘机。一名老师需要去拉萨参加考试，先行出乡。过了几天，段勇祥也出来了，他的脊椎疼了二十多天，每天晚上靠止疼药睡觉，实在撑不住了，出来就医。

    “在乡里不敢生病。”段勇祥说，乡镇卫生所只能买到少数药品，每学期开学段勇祥会为学生准备好一批常见的感冒药、肠胃药，县里的医疗条件也有限，很多病都要坐上十几个小时车去林芝市治疗。段勇祥三年前感冒过一次，在学校没有及时就医，拖了三个月发展成肺炎，他的手臂自打来乡里后就有过敏性皮炎，但乡镇和县城的医生都看不出原因。一次回老家，医生才告诉他是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下导致的，给他推荐了有效的药膏。

    段勇祥生于1993年，2018年本科毕业时报考林芝的教师编制，分配到古拉乡小学。包括古拉乡的小学在内，察隅县的三乡三镇共有6所小学，除了地理上属于竹瓦根镇的察隅县完全小学在县城内，其他5所小学，距离县城远近不同，条件好坏不一。“当时分配结果出来后，另一个分到古拉乡的同学给我打电话大哭了一场。”段勇祥回忆，“我们俩还是去了，但也有一两个人放弃。”

    而在江措看来，现在古拉乡小学的环境称得上很好，以前学校仅有几间木头房。23年前，他是第一届被招进古拉乡小学的师范毕业生。他的老家在察隅县上察隅镇，1999年毕业分配时原本该去邻近的波密县，但他听说察隅县最艰苦的两个乡——古拉乡和察瓦龙乡——缺教师，主动来到古拉乡。

    那是依靠马匹和人力的年代，第一次开学进乡，江措和另外两个老师雇了一批马帮，从察隅县驮运教材、作业本、路上的干粮和一整个学期的食材。他们另外雇了几匹骑行的马，但骑的时候感觉马匹瘦弱，他们不忍心，又下马步行。折拉山顶的雪终年不化，有经验的赶马人带着他们走，会在折拉山脚下歇一晚，第二天早晨四五点开始赶路，晚上8点天黑前能翻过雪山。他们决不会在雪山顶上过夜，低温和高反轻易会带走人的生命。

    在野外露宿时，他们会生一团火，野兽就不会来侵扰。最难受的是下雨天，江措说：“搭着遮雨棚，在底下睡觉，早上醒来被子还是会湿。”夜晚睡觉，马是不拴的，要放它们去吃草，有时早上醒来，马不知去了哪里，还得花费半天时间找马。

    江措和两个新老师刚去学校时，有15名学生，学校原有一名代课老师、一名即将退休的老教师。老教师很快就离开了，剩下4名老师要面对六个年级和近十门课程，不管师范专业学的是什幺，在这里，语数藏外音体美，什幺课都得上。一个教室往往混合着两个年级，同一堂课上，江措教完三年级的语文课，布置好作业，转头去教室另一边教四年级数学课。音体美等课程，江措虽然不专业，但也尽力去教，为了上音乐课，他自学了吉他，为了上体育课，他和其他老师拉来木材，动手做篮球架。

    学校从那时起就是寄宿制，周一至周五学生住校，吃喝拉撒都需要老师负责。做饭没有专门的厨师，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做。晚上住宿时，老师睡自己钉的木床，学生打地铺。有些学生生活上不会照料自己，江措要教他们怎幺洗漱、洗衣服。

    “感觉成了他们的朋友和父母一样。”虽然那时江措还没有结婚，“我学会了当保姆，学会了当父母，学会了做饭，学会了木工、泥瓦工、水电工。”

    

    江措，1999年至2002年在古拉乡小学任教，是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师

    江措在古拉乡的年代，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学生留住，因为辍学率实在太高了，学生结构往往呈金字塔状，越到高年级，学生越少。“一二年级的时候，孩子还小，放到学校里，孩子慢慢长大，变成劳动力了，就接回家。”每到周末，江措就去家访，给家长做思想工作，又去周边有适龄儿童的村民家走访，劝说他们把孩子送进学校。

    江措会给家长们普及“三包”政策，告诉他们孩子读书不仅免费，而且有补助，提升学校的吸引力。“三包”是西藏一项自1985年实施的教育补助政策，在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实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

    慢慢地，每个学期能新来十几名学生，三年后江措离开时，学生已经有七八十名了。

    到了段勇祥进学校时，九年义务教育制普及全乡，不存在劝学的难题，成绩变成了重点，而古拉乡小学的成绩处于全县中下游。“低分太多了，如果考得差了，班上一个60分以上都没有，二十多分的学生一堆，平均分在三四十左右，这还是近几年成绩提高的结果，再往前推，有过十几分的平均分。”

    段勇祥觉得原因首先有地理环境的闭塞，学生见识少，很多课本上提到的东西他们都没有概念，“比如我在二年级讲黄瓜长多少厘米，孩子们连黄瓜都不认识，没有实物概念，怎幺去学？讲圆明园的毁灭，你根本没法跟他描述那是什幺东西。”

    语言也是一个大麻烦。学生从小说家乡的方言，上幼儿园才开始接触汉语，而汉族老师不懂藏语，师生只能用简单的语言交流。“等他能够听懂你的话的时候，一年两年就过去了，有的可能一直都听不懂，我现在教三年级，有的小孩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一直不识字，”段勇祥感觉自己的认知底线一再被挑战，“你很想帮助他，放慢节奏去适应他，但是教学进度在这儿，你能因为一些学生去耽误其他学生吗？”

    在西藏，孩子们还有机会考“内地西藏班”。每年有少数的名额能让在选拔考试中优胜的学生去内地读书，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但竞争非常激烈，古拉乡小学直至2016年才出了第一个考上的学生。

    陈琴主要教语文课，为这个学生做过很多辅导，她也曾带出过班级平均分全县第二的成绩。她喜欢运动，打拳击、跳有氧操、跑步、山地徒步，几乎是拿出体育训练中日复一日的坚持和规范来指导学生学习。每天6点钟起床，陪学生一起写作业，做大量练习。“如果只追求提分，是很容易的，基础题多听写、做句子练习，阅读题做方法归类，作文题分六大类，给范文供参考。”

    陈琴无暇顾及那些来交流的大城市老师们所说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对于这里的学生而言，取得更好的成绩、走出去是更重要的。无论能不能向上读高中、甚至考去内地，掌握了汉语后他们至少可以去全国各地打工，而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生困在山里。

    为了提高学生成绩，这所乡镇小学的老师们也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每学期县教育局下乡听课、点评，每次考试后成绩评比、排名。从早晨到晚自习结束，老师们有12个小时以上在工作。

    但如果让段勇祥选择，比起大城市，他还是更想待在古拉乡。2018至2019学年，段勇祥通过援藏教育项目去深圳的小学交流学习，“深圳和古拉，难的不是一回事儿。在深圳讲课不是最难的，（那时候）小孩们可以补课，有家长教，老师费心的不是教，而是管理学生。但我不敢管，我翻看深圳一个二年级的小孩的作业，他不让看，说侵犯隐私权，中午看小孩吃饭，说句重话都不行，家长会举报投诉。”

    “这里的孩子至少很乖。”

    乖巧、热情、有礼貌，这是所有来古拉乡支教的老师们对学生的感受。深圳大学学生陈海宁和深圳市在岗教师李梦真同于2021年8月通过援藏项目来到古拉乡支教，他们觉得在这里幸福感和获得感很强，李梦真说：“你能感觉到学生对你的毫无保留的爱。”

    在生活上，陈海宁会给学生洗衣服、洗头，带男生们一起泡野温泉，李梦真会主动照顾周末留在学校的女生。他们俩很受学生欢迎，每次走进教学楼前的空地，学生都围上来缠着他们一起玩。

    但李梦真久而久之发现，“学生下课跟你玩得很好，上课还是会开小差。他不是淘气，可能是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幺。他做不到把对你的喜欢迁移到对学习的喜欢上，但他喜欢你真的能给予你很珍贵的情感。”

    陈海宁学的是体育专业，到了缺教师的古拉乡小学，他兼任四五年级的体育老师，还负责四年级的语文、英语和信息技术课程。上第一节英语课时，他测试了一下学生的水平，发现全班只有一半学生会念26个字母，准确地说是唱字母歌，直接念没人能背出来。陈海宁每天花费很多时间备课，想按照学生的水平而不是课本难度来教学。

    

    李梦真给次仁美其洗头发，古拉乡小学的老师经常在生活上照顾年纪小的学生

    

    胡家祥，2017年至2021年担任古拉乡小学党支部书记，他在任时期，古拉乡小学收到了很多捐助

    李梦真教授语文，学生日常交流起来没问题，平日里也能完成作业，直到月考后她才崩溃：一些平时很乖的孩子，写起作文来直接把题目抄了一遍，“你就知道他们是真的不懂。”来古拉乡前，她精心备了很多课程，但现在她知道，更重要的是在下课后花费漫长的时间帮学生一点一点“抠”字词。

    “现在想起来有一些愧疚的是，我跟我教其他科目的学生关系更好，跟带语文的班级其实不那幺亲密。”李梦真说，“我上了一学期课，都没能摆脱焦虑。”

    李梦真后来想，支教老师来这儿到底要不要抓成绩？她的姑姑认为成绩不是重点，“本地的老师一直在这里工作，有成绩压力，但你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最重要的任务其实不是把他们的分数抓上去，是给他们带来外面的世界。”李梦真觉得有道理，“所有的时间用来提高5分，不如匀出一部分时间看世界，将来他们还是要融入社会的，将来西藏跟内地的交流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陈海宁也会经常放西藏和深圳的视频给学生们看，班上最聪明的学生白马四郎总是有很多问题，“为什幺会有地球？”“天为什幺是蓝的？”“西藏海拔为什幺这幺高？”“深圳为什幺这幺多高楼，楼里的灯光这幺亮？”问起梦想，学生们也回答得兴高采烈：想当医生、老师、解放军、歌手……

    开阔眼界、带来更多元的教学方式，这是支教老师选拔的初衷，然而，这与学校的期待有出入。以古拉乡小学为例，这里连语文、数学等主要科目的老师都很紧缺，每一年选拔而来的援藏大学生却通常是音乐、体育、美术专业的学生。而每年援藏的在岗教师科目不一，排课时只能让学校原本的老师做调整。

    古拉乡小学前一任书记胡家祥认为支教最大的问题是时间太短、流动性大，反而打乱了学生的学习节奏，“学生之前接受的是传统的教学方式，支教老师给学生带来了新鲜感，学生即使很喜欢新模式，但是一学期过后，又要回归到原来的模式，中间有一个落差，这样学生的成绩也会有一个落差。”

    2022年上半学年，因为喜爱古拉乡的学生们，李梦真申请再支教一个学期，不过这一次，她和其他两位援藏老师没有去小学，而是统一分配至县教育局教研室，轮流去县里各所小学上示范课。

    虽然没有向教育局问过原因，但胡家祥觉得这样的安排更理想，“之前援藏老师进驻到每个学校，我感觉效果不是很大。其实我觉得援藏老师来，不应该是帮助学生，而应该帮助老师，帮助学生只能影响这一届，帮助老师，驱动才长久。”

    像古拉乡这样偏远乡镇的小学一直备受重视，如果以十年为计量单位，你能很清晰地感受到古拉乡小学的变化：三十年前，“三包”政策开始实行，义务教育逐步普及;二十年前，古拉乡小学开始能分配到师范出身的教师;十年前，学校的建筑面貌开始翻新;近十年来修通了公路，现在的政策更多考虑的是细节上的完善。

    

    

    

    古拉乡小学的学生们在上课、跳皮筋、与陈海宁视频通话

    2022年，察隅县教育局还在不断地制定新的举措，为了让老师更愿意长久留在乡镇，教育局提议设立了“园丁奖”，在乡镇小学待满一定年份能获得一笔奖金，年份越久，奖金越高;为了解决教工食堂厨师难招的问题，提高了厨师的工资待遇。

    除此以外，针对乡镇小学进行捐助和帮扶的社会力量也有很多。胡家祥在2017至2021年担任古拉乡小学书记时，曾多次为学生们争取到物资捐赠，包括衣服、帽子、文具、体育用品。

    最初想到向外界寻求帮助，是因为胡家祥发现一个学生穿着尺寸不合的鞋子，“胖胖的脚丫紧紧地塞进尺码偏小的鞋子里，脚压得变形了，也没有穿袜子。”他当时给了学生100块钱，让他去买新的鞋袜。仔细观察后发现，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他意识到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支撑的。

    通过熟人介绍，胡家祥认识了一位想要私人捐助的老师，主动给对方发短信，介绍学校和学生的情况，说明需求，后来这位捐助者为每个孩子捐赠了一套衣服、两双鞋袜。从此以后，胡家祥特别留意公益信息。有时候，捐助人会在几所乡镇小学中进行选择，胡家祥会更积极地去争取。

    胡家祥说，“有的老师可能会觉得有点丢人，是在向别人要东西，但是我觉得为了孩子们争取，没什幺丢人的。”

    看到学生们收到捐赠物资，李梦真为他们感到高兴，同时又有些心酸。她教授的三年级班有一位女生叫次仁美其，活泼可爱，有一双黑亮的眼睛。去年刚入冬时，李梦真看见美其还穿着薄薄的单衣单鞋，一问才知，美其没有冬天的衣服，再问她的家境，发现是一位母亲和四个女儿组成的单亲家庭。李梦真把美其的事情讲给朋友听，朋友给美其寄来了冬衣和雪地靴，收到后，美其对着手机认真说：“姐姐，谢谢你，扎西德勒。”

    “她一副懂事的神情，走着熟练的流程，和平时的精灵古怪很不同，可是，我宁愿她永远天真烂漫。我们的帮助，并不是为了让小朋友像个大人一样感恩。”那天，李梦真让美其说自己想说的话，美其笑开了，做了几个表达爱心的动作。

    后来有一次，李梦真、陈海宁和陈琴一起送美其和她的姐姐回家，她们家住在古拉乡海拔最高的村庄。考虑到有美其这样家住得远的孩子，古拉乡小学每个星期五中午就放学，美其从学校走回家，需要从中午走到天黑。

    走山路上坡时，李梦真累到精疲力竭，两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子脚步却还很轻快，她们说一年级时也走不习惯，每次回家路上都要哭。李梦真问：“什幺时候走习惯的？”她们回答：“三年级。”

    美其家的房子是政府扶持建造的，家里有冰柜和电视，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时政府发放的。厨房没有燃气，做饭靠烧柴，家里房间不够，美其和姐姐就睡客厅的沙发上。美其的妈妈今年48岁，却苍老得像一位老妇。

    那天，李梦真还去拜访了几个学生的家庭，发现他们的父辈都不会说汉语，也没有优生优育的观念，“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求成绩是很难的，但不要求成绩，他们势必上不了高中。初中毕业后，他们就会去种地、去放牧、去做小生意。”

    由于语言不通，汉族老师们和家长沟通时，往往需要藏族老师来翻译，彼此之间沟通很困难。大多数家长并不在乎小孩的成绩，甚至有的家长在老师反映学生问题时表态“大不了不去上学了”，一下子堵住了老师的话头，而学校最不希望看到学生辍学。

    现任古拉乡书记高波觉得教育最大的难题就在于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要改变一个人，就要给他一定的动力，但是我们现在找不到动力的源泉。”

    “在内地，以前农村收入很单一，尤其是我的老家陕西，面朝黄土背朝天，收入就在地里边。土地的收入太低了，一年下来一亩地的玉米，收入才千把块。大家都会想离开土地，去城市打工，打工需要文凭，进而重视读书。”高波说，“这边呢？现在5月份是虫草季，紧接着是挖贝母的季节，挖完后松茸也可以采摘了，都是自然的馈赠。收购虫草的老板堵在下山的必经之路，第一手收购价也在一斤百元以上。家长觉得成绩不好没什幺，可以回家放牧、挖虫草。”

    胡家祥在古拉乡时，每学期和老师们一起带着礼品去家访，会拿当地人给家长举例，例如，“你看有的老板文化程度不高，他身边得带个人，带的人都是要会写字的，只有会写字，老板生意才做得好。”有时候拿老师们作比较，“摘一季虫草的钱虽然比我们几个月工资还高，但虫草总有收成不好的年份，而我们的工资每年都有，即使是生病和退休也有保障。”通过这些交流，胡家祥试图让家长更关注教育。

    2021年来到察隅县教育局任副局长的深圳援藏干部杨帆则希望调动学生的动力，“他们没有走出去看过，没有感受过世界的丰富，所以没有学习的动力，那我们就带他去看。”

    深圳市第九批援藏工作组连续三年开展了察隅师生去深圳研学的项目，2021年12月的研学活动中，杨帆陪着14名察隅县的师生来到深圳，让孩子们去参观博物馆，去深圳的中学上一回课，去看一看大海。“我最难忘的是他们那些兴奋的眼神。”

    “要让他们对走出去产生向往，”杨帆说，而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学生们学有所成，回到家乡建设，“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教育的作用短期内我们看不到，但时间会检验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