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现象及其启示

    董学飞

    摘 要：在中国漫长的刑狱史上，酷吏政治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总是反复出现，甚至在汉武帝和武周时期有了高峰，深究酷吏现象，对于实践依法治国的今天，或许会有某种启示。

    关键词：酷吏;人治;法治

    1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

    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没有工具怎可随心所欲，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以期证明皇上圣明英武，臣下罪该万死。任用酷吏属于“人咬人”的帝王人治权术。

    酷吏的官运都比较好，常越级升迁，辄为新权贵，深得皇帝喜爱。关键在于他们的行为、角色暗合君主专制政治的两大本质要求，使得他们成为专制时代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一，专制政治要求严制百姓，使其恭顺守法，成为仅知纳赋税服徭役的良民。要管好这千千万万羊群，必须有凶狠的牧羊犬辅助牧羊人，即便牧关犬凶狠如狼也无大害。

    第二，君主专制政治要求君主一人独尊，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或可能危及君主的绝对权威。于是，“敢面折大臣”，以告劾大臣或以诛杀大臣为能，以此迎合皇帝旨意的酷吏群体应运而生。如汉景帝时的“苍鹰”郅都，武帝时的张汤、赵禹，都以审讯宗室藩王大臣案件惨刻无情而深得皇帝宠信。

    唐代酷吏索元元礼，见武后召见大臣时“常切齿”，揣武后有“欲因大狱去异己”之意，乃上密状，诬告大臣，得召见授官。其时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舔唇）磨牙，若狗豚然。”专索大臣阴事，罗织罪名，武后则“阴纵其惨，胁制群臣”。

    所以就帝王驾驯大臣的需要而言，那些得皇上宠信的龀牙咧嘴的恶狗是不可少的。有这些恶狗在大臣们脚边闻闻嗅嗅，大臣们就会老实多了。若大臣们居功或恃贤恃能轻视皇帝的绝对权威，“国本”或“国体”就要动摇。所以皇帝要用这些出身卑微、文化程度低、道德卑下，通常也最为贤良的大臣们瞧不起的小人去牵制大臣，以维独尊专制之体。

    鸟尽弓藏、酷吏多死于非命

    这些酷吏的官运虽然一般较好，晋升迅速，屡废屡起，但最终命运大多是很悲惨的。

    他们的官运和最终命运的巨大反差，从汉、唐两代酷吏的结局可见大概。汉代酷吏张汤被人告劾下狱，汤自认无罪，不服。帝派酷吏赵禹斥责张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自杀谢罪），何以多对簿为？”张汤成了武帝杀之以平群臣之愤的替罪羔羊。张汤自杀，也为武帝洗清了诛杀大臣过滥的责任。

    唐代酷吏来俊臣，虽深得武后宠幸，但因得意忘形，竟罗织武后弟侄、太平公主、张昌宗（武后宠臣）等罪名，终为武后所恶，诏斩于西市。索元礼，因苛猛太甚，武后“为厌众望”（为平民愤），乃令逮捕下狱，瘐死狱中。周兴，被人以牙还牙，告以谋反，来俊臣审讯之，“请君入瓮”，差点死于自己发明的大火瓮中。后被流放，被仇家所杀，死于岭南。

    总结他们的最后命运，我们发现，酷吏绝大多数死于罪诛，极少能寿终正寝。大多均不免斩诛族灭之命运。究其被诛杀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谋反、贪污等罪。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宋欧阳修等人在《新唐书“酷吏传序》中说：“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此语甚中要害。时者，当时之政治制度也。有专制必有酷吏，不过在不同朝代其数多寡有异，或其残酷程度略有高低之异耳！欲无酷吏，先去专制制度。

    在中国古代史上，历朝历代都有任用酷吏制造冤假错案问题。酷吏问题比较突出的当属汉武帝刘彻和女皇武则天当政时期。汉武帝是为了对付豪强，分封制导致的，武则天则因为皇权来路不正和牧鸡司晨。各有各的原因。

    皇帝以酷吏制衡权臣，以酷吏防范诛杀酷吏，皇帝坐收渔翁之利，有效地预防和消化了权臣对皇权的威胁，权臣酷吏在互相制衡和“狗咬狗”的内讧中逐一落马。酷吏失去信任则失去权力，失去权力则失去一切。除了凌驾于司法体制之上的皇帝，在这种危险的司法体制下，任何人都没有公平、正义和安全可言，体制之内的酷吏也不例外。今天，你奉命严刑拷打，抄家灭门;明天，别人“请君入瓮”，再将你斩首弃市。

    2 酷吏现象的历史根源和危害

    任用酷吏会导致四种弊端：第一，君臣依存关系屡屡破裂，君臣之间离心离德，大小臣工与朝廷的关系日益松散，忠诚度日趋降低，积极性大幅下降，统治力量降低。作为皇帝，任用酷吏夺回的是部分权力和短期利益，失去的却是威信、信赖和积极效忠之心。第二，大臣互相猜忌，互相防范，彼此恶斗，人人自危，贿赂自保，结党营私，行政能力整体下降，朝纲废弛。唐朝的衰落，与武则天任用酷吏的“折腾”不无关系。第三，酷吏任用酷吏，酷吏培养酷卒，司法体系黑暗腐败，社会公平正义败坏，官逼民反，司法体系由维护安全稳定的力量变成制造社会危机和不稳定因素，危害社会长治久安的“病灶”。为了避免或减轻伤害，臣民争相贿赂酷吏，酷吏们又酷又贪，严重败坏司法体系本身。《后汉书》批评任用酷吏的弊端是“末暴虽胜，崇本或略”。汉武帝任用酷吏打击豪强的做法舍本求末，司法机关腐败成风，群盗纷起，官逼民反，叛乱四起。第四，人民生活安定需要公平、正义、平安、稳定，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任用酷吏，实行严刑峻法，冤狱遍地，株连迫害甚广，势必激化各种矛盾，造成官吏人人自危，百姓人心惶惶，增加治理成本，败坏社会管理秩序和经营环境，危害经济发展。

    任用酷吏是“术”不是“道”，是“玩人丧德”，争权夺利，制造恐怖，失人心的暴政。酷吏的严刑峻法是以镇压为目的的“法制”，而不是以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合法权益为宗旨的“法治”。酷吏之害的根源是皇帝一人任意操纵司法机器，酷吏滥用权力的体制性弊病。

    尽管历史上一些明君贤臣，在反“刑讯逼供”的斗争中，态度很坚决，成果很丰硕，一些嗜好刑讯逼供的酷吏甚至因此落马或被杀，一些千方百計抑制刑讯逼供的法律也相继出台，但由于专制加上落后的科技手段，决定了刑讯逼供仍是“重口供轻证据”的古代司法无法治愈的毒瘤。比如，明朝虽有法律规定抑制刑讯逼供，但直属皇帝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为了消灭政敌而逍遥法外，大搞刑讯逼供，造成了在那时，一个被怀疑的政敌是否有罪，不是靠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

    正如一位曾因刑讯逼供被判处13年徒刑的美国警察布鲁蒂在服刑时说：“并不是我们创立的这种机制，也不是我们发明了凶狠手辣的招数。我们只是从上任那里接过来，我们是这些东西的传人。”

    由此可见，即使如现代科技发达的美国，仍存在大量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刑讯逼供，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我国古代那些与“刑讯逼供”作斗争的人们致以敬意。

    在中国崇尚“人治”的社会中，酷吏的本职是对国君负责。汉武帝时张汤等人的廉平成为后世官吏的“仪表”;而无道德仁义可言的来俊臣等人则是被唾弃的对象，他们虽皆被称为酷吏，但这种“名同质异”的巨大差异使二者不可相提并论。西汉时期的“酷吏”为现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执法环境的执法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尤其是随着各种高科技犯罪的频繁发生，怎样才能在执法过程中秉持中正，而又不越法度雷池一步，我们应从西汉酷吏的执法中总结经验。“执法者首先要持中正，守廉洁，遵法度，才能真正将国家的法制落到实处，才能将法制受惠于百姓”，这在崇尚法治，强调政治民主的今日也颇具借鉴意义。只有严格执法，执法公正，不恣意更改所依之法的内涵、范围，才能发挥法律应有的作用，这才称得上真正意义的法治，也才能真正改善吏治。

    必须承认酷吏政治有其极其恶劣的一面，首先它严重破坏了司法制度，唐代号称律令制社会，武周王朝的司法体系承自唐朝，本来也很完备，但是在酷吏横行的时代，原来的法律条文和司法原则都成了一纸空文，无法再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酷吏政治也破坏了人心和社会风气，君臣之间互相猜忌，大臣为了自保，只能装聋作哑，苟且偷生，君子之风日渐衰微，小人之气不断上升，君子之道成了危道，我们能抱怨小人太多了吗。必须杜绝酷吏产生的历史社会根源，否则，就会出现这样一道景象，在历史深处那口烧得通红的大瓮，在静静向我们微笑。

    3 酷吏政治与现代法治尖锐对立

    启示一，口供情结;在我国历史上的司法实践中一直有一种情结，偏重、偏信嫌犯的口供，为了逼取口供，各种残忍的刑具，花样百出的折磨人的路子就派上了用场，不但危及人犯本人，甚至累及家族，即使是西汉时期廉明的张汤等也是过于偏重刑讯，武周时期有“牛头阿婆”之称的周兴在自己的衙门前贴了两行大字“被告知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他们都制造了不少冤案。

    破除口供情结是文明司法的必要前提，就是要明确“口供”不得作为证据到法庭之上，也就是嫌犯不得自证其罪的理想，证实嫌犯有罪与否是司法机关的份内之事。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也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公诉检察官负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且这一证明责任是不可转移的。

    启示二，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无罪推定，很多时候都是首先推定有罪，再去寻找证据，找不到证据，就刑讯被告人，想撬开被告的嘴，让被告自证其罪。重刑之下，容不得被告不招。有罪要招，无罪胡招。整人专家周兴临死之际，看过“罗织经”自叹弗如，竟甘愿受死;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阅罢“罗织经”冷汗迭出，却不敢喊冤;“疑罪从有”，“疑罪从肯定有”这是很多冤假错案的由来。

    疑罪从无是现代司法的进步体现，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都出现了一案双凶的难堪局面，就是没有严格贯彻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应该说，聂树斌案和呼格案都是强奸杀人案，有证据之王DNA在，怎会办成冤案，不但是疑罪从无的原则不昌，办案人员的素质也会被提出疑问。试想一下，如果有疑罪从无，聂树斌案和呼格案能找到多少不在现场的证据呢？没有DNA，能办成铁案么？

    启示三，司法不是服务于某种动机的道具，而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公正的法律体系。酷吏从某个人的需求出发，西汉武帝时服务于封建大一统的理想，恢复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武周时期服务于牧鸡司晨的野心，大开杀戒。酷吏成为了权势的工具，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但这工具一旦完成使命，其本身就走到了生命尽头。武帝时以张汤为代表，武周时以来俊臣为代表，统统都没有好下场。杀头的杀头，灭族的灭族。

    从残害别人作为出发点到灭亡本身作为结束。悲剧的色彩极为浓厚。讲究法治文明公正对每一个人都有益处，呼格吉勒图因为办案的不公正被冤死，而办理呼格案的专案组冯组长一干人等也身败名裂，身陷囹圄。讲求文明执法、公正执法，对呼格吉勒图有好处，对呼格吉勒图案的冯组长有好处，对实现社会进步有益处，同时也是实现法治化中国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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