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湖南人，应当生下来就能吃朝天椒？

    欧阳诗蕾

    读大学时，我的东北室友和广东室友对吃辣有一种我至今也无法理解的执着，她们热衷于搜罗辣味零食，俩人吃得泪眼婆娑，再递到我面前，请全宿舍唯一的湖南人盖章：“你觉得这个辣不辣？”“这一次总够辣了吧？”我只能一口接一口，尝试咀嚼出辣味，最终结果往往是我面色如常，且语气平静，“没有辣味。”

    在大学四年的吃辣比拼中，我的东北室友加深了她对湖南人的刻板印象，一名湖南人，应当是生下来就能生吃朝天椒的——我对此应该负一点责任。

    辣是一种痛觉，而不是味觉。从位于北方的大学毕业后，我依然在北方工作，大概有三四年，我故意越吃越辣。游子思乡，莫过于胃。大学期间，家乡四季只剩冬夏，等到工作，就只有隆冬了。而舌尖上，家乡的辣，可以相伴一日三餐。辣成了我和家乡之间最醒目的关联，吃辣也成了我刻意强化的家乡印记。故意吃辣，也是为了不在过年回家时，被朋友和家人在口头上开除湘籍，比如，“你怎幺现在一点辣都吃不得？”

    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这一辈湖南人的成长记忆中，以为湖南人吃辣的传统，几乎有着和湖南文化符号之一的马王堆汉墓一样的悠久历史，虽不至于像马王堆能上溯至西汉初期，但至少也有一千年历史吧。直到读了《中国食辣史》，我又搜资料，问家里长辈，才知道湖南人吃辣不过百来年的事，而辣在湖南地区被广泛认可和推广，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这种受骗感，也许只有同龄的同乡才能感知一二。

    将自己从家乡连根拔起，去异乡求学工作，慢慢地，在他乡的时间超过了在家乡的时间——对哪儿来说都是游子，这是我们这辈人的常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辣几乎成了家乡留在我身上的唯一印记，辣对我来说是一种提醒，自己不是没有根的人。辣，一度是我易得的家乡。

    十多年间，辣味餐饮伴随着城市化和餐饮工业化在全国铺开。大学时，我第一次去北京的美食街簋街，很惊讶，因为路边都是川湘菜店，而作为北京特色的铜锅涮肉，可怜地挤在一溜“麻辣”打头的招牌中。实际上，全国的美食街都差不多，川湘菜和烤鱼都很常见，浓重的辣味可以掩盖掉食材的不新鲜，而刺激的口味本身就足够受年轻人的欢迎。在一些地方，工业化复制的辣味餐饮模式，在取代着当地的特色风味。

    两年前，我在簋街采访疫情下的餐饮行业，簋街商会会长、“花家怡园”老板是一位老北京，他说到整条街如今风靡的辣味饮食时，满是遗憾。他觉得北京餐饮异彩纷呈的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时北京的八大楼、八大庄、八大居个个有自己骄傲的特色菜，可以去萃华楼吃海参，去同和居吃三不粘，去峨眉淮扬菜馆吃宫保鸡。“现在全一样的菜，全都一样的卖，全都不好吃！”

    那次采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股深深的失落，像是游子失去了故乡。他怀念地讲起自己21岁时开在东直门的小馆，三十几平米的小店，几天不进一位客，18岁的厨师天天和他较劲，厨师爱炒五得熘——熘肉片、熘肥肠、熘干尖儿、熘肚花、熘腰花，翘着胡茬问他：“你懂吗，你会吗？”

    辣味的风靡，也是城市在更新换代中写下的时代变迁。北京簋街兴起的上世纪90年代，正流行何勇唱的《钟鼓楼》，“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小饭馆里面辛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单车踏着落叶看着夕阳不见，银锭桥再也望不清那西山。”E6784F14-5EE7-49B7-9228-1AAC7E6A2C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