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强：语文教育不是生产车间
蒯乐昊
朱自强
“如果把语文当成工具，用那种反复训练的方法来进行学习，结果就是把语文课堂变成了生产车间，把学生当作技术工人一样来训练，教育就沦为一种技术培训。在这种培训中，活生生的语言、生动的文学世界变成了一堆堆僵死的‘知识’。”
儿童文学专家、国际格林奖得主朱自强曾经连续多年批阅高考作文卷子，还曾担任高考阅卷作文组的负责人，在他眼中，这几乎是一份苦恼的工作，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每天高密度、大批量，看到的多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散发出车间流水线产品的气息，仿佛用粗糙的工业模具压制而成，令人眼前一亮的好文章寥寥无几。有时，甚至连专家们集体讨论投票出来的满分作文，其质量也令人怀疑。
“2020年浙江有一篇满分的高考作文，叫《生活在树上》，这篇作文最初得分并不高，后来整个阅卷组，语文教育的专家，由大学教授领着，经过集体讨论之后，改判给他一个满分。可是这篇作文在我眼里就是一种八股文，说些漂亮话，没有自己的思想，里边大量地引用名人名言，什幺卡尔维诺、海德格尔……我数了数，几百字的文章里引用了七八个名人的话，而且有些引用的内容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也没有什幺关联，有的引用甚至是生拉硬套的错误理解……”
朱自强在给学生讲授的通识教育课上，把这篇满分作文印发给了他的学生，希望学生们也效仿专家组讨论，给这篇作文把把关。结果令人惊讶，这些刚刚从应试教育里脱身出来的学生，在毫无提示的情况下，大都认为这篇文章“不怎幺样”。
这种两极分裂式的评价，可能反映了语文教育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学生（甚至老师）的心目中，有两种好作文，一种是能真正打动人心的好作文，另一种是他们认为符合考试标准的好作文。一个学生即使有能力写出第一种好作文，但面对试卷的时候，也往往要去写第二种好作文。久而久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渐渐失去了写第一种好作文的能力。
在漫长的汉语言传统里，作文能力往往被视为知识分子最为综合的能力，也是筛选人才的决定性指标。在古代，士子们往往通过一篇精彩的策论就可以金榜题名，得到重用。国家的统治者和选拔者相信，一个人的道德、才能、学养、见识和人品，一个人是否具备文韬武略和治国安邦的能力，都可以通过写文章来测试。这种科举取士制度，到了清代越发“八股文”化，终于在1905年被废止。不想到了今天，“八股文”又以不同的形式在应试教育中复活。
2022年4月23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小朋友在图书馆蒙文图书阅览区阅读。图/视觉中国
朱自强常年为教学一线的老师们做讲座，这些老师的教学跨度很大，有全国各地幼儿园的园长们，也有小学的全国骨干教师、一线的普通语文教师。现在活跃在学科领域、在全国知名度很高的许多语文名师，比如窦桂梅、薛法根等等，早年都曾是他教过的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员。
在长期关于儿童文学教育的实践中，朱自强发现，一线教师反映的痛点很多。很多老师在他的培训现场提出来：朱老师你讲得都好、都对，但一回到学校，校长和家长就不是这个要求了，他们要的是好分数，要的是升学率。“言下之意，就是我这套建构论的语文观和语文教学方法，对应到考试中，拿不到好分数。”
但事实并非如此，朱自强所接触到的优秀小学语文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应试能力都很强，因为老师教的是更高级的创造性表达、语言文本的意义建构，这些能力一旦具备，再去应试，类似于高维打低维。
深圳百仕达小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因此在教学上有一定的自由度。朱自强曾经连续三四年，每年暑期到这所学校给教师做培训。有一次，校长对他讲起本校在罗湖区统考中的考试成绩。校长说，自从他们学校开始把文学阅读作为语文教学的重点之后，成效就渐渐彰显出来。“一开始，他们通过抓阅读，统考成绩比其他学校的均分高出两三分，数年坚持下来之后，他们的统考成绩，已经高出其他学校的均分十几分。可见，阅读抓得越好，持续时间越长，学生的语文能力就会越高。”
除此之外，朱自强也在大学从事通识教育的实践。他担任院长的行远书院成立于2015年，自成立之初，其定位就是中国海洋大学通识教育的实验区和本科教学改革的“特区”。朱自强教授的课程名为“大学之道”，从给学生们授课的第一天起，他就明确告诉这些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今天起，我们将以全新的方式来学习，你们应该迅速地从以前那种应试教育的学习状态中走出来。
在朱自强的理念中，所谓“通识”的“识”是超越知识、获得见识。见识即个人的思想和观点、个人的判断、个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通”则包含“三通”，第一通是“打通古今中外”，既学经典学传统，又学今天的现代思想，既学中国的，又学国外的;第二通是“融通科学与人文”，不仅学文史哲，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也要学;第三通，“汇通人与自然”，要让学生了解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了解我们的生存和自然应该形成怎样的关系。行远书院的通识课不是简单一听了事，课前要读大量的相关资料，几乎每节课的课前阅读资料都多达50页，课中必须有小组讨论环节，课后还需要做复盘，输出自己的心得和观点。这种全程强调主动性的学习模式，也要求学生鼓舞起百般精神去投入。
“我们希望通过通识教育的实践，能够对大学教育做出一些改变。中国的大学现在本质上还是专业教育。你去看学分就知道了，各高校的纯粹通识课程的学分，不会占到总学分的10%。学生本科阶段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结果一毕业，大多数学生又不做与专业有关的工作，还要‘改行’。这时你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没有多少用处了。有用的是什幺？有用的是通识教育培养的健全的心智能力、自学能力、思辨能力、超越困难的精神品质等等，这些才是教育的根本，也是学生的立身之本。”朱自强说，这种学习之道，其实应该从孩子的童年就开始，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应以此为基础，一以贯之，培养心智健全、保有浓厚学习兴趣的孩子，而不是等到大学了才来“纠偏”。
但即便是迟来的“纠偏”，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通过彻底改变学习方式，行远书院的学生精神面貌变化很大，行远书院学生最后考上研究生的比例，近几年都是全校最高的，他们学习能力变得非常强。”
2022年4月20日，在山东日照东港区城市书房金港社区馆，家长带着孩子阅读绘本。图/新华社
朱自强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即留在他就读的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被动地承担了儿童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对儿童文学缺乏了解，最初有两年打不起精神来，当时读到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在今天看来，我觉得很多都属于二三流，儿童文学学术界的研究能力也比较弱。”
几年后，他作为教育部公派的访问学者，去日本留学考察。日本是亚洲儿童文学的发达国家，学术水平在全世界也属于前列，尤其是儿童绘本创作独树一帜，这无疑来源于日本人独特的歌咏儿童的文学传统、绘画传统，以及他们对儿童教育的重视。留学之初，朱自强的日文水平就不错，可以直接研读日文原作，此刻方知儿童文学亦别有洞天。回国的时候，他携带了十几箱沉甸甸的行李，全部是在日本收获的原版书籍。
“其中大量是优秀的日本绘本，还有欧美儿童文学发达国家的那些世界级大作家的经典作品，比如凯斯特纳的文集、林格伦的文集，在当时还没有完全引进翻译，国内根本看不到这些书。特别是绘本，那个年代真正的绘本在国内非常少，我们自己的绘本创作水平也很低。”
朱自强希望把这批优秀的绘本译介到中国，他翻译了其中十本，拿着书稿跑了长春和沈阳的多家出版社，出版社给他的回复都是相似的——“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社的编辑都说这些书很好，可如果按照国外原版书的品质来印刷，定价太高，怕没人买。”出版社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缩印：把左右跨页统统缩小，然后在一页纸上，缩印四个跨页的图。但朱自强觉得，绘本是翻页的艺术，随着翻页，故事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它的整个讲述逻辑和节奏，都跟形式紧密相连。一旦篡改，原书的艺术魅力就荡然无存。
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少儿图书市场的境况开始发生大规模的改变，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加入WTO，让中国经济有了腾飞式的发展，语文教育的理念也随之出现了变革。
“在9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场整个社会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当时就提出人文性的问题。要重视人文性，当然就要重视文学性。到了2001年，回应90年代末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我们的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在此之前的语文课程标准是不提‘文学’二字的，完全是遵循60年代出现的工具论，把语言当作一个工具，所选的教材也是满足工具性要求的，但到了2001年，开始把儿童文学阅读写进了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比如阅读板块，明确规定了在小学阶段，一年级二年级要学童谣、童诗、故事，到了小学中年级要读童话和寓言，这是以前没有的。这幺一明确规定之后，整个小学语文教育就都跟着动了起来。”
语文教学观的发展，也带动了绘本发展。在日本，小学语文教材一二年级每册必有一本绘本作为教材。中国的小学也开始意识到绘本阅读对于儿童语言发展的效用，这种重视，进而向下延伸到了幼儿园，“绘本一下子就起来了。这也说明儿童文学的发展是需要经济基础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温饱都有问题，你怎幺能拿得出钱来买这幺贵的书？”
正因如此，朱自强在《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一书中，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史中“黄金时代”的起点。我们今天依然处在这种勃兴与发展的黄金时代之中。2020年9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里规定：儿童在幼儿园阶段的课程资源不允许有教材，为符合学前儿童的特质和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学前可以使用的课程资源只有三种：一是玩具;二是道具;三是绘本。如果草案通过，就等于把儿童绘本阅读写进了法律。
我从儿童文学这个角度进入小学语文教育研究之初，所提出的“文学教育”这一理念是具有超前性的。其实，直到现在，在教育的现场、实践的现场，在语文课堂上，“工具性”的教学依然压倒“文学教育”的教学。两者是不相容的。你只要强调它的工具性，最后就会消解人文性和文学性。把语文，全称式地判断为人类交际的工具，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我是持“建构论的语文观”，我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建构论的语文观，认为我们的语言、语文，它有传达信息的功能（包含了所谓的“交际”），但是它还有认识世界、表现心灵的功能。认识世界是指什幺呢？我们人类认识世界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没有语言，在我们的头脑中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绝不是简单的工具论就能解释的。
比如说十八法里有一种方法叫推演教学法。所谓推演教学法就是，我们给孩子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他们之前没有读过，而且你选的这个故事一定是有一个发展主线，这个主线贯穿始终，但一波三折，而且是前有车、后有辙，下有蔓、上有瓜，有前因后果。然后你讲到其中某一处关键地方，停下来，不讲了，问孩子们，接下来会发生什幺事？让小孩子自己去推演、判断，并拿出一个结论来。
朱自强常年为教学一线的老师们做讲座，这些老师的教学跨度很大，有全国各地幼儿园的园长，也有中小学的全国骨干教师
为什幺它是阅读的好方法呢？小朋友在推演、判断的时候，他必须回到他所面对的故事文本，这个文本此前给他提供的各种信息，他要去分析，建立关联、建立因果关系。这种思维是人类思维逻辑的基础，而且是最强大的一种思维能力。通过推演教学，引导小孩子们把故事一步一步发展下去，直至完成故事。这种教学方法既是阅读教学，也是写作教学，更是思维训练。
阅读是一个“建构”，读者面对作家给出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代入进去，建构属于阅读者自己的意义。阅读就是建构意义的心智过程。在推演法中，通过一系列的猜测、判断、联系、推论，建构意义的能力就会在这过程中被发展起来。
归根结底就是应试教育的问题。应试教育反映到语文教育上来，强调的是所谓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训练的时候，就是要“知识”，不要“见识”，知识就是那种信息得来的东西，现成的，而见识需要孩子们自己来发现、来获得。应试教育要求你死记硬背已有的知识，不培养学生发现新的知识这个能力，
死记硬背的典型，我相信每个家长都有感触，语文阅读课，主要学的就是所谓好词、好句、好段落，然后还得抄。那些所谓的好词就有很大的问题。什幺样的词叫好词？应试教育的语言观里，就是形容词是好词，成语是好词。一写作文老师就要你嵌几个好词在里面，有了漂亮的形容词就表扬。可这都不是端正的语言观。
在生动的语言表达里，形容词派不上大用场，成语也派不上大用场，最重要的是用好动词。动词用好了，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才算提高了。你看文学家老舍、诗人余光中他们都说过类似的话。余光中说，一个诗人只有当他在表现力枯竭、黔驴技穷的时候，才拉来形容词敷衍了事。
可是我们却让孩子先背一些形容词、背成语。最离谱的是学什幺呢？是让孩子们学一些词语的什幺AABB、ABAB、ABCC的这种结构。这个完全败坏了孩子们学习语言的兴趣，也扼杀了他们的能力。这些都是应试教育的工具论的教学实践造成的弊端。
你说得太对了。老舍说过，小孩子懂的词不多，但是他会用这些词颠来倒去组合出非常有趣的话来。日常生活中，只要你观察小孩子的语言，你就会看得到，比如山东喜欢吃面，擀面条，妈妈用刀切面条，刀邦邦邦邦这样切，三四岁小孩子说，“妈妈你看，这刀在走路。”多幺生动！有的农村家庭，筛米的时候要把糠簸出去，小孩子看到了，就说，“妈妈，你把人也放到簸箕上簸一簸，这样，就把好人坏人分开了。”这些孩童的语言都是极有创造性、有表现力的。但是上了小学，我们的一些工具论的语文教育就开始压制这种自由的表达。
工具论的语文观，就是训练孩子做规范性的表达，就像掌握工具一样，必求正确，而且要有规定的标准和规格。一有标准，一有规格，就容易把小孩子语言的灵性遮蔽，甚至是扼杀掉。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看到一位名师，给小学二年级上语文公开课，他教的是一门口头交际课。他就跟孩子们说，我们说话要说得全、对、好。什幺叫“全对好”呢？比如说全，老师就问“你吃饭了吗”，学生回答“吃了”，这就不全。你必须说“我吃饭了”才全。
但实际上语言是灵活的。你吃饭了吗？“吃了。”这就可以了。你吃饭了吗？“嗯。”也可以。可是他要求你必须说得全，我们有的语言学习要求就是这幺死板。
再比如，“妈妈钻进冰箱找东西”这句话，老师认为说得不对，让小朋友们说一个对的。孩子们马上明白了，站起来说，应该是“妈妈打开冰箱找东西”，再问另一个孩子，也说“妈妈打开冰箱找东西”。你也打开，他也打开，全都说是打开，但是最有创造性的恰恰是“妈妈钻进冰箱找东西”。这个是特殊情境下的一个语言表现：家里买了一个大开门的冰箱，东西放在很深处，必须往里边探身子，天气热，正好借找东西凉快凉快。“钻进冰箱找东西”，它有什幺不对的呢？
在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中，到了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特别重视儿童文学，鼓励、呼吁、提倡作家们都来创作儿童文学。当时出现了一个儿童文学的小高峰，我称为“短暂的黄金时代”。像我们所熟知的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1957年出版，就是那个时代的。还有像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包括柯岩的儿童诗《小兵的故事》，到现在依然是经典。19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就出现了一个飞跃。但紧接着是“反右”和“文革”，儿童文学当然也深受其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认为中国儿童文学才进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所以我定义这个黄金时代是从1978年开始，到今天已是四十多年了。
我把这个黄金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向文学回归”的年代，以前的儿童文学太多教训了，有很多说教意味。19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儿童文学也开始质疑以前那种浓重的说教风气。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周晓和曹文轩。曹文轩就提出，儿童文学是文学，你首先要把儿童文学当文学看，那个时代出现了向文学性回归的思潮和倾向。
第二阶段是在1990年代，我把它称为是“向儿童回归”的年代。1980年代追求文学性是有偏颇的，他们的文学性，有很多是成人文学的标准。为了追求文学性，他们写的人物年龄也偏大，往往都是高中生，写低幼孩子的作品就很少，觉得在低龄儿童这个年龄段，发挥不出文学性。但到了1990年代，以秦文君的《男生贾里》为代表，就开始向儿童性回归了，它更贴近现实中真正的儿童，写法上那种趣味性，讲故事，就都回来了，因为1980年代的时候追求文学性，还有消解故事、消解人物的主张，儿童文学如果消解了故事，儿童文学就不能成立了。
第三个阶段就是2000年至今，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分化期，是一个逐渐走向多元、成熟的状态。很多重要的分化在这个时间段里完成，比如说绘本从幼儿文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类别、幻想小说从童话中分化出来、通俗儿童文学读物出现等等。
给孩子选书是挺难的。这里涉及一个偏好问题。我们大人给孩子选书的时候，有时候反映的是我们大人自己的偏好。你可能觉得这是好书，但孩子不感兴趣，而孩子想看的书，大人又不认为是好书。
我的主张是：只要不是真正的坏书，比如里边有暴力倾向、有儿童不宜的内容的，那就开卷有益，大人也不要去剥夺孩子们对阅读的选择权，不要小看这个选择权，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儿童人格权利的问题。
现在好的书单推荐很多，家长稍微关注一下，就可以知道童书专家的评价，拿来作自己的参考。我个人也有六项选书的标准，可以供大家参考。
六个标准：第一是以儿童为本位，作家要真正地去了解和表现儿童。第二点，要传达端正的价值观。我们有些童书传达的价值观是扭曲的，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训诫儿童的一些作品，甚至有的时下当红的着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里也存在着错误的价值观。第三就是要有宽厚的同情心。第四是丰富的想象力。第五是独创的创意性。第六是幽默感，幽默感是儿童文学应该具备的宝贵特质，好的幽默一定是包含智慧的，是让你笑了之后会去思考的。
2021年4月1日，江西南昌，幼儿园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图/新华社
痛点主要还是来自应试教育，它带来的弊端太多了，语言能力学不好，最重要的是它把孩子的童年生活破坏了。学习虽然是要付出辛劳，但它是一个启发心智、令人愉悦的精神活动，怎幺变成了一种痛苦呢？
儿童教育是一个大概念，包括了学前教育，小学、中学教育，还有家庭教育。教育观念的改变，要是启蒙不了家长，想改变应试教育是不可能的。现在事实状况是什幺呢？很多老师想摆脱应试教育，家长不干。
我们理解在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压力下，家长也很无奈。但根本上，还是他们对人生和成长的问题没想明白。家长就觉得，我不走应试教育这条路孩子就考不了好大学，考不了好大学将来就没好工作，没好工作就住不上好房子、开不上好车，这就一步一步归顺到应试体系中去了。但是他不追问：有了好工作，好房、好车，人生就幸福了吗？考上北大，人生就幸福了吗？北大教授徐凯文有篇很有名的文章，说北大学生很多都患了“空心病”，30%到40%的学生厌学，对人生失去信心。这就是应试教育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没太想明白人生究竟是怎幺回事——我们的人生，到底什幺样的状态是一种幸福的的状态？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状态带给我们所珍视的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