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与思考——《记念刘和珍君》教学札记

    王西奇

    （一）感动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尽管上过多遍了，还是为一些语句莫名地激动。

    第一处是文章第二节，“造化常常为庸人设计”“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说，这是鲁迅对当时社会的准确概括，是对大多数民众精神状态的形容。说到这里，我顿了一下，在黑板上写了“庸人世界”四个字——庸人，我心里激起一层涟漪，鲁迅对中国的庸人是情有独钟的。

    “大家还记得吗？”我启发学生，“《〈呐喊〉自序》中铁屋子的比喻，里面那一群熟睡的人们，就是这里的——”，“庸人”——学生接上了茬。还有“看客”，我继续说，看客也是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形象，例如小说《药》，在下学期我们会进行学习。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这话包含怎样的思想感情？为什么这样说？下面纷纷议论，有的说是无奈，有的说是不满，有的说是愤怒。我仔细听着，一一肯定，然后说：正是因为如此，鲁迅才说“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由此可见，他写文章的目的之一是什么？经过讨论，我又板书了四个字：唤醒庸人。

    另一处是第六节，“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

    念完之后，学生已经明白了鲁迅对请愿的态度——不赞成。我问：为什么说“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我又一次顿住，注视着学生，课堂上一片鸦然。一会，有学生说：“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我首先肯定学生的回答，然后说：这反映了作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作者认识到，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和践踏在中国历史上是由来已久的。老百姓，普通民众的生命在专制统治者眼里一文不值，可以随意处置；群众的呼声，民意他们不必加以考虑，他们不接受民意，不肯退让半步，不肯有丝毫妥协——这是中国社会的顽疾、毒瘤。统治者专制、蛮横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所以，鲁迅是不赞成请愿的，许广平当天就被鲁迅用抄稿子的理由留滞住了。请愿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流血。此后是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深的意义”——“很寥寥”。 那么在鲁迅看来，什么样的方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呢？“血战前行”。鲁迅说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在他看来，只有两条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就是两个字：革命。

    （二）思考

    课后想到两个问题，这里试讨论之。

    第一个问题：作者对于中国社会的态度。

    从此文来看，鲁迅对于北洋政府是彻底绝望了。“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用“下劣凶残”来描述段政府以及“所谓的学者文人”。开头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还说“我已经出离愤怒了”，作者感到“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结尾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冯雪峰说，真的猛士指的就是“真的革命者”。

    联系鲁迅的其它作品，更可以发现他对于古代中国社会有自己独特的批判性认识，这样的认识至今读来也是振聋发聩。发韧之作《狂人日记》就认为当时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结尾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在《灯下漫笔》这篇杂文中他也表明了对当时中国的态度，即“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并将漫长的中国历史分为两个循环的阶段：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国民党当政时期，他也是不合作的姿态，没有“奴颜媚骨”。例如：四一二政变后，他愤然辞职以示抗议国民党屠杀爱国学生和青年。三十年代发起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左派组织，接近共产党。为此曾遭到国民党的通缉。

    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冷峻而深刻的批判，独立自主的精神贯穿于他人生的始终，尤其是对于国民性的批判真正是入木三分，国民性的解剖是他的社会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问题：鲁迅用于改造社会的方法

    他主张用暴力去推翻现存的政权，而不是温和的社会改革。这与他的历史观是有因果关系的。照他看来，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社会，一潭死水，只有诉诸暴力革命方能起死回生。例如他力主对敌人要以牙还牙，做针锋相对的斗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说：“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这篇以痛打落水狗为喻的文章要人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要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对于三一八，他预言“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会出更大的利息！”（《无花的蔷薇之二》）

    学界普遍的认识是1927年以后，鲁迅从一个进化论者逐渐转变为一个阶级论者。1927年4月10日写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有掩饰不住的对于革命成功的欣喜之情。他总结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而已集》）

    鲁迅曾对于俄国十月革命持肯定态度，给予积极的评价，称赞列宁是“革命的老手”，对俄国的国内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他说“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正是出于这一点，毛泽东说，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心有戚戚焉。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鲁迅革命理想的切实表达。《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有极高的评价：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空前的民族英雄”。

    总之，在社会改造的问题上，鲁迅更多地选择了破，而不是立。也许是形格势禁，鲁迅没条件也没有时间思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剧烈而尖锐，立的问题也还谈不上。也许是我们对于鲁迅先生的要求太苛刻了，先生本身是一个文化人，我们不能要求他作一个政治家。但事过境迁，现代国家一经确立，如何去管理国家，如何维护自由、民主，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