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道统的失语现状：《风雅颂》知识分子研究

    内容摘要：中国“士”传统自孔子算起，已延续了两千多年。“士志于道”孔子最先揭露出士这一特殊阶层的基本特性和基本价值便是“道”。两千多年来千万士大夫对“道”的继承与演绎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独有的“道统”。借助钱穆先生对“道统”的阐释去透视阎连科的《风雅颂》中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与自身的精神现状，可以看到传统知识分子的“道统”在当今社会的失语现状。

    关键词：《风雅颂》 知识分子 道统 失语现状

    一.中国传统士大夫“道统”内蕴分析

    道统的内蕴，自古众说纷陈，这是因为其在历史流变过程中，不断被灌注于新的内涵。此处援引钱穆先生在其著作中对道统的阐释。在钱先生的诠释中，大约有四层意思。第一层，它是社会大群人生的大道，并不是某狭隘的利益集团所独占封隔的，即道具有普遍共通性、社会性。由第一层诠释，又给出第二层意思，即道有宗教意涵，有超越性。盖中国文化所重的“道是人本位的、人文的，但道之大原出于天”①。“天生于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类孔子的言论都体现了中国人讲道德中的“仁义礼智信”中的“信”，表现出一种近乎宗教的超越性的倾向。第三，道内在于人心，有内在性。钱先生认为，中国人所谓道，即是文化中有价值意义者，“而此项意义与价值，则往往不表现在外面而只蕴藏在人生之内部”②。此亦即谓道是精神性的，而人文理想自亦可说是一人文精神。第四层意思，有现实性、实践性。道或人文理想不是悬空高标无着落的、与世相隔的，它不是一逻辑概念，“通于时代而有切于身世之用者，中国传统谓之道。”③“道既存有即活动，对人生整体有效用，是现实社会人生的动源，就此自可说道具有现实的实践的性格，即必然亦须要通过修、齐、治、平的人生实践和社会实践来表现与实现。”④

    二.《风雅颂》：管窥当代社会“道统”的失语现状

    （一）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畸形

    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成为重头戏，生产力成为第一要义，唯发展论使中国进入了一个远比当初的预想复杂得多的状态：一方面，市场活力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又进人了一个问题频发的时期，融入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伦理多元化问题、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激烈博弈问题等，都由潜在转向公开。在这一社会转变过程中，许多桎梏不仅没被有效打破，反过来利用自己对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的支配权，假借“市场化”、“世俗化”、“消费时代”甚至“后现代”的名义，竭力营造一种泯灭人精神自由与理性反思空间的物质化意识形态。中国当代文化体制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相应的病症，即一种被规则化和制度化的时代病症——它在强大的工具主义实用原则的驱动下，使知识分子得不接受被现实制度扭曲了的命运。“事实上，艺术和学术活动的独特和有价值之处，正是它没有直接受控于工具主义风气。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是着手生产顾客需要的东西，而是追求实现更高远的目标。”⑤而在实际生活中，实利化的求知和无私的真理性的求知之间的界限却被模糊了，它导致了缺乏实用价值的人文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边缘，也越来越失去精英化的角色。

    在《風雅颂》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杨科所任职的清燕大学作为中国大学的缩影，呈现了一副高校整体堕落的荒诞图景：里边是非混乱，价值颠倒，完全失去了大学应有的品格，人性也极端麻木、蛮横和虚伪。杨科妻子茹萍的从教之路便极其反讽的反映了这一现状：专科毕业的她在新设立的影视艺术系凭借两年的函授学习和她教授父亲的关系，轻松地成为大学系里的讲师，再一年，她凭借自己出版的抄袭的论文被评为清燕大学拥有重要论著的副教授，其后成为副校长情妇的她在剽窃杨科的《风雅之颂》发表之后，竟一跃成为系里举足经重的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教授。不可不谓荒诞可笑。杨科无意中做率领学生抗击沙尘暴的英雄这一情节则可看出高校的虚伪与麻木。这次行动影响了国家推荐学校进入“国际教联会”的提名。事后，学校并没有正视学生发起这场运动背后的诉求，而是学校自身的利益。因为这场运动受到了国际媒体的注意，而学校这样受到国际媒体关注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的背景连在一起的，这必然要惊动教育部和国家的领导人，进而影响到学校的利益。为了保证学校的既得利益，学校领导们不惜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将杨科这个在他们眼里无足轻重的副教授送进了精神病院。

    美国学者曾指出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充斥着一种反精英式的平庸主义文化思潮：“今天的反精英主义很少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权力上。相反，它的攻击目标是各种常被错误地与精英联系在一起的行为、文化和教育。繁复的语言、复杂的思想、挑战性的教育，以及高难度的形式，如今都被贴上精英化的标签，因此被认为是件坏事”⑥在这种体制化的影响之下，那些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开始以反精英主义的面貌出现，并以现代文化精英的身份自居。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便是“所有将学术常规化的热心都被当代文化精英们视为应当受到一致嘲笑”，而“那些充满热情地追求自己爱好的个别学者越来越面临着被贴上‘不切实际、‘精英、‘脱离社会和‘边缘化的标签的危险。”⑦它导致了大量的教师在教学中不再坚持以独立的思考和前沿性的探索来开启学生的智慧，而是不得不选择一些迎合学生兴趣和平庸思维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取悦于学生。在小说中茹萍被树为教学样板的影视艺术课教师，其擅长的做学术的功夫就是把别人的论文取长补短，其讲课的内容是罗列一些明星生活的小道消息来哗众取宠，而她的课往往被来上课听讲的学生挤得水泄不通。可见教师的授课质量和效果，不再取决于教师的思想能力和教学能力，而是取决于学生欢迎的程度。学问、对卓越和真理的追求，不断被描绘为古怪的、任性的和不切实际的，在小说中杨科开授《诗经》解读课，前来听课的学生却是凤毛麟角，他们在课堂走神，耳语，睡觉。唯一一次座无虚席，竟是因为李广智因给他带了绿帽子心怀愧疚，特地下发的文件勒令学生去上课的。但即便是这样，在讲到形而上知识点的时候，学生们也纷纷退出了教室。

    （二）知识分子自身人格的分裂

    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身上延续着中国士大夫文人中绵延几千年的道统，意味着他们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不仅是对自身的精神性要求，也是追求社会大群人生的大道，真理、追求知识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传道，行道。在《风雅颂》中，我们可以看到杨科身上仍然留存着中国士阶层的道统精神。他潜心于自己的学术领域，在那块自己的园地里执着地耕耘，有着很强的独立意识。在曾经居住过几位国学大师和现代著名作家的一间窄小的办公室埋头苦读与《诗经》有关的论著资料，殚精竭虑地完成专著《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同时他把讲台这块见方之地看的极其重要，流淌在他血脉中的“道统”使传授知识学问真知变成其本能。在面对满教室的学生，他没有在意这件事本身带给他的屈辱，他心里的念头是应当机立断，抓住时机，扛起教学这把大旗，把《诗经》研究最精髓的部分传授给他们。可见在杨科身上仍然体现着传统道统中的仁义。

    遗憾的是，在当下许多知识分子那里，“成长的畸形环境本来就使他们的高层次人格追求带有动力不足的先天阴影，现实的生活环境更无法为其人格系统提供出在本能需求和高层次需求之间维系平衡的必要土壤。这一切导致了他们的人格内部各层次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其对高层次人格内容的勉强坚持往往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撑，最终无法抵御本能的反噬，造成系统失衡、人格溃败。”⑧他们渴望重返精英地位，却又不断被社会体制所钳制;他们努力重建理想的价值，却又常常被实用主义所嘲弄;他们试图通过忍辱负重的方式，寻找渐渐失落的人文精神，但利益化的现实却迫使他们最终逃离自我的生存角色。因此，自我的分裂，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命运。

    小说中，从农村社会走出来的杨科的心理逻辑和思维逻辑残留大量的低级生存本能诱因，而另一方面《诗经》研究方面的杰出才能，又造就了他作为大学内优秀学者的自尊、自负。他表层自尊，内在自卑。在整个社会趋向功利化的时代背景下，发文章和出版专著需要交钱，校园的学风变得浮躁不堪，不学无术的妻子也评了职称并有了看不起他之意，本来就缺乏安全感的他自尊受到严重威胁。这时他想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方式已不再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企图写一个有学术分量的专著以通过学校的教授职称评定，企图通过追求一种更高的职称身份来维护所谓“尊严”。回家却遇到妻子和副校长通奸，貌不惊人的副校长对妻子的吸引力无疑来自权力，妻子毫无愧疚地站在副校长的一边。面对权力对自身权利的僭越与侵犯，杨科的反应也只是“泪流满面”地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求他们“下不为例”在与权力的抗争中，杨科并没有进行控诉，以揭示其丑恶的面目。面对权力的攫取，他阉割了自身的精神追求，成为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伪知识分子。

    参考文献

    [1]李欧梵：《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面向》，中华书局，2017年.

    [2]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九州出版社，2011年.

    [3]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5][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6]羅义俊：《论士与中国传统文化——钱穆的中国知识分子观》，《史林》，1997年第1期.

    [7]洪治纲，欧阳光明：《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沦与救赎——论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8]姚晓雷：《何处是归程——由<风雅颂>看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之疡》，《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注 释

    ①转引自罗义俊：《论士与中国传统文化——钱穆的中国知识分子观》，《史林》，1997年第1期，第5页.

    ②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0页.

    ③转引自罗义俊：《论士与中国传统文化——钱穆的中国知识分子观》，《史林》，1997年第1期，第5页.

    ④罗义俊：《论士与中国传统文化——钱穆的中国知识分子观》，《史林》，1997年第1期，第6页.

    ⑤[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⑥同上.

    ⑦同上，第138页.

    ⑧姚晓雷：《何处是归程——由<风雅颂>看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之疡》，《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111页.

    （作者介绍：朱莎莎，扬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